传统与转变

——读《中国城市消费革命》

* 本文得到了周晓虹教授、成伯清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Deborah S.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消费革命。不少中外学者对这次消费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对当今中国经济消费领域作了全新的、系统的、纪实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不足的,当数《中国城市消费革命》(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一书的出版1。该书的主要内容来自1997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消费文化」理论研讨会。会上除有像戴慧思(Deborah S. Davis)、赵文词(Richard Madsen)等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外,还有其他来自不同院校和系别的中国研究学者参加。本书由十四篇学术论文组成,大部分论文建立在对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西安、南京、北京、深圳等地的生活方式进行人类学、人种志考察及社会学调查的基础上,论证严谨,说理透彻。尽管各位作者的研究视角、理论侧重点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方法论上大多采取了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述消费者个体的变革(主体性的重新界定,消费者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消费者互动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揭示消费变革现象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根源。本书的重大意义是看到了消费的变革不仅是消费物品质和量的变化,而且是消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取向的变革,更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变化。

  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 「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如维克(Ann 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 Food Markets of 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弗雷泽(David 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 Oasis: Luxury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Reconfiguring Domestic Space in 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同样,吉勒特(Marris 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 in a Dress? Brides in the Hui Quarter of 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 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 Phone-to-Phone: Family Values, 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s Advice 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对中国城市消费变革的论述是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的。依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本书在质疑中国消费革命能否滋生和培育「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论述中国消费革命在变化了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有」表现。

  尽管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撰稿人认为不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虽然自1978年以来,国家从很多领域撤退,让社会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只是表面上撤退或从一些不危及其利益的领域中撤退,实际上,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监控」。

  旺克(David L. Wank)在〈香烟以及在中国商业网络中实行的控制〉("Cigarettes and Domination in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一文中谈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以维克托·尼(Victor Nee)为主要代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假定在经济的自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存在积极的一致性。维克托·尼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的下降,从而削弱具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社会整合。旺克认为建立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商品流通是镶嵌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即包括企业家之间的水平联系,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商业化的「顾客主义」联系以及企业主和「新」劳动阶级之间的「劳力规训」的关系等。因此,经济分配的自治和社会的整合并没有导致行政权力的下降;相反,在企业主和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旺克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认为7:

在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变革的结果应该被归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种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一个民主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迅速实行市场化的。

  同样,克劳思(Richard Kraus) 在〈南京公园中的公共纪念物和私人乐趣〉("Public Monuments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 A Tango in the Ru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Palace")一文中认为,在反映个人兴趣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和有助于保护和提升个人政治权利的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他不同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8,反而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公共领域,中国也不例外,但他得出了同旺克相反的结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提高消费商品的成功上,通过放弃更多的社会空间给个人占用,并且通过允许中国居民无穷占有社会资源的欲望合法化,而无意识地减少了政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这对范畴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心智结构。当把这对范畴移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时,便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偏差。在西方人士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作为两股讨价还价的力量,似乎两者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只能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国家必须从社会领域中退出,让社会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使社会成为一个强社会,而不是弱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以更好地动员人们进行市民社会的培育,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家,而不是弱国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处理这个悖论上,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从社会大部分领域撤退,使得国家的能力在减弱,如克劳思。有的则认为由于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旺克。

  迈可·曼(Michael Mann)的国家权力观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分析的思路9: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其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其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即属此类」。

由此可见,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等同的概念,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中国完全可以一方面简政放权,让各部门「自行其事」为市民社会的培育创设条件;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权威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欧文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国家对社会渗透能力的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对迅速推进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仍任重道远。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认为这场消费革命是不彻底的。尽管市场经济的发挥减少了官僚机构的再分配权力,工作单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然而,在这个转型时期,再分配的权力仍旧存在,并以决定性方式影响消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企业的成员利用职务之便,把集体的资源用于私人或个人消费,即「公款消费」。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市场所需的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私人企业通常求助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个人关系来寻求保护和获取稀缺资源。这就出现了如黄宗智所说的在国家、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的形成,并为个人和企业的「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对奢侈品的消费正好起到了这种中介作用。《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通过对炫耀性商品如保龄球、香烟等消费的论述,说明了国家政府官员、私人企业主和国营企业管理者之间如何互动来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的情况。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本书认为国家和市场的界线有时是可以逾越的,商业精英依靠从国家代理人中获得的特殊的「优待」来发展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被「殖民化」,公共资源遭到破坏。以上提出的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三

  赵文词在后记中指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自由必有限制。中国的这场消费革命也是如此。在指出伴随消费革命而来的限制的基础上,他认为在消费革命中潜伏着四种威胁:第一,关于国营企业的命运问题;第二,关于城市「新贵」的问题;第三,传统价值和工具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第四,中国是否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反消费主义的运动。本人认为以上几个问题都可归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消费主义、发展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发展主义的困境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发展主义是一种提倡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经济指标、忽略人文价值;损耗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观。自建国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发展主义:第一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一种片面、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抑制消费的发展主义;第二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它把西方发展经验普遍化为全球的「通用真理」,忽视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注定是片面、畸形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这种发展主义在中国的登陆是不争的事实,如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滑坡;一味追求功利,使得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等。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并不是和发展主义同步进行的,严格说来,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10。注重生产、忽视消费的发展主义与强调消费、疏于生产的消费主义是冲突的。在中国,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表现是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新富」为享受发展的成果,常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其「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11。激发人欲、追求功利的发展主义,铺张浪费、炫耀身份的消费主义与讲求伦理、黜奢崇俭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有矛盾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从而获取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呢?

  卢汉龙〈在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建立小康社会〉("To Be Relatively Comfortable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一文似乎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卢汉龙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构想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小康社会」的规划与传统文化如《礼记》的渊源关系,并且论述了不同社会理念下不同的消费模式和生存态势。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里,以毛为首的领导人把传统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和毛所描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混同起来。但是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使社会各方面陷入萧条、瘫痪状态时,邓小平开始了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低于「大同」社会的「小康社会」的规划,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社会存在着不平等,政府则通过法律来管理人民。

  卢汉龙认为中国是在一个有着浓郁的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中开始「小康社会」的规划的,而「小康」的社会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方面小康社会的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另外小康社会奉行的准则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的不可避免以及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等,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暗合」的。卢汉龙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如何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卢汉龙既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把邓的「小康社会」构想和《礼记》作简单对比亦有失偏颇(毕竟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另外,他也没有说清楚小康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社会主义成分和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使用。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和动力,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消费不仅有经济上的依据,而且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一定程度的消费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状况,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三类: 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通过对三类消费品的划分,马克思从一定侧面上揭示了人的三大本质需要,并且通过对人的这三类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民主状况。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与生产愈来愈依赖于消费者,受消费者所指引。由于消费直接取得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2。

  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以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作为对富足社会的追求。儒家经典如《礼记》通过对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构想的描绘,纯粹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以表达人们对一种伦理型的理想社会的诉求。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说过,贫困并不在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归根结柢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以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知足常乐的古训,社会主义信念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攫取超额利润的贪婪(西方人倾向于以物质丰裕作为对自由社会的诉求,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对此进行批判)。

  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足以使当时的人感到社会丰盛而不是贫困,那么当世界大势、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打破知足常乐、民风淳厚的农业社会时,就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经济、刺激需求、确保公平的新社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都能获得个人充分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主题,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和衡量其自身文明程度和先进水平的标准。

  邓小平审时度势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他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伦理本位向生产力本位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色:第一,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商品市场,开放社会途径,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提供各种有利条件;第二,立足传统,始终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力求在社会结构上体现社会公正,减少贫富不公,但并不像卢汉龙所分析的那样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难看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目为全世界所瞩目。但是发展主义、消费主义在中国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注释

  1;12 戴慧思(Deborah S. Davis)、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5期,页117;117-18。
  2 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107。
  3;4;5;6;7 Deborah S.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30; 1-2; 2; 13; 286.
  8 克劳思(Richard Kraus)在这一章中认为西方对中国公共领域的讨论经常把两个独立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混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是把公共领域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克劳思认为中国学者不必采用哈贝马斯的定义,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个公共领域。
  9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18。
  10; 11 成伯清:〈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页75;75。 
  13 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56。

  郑红娥 湖南教育学院法学学士、硕士,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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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层中的每个成员对待上述的那些支配性意志的态度,我们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一)暴民意识   暴民意识的本质是由于偏执在自己的主观意志中,因而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任何在价值表上高于自我意志的普遍意志的存在。所以,它把一切对自我发出命令和提出要求的外在意志都看作是否定自我意志的敌对意志。这种意识所追求的是任性的主观意志的"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由于自我意志总是处在各种外部意志的压抑和限制之中,所以,这种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又总是强烈地表现为对一切已被它转化为敌对意志的他人意志的征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