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教育学报》2006年第2期

  「英文标题」The Differ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ccess Opportunity of the Childrenin Different Strata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作者简介」

  谢作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王伟宜,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咸阳师范学院教师。

  「内容提要」在对我国部分省市区高校在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调查的基础上,从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源两方面着手分析,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目前公办高职院校是缩小各社会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距的突破口。

  「英文摘要」Based on the survey of undergraduates'family background in somehigher education in stitutions in some Provinces,cities and regions of China,and with the analysis of strata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of professions and family

  cultural resource embodied by parental education,the paper studies the differencesin higher education access opportunity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strata and findsthat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should play akey role in reducing the differences mentioned above.

  「关键词」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stratum/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difference

  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迅速。截至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步入大众化阶段。这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使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然而,入学机会的普遍增加是否有利于每个社会阶层的子女?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还存在哪些差异?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状况,本文将通过对我国不同类型高校及不同科类和专业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以及家庭不同文化资源对子女接受不同类型高校教育机会进行调查,探寻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设计

  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探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引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该研究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将当前我国的社会职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

  本文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当前我国十大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差异状况。探讨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主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另一方面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指就读于哪类高校和选读哪些科类与专业)的机会差异。

  为了解当前我国这十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情况,我们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陕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安徽、山东、上海、内蒙古等地共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学校层次及类型包括部属重点高校(9所)、公办普通本科院校(12所)、公办高职院校(16所)、民办本科(2所)、民办高职院校(6所)、独立学院(5所)。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4500份,回收问卷12350份,回收率85%;其中有效问卷11645份,有效率94%。

  调查结果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同时,采用辈出率[2]和描述统计等方法来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程度。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差异

  对回收的11645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表1中十大阶层的比例引用了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的研究成果。[3]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这五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2.30—5.81,约为平均数1的2—6倍,表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所拥有的入学机会远高于十大阶层的平均水平;而“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五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低于平均数1,说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中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为14倍,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4倍。在十大阶层中,个体工商户尤其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迅速增加,这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无关系,本文第二小点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总之,从整个高等学校系统来说,各阶层子女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差异,出身于较高阶层的子女拥有比出身于较低阶层子女更多的入学机会。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差异。



  (二)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不同类别高校教育的机会差异

  此次调查的高校共涉及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公办高职院校、民办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等6类高校,各类高校学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比例与辈出率见表1.

  1.部属重点高校

  在部属重点高校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这四个社会较高阶层家庭的辈出率为2.71—5.34,约为平均数1的3—5倍。办事人员阶层的辈出率接近于1,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辈出率略高于1,为1.46.而“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四个社会较低阶层家庭的辈出率则远低于平均数1.其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18倍,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此差异大于上述整个高等学校系统的入学机会差异。这表明,部属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上层子女,而对于那些底层社会的子女而言,其进重点高校的机会是相当有限的。

  由于重点高校对学习成绩要求高,同时又因其资源的有限性,中下阶层子女大多数是无法进部属重点高校的。因此,要依靠该类高校(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是很困难,也是不现实的。

  同时,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阶段,重点高校有理由保持其精英性,重心仍然应在培养“精英”。

  2.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表1显示,公办普通本科院校中各阶层辈出率的差异情况基本上类似于部属重点高校辈出率的分布情况,所不同的是,相对部属重点高校辈出率而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五个阶层的辈出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四个阶层的辈出率则有所上升(农业劳动者阶层辈出率变化甚微)。这表明,在公办普通本科院校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在逐步缩小,其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8倍。最高的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最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但由于我国近几年高校连续扩招,基本上充分利用了该类高校的现有资源,甚至出现“挖潜”挖过头的现象。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在现有基础上再继续扩大规模的空间有限。因此,目前该类高校在缩小社会阶层入学机会差异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3.公办高职院校

  在公办高职院校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辈出率仍存在差异,但差异的程度远小于部属重点大学与公办本科高校的差异。如,居社会中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的辈出率比部属重点大学和公办本科高校同阶层的辈出率有所降低;同时,像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这些较低阶层子女在此类院校中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这说明以培养面向地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为主,具有地域性和实用性的公办高职院校,为大量低阶层子女提供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因此,当前公办高职院校具有承担起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有利条件。

  4.民办高校

  表1可见,在民办本科院校里,辈出率位于第一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且辈出率竟高达19.14,远高于前三类高校中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辈出率。此外,经理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两个阶层的辈出率也均高于前面三类高校相应阶层的辈出率,分别为3.75和3.90.其中高低阶层辈出率的最大差距约为160倍,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进民办本科院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60倍,同时也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87倍。另外,与前述几类高校相比,在民办本科院校中,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几个阶层的辈出率很低,分别为0.49、0.22和0.12.这表明,像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这些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其子女在民办本科院校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而没有多少经济资源的下层社会子女则更多地因昂贵的学费而被拒之门外。

  在民办高职院校里,各阶层间辈出率的差异虽没有民办本科院校中的大,但差异仍很显著。辈出率位于第一的仍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为10.13,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辈出率(0.37)的27倍。

  可见,在主要依靠学费和银行贷款滚动发展的民办高校中,不同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成了影响该阶层辈出率的重要因素。在所调查的几所民办高校当中,年收费标准大都在6500元—16000元之间,昂贵的学费对没有多少经济资源的社会低阶层子女来说是个很难逾越的门槛。

  5.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中各阶层辈出率差异与民办高校尤其民办本科院校中的相近。辈出率最高的仍然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为13.30,而辈出率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仅为0.19,二者差距为70倍,即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就读独立学院的机会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70倍。很明显,像经理人员(其辈出率也较高,为5.09)和私营企业主这些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子女,在独立学院中拥有更多的入学机会。

  为了进一步比较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我们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十大社会阶层在各类高校中辈出率的差异程度,见表2.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六类高校里,公办高职院校的辈出率标准差最小,其次为公办本科院校、部属重点高校、民办高职院校、独立学院,最后为民办本科院校。这说明,相对于其他类型高校而言,公办高职院校中各阶层辈出率差异最小,即公办高职院校中各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



  注:根据各类高校中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由于各类高校在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当前可选择公办高职院校作为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突破口。公办高职院校已经具备了地域分布广泛和实用性强等优点,有利于社会低阶层子女入学。

  (三)各阶层子女在科类选择及专业入读上的机会差异

  上文分析了社会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入学机会差异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各阶层子女在选择科类及就读专业方面的机会状况。此处主要以部属重点大学为例进行分析。课题调查的九所部属重点高校中的科类包括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医学和管理学七大科类,有效样本2364个。某社会阶层子女就读于不同科类中的机会是一种假设进入高等教育后的条件概率,它的表达公式为:条件概率=出身于阶层A 的在某一科类就读的大学生/出身于阶层A 的大学生。[4]条件概率反映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入学机会。因此,文章将采用条件概率这一指标来分析各阶层子女在不同科类及专业中的入学机会差异状况。

  各阶层子女在这七大科类中的分布情况见表3.表中显示,每个阶层的子女在文、理、工、管四科中所占的比例均在80%以上,这说明,这四科囊括了五分之四多的就读机会。因此,探讨各阶层子女在这四科中的机会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的分析便主要以这四科为主。表3中各阶层子女在文、理、工、管四科中所占的比例似乎表明,各阶层子女在这四科中就读的机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像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这四科中的比例为89.7%,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相应比例为89.1%,二者差距并不大。实际上,这四大科类中包含了众多的专业,每个专业所体现的入学风险和预期收益是不同的,只有对各个阶层的子女在每个科类中所选读的具体专业做详细的分析,才能对各阶层子女间在科类及专业中的机会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为此,我们对各阶层子女在这四大科类中所选读的具体专业,按热门、一般和冷门专业进行划分和抽取,并进行了统计,见表4.接下来,我们将对各阶层子女在这四大科类中就读的具体专业情况进行分析。

  1.各阶层子女在文科专业中的机会差异

  文科抽取了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音乐教育和英语教育。

  在汉语言文学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三个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稍高于其他阶层子女,而其余几个阶层子女间(除私营企业主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外)的条件概率比较均衡。其中,前五个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为30.2%,后五个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为29.1%(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在分析各阶层子女在专业中的机会差异时将十大阶层中的前五个阶层称为上层,后五个阶层为下层。),二者差距很小。

  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形成对比的是,在音乐教育专业中,各阶层子女间的机会分布差距就比较大。条件概率最高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为12.2%,其次为个体工商户和经理人员两个阶层子女,接下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而底层社会子女就读音乐教育专业的机会则相当有限,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子女竟无一人就读该专业,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选择该专业的条件概率也仅仅为0.3%。其中,上层社会子女所占比例高达25.2%,而下层社会子女的比例仅为7.6%,二者差距很大。



  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该专业就学成本很高,年收费大都在8000元甚至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就读该专业需要早期大量的经济投入。高昂的就学成本使没有多少经济基础的下层社会子女不得不放弃选择该专业,而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这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阶层子女则有更多的机会选读音乐教育专业。

  英语教育专业中,机会的分布倾向于中下阶层子女。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为8.0%,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也较高,为6.1%。而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却不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就读英语教育专业的条件概率只有3.4%。其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20.8%,而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较高,为30.2%。下层社会子女就读比例的升高,主要是由于作为师范类专业,该收费标准比较低,为大量底层社会子女提供了一定的就读机会。

  2.各阶层子女在理科专业中的机会差异

  理科抽取了四个专业,分别是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应用化学和环境科学。

  首先来看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和应用化学这三个较为普通的专业。在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中,机会的分布较多地倾向于上层社会子女,其条件概率为50.4%;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40.6%,二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而在物理学专业中,上下阶层子女间的机会差距却很小,上层为57%,下层为56.3%。在应用化学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条件概率为66%,下层为117.7%。这说明,在应用化学专业中,下层社会子女拥有更多的机会。其次,在较为热门的环境科学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拥有更多的机会,其条件概率为21.6%,而下层仅为11.1%。

  3.各阶层子女在工科专业中的机会差异

  工科抽取了四个专业,一个普通专业,通信工程;两个较为冷门的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石油及天然气储藏与运输;一个较热门的专业,软件工程。

  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石油及天然气储藏与运输这两个冷门的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分别为3.1%和19.3%,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17.2%和29.6%。很明显,在这两个专业中,下层社会子女占有较多的机会。通信工程专业中,上、下社会阶层子女差距较小,二者的条件概率分别为30.9%和31.4%。在软件工程这一热门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55.8%,而下层只有23.2%,二者差距很大。上层社会子女所拥有的机会为下层社会子女的2.4倍。这显示,上层社会子女尤其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在该热门专业中拥有更多的机会,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4.各阶层子女在管理学科专业中的机会差异

  管理学科抽取了三个专业,两个较为热门的专业,工商管理和会计,一个较冷门专业,行政管理。在工商管理和会计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分别为40%和66.4%,而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仅为27.5%和36.4%,二者差距较大。其中,在会计专业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的条件概率分别为18.6%和18.4%,拥有的机会明显多于其他阶层子女。而在行政管理这一普通专业中,上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仅为13.1%,下层社会子女的条件概率为42%。这显示出,在该普通专业中,下层社会子女获得较多的就读机会。



  注:黑体字为热门专业或收费较高的专业。

  上述分析表明,在部属重点大学中,科类方面入学机会的差异与各科类设置的专业数量及招收的人数不同有关。相对于其他科类来讲,文、理、工、管四科设置的专业较多并每年招收的人数也较多,因此有更多的人选择这四科。就所调查的专业所能代表的范围而言,各阶层子女在具体入读的专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上,上层社会子女在就学成本较高或较为热门的专业中拥有更多的机会,相反,下层社会子女则在那些冷门的专业收费较低的师范类专业或基础理论专业中机会较多。其原因是,上层社会子女,由于其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所以在选择专业时更多地是考虑该专业的个人预期收益,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预期收益较高的热门专业;而底层社会子女则相反,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降低入学风险及就学成本以便获得入学机会,因而这些子女更多地选读那些相对冷门的或收费较低的专业。

  (四)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目前我国社会学家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在三个资源中,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最难在短时期内有质的改变。那么,家庭不同文化资源对其子女接受不同类型高等学校教育机会的差异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就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此,下文将从代表家庭文化资源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角度来分析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入学机会的差异情况。

  首先,探讨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状况。

  表5显示,在所有抽样调查的学生当中,辈出率是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其子女上大学的入学机会仅是平均数的1/3多(辈出率为0.33)。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初中的,辈出率也小于1;而父亲受教育程度是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辈出率则高达2.63和3.55.

  辈出率随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这一现象表明,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子女享有的入学机会在增加;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享有的入学机会越多。正是通过教育系统,父亲将其拥有的精英文化传递给了下一代,而这一精英文化遗产可以在子女身上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以使其子女易于或更有可能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相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的家庭子女而言)。父辈文化方面的非均衡状态通过教育这一中介,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给了子女,从而不中断地维护着文化方面的非均衡状态。正因为如此,父亲的文化程度对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父亲拥有的精英文化资源的多少,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子女能够拥有多少入学机会。



  教育资源的这种代际传递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之中。表5显示,在每类高校里,辈出率总体上是随着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至于在公办高职和民办高职院校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辈出率略低于高中或中专的辈出率,其原因之一是高学历的父亲对子女的学历有更高的期望,下文将一并阐述)。但从表5各列来看,各类型高校之间,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下的(不包括大专),父亲受教育程度相同时的各辈出率间差异很小。如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时,在六类高校中的辈出率分别为0.75、0.86、0.99、0.85、0.78和0.63.这说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下的对其子女进入哪一类高校就读影响很小。

  但是,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时,辈出率在各类高校中的差异却较大。最高的是部属重点高校,为5.58,而最低的为公立高职院校,为1.97,高低辈出率间相差2.8倍。这表明:越是精英文化,其代际传递性越强,子女有更多的机会就读于较高层次的高校。

  此外,在民办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当中,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其辈出率会明显高于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和公办高职院校的,而独立学院中的辈出率甚至与部属重点高校的辈出率接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更重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子女无法考上公办本科高校时,他们会借助家庭经济资源帮助子女进民办本科高等学校或独立学院。同时,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一般来说都有相对较高的收入,有能力支付民办本科高校或独立学院较高的学费。民办本科高校高昂的学费对此类家庭并不会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此类家庭子女在民办本科高校中便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后文在分析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时,辈出率在这几类院校中较高也是由于同样的缘故)。

  此外,为了探讨各类高校中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源的子女入学机会的差异程度,我们同样采用方差分析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中辈出率的差异程度,见表6.从表6中可以看出,与其他类型高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当中,辈出率的标准差最小,仅为1.10,即辈出率差异程度最小(相对于辈出率的均数而言)。这表明,在公办高职院校中,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源的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相对于其他类型高校来讲最小。由于文化资源的形成与代际传递并非朝夕之事,因此,目前通过公办高职院校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尤其拥有较少甚至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的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以便缩小不同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注:根据各类高校中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接着,我们分析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入学机会的情况。从表7中可以看到,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无论是在拥有多少入学机会还是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即就读于哪类高校方面,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大致相同,不再赘述。然而,稍有不同的是,在所有样本当中,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辈出率均高于受同等教育程度的父亲的辈出率,而且辈出率差异随彼此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愈加明显;另一方面,在每种类型的高校中,母亲受教育程度的辈出率也都高于受同等教育程度父亲的辈出率(只有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和公办高职院校中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时的辈出率略低于父亲相应的辈出率)。尤其是在部属重点高校和独立学院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的辈出率更高,分别为7.20和7.12,远高于相应的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的辈出率——分别为5.58和5.40.这种现象说明,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的文化资源尤其优势文化资源代际传递性更强,从而对子女的入学机会影响也更大。



  同样,我们对各类高校中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也进行了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类型高校而言,公办高职院校中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差异最小;因此,当前公办高职院校同样是缩小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子女入学机会差异的较为合适的高等教育机构。



  注:根据各类高校中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的辈出率分析得出。

  从上述进行的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文化阶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往往比较顽固,不太容易受家庭其他背景因素的干扰而出现大幅度波动”,[5]同时文化资源的形成与代际传递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并非朝夕之事,因此,目前通过公办高职院校为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尤其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以便缩小这些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则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以职业为主的社会阶层和以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源两方面所进行的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及科类和专业中机会差异的分析,初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目前各社会阶层子女在拥有多少以及拥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总体上,中上层社会子女拥有比下层社会子女更多的入学机会。

  2.各阶层子女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入学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高校而言,公办高职院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较小。因此,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当中,就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教育机构来看,当前可以通过公立高职院校缩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换句话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当中,公立高职院校为社会中下阶层子女提供了相对较多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可作为缩小我国各社会阶层子女尤其上层与下层社会子女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突破口。

  3.各阶层子女在不同科类中的入学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讲,十大阶层子女当中,更多的人就读于文、理、工、管四科。而就文、理、工、管这四科而言,不同阶层子女间也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阶层子女大多选读该四科中的一些较热门或收费较高的专业;而低收入阶层子女更多的是选择那些基础理论或收费较低的专业。

  科类方面入学机会的差异源于各阶层子女在选择某科类中的具体专业时对该专业的入学风险和预期收益给予了不同的关注。高收入阶层同样也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子女由于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因此,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多地是考虑该专业的个人预期收益;而低收入阶层子女则相反,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降低入学风险以便获得一定的入学机会。

  4.作为家庭文化资源代表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看,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拥有的入学机会就越多;而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其子女拥有更多的进入部属重点院校这类较高层次高校就读的机会。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更为显著。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表明,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而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

  在公办高职院校中,拥有不同家庭文化资源的子女间的入学机会差异程度相对于其他类型高校来讲最小。由于文化资源的形成与代际传递并非朝夕之事,因此,目前通过公办高职院校为拥有不同文化资源尤其拥有较少甚至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的家庭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以便缩小不同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说明:

  为了减少误差,本文在计算父母不同受教育程度辈出率时,没有采用相应受教育程度人口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而是用40—59岁年龄段的人口作为代替。同时,用全国该年龄段男性和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各级教育中的分布比例(数据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4—1的统计结果,其中,小学及以下人数包括了人口普查表4—1中未上过学和扫盲班的人数。)分别作为计算被调查学生父亲和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时辈出率的分母。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批准号:AIA030007)”中期成果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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