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从北京发回一篇有关中国博客的文章1,用十分煽情的笔调写道:

  与国民党展开的殊死较量,同美军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激战,以及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最后都让中国共产党「幸存」下来。可是,眼下共产党可能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网。

  纪思道说,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开始在中国扮演媒体监督的角色,尽管中共力图对此加以压制,但终将是徒劳无功的。显然,在西方,对中国的网络控制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中国互联网整体发展的关注。西方观察家于此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任何事情都不会取得显著的进展。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国上网用户总数为1.03亿人,其中宽带上网的人数增长迅猛,首次超过网民的一半,达到5,300万人。中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这一报告发布的同一天,《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刊登彭博(Bloomberg)通讯社记者米勒(Matthew R. Miller)在香港发出的报导2,指出中国和印度在网络发展上的一个悖论:印度拥有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媒介,但印度的网络市场却远远没有中国繁荣。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差不多,但上网用户只有2,400万,不到中国网民的四分之一。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网络的基础设施上作了大量投资。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政府投入电信网络的资金达1,380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在线收入──包括广告、网络游戏和无线增值服务等等──达十一亿美元,根据伦敦WPP集团媒介购买部门的预计,2005年还将有30%的增幅。

  无可否认,中国政府确实对网络实施了严格控制,接连不断的禁令实际上一直和网络的飞速发展相伴相随。然而,中国的网络控制和信息流动呈现出远较西方媒介所批评的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形态。中国政府仍在学习与互联网这个多元、复杂的怪物相处,恰在此时,博客登场了。

一 博客在中国的兴起及其背景

  中国二十五年来的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上升,中国百多年来悲情和屈辱的「第三世界」形象开始退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290美元,而印度只有620美元。中国成为一个实力正在迅速增长、逐渐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

  伴随著这种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关心及参与程度大为提高。但是,改革二十五年来一手松(经济)、一手紧(政治)的局面始终未曾改变。媒体资讯的审查和控制制度与正在走向全球化轨道的中国经济形成落差。对重大问题变相的「舆论一律」依然是中国媒体的特色。当今一般中国百姓如果想要表达意见,很难在传统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上自由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意志」一旦发现网络这一崭新的表达和传播平台,就极为迅速地向两个出口宣泄: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

  无疑这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样毫无疑问地,这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消费主义正在逐步确立其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消费文化或曰大众文化已经迅速地喂养了几代「新人」,建构著他们感知、表达和理解世界的文化结构。在商品大潮的无可避免的冲击下,「崇高」、「伟大」被无情地解构了,年轻人普遍显示出对政治的厌倦和对被商品淹没的世俗生活的亲近,争取更好的生活的世俗梦想导致了一种强烈的个体性意识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为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的广大人群提供了某种精神鸦片。大多数网民上网的目的不是谈论政治,而是阅读奇闻和流言、聊天交友、抒发个人情感和玩网络游戏。因此,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

  中国民用与商用化的互联网,至今发展已逾十年。十年间,中国互联网以最浓缩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与成熟过程。从1998年到2000年令人晕眩的顶峰迅速滑落至黑暗的低谷,度过了几年的沉寂后,2004年,互联网公司出现了新一轮的融资、上市热潮,中国互联网不再单纯是美国互联网的复制。互联网用户的规模化增长、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增值服务市场的融合、网络游戏的开拓发展等等,已经使得互联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有了中国特色、中国个性和中国底蕴。到2005年,中国网民突破一亿大关,有一亿网民的规模做基础,任何一个互联网的应用,都将催生非常可观的产业。

二 中国的三类博客

  在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中,博客服务是新增加的调查内容,调查结果显示,有10.5%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经常使用博客。

  比CNNIC的统计发布稍早一些,2005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良发布《2005年中国五城市互联网使用现状及影响调查报告》。调查的目标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报告对有关使用博客的情况说:「博客是最新兴起的交流工具,同时具有很强的个人发布功能,它在短短时间里得到三分之一网民的采用实为惊人,仍然在快速的扩散之中。」

  上述调查说法不一,我们也很难获得一个有关中国博客的准确数字。但毫无疑问,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写作博客日志的人群迅速增加,并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社区;软件工具花样翻新,博客日志的生成和维护都变得愈来愈容易;链接呈几何级数增长,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博客托管服务商,微软的「MSN共享空间」(spaces.msn.com)也在中国推出。

  在前文所讲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博客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愤青」博客。国内外的新闻媒体都注意到了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愤青」现象。作为一种称谓的「愤青」,媒体在使用的时候常常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个语义很复杂的辞汇。「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这里的「愤怒」,与个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无关,而是指较为明显地流露出对某些社会制度和现象的强烈不满;这里的「青年」,更多的限于当代城市知识青年这样一个特定群体。

  在很大程度上,「愤青」这个词可以当作褒义来用,也就是说,「愤青」是懂得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义愤、有一定见识的青年,而不是只会发泄情绪的无理取闹者。你不能不承认,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确实有一些让人不得不愤怒的现象和事情。

  2005年6月10日下午,洪水冲进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小学,逾百名小学生遇难,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追究责任之声四起。然而,官方却下达禁令,严格控制新闻报导,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先是对灾难保持缄默,然后又刻意低调,将新闻报导放到非常不显眼的位置上。黑龙江省地方电视台为了给「哈尔滨洽商会」开幕营造气氛,在当日地方新闻中对这起惨案竟然没有报导一个字。

  惨案发生后,政府当局以防止疫情扩散为由,在沙兰镇实行戒严,车辆不准进入镇内,封锁消息,避免媒体继续大篇幅报导灾情。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实行舆论导向,集中报导领导人巡视的内容。当地官员则推卸责任,坚称沙兰镇夺命洪水「两百年一遇」,把洪灾强调为「天灾」,以掩饰「人祸」的责任。

  中国很早就有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南方周末》记者赴灾区采写沙兰镇洪灾惨案的报导被当局封杀。然而,这些报导很快就在网络博客上出现;记者并且一反常例,在网上发布了〈沙兰镇采访手记〉,其中说3:

一次又一次,我们写了稿子,留在自己的电脑里,留在公共信箱里。那么多事情,过去就算了。这一次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不妨从采写技术的角度,做一点儿业务思考,跟同行交流。

在采访手记中,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灾害只是沙兰镇洪灾惨案的部分原因,「沙兰镇灾难出现之前的核心事实是当地下层官员的疏忽冷漠,事后的核心事实则是当地官方整体上的谎言蒙蔽。」他还公布了为规避报社的风险,在自我克制的情况下没有写到的信息。他还秉笔直书了作为一个有话不能说的记者的痛苦4:

在沙兰镇,我和同事无数次被村民们嘲讽:「光采访有甚么用,采访完了不播,你们都不说真话!」当时我们曾经答应他们,尽量说真话。我们说,我们跟甚么甚么不一样,我们会尽力的。因此我现在写出这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当时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有几百人,如果有一天再去沙兰镇,希望我们都能问心无愧。罗伯特•潘•沃伦有句诗说:上帝爱世界,因它之所是。昨天我不爱这个世界,而今天我能爱这个世界一刻,区别仅仅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过。

  在中国国内,博客以亲历者或目击者的身份,参与重大事件报导的例子尚不多见。但获得信息和阅读新闻以后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博客看来是十分正当和平常的事情。互联网以其表达自由、交流平等的特性,构成了「愤青」的重要信息源泉和言论媒介,也是他们彼此沟通的有效渠道。他们借用互联网这一新型传媒为他们提供的不可多得的机会和空间,尽情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先是BBS论坛,后是博客,成为青年知识份子和大学生批判话语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网民似乎比其他国家的网民更热衷于在互联网上谈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问题,这是因为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是他们关于这类问题比较能够畅所欲言的地方。由郭良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十二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验证了这个直观的感觉: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9.2%的网民和77.4%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更加了解政治」;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以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在这四个问题上,中国人比美国人的期待都要强烈得多。

  在中国现时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通过网络言论平台更多地在涉及对外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弱势族群正当权益问题上发表意见。好的一面在于,这或许开启了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不足的地方则是,网络上充斥著大量幼稚和偏激的言论,批判情绪还没能上升为系统化的思考,网民也没有养成通过理性讨论来进行判断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第二类是「小资」博客。「小资」即小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这个一度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辞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作为身份认同机制的「小资生活」大致包含了如下内涵:一定的经济实力、生活的稳定感、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同时「品牌化」、敏锐的时尚意识,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它是中国市场经济活跃、都市文化发育、审美文化消费浪潮兴起过程中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没有社会的自由度和公共空间的开放,就不会存在「小资」。所以,「小资」的出现也是一种好事,表明中国人的都市生活愈来愈丰富,自由选择的空间愈来愈大。

  同时,「小资」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反映出在一种看得见、摸得著、感受得到的现世生活中,宏大的理想、庄严的终极价值在走向失落。正如一个「小资」写作者所说:「每每有人跟我提高尚、崇高、神圣、理想等词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在他的殿堂中,给不给我上厕所。」意识形态集权和精英主义理想遭到了空前的肢解。它们要么被「小资」爱情所软化,要么被一种转瞬即逝的都市时尚所取代。

  人们总是喜欢将「小资」和「愤青」对立起来,「小资」重时尚和生活,「愤青」重言论和思想。但其实二者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都是从大众中剥离出来的个性化的产物,而且他们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在有愈来愈多有形/无形的禁区管制著「愤青」时,不「小资」,还能怎样?

  在中国的博客圈子里,反政治的(anti-politics)气氛是存在的。大多数中国博客最关心的是个人情感,拥有250万博客的中国博客网(www.blogcn.com)是用户量最大的中文博客托管商,它就以年轻女性写的心情类文学作品为主,甚至作品风格都很相似。而且,促使博客真正在中国广为传播的也是这一类博客,因撰写私人性爱日记而轰动社会的木子美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全国声名的博客。此后,出现了「竹影青瞳」的私情告白,「芙蓉姐姐」的顾影自怜,还有「菊花姐姐」、「流氓燕」、「红衣教主」等等,以及全体「超级女生」预备队,博客真正为中国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过程。

  第三类是商人博客。对于博客淘金者来说,还有比拥有1.03亿互联网用户和3.35亿手机用户的中国更吸引人的市场吗?愈来愈多人开始谈论博客商业化,国内几个博客网站如博客网(www.bokee.com)、中国博客网和BlogBus纷纷获得风险投资,前两家网站都提出「2008年去Nasdaq上市」的口号。目前的问题在于,博客服务商还没有解决如何盈利的问题。博客是一种正在席卷全球的现象与力量,在中国的蔓延速度惊人,如何把超强的人气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变为商业利益,始终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命题。

  到2004年底,中国博客群体大部分是学生和女性,2005年在博客商业化的进程中,这两个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商人博客在想方设法地吸纳「愤青」博客和「小资」博客。博客网的改版就是明证,它在新域名推出后,大量增加生活化、娱乐化的内容,以便推动博客大众化阶段的到来。他们不但「收编」了木子美当市场经理,还拉拢了竹影青瞳、流氓燕、芙蓉姐姐等「网络女红人」,并且还推出一个「超级女声重装上阵」的活动……这招致了一些「老博客」的反对,反对者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博客的商业化将会严重侵害博客崇尚自由的精神本质。

三 中国政府对待博客的态度和做法

  自1994年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制定了六十多个旨在控制互联网内容、表达行为的法律,初步确立了一整套调整网络空间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对互联网上自由流动的信息和言论表达提出了严格要求,政府的有关机构也在贯彻这些规定方面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证政府倡导和立法机构制定的这些法律和法规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全面实施。专门监控网络过滤和审查的大学合作机构「公开网络倡议」(The OpenNet Initiative)称中国「运行著世界上范围最大的、技术先进的、覆盖面最广的网络过滤系统」,这一系统由「同样复杂的法律法规体系」所支撑。

  中国是少数以独立的法律来控制网上言论的国家之一。这些法律规定实际上还是把互联网等同于传统媒体,就像对待传统媒体一样来对待互联网;在某些方面,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管和限制,还超过了对于传统媒体的监管和限制的力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一个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扩大化的「互联网出版」概念,来解释和约束网络世界的复杂行为:它不区分经营性与非经营性的互联网信息提供者,不坚持复制发行这一「出版」概念,更不区别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作品,将几乎一切有选择性的登载和发送作品的信息传播行为均纳入「互联网出版」的主体审查制度。

  其次,政府不仅全面控制与互联网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通过专门的法律,使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直接介入对网络内容的控制和管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欲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方能实行经营性信息服务,而非经营性信息服务也需要备案后方能实行。对于电子公告(BBS)部分亦规定:未经专项批准或专项备案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开展电子公告服务。

  再次,针对网络新闻的管制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了「互联网新闻」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导、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导、评论。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界定,则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将时政类BBS、短信列为互联网新闻的两大类,这是以往没有的。根据此规定,非新闻单位设立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也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而且此种单位应当是中央新闻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仅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除了规章的限制,中国还在互联网上设置了过滤系统。这种过滤遍及应用、接入点、ISP和骨干网等各个层面,影响到网站、电子邮件、论坛、大学BBS、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等各种类型的信息传播。过滤的内容包括色情、法轮功、政治话题、少数民族话题等等。

  随著博客成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管道,有关部门已经将博客服务提供商(BSP)纳入了互联网内容服务管理的轨道。2004年3月,因博客讨论的内容「出轨」,中国的三大BSP服务商blogcn.com、blogbus.com和blogdriver.com曾被短暂关闭。此后,中国的BSP都安装了内容控制的软件,并雇有专门员工对博客日志进行动态的删节和处理。

  2005年,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政府在博客的控制上投入了更大的资源。「MSN共享空间」开始审查中国博客作者内容,对诸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词语进行检查,微软称,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其运作过程必须符合当地法律。一些国外的BSP接连被封:全球著名BSP服务商TypePad所提供的博客服务中,采用*.blogs.com二级域名的博客自6月21日起已被大陆屏蔽,如同之前长期遭屏蔽的*.blogspot.com的博客一样。一周之内,Blogsome和Weblog.us也面临了同样的命运。

  从3月到6月,关于《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的争论在互联网上特别是众多博客网站上蔓延开来。3月20日起正式实施的这一办法,规定非经营性网站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进行备案,未及时备案将关闭网站并可罚款一万元。非经营性网站包括个人网站和个人独立的博客日志。《管理办法》要求提供真实的个人资料,每年审核并且信息内容必须「合法」。新浪科技概括说:境内网站将有自己的「身份证」──备案登记号5。大量博客对此持恐惧和抵触心态,认为备案带来了网站所有者的实名制,备案后要将备案电子验证标识放置在网站指定位置,还要链结到信息产业部备案管理系统以供查询。这样一来,网站管理者的身份一查即清,有利于当局对言论的控制。

  凡此种种,都造成了对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和通讯自由的侵犯,和对学术交流、信息传播及电子商务活动的重大制约。

四 博客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尽管中国博客的发展很迅猛,但它对过亿的网民仍然是一种崭新的沟通和交流工具。

  从中国目前活跃的博客群体来看,博客现象的兴起代表著平民的崛起。过去的主导话语是国家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而博客话语则是市民主义的,话语权力发生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人民网的一位网友如此说6:

信息化和民主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性成果,就是平民取得了话语权,官员、记者、专家一统天下「喉舌」的时代──结束了!所有的「特权话语阶层」人士,都必须适应这个平民话语的时代。

  平民获得了自己独立的言说权力之后,「民意」开始在中国当代社会现身。由于大陆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能够准确检测民意和充分表达民意的机制,博客等网络交流手段成为社会传递民意的有效途径。

  中国很少有「新闻自由」的提法,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但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在不断恶化。民意表达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畅,「上访」经常遭受打压,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更是禁忌重重,「门虽设而常关」。自由公正的选举更是遥遥无期。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机制,大陆也就存在一种制度性的不稳定因素。对「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的不断强调,实际上既意味著当局对「民怨沸腾」的危机感之强烈,也意味著一种严重的政治焦虑。

  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局,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自由开放的媒体,鼓励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直接沟通,提供有效的渠道让公民参与国家事务。从2003年开始,互联网已经开始对中国舆论生态产生巨大冲击,形成了网络媒体上的「舆论监督」比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来得更猛烈、更尖锐的局面。博客的出现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公共论坛的形成和公共讨论的发达。

  同时,与传统媒体相比,博客所表达的观点和所体现的态度都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必须看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成分和社会构成都不再是「铁板一块」,传统的意识形态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对这种新旧杂陈的局面,中国的受控媒体给出的描述和判断往往是单一的、简单化的,无助于形成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批判的、创造性的、在思想上自主的个体。与之相反,博客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新媒体,能够鼓励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成长,推动中国社会养成自由表达的习惯,和听取自由表达的习惯。

  博客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宽容度,而在一个充满分歧和对抗的社会,宽容就是最伟大的美德。应力争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使得曾经遭到极度否定的人的价值和权利──信仰和思想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等等──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博客的兴起,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表现之一,更多个人通过网络加入到公共领域中,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促进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

  注释
  1 Nicholas D. Kristof, "Death by a Thousand Blogs",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y 2005.
  2 Matthew R. Miller, "A Censored Market That Delive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1 July 2005. 
  3、4 〈南方周末未能刊发的两篇沙兰镇水灾报导记者采访手记〉,见 
  www.cncitizen.org/article.php?articleid=1406。
  5 〈网站将有「身份证」 六月未备案者将被关闭〉,见http://tech.sina.com.cn/i/2005-05-27/1641620215.shtml。 
  6 朱卫华:〈别拿「网络民族主义」说事儿〉,见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708/3203547.html。 

  胡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博士生,从事网络研究十年,著有《网络为王》等,译有《数字化生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