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中央电视台首次邀请了香港歌星张明明和台湾歌星奚秀兰登台公开演唱流行音乐,他们的表演像示范,产生出一种政策的效力,因为此后,大陆流行音乐结束了地下活动的历史,大踏步地迈入中国的文化工业的进程;然而1983年底党中央刚刚发出反精神污染的文件,流行音乐恰恰属于精神污染形式之一。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什么呢?本文试图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1979年以来怎样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来考察它,即把它与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置于同一个背景中来考察其历史含义。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1、引言:重新认识及其方法;2、怎样结束文化大革命:一个焦点;3、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与知识分子的解放;4、《祝酒歌》与《乡恋》:从自由的庆典到快感的革命;5、音乐传播:从文化到文化工业;6、电视媒介:音乐与政治。

  「关键词」音乐传播/思想解放/知识分子/文化工业/文化大革命

  引言:重新认识及其方法

  1984年是中国音乐生活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年,因为,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开禁永远地与这一年联系了在一起。

  “春节电视联欢晚会”是中央电视台于1983年新开设的一个节目。它的出现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是,剧场演出形式的音乐晚会第一次以电子媒介的方式传播出来:全国人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方共享同一场表演,开了电视音乐晚会的先例,电视台因此成为音乐传播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之一。翌年,即1984年,中央电视台又开一个先河,那就是首次邀请两位港台歌星(张明敏和奚秀兰)赴大陆参加第二届春节电视联欢晚会。一个大陆的电视媒介邀请两位海外的流行歌星在亿万大陆人的眼前演唱大众音乐,这不啻一个巨型“文化炸弹”的爆炸。在此之前,流行音乐在大陆一直被以“靡靡之音”和“精神污染”的恶名,是一个“一切向钱看”这个腐朽思想的产物;尤其是三个月前,邓小平刚刚发话[i],说“精神产品的商业化”已经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继之,共产党中央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电视台本应该积极配合,播放一些革命歌曲才是,然而,它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不是一个矛盾么!?

  它确实是一个矛盾,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其重要性不亚于此前两件大事的意义:一个是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另一个是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前一个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分子从“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臭老九”的污蔑中解放出来,从此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找到了它的原动力;后一个将文学艺术从“为政治服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此,人民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创作和评论不再受行政命令的横加干涉,艺术家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上依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中国的文艺又开始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历史[ii];前者被形容为“科学的春天来了”,后者为“艺术的春天来了”。这一次,虽然没有被称为“流行音乐的春天来了”,但是,当时从事流行音乐的那些音乐人心中一定多少是感到了春天的气息的,因为这件事似乎是在暗示他们,流行音乐不再是“靡靡之音”,不再是“精神污染”,他们再也不用瞻前顾后,心有戚戚焉。

  有人认为,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iii]:第一次开始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第二次开始于1992年姓“社”姓“资”的讨论;第三次则是1997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84年流行音乐的开禁正好发生在第一次思想解放中。这就为我们看待1984年的“春节电视晚会”提供了一种参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它所从出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与它的关系来考察它。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追问:它是否一如它向我们所呈现的样子?这就提出一个重新认识的任务和必要性,因此,我们至少应该尝试返回其历史文本中来考察它的方法重新认识一次。

  怎样结束文化大革命:一个焦点

  这个历史文本的开头始于“四人帮”的倒台。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悉数被捕。10个月之后,即1977年8月12日,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iv].然而,以文件的方式“宣布”结束,是否等于实际的结束呢?事实上,正是这种“宣布结束”与“实际结束”的不一致才引发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华国锋在其政治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而另一方面,他又极力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认为“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为此提出了四个坚持:1,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3,坚持反右,反对反左;4,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同时还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v].而在这之前,即1977年2月7日,他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vi].“四个坚持”只不过是“两个凡是”的具体化,——这种思想路线,一则与现代化经济建设相矛盾,因为,“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的方式”仍旧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完全不适于现代化建设:政治挂帅,意味着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必然要在两个阶级之间划清界限,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政治挂帅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大批促大干”;所谓“大批”,就是批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以此为前提,然后再大干社会主义。那么,在中国谁代表资产阶级呢?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自然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名人,还有那些不遵循其思想路线的各级干部,他们很容易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则意味着继续运用“农业学大寨”的方法和大办钢铁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这些显然与现代化经济建设同样极不协调。一则引起当时中央高层其他领导的强烈不满,因为,华国锋的上述策略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主张南辕北辙:按照邓小平的想法,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根据他一时一地的讲话和决定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vii],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战”和“灾难”[viii],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思想僵化,充分地调动全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与热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将工作重点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显然,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在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其焦点就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评价。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其本质就是设置“禁区”,不让人们评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目的在于维护毛泽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权威性,垄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因为,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一切做法,就会否定毛泽东,即承认毛泽东犯了错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被歌颂为人民的大救星,几于圣人。一旦承认圣人犯了错误,那将是怎样的一种错误!华国峰心里会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遍及九州,屈死冤魂不计其数;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并不是进步和繁荣、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也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中国一再错失建设现代化的良机,而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革命思想路线统治下进行的;所以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内战”与“灾难”,而身为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的华国峰自然要坚持“反右不反左”[ix].这样,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颂扬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还是反对改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若不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现代化的建设必然要求与其相一致的思想、人才、社会结构等条件,如果人们的心灵继续被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路线以及方针政策所束缚、思想僵化,被颠倒的社会秩序不彻底改变过来,靠谁来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如何能建设现代化?

  因此,按照“两个凡是”和“四个坚持”,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没有错误;并且今后,有必要还会发动这类运动进行社会革命。同时还意味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不得昭雪,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大批老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继续被关押;知识分子将仍旧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不得抬头;全国的艺术名流将继续沦为“牛鬼蛇神”,等等。总之,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了,但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那些方针政策仍将控制着中国社会的进程,继续禁锢着自由的心灵,这就是说,如果不正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在实际上就不会结束,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错误的东西仍将要继续下去,艺术仍将充当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在音乐上,将继续划分“革命音乐”与“黄色音乐”。因此,“两个凡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矛头所向直指“两个凡是”:“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x]:“现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xi].文章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指导我们随着社会实践需要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概括的一般原则,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在不符合新的社会实践的时候,就应该抛弃,也就是说适合特殊情况的特殊论断不代表一般原则;文章最后说: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那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制、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就是教条主义[xii].接着,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稿。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的追查,说这篇文章号召人们冲破“禁区”,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想冲破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思想开战,砍毛泽东这面旗帜[xiii].5月19日和6月2日,邓小平分别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以及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说,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xiv].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一场关涉当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什么是真理”的讨论就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即打倒“四人帮”之后当代中国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以政治-理论界为主导,波及全社会各个阶层,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论坛,到12月止,总共发表文章650篇。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公开讲话表态[xv],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这场争论以华国锋的检讨而告终: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原本拟讨论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问题,以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即从1979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最终却开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结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变成大会的主题: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发言说,不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必须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撤销文化大革命时成立的组织机构、恢复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正当权利人的地位、身份、名誉以及他们的工作,并且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等等一系列问题;华国锋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为他的“两个凡是”作了检讨[xvi].会议出乎意料地开了36天,成为一次空前绝后的“长”会;12月13日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奠定了中国自那以来建设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一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核心,这就是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强调,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破除迷信,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即本本主义),否则就没有生机,就不能前进,必然会亡党亡国。当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亡国尤其是亡党,就绝不会是一般的问题。因此,他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社会发展上强调,改革一切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分清一些人的功过,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在物质生活上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这一主张不啻石破天惊,因为,在次之前“富裕”总是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关,并且,富,则一起富;穷,则一起穷。在经济管理上强调,有计划地大胆放权,以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不仅政治上实行民主,保障公民权利,而且在经济管理上也要实行民主,这就是科学管理,以扩大厂矿企业以及生产队的自主权,使之释放出主动积极的创造精神[xvii].确实,邓小平的这些理论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闻所未闻的,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左倾”的思想路线南辕北辙。所以,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所作的报告中评价说它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xviii].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新道路、新理论的宣言书,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终结文化大革命的判决书。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成为五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仅仅开了五天)的指导原则,以及全会公报的主要内容;正是这次会议正式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xix].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在其行动纲领上达到了协调一致,并且作为决议实施于中国全社会,改变其进程和社会模式,这就把中国引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时代,而彻底地告别那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控制的时代(因此,而被称为“新时期”)。所以,这次会议成为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代与“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分水岭,人们习惯上称这次会议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也就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解放思想”是“重大的政治”的政治概念,提出,“搞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xx];在79年时邓小平曾说过它“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xxi].显然,与前者相比,这更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概念,其意图在于,从根本上防止、断绝中国重蹈“文化大革命”复辙之灾难性道路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中国从此将以是否符合“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目标来衡量一切其它事物的价值、意义以及作用:凡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都要坚决抛弃,凡是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则全要解放出来,派上用场。实际上,所谓“现代化”就是经济建设(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xxii];经济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又叫“经济基础”,它与“上层建筑”(所谓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方面)相对立;而构成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体。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时,则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亦如是。也就是说,解放束缚生产力的途径就是,改变一切与其不吻合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被邓小平以及三中全会所提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就是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为错误的、反动的人物与事件,例如,臭老九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右派问题、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还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皆或属生产关系,或属上层建筑。因此,当现代化建设被确立为一种政治之后,那么,原来那些一切与现代化建设不相符合的东西、或者说起着阻碍和束缚的因素都将在“政治”的概念上来考量它们是否正确(这种根据“需要”来确立什么是政治,什么不是政治的实用主义、主观任意的做法,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精髓或原则所在,也是邓小平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在)。三中全会后,中国就在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领域开展了一场广泛而持续的对这些冤假错案,即遗留问题的平反运动: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到知识分子、文化名流,再到普通人群;从政界到教育界,到文化艺术界、到医院、工厂、农村等等逐层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