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新闻学研究》第五十四期1997年1月出版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发行
中文摘要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的中心课题是商业化和市场化。本文运用一些常规理论（routine theory）、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社会构筑理论的概念分析田野调查的观察，认为这一改革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需要新闻从业人员运用各种符号资源解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一些「天经地义」的原则和实践，构筑、阐释、和正当化在原有的「命令型体制」下不存在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同时，由于这一改革是在定义「命令型体制」，并由这一体制再生的主导意识形态框架内，在中共继续保持对新闻媒介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新闻改革活动不具备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而是一种解构、构筑、和重构「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多向面社会变革活动。
与一九八○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大陆在九○年代的新闻改革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八○年代的新闻改革，较局限于争取具有「霸权」（hegemonic ）地位的「命令型新闻体制」（commandist system ）（Lee ，1990；Wu ，1994）内的业务操作自主权，改革的内容局限于记者、编辑决定采写题材和批评报导的自主、新闻报导的范围、以及报纸组织运作的机制（参见Polumbaum ，1990；李良荣，1995）。进入九○年代后，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在于新闻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人员被卷进了一个起步中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一改革时期，中共对媒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改革的展开，不断变化与更新的只是控制的手段、形式、和程度（参见Chan，1995；梁衡，1992）。
我们应当怎么去理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内的新闻改革？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本文基本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闻改革的核心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之变化。在这里，新闻实践指的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介组织采写新闻的活动，以及他们影响新闻采写的方式和情境的活动。这些活动反映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个体与社会组织和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出现新的形态时，它们会侵蚀和改造原有的「常规」（routine ）互动形态所确认的新闻体制，新的体制便在这种互动中萌芽，其形式就是所谓「新」的或「非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由作为社会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所构筑、阐释、和正当化（legitimized ），而完成这三个确立新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步骤需要新闻从业人员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的「象征的空间」（symbolic universe ，见Berger &Luckmann ，1967）内的资源。本文的重点就是阐释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在创立「非常规型」新闻实践活动中对象征资源的运用，并从这一视角讨论当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模式的意义。
英文摘要
Alternative Symbolic Resources in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Zhongdang Pan
ABSTRACT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in the 1990s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commercialization"and "marketization."Employing concepts developed in the "routine theory，""ideologicalhegemony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thispaper analyzes observations from a field study and argues that the sociologicalmeaning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reforms lies in Chinese journalists utilizingvarious kinds of symbolic resources to deconstruct the journalistic principles andpractices that have been treated as "natural"；under China's "commandist mediasystem"and to construct，interpret，and justify certain non-routine practices.Because the reforms took plac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dominant communist ideology，they do not have the known features of "ideological opposition"rather，they representthe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change activities.
壹、「常规型」实践与「既定新闻观念」
大陆学者童兵（1993）认为，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大陆的新闻媒介置身于一个同以往迥然不同的环境。大环境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新闻传播行为的变化，其中包括新闻单位逐步成为经济实体，走上企业化的道路，各种传播形式、各层次的新闻媒介的竞争，将在市场环境内展开，法规和行政手段将成为规范与控制新闻媒介的基本方式（梁衡，1992；宋克明，1994）。面临这样的变革，新闻实践的活动必须改变。套用童兵（1993，p.3）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来说：大陆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他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他们去做。（1）从本文的理论观点来看，这话的意思是，「常规型」的新闻实践活动必须向「非常规型」的活动让步，或由「非常规型」活动补充（supplement），或向「非常规型」转化。
新闻从业人员和学者们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命令型媒介体制」（Lee ，1990；Wu ，1994），它是建立在「既定新闻观念」基础之上的（袁清明，1996）。所谓「既定新闻观念」，指的是统领新闻实践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范式（paradigm），它包含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原则、和规范。在「命令型」媒介体制内，这一范式就是由新闻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基本原则所规定的。在长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定义「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和规范，以及作为「命令型新闻体制」的基本构成因素的新闻实践活动，已经被新闻从业人员因为习为常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些原则和实践，包括新闻媒介是党的「喉舌」（童兵，1994），坚持「政治家办报」和政府出资办报；作为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具有核心和龙头地位，因此具有公布和解释党的政策与路线的权威；新闻采写必须接受党委或党的领导干部的指导或约束，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新闻稿必须在发稿前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审读」程序，等等（刘建明，1991；喻国明，1993）。由于长期重复实行，这些原则和实践被认为是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的天经地义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定之为「常规型」。
「常规理论」是新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Tuchman ，1978；Gans ，1980；Gitlin，1980；Fishman，1980；Schudson ，1993）。这一理论认为，为了应付世界的千变万化，新闻媒介组织和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活动具有可预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纳被证实行之有效的行为。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新闻媒介组织必然是官僚化的商业实体（Fishman ，1980），它们必须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程序；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来说，他们必须持有某些既定的概念去认识、分类、和理解新闻事件。这种概念可以分为类别纲目（classification scheme ）和事件「脚本」（script），它们可以具有符号表述的实体形态。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套用它们而理顺复杂纷纭的新闻事件，这个过程称之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是记者构筑社会现实的方式（Tuchman ，1978；Berger &Luckmann，1966）。从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关系来说，他们各自也必须有一个能够使他们的交往具有可预测性的、条理清晰的框架，他们就在这个框架内从事交往行为（Sigal ，1973；Tuchman，1978；Gans ，1980；Ericson，Baranak &Chan，1989）。所有这些，无非是说，新闻实践活动是有序而且理性的，这些规范新闻实践活动的概念、纲目、和框架，有些作为法律或法规而固定下来，有些作为行业内成文规范而固定下来，更多的是以行业中「人皆心里有数」的形式存在而发挥作用。
新闻体制指的是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以及由它们所规范的、并不断再生的新闻实践活动的总和（参考Goffman ，1974）。这个体制是动态的。这些概念、纲目、和框架在新闻实践的活动中得以延续，并且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表现贯穿其中，继而成为体制之基础的特定意识形态，即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Gitlin，1980）。当某种新闻实践在这一意识形态下被认为是正当的，它便得以重复出现，逐步成为习以为常或天经地义的「常规型」新闻实践，这时，统治意识形态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再生，实现它的「霸权」（hegemony，见Gramsci，1971；Gitlin ，1979；1980）。（2）霸权并非由统治阶层强制推行，而是在统治阶层掌握统治机构（apparatus ）的前提条件下由全社会参与构筑并重构（reconstruct ）的思维、话语、和行为范式。中国大陆「命令型新闻体制」，由于有中共的「既定新闻观念」作基础，有一整套「常规型」新闻实践或原则，它曾经在中国大陆具有这种「霸权」的地位。在这里，所谓「既定新闻观念」就是「命令型体制」所内含并体现的符号表述，而这些新闻观念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则是这一体制下的「象征资源」。
贰、「鸟笼」中象征资源的杂生与变异
「命令型新闻体制」的「霸权」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就是，它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当外来的符号与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domesticate ），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3）所谓象征资源，指的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在某一特定新闻体制下，用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概念、类别纲目、和阐释框架（Pan ，1996；Appadurai，1981；Giddens，1984）。确立这一概念的起始假设之一是，行为主体（agents）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行为，为了这一构筑的目的，主体采用特定的、通过不同的符号（sign）或象征（symbol）形式表现的概念或框架。这些概念、纲目、或框架具有意识（cognitive ）层面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存在，因为它们通过主体的活动和互动而体现其社会的存在，并在社会现实中再生，同时，它们又成为主体之行为生长和变异的沃土，因此，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它们具有资源的意义（参见Leach ，1976；Lincoln，1989）。
象征资源既可以来自本土，也可以从外引进。象征资源是活生生的，它通过主体的活动而体现；同时，由于主体的能动作用，使主体活动具有此时此地的具体和创新层面（Giddens，1984）。通过这种具体化和创新，它们的成份不断孳生、繁衍、和更新。因此，作为新闻改革主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符号表述层面，就成为理解大陆新闻改革的社会和文化涵义的理想切入点。
对于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重要的象征资源是占「霸权」地位的「命令型体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清扫，这一体制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唯一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新的、与「命令型」体制不兼容的一些符号表述，开始被引进中国大陆，尤其是「传播」和「信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见李良荣，1995）。与这些引进的符号表述几乎同时迸发的是一些这些年来经久不衰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命令型体制」下一些已经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基本原则，如新闻的「党性」、新闻的非商品性、新闻的「本质真实性」等（童兵，1994；Cheek ，1989；Gan，1994），这些争论又与引进的符号表述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相当积累的「替换」（alternative ）象征资源，与原有体制下的象征资源不同。第一，传统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新闻实践原则和概念、纲目、及框架，不再具有「自然」的形态，它们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第二，据此形成的「常规型」实践活动不再「适应」新闻对象变化的现实，开发新的「非常规型」活动成为必需。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两点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基本意义。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对抗」（ideological opposition）式的替换象征体系。事实上，在「新闻改革」的标签下所展开的一些举措，和由此形成的「替换」符号与象征表述，是在一个限区内形成的。譬如，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这一点是不能讨论的，连被认为比较开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也喜谈新闻工具作为党的「喉舌」（袁清明，1996；胡耀邦，1985），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主管宣传的官员就此又一再强调（江泽民，1993）。受此制约，另一条不可讨论的原则是新闻媒介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袁清明，1996）。在实际操作上，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对新闻媒介的宏观规范与管理机制中的最主要成分，其它如行政管理和法制管理等都只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途径，或为此目的而增加的一些「适合商品经济条件的现代化管理」的机制（刘建民，1991；梁衡，1992；李良荣，1995），因此，「新闻改革」所提供的，是一个允许不同符号艰难生长的「鸟笼」式大环境。（4）事实上，当「四个坚持」被定为「四项基本原则」时，中国大陆改革的「鸟笼」就已成型了，新闻改革的各种象征资源就滋生于这样的「鸟笼」内。
在这个大环境内，「既定新闻观念」的象征表述仍然占主导地位，外来的或新起的象征表述不可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经常改头换面，以磨去「意识形态对抗」的棱角，缩短与「主导意识形态」的距离，但是在一迎一拒之间，它们也直接渗透「既定新闻观念」，改变一些原有象征表述的内涵，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概念及其表述。譬如，虽然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中国大陆当前极为活跃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对新闻从业人员最有用的专业词汇，原因在于它们是开放型「文本」（open text ），它们经常与「党的新闻事业」、「办好党报」、「加强党的领导」同时出现，相互映照──吊诡的是它们也经常出现于新闻从业人员论证其「非常规型」实践活动的话语中。与此同时，这些概念的范畴具有变异极大的内涵和边缘，一些被用来表述具体的改革举措的概念和词汇，譬如「转轨」、「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等，有时与这些政治词汇同时使用，相互注释，而在不同的场合下，这些「改革型」概念和词汇又常常被认为太敏感，因此「不宜使用」或「不宜强调」。
在这样充满矛盾和似是而非的状态下，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发掘和构筑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一种符号性或象征性空间，以展开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Pan ，1996）。但是，由于定义这一空间的变量很多，在其中活动的可预测性较低，尤其对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示出意义的活动来说，新闻从业人员的「非常规型」实践行为往往具有「随机应变」（improvisation）的特点，这些行为也往往被赋予多义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符号表述其正当性的论证。由于环境的这些特点，新闻从业人员也必须熟悉运用象征资源，以多种表述方式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又保护自己。是否广泛掌握象征资源以及对之运用自如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新闻媒介单位或新闻从业人员个人的活动空间。
参、田野调查过程
为了比较具体地表现新闻从业人员如何运用各种象征资源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他们的「非常规型」实践活动。下面，我将介绍我于1995年上半年起在大陆某大城市（以下称为A 城）所做的田野调查的一些资料。我采用了ethnographic方法，重点考察这个城市的几家主要报纸的运作。我用中央／地方、党的机关报／非党机关报／非机关报这两个向面，将报纸划分为六类。在这个调查中，我选了六家机关报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两家的调查是95年上半年完成的，另外四家的调查现在还在继续。我在这里要介绍的资料，主要来自前两家报社（分别称为报纸X 和Y ），其它补充资料来自我在另外四家报纸的访问和与A 城记者的广泛交谈。（5）
资料来自我的观察、我访问某家报社的经过、我与新闻从业人员的交谈、我与他们就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或他们要求我做的事情所展开的讨论。因为在田野调查中，我本人作为行为的主体，与我观察的对象之间存在符号表述与象征资源的交流，观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与我的访问对象共同构筑我所理解的大陆新闻改革面貌的过程，因此，我在下面采用的，是Geertz（1973）所说的「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 ）的表述方法，目的是通过社会科学概念的中介，在描述中阐释新闻改革中具体活动的意义，而不是提供「客观的」因果解释。
肆、象征资源的积累和流动
象征资源的沉积与流动，通过的是人际交往的中介。中国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是这种网络的天然构筑者，他们大多耳听八方，相互「结网」，形成一个联系很密切的圈子。在这个有着130多家报纸的城市里，他们彼此相互了解很多。同时，他们又各自往外「结网」，在各自的关系网中包括了政府官员以及实业界、学术界、和演艺界等各界人士。由于自己大学期间的专业训练，我一回到这一城市，也成为有些新闻从业人士的关系网中的一环。
在这样的网络内，有些记者、编辑被人称为「A 城名记」、「噱头」、或「大腕儿」。这都是些什么人呢？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相当清晰的特征：他们往往都处于30岁到45岁左右这一年龄层，大多有大学毕业或研究生的学历，基本上都配备了BP机或大哥大，基本上都在学开车或者已经自己有车，还有些出门有其它人替他们开车，他们中最常出现的专业方面的话题不外乎是「赞助」、「项目」、「合作」，非专业话题不外乎是买车、买计算机、学打网球或保龄球，他们还经常在星级饭店的大堂或咖啡厅里消磨很多时间，时为1995年。
这些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当我一开始观察到这些表象时，我很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因为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工作，觉得他们都似乎生活在泡沫之中。逐渐地，我了解到了一些不那么表面的特征：这些人经常有报刊编辑追随其后索求「赐稿」，而且他们能得到的稿费往往远高于每千字60元的平均水平；他们中有些人还会有大公司或私营企业家追随其后，请求他们撰写公关或传记之类的文字；还有一些已写出了大量很有影响的长篇报导（如特写、通讯、报告文学、或书之类），被认为是很「能写」的人。我曾问一位记者：「你认为目前一个好的记者的最主要标志是什么？」她答：「能写。能写出有分量的东西。」但是，这位记者朋友在介绍其它我应当访问的新闻从业人员时，经常用「这人干得挺「火」」这一表述来说明我为什么应当关注某人。对「能写」与「火」这样两个不同的评价，我不免有些困惑：「可是，并不是所有很「火」的记者都能写啊？」她解释道：「是。有些人很能折腾。」很明显地，那些「大腕儿」都比较能折腾。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能折腾呢？他们折腾些什么呢？从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至少这些人都具有信息灵和脑子灵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善于积累和应用各种不同的象征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构造出一些引人注目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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