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陈子明致徐友渔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Hu Yaobang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Hu Yaobang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Hu Yaobang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Zhao Ziyang 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Hu Yaobang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中央“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1979-1989.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Hu Yaobang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Hu Yaobang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