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不仅造就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结构性变异,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从总的方面来看,9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间,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呈现出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个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大的改变。

  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在它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潜在着一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在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张扬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及其现实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追求个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满足。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出现,是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充分体现出"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来说,把现实活动的基本目标落实到物质生活积累和占有的过程中,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在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在现实活动层面上,它也是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生活改造和提高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的。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总是体现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状况及其价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风尚正体现了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大众对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根本之处,便在于它充分强调了现实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了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大众生活享受的直接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进程之上的生活"审美化"图景,已经非常具体地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的总体面貌。"审美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直观现实。

  概而言之,这种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第一,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既是整个文化建构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了一种向感性"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大众生活过程呈现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洋溢着现实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生活过程不再追求自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以便在日常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直接乐趣;第四,物质积累与丰富作为"审美化"的现实前提,在生活"审美化"过程中直接引入了物质功利主义的实践企图,从而使得"美"与人的现实物欲发展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物欲的充分实现成了日常生活在"审美"方向上不断自我拓展的内在因素,而生活的"审美"情调则包装了人的具体物欲动机。

  具体来说,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变革,在总体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及其满足的直接需要,在审美层面上催生了一种极具世俗化色彩的价值追求;满足大众最基本的生活享受需要,表现人在世俗幸福中最普遍的物质欲望,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一个突出特征。"世俗化"成为当今审美风尚发展中的一个具体标记。

  这里,所谓"世俗化",同一般意义上的"庸俗"、"低级"等等,是有所差别的。如果说,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改观,突出表现了那种同最一般的物质利益相一致的大众意志、大众实践的急剧扩张;那么,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上,"世俗化"的特征正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于那些体现最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欲望、体现普普通通的生活满足的对象和事件的爱好与感动。在这里,人们没有伟大的理想冲动,没有宏大的生活目标,也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实现人际间在日常生活中那份脉脉温情的渴望、满足生活基本享受的热情。可以说,这种"世俗化"的审美风尚特征,一方面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进程的基本脉动,另一方面则再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精神的存在情形。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首先,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具有一种对于理想精神价值的消解性。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确立生活的远大精神理想当作一个现实的目标,也不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义当作自身行动的前提。相反,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中,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理想的天空收了回来,投向脚下的现实;生活的精神意义逐渐为日常活动的物质要求所代替,思想的追索道路为现实物欲的扩张冲动所截断。这样,为了实现当前利益和需要而从事的每一项生活活动,都这样或那样地指向了种种非常现实而具体的过程,并且力图从这些现实而具体的活动中获取直接的享受。生活变得非常实际,同时也变得令人可亲可近,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过程。在这种取消了精神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所产生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生活的感性表达和表达的快乐,一种源于最基本的生活热情的自我感动。

  其次,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具有一种相当鲜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物质富裕如今已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满足,正取决于其占有物质的丰富程度。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积累的规模日益迅速地扩大,今天,人们所能够掌握的物质条件已经越来越丰富,所以,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要求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享受,也就不是什么奢侈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了。因此,在"世俗化"特征的背后,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大众物欲冲动和满足的感性形式,即:"美"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质富裕的生活象征而存在;对"美"的感动和欣喜,由于物质上的可靠保障而益发地强烈且令人难以自持。生活之"美"不再享有往日高贵的精神气质,而成为一种点缀日常物欲满足的装饰材料;"审美"不再是超度芸芸众生的理想价值之境,它已然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编织漂亮外衣的感性凭据。

  于是,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在"世俗化"的方向上显示了:日常生活的享乐追求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价值理想,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审美表现形式。人们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极端感性地构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富足与安逸是人在现实中的基本追求,对它的表达与满足则给了人们一种快乐的安慰。对此,90年代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而又为广大中国读者欣然接受的所谓"打工文学",便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明。《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这些小说往往以"出国"、"海外发迹"为叙事编码内容,在文学释义的广泛性上,将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个体对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来为大众提供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浪漫的文学热情包裹着巨大的物质幻想,在审美价值领域横冲直撞,把精神体验的"崇高"当作一个遥远的神话故事逐出了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它在以锐不可挡的姿态横扫一切精神目标的同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同整个社会大众利益相一致的审美本质──宏大的精神抱负无法为今天的需要生产出直接的欢娱,实在的生活更要求有一种同样实在的享乐形式来落实它的存在价值。所以,法拉里跑车、乡村别墅、法国红酒注定要取代精神信仰的本体位置,成为每一个在平常日子里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人的审美之源。这里,现实生活的直接功利要求,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侵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本世纪最后年代里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如果说,生活在这里以它自己的标准制定了一整套审美表达的方式,那么,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世俗价值的形象确立。它表明,审美不再是精神饥渴者的诗意表达,而是大众在日常范围内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想象;美从理想精神的高峰降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成了大众利益的浪漫外观。审美既已摆脱了理想精神的维度,人们也就无须为自己彻底沉湎于世俗享乐中而感到惭愧──何况享乐过程又总是如此巧妙地确认着每一个个体存在的现实目标,令人从未有过地尝到了某种轻松惬意的快感。

  2、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乃是大众生活本身不断再现了一种特定的"娱乐化"发展迹象。一切所谓的"价值"、"意义"并不体现某种内在精神的合法性,而是必然地体现出它们娱乐大众生活的感性属性,体现了人对自身生活的"自由消费"能力。

  必须指出,所谓"娱乐化",在这里并不具有席勒所描述的那种古典审美的精神游戏特质。它所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在人的日常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对于责任、义务等精神内在构造的彻底拒绝,一种直观感受的轻盈松弛、酣畅欢快。就像在KTV 包厢里肆意放歌那样,你根本无须考虑噪音污染、演唱技巧或歌词内容意义之类的问题,只要你自己觉得快活、觉得满意就行。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娱乐化"的极致发展空间里,生活已经不再要求人们为它创造什么或作出精神承诺;相反,人们认定生活本身却应该对人的感觉作出这样那样的"快乐"保证──感性要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成为近年中普遍流行的美学趣味。90年代都市"休闲"之风的盛行,从一个形象方面凸现了这种"娱乐化"风尚的诱人魅力:它不仅是对于紧张生活压力的自我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感性生存利益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以及满足这种利益的美学合法性。人们从中频频收获着自我感觉上的那份心满意足,一种纯粹私人空间里自我欣赏的快感──如果说,"旅游"作为生活的休闲形式是建立在经济解放基础上的话,那么,当"风光名胜游览"、"双休日郊游"、"新马泰国际旅行"等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9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而一、两年前流行于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那个"电子宠物",则在装饰生活的意义上,把人对于"什么是爱"的价值探问,通过一种"示爱"的表演方式,转化成为一种立等可取的、当下的想象性满足:在人们的口袋、挎包里,"电子宠物"所发出的"BB"声,好似一声声"爱"的呼唤,而人们在为之"喂食"、"洗澡"的时候,也仿佛产生了盈盈"爱意".在一场个人性的娱乐表演中,"爱"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缺乏真爱的人们的快乐抚慰;人们在这个"娱乐化"的生活世界中,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又一次认定:"我"作为一个现实之物,毫无沉重感地进入了一个由感官活动所建造的嬉戏空间。

  时间之流被拦腰截断。"娱乐化"的生活世界无须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深度,而是着力表现了日常生活之当下动机之于人的历史感的改造: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历史的深度体验作为保障,大众不必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时间上的客观性,而只需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于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文化风尚的"娱乐化"特征,隐喻了一种最广泛的"非历史化"迹象。人们不是在时间的自身连续性中进行体验和积累,而是在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中寻到了自己的当下快乐。1998年春节,在这个最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蕴涵、中国人的民族记忆特性的特殊日子里,一部完全以取笑逗乐、东拼西凑形式出现的"贺岁"影片《甲方乙方》,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飙红,迅速压倒同期放映的其他影片而占据了各地影院的票房榜首。这件事情便已然说明,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享受活动中,文化的历史前提正在被不断消解;生活娱乐的可能性充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文化制约力的支配性话语,决定了人们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也因此,90年代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这种"非历史化"的迹象甚至可以演变出对于真实历史本身的"娱乐化"处理。曾经激起中国大众巨大热情的所谓"历史电影"(《秦颂》、《南京大屠杀》、《红河谷》、《红樱桃》等等),以电影技术所特有的影像编码方式,在雪白的银幕上制造了一片异彩纷呈的"娱乐化历史"图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心灵反思对象的历史运动,在电影空间里成了一个又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形象所串联起来的彩色画面:历史人物走下神坛,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同大众相互面对,引逗人们或声泪俱下,或笑逐颜开;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在影像活动的连续性上,或以气势非凡的宏阔场面、眼花缭乱的刀戈撞击,或以戏子的同性恋故事、青春少年的无政府嬉闹调侃,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好奇感与紧张感的欢快宣泄。显然,电影是在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将历史──生存的时间维度演绎成为大众感受性层面上的"当下性"存在、一种直接迅速地进入人的感觉运动的存在;它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了出去,并且把"历史"交还给了大众感官的直觉性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于是,历史的时间性深度的退隐与空间性"历史形象"的呈现,最终在大众感官层面上完成了历史深度与大众消费的"娱乐性"构造。

  3、在一个不追求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历史深度的时代,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在当下过程中高度激化了大众对于生活的审美消费狂热。这正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

  进入90年代,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趋于消费性的。人们直接以物质满足、感性娱乐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一种并不体现现实文化的创造性过程和意义的生活活动。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曾经被设想为充满意义、价值的创造经历,那么,如今,它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当作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费领域,其中洋溢着放逐意义和实现物欲满足之后的的巨大喜悦。各种"名人"传记、生活类杂志的畅销,各种国外名牌服饰的流行,以及各种电视肥皂剧的高收视率(《我爱我家》、《欢乐家庭》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等等,均充分表明:今天,人们主要是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美学性质,并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中实现自身生活的"审美化"过程。日常生活就像一座硕大无朋的巨型"超市",人们穿梭游动在巨大而拥挤的货架之间,生活之美仿佛那堆积在人们头顶上的美仑美奂、林林种种的商品,形象的"审美"外观下充塞着人的消费冲动和惊喜,浓缩了人在生活中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起来的占有欲望。具体生活过程与审美之间必要的心理审视距离消失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实现与大众在直接消费过程中的满足程度产生了特定的一致性──越是能够直接进入大众日常消费领域的对象,也就越是能够唤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力。就此而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显示了某种新的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出现:追求物欲满足的物质主义和强调感官快乐享受的感性主义,便是这一话语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大众日常生活意志则是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践行自身权力的基本保障。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坚定性,维护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权利及其感性选择。由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现实流变中,价值的天平无疑倾向了大众需求这一边──充分体现大众的生活利益和满足标准,充分再现大众的文化价值态度,是决定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流变的最终因素。另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满足的实现,又不断再生出范围更为广大的新的占有欲望;感性快悦既是生活的形式,又成了生活的直接动力。这样,"美"作为一个生活的形象符号,总是同日常生活享受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生活活动中不断修饰着大众日常生活意志的实践形式。

  应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自有其不容小觑的积极现实意义。它从具体生活层面,完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特定转换──重新确立了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塑造了大众的文化形象。这尤其对于一向把道德理性和政治诉求放在很高位置上的中国人来说,确已形成了一种大面积的冲击,并且也具体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运动方向。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回避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诸如享受与创造、物欲冲动与理想精神、形象与意义的矛盾,等等,仍然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