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迫切需要新解放——自由流动──简论人口流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己亥杂诗

  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提 要

  全部社会劳动力与人力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资源配置基础,相应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人口充分有效流动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这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与客观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和形成,生产和经济成果的实现,其发展水平都可用以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来衡量。

  社会人口的充分快速流动,更是现代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显著特征。充分有效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而且,相应的对控制人口生育、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科技文化的传播应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几千年禁锢性户籍制度传统和新中国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几十年持续不断,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无法跨越的天堑鸿沟,其造成的严重问题,涵概了我国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宏观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痼疾。由于农村人口被固定束缚,低下的生产技术和高密度的人口,使造成知识和技术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人口增殖和盲目垦殖恶性循环,由于人为因素引发的自然灾害频繁,人口数量膨胀难于抑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困难;由于我国整体人口素质持续低下,而持续的城乡分割体制造成整体农村经济增长缓慢,文化教育落后,青少年素质日益低下,“科教兴国”在许多地区成为奢谈。特别是在当前,城乡分割城市化滞后成为造成我国整体消费难于启动、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经济刚开始起飞时,就出现结构性的通货紧缩。

  实现我国现代化整体目标,必须彻底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及一切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使我国人口能够按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充分有效的流动,解除我国严重的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严重约束,促使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第一部分 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位置   

  人与人和人与物的组合配置关系,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关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实质就是从最宏观高度给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人与人、人与物的最根本组织配置关系。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智慧成就,只有后来爱因斯坦给出的自然世界的最基本质能公式的成就才能相提并论并与之媲美。而对于具体生产活动中具体生产关系怎样达到合理,既定水平下的生产力的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是同样作的是人与人和人与物的组合配置关系同一主题地研究与论证,犹如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主题不外乎自然世界中物质与物质和物质与能量的转换与作用关系。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发生组合配置基本关系,都必须是以流动为基础和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基础与前提,人或物都是不可变换的死的东西,就无组合与配置可言了。人是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它既是生产关系的主体,也是生产力中最重要因素,人在经济社会组合配置关系中所具有流动性,对经济设社会活动意义尤为重要。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的就是生产力中的人,解放生产力中的人,首先就要解决人在经济与生产力中的流动性亦即可获得性。   

  二、人力资源的配置的意义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不能否全部社会劳动力与人力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资源配置的最根本配置基础。而社会人口的充分有效流动,无可置疑则是实现这个基础配置的基础,因而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与客观要求。人是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因素,人力资源是所有社会经济资源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资源,人力资源配置同样也是所有资源配置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配置。在既定资源条件下,人力资源能否实现优化配置,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和形成,生产过程的完成和经济成果的实现,其发展水平也因此可用以人力资源为主要标志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来衡量。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宏观地把握到人类历史为什么发生革命的脉搏;理解为什么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人口快速流动的社会;理解美国这个“车轮上国家”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对和平环境中两个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相似的社会作人口流动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甚至完全可以从人口流动率的高低来判断相应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慢。   

  三、市场机制与人力资源   

  从全球范围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的轨迹看,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奇迹看,表面上,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成功地发挥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事实。我国把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单地说,其核心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它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生产的高效率,达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的。然而市场机制要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其前提是可供资源必须有充分的流动性与可获取性,否则无从进行配置。不能成为现实经济活动投入要素的资源,于现实具体的经济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范围内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优化配置。而要有效地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就必须要有人力资源充分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要求政府提供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宏观环境,制定鼓励和促进人力资源流动的必要政策。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充分与否,因此首先决定于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与可获取性;人力资源没有充分有效的流动,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就是被卸掉履带的推动机,它大量产生的而只能是种种喧嚣噪音和乌烟瘴气,决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强大推进动力,人力资源的有效充分流动,是市场机制能否成为经济推动机器的首要决定条件。而市场机制对经济发挥的种种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智慧,充分运用现有的人力资源。西方经济发展史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实质就是市场机制与人力资源相互结合并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  

  四、市场机制与人口流动   

  允许和鼓励人力资源充分流动有效流动,把此论证推进一步,就是要让广泛的人口充分有效流动。抽象的人力资源概念只包括具有一定智力、体力与某种技能的能够进行相应经济活动的特定人的群体。但是人力资源并不是只从事生产的机器或工具,还原为具体的人,则应包含极为丰富其中许多更为实质的社会联系,其中特别是家庭和亲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具体人的附着体,公司和家庭对人同样难以取舍;特定人的流动如果不包括其家庭人口的自由流动在内,那么其流动受到阻滞,往往是难以成功的。对于人的其他诸多社会关系,如果没有流动自由的普遍覆及,特定人的流动往往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阻碍。所以,没有所有相关人群的流动自由,就不会有相应人力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没有所有人群的流动自由,就不会有全社会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从历史传统对比看,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的消费与需求变幻莫测,生产和市场变化多端。因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人口的充分快速流动现象,就成为现代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显著特征。   

  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启示   

  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早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与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除了要求建立广大的自由市场外,其次便是要求获得充分廉价的自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就是以残酷和血腥造就大量的自由且赤贫的劳动力;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功,更是以其所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理论和建立的相应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市场、资本和廉价劳动力,既是早期资本主义资本赤裸裸获取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发展到现在,这依然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用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始,就首先用野蛮或文明的方式解决了劳动力资源的充分流动性与可获取性问题,使劳动人资源自由流动性,不再构成配置约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到现在,其企业治理结构不断改革,发展成为今天开放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就是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资源的自由配置扩展到对需要更多知识和技巧的管理者的自由配置——即包括社会所有体力和智力在内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在本国智力资源不足情况下,西方发达甚而至于对发展中国家大量获取高智力人力资源,有人亦称之为“吸髓”(brain drain)。资本主义对人力资源的自由吸取要求,即其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性要求,就是如此残酷可怕。   

  六、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在现在流行的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奉行的发展战略中,都十分强调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本因素。对面我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源流动受到制度性严重限制的国情,经济学和社会学界虽然进行了种种努力的研究和探索,呼吁改革之声不绝于耳,但即使洞其脉理症结,开具了种种病理医方,但依然没有得到决策者和舆论的一致的有效认同。除客观上历史人口壁垒政策导致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农村人口意欲进城的需求巨大、而城市容纳能力有限原因外,其中最主要原因,还包括观念与制度上的习惯性。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逼迫性实际需要,限制人口流动政策作为计划经济的负债性遗产,我国政府和社会虽然在不断加快其偿还进程,但是由于对该问题存在理论上的复杂性与解决该问题事实上的艰巨性,这一过程至今陷于被动,通往最终解决的路途依然迷雾重重。在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我国目前的经济低靡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特别是将需要长期艰苦努力才可能逐步解决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基本问题,无不成为中国管理与知识阶层每个人心中的一片片阴云。中国目前需要进行怎样的新的改革才能进一步获取新的巨大活力?各个学者特别是宏观经济学者都试图提出统领性方案,而且其中许多正得到强力推行。然而更亟需采用的举措之一,就是切实加大力度,将改革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与制度,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措施之一加以重点突破,彻底解除和抛弃限制人口流动制度的绊脚石。完成这项任务,不仅是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值得一书的又一件标志性事件,对解决我国近期内和长远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难题,更有适症治本作用,反之,只会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种种改革措施带来的生机与活力的箍制,加深和激发原本因之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性矛盾。  

  第二部分 历史上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基本社会作用  

  一、 封建的基础与智慧   

  按照通常说法,人类结成社会初始,由于维生手段简单,一般限于采集或渔猎,大自然能为人类提供的动植物资源慷慨裕余与否,决定了人类生存的数量多寡。人类在生物圈中其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生物圈里食物链中的一环,仍难摆脱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的自然法则,人类初民的战争仍是自然界生存竞争的继承和延续。但是人类结成社会并有了语言与工具使用能力以后,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竞争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的生存竞争能力,较之以往,已经将任何凶残狡诈的动物远远抛在后面,人类可以消灭一切动物,人超脱了低级的动物本能;人已经不仅从自然索取现成的资源,还进行驯养种植,开始了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人脱离动物并与自然对立,地球上出现了人与自然的新的关系。对人类内部部落竞争来说,竞争规则也已经超过原来动物种群间的简单的适者生存规则,发展了到人与人如何进行分工协作、人与物怎样进行配置的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发展到了人类对自身的组织配置并形成的高于动物群落竞争的组织竞争上。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水平继续提高和人类数量的剧增,人类在自身内部的竞争中,社会组织形态由部落发展到组成国家;人类生活的方式由原来的游荡不定发展到相对固定;人类社会内部的组织、效率与稳定,逐步成为人类内部竞争和整体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自然条件反而退居其次。其中以生产技术为主要因素的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组织形态发展的基础;而生产力的产生与形成机制,还是在人类社会的组织、效率与稳定内部。当人类的种植技术显著发展后,人类社会逐步结束了以往游移、动荡的历史,开始了封建社会的新形式。

   限制人口流动是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所谓“封建”,就是君主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在所分土地上建国的分封的政治制度,我国和欧洲都曾经历实行此类制度的社会形态。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在特别漫长,历经二千余年。封建制度出现在奴隶社会之后,特征是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农民或农奴只有很少土地或全无土地,只能耕种地主或领主土地,绝大部分产品被地主或领主剥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除了地主,绝大部分社会劳动力从事农业,只有靠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规守四时,才有可能获得丰硕的收成,社会才能较好地实现发展与繁荣。从君主的角度,限制包括被分封者在内的人口流动,不仅是使被分封者专致于所分土地的管理,医治战争创伤,使百姓修养生息,迅速恢复人口与扩充物资战备,实现富国强兵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减少被分封者结党篡位并由此引发战争和动乱机会,减轻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时时防范篡位的心理压力的有效方法。对于后者,虽然历史事实是并未完全得到避免,但将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较动乱和战争时期作个比较,就会发现这并不影响封建制度的相对先进性质,动乱和战争的原因只是其中有些统治者因手腕孱弱未使制度得到有效贯彻而已。因此,限制人口流动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封建君主的基本统治手段,更是客观的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是符合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治理基础。人类从原始社会简单采集游荡、为夺取生存资源而相互杀伐征战的生活,走到基本固定于土地、相对和平与安定的生活,是经历了多少战争的血雨腥风和天灾人祸的饥饿死亡才作出的合理选择!  

  二、封建文明的鼎盛与衰落   

  我国自秦王朝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并实行禁止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起,逐步形成了严密的封建统治制度。历朝统治者牢牢掌握限制人口流动、抑商重农的秘诀和法宝。中国历史发展至唐宋,封建制度一方面把我国一度造就为所谓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先进、最富庶繁荣的封建帝国,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口被禁锢于土地,人口增殖成为封建经济与封建主实力的扩张的主要手段,当土地承载的人口密度过高后,生产技术的提高无法更难以成为以农业为主社会的主要经济发展推动力,从而逐步使我国失去了向工业社会更高形态飞跃的机缘。我国在封建历史上创造的大量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因为劳动力与人口流动受到制度性禁锢的根本原因,这些智慧空花无果,指南针用于看风水,火药用于制烟花,造纸印刷用于传播四书五经伦理道德,形不成累积发展从而能获得质变的生产力,使我国无法由自身生产力发展而获得观念更新并积蓄足够社会物质力量,进而自主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与转变。相反,封建社会在我国发展到所谓“康、雍、乾盛世”时期,其实只不过是近4亿人口规模的封闭式小农经济,人口已达到土地资源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所能容纳的上限;统治者闭关锁国、遏制工商,强制人民“尽力畎亩”(注1),自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南一带悄然勃兴的民族工商业亦被摧残殆尽;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知识阶层万马齐喑、人噤其声;封建专制的高压与黑暗达到极致,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徘徊停滞。而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展开,不仅将人类已有智慧成果应用于生产,同时创造出的大量先进科学技术,开始了迈向工业化的步伐。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严密与稳固,新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无法从自身内部获得孕育和突破,经济文化日益落后的中华民族,便开始陷入近代遭受列强宰割掠夺的苦难深渊。直到最近发生的澳门回归的一幕,才使中国人把领土蒙受鲸占的历史篇章翻过,这其中深深铭刻着的是多少中华民族的荣耀和耻辱!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所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依然深深困扰着今天中华民族的意识和心理,牵制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三、巩固新中国的最初基石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现代中国外受侵略、内经战乱的百年历史。在建国之初,国家急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政权巩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国际环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水火不容,战争火药桶一触即燃,新中国政权处于容易夭折的危险之中,特别是朝鲜战争,从中国建国之始就给了中国一个国际战争或世界大站随时可能发生的警报。而当时全国的农村自然经济占绝对地位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非常有限。因此在以上国际国内具体政治经济条件与当时政治经济理论认识条件下,区别城乡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自然成为新中国政府选择的正确合理的基本治理手段,成为新中国巩固政权与发展经济的一块重要制度运行基石。如果没有城乡户籍的甄别与人口流动的限制,任过量人口涌入工商业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城市,不仅引起城市人口失业(甚至根本就是无业)与社会治安管理种种问题,而且农村由于劳动力流失,则会土地抛荒,出现粮食生产下降、人口面临饥馑的局面;因而,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实际上当时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50年代初中期我国采取了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措施,力图一举实现工业化,因为此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其反而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1958年政府正式颁布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条例》,以后又颁布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作出了这样一个至今被仍被延用的管理的抉择。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对完成巩固中国的新生政权、稳定国家秩序和建立国民经济基础体系的伟大历史任务,的确功不可没。

  但随着我国政权得到充分巩固、国际环境逐步趋向和平、我国社会基本实现安定、经济逐步建立较全面稳定的基础,区别城乡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作为权宜之计,就一步步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它由实现稳定的基石逐步演变为妨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绊脚石。因为当时我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及国际政治等方面原因,不仅未能及时搬掉这块绊脚石,相反随着计划经济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定型选择,以固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和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反地实际对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予以了强化,随着经济发展,长久的实行限制人口流动,已经大大将走向了它初衷的反面。 

  

  第三部分 限制人口流政策动造成我国目前的种种困境   

  一、 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除在封建社会中我国因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与文化过度成功,造成庞大的农业人口,因土地人口承载量过大,不仅失去了应用生产技术推动经济质变的历史机会,最后导致在国际竞争中因落后而至挨打,受尽列强欺凌外;同时也因从封建统治扩张与社会稳定出发的历次大规模移民与对超出生态环境条件的过度开发,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历史遗留灾害。其中最典型的地区就是长江与黄河流域上中游的因认为因素导致的严重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恶化。那些为了垦殖以谋生却相反导致自身生存条件恶化的人们,由于社会制度性原因,这些人不能通过自身有效流动从其恶劣生存环境中转移出来,只能一代代接收这种恶劣生存环境事实,并一代代继续加剧对其生存生态环境的破坏,以致于对于西北地区人为破坏生态环境为什么会如此严重进行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还是限制人口流动制度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户籍制度禁锢人口流动功能进一步在很长时间内进一步强化。而大跃进、大炼钢、大开垦等一系列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政治运动性质的经济活动,不仅大伤自然资源与民力元气,而且对生态环境特别是森林植被资源造成极大破坏。现在我国需要退耕还林的地区,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历史,一般就要追溯到大跃进时期与人民公社集体社会时期。

  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时期,由于集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初步改善,加上我国对于人口增长问题缺乏正确的战略性指导,我国人口经历了一次空前膨胀:从解放初50年代前期的4亿多人口,发展到70年代末的8亿多(历史人口数据待核)。农村人口激增,加剧了农村对土地开垦量的需求,特别是在那些生态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土地的过量开垦,进一步加速了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所以,在人口严重超过资源与环境超载量的地区,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恶化,在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经营方式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是无法予以根本解决的。而这些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经营方式要取得质变,依靠当地经济的自然发展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而且只能出现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与生存环境恶化。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在农村经济与人民生活条件获得改善的同时,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生产经营方式、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条件陷入到日益紧张的矛盾中。7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水土流失与沙漠化问题,就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中央在全国发起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活动,由于农村经济制度与生产经营方式维持原来方式,这一活动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水土流失与沙漠化依然日趋严重;特别是在中西部农村,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二、 造成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困难重重   

  农村人口膨胀造成的严重问题,在70年代末就引起了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进而开始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进程。在当时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与“一男一女一支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80年代实行的鼓励“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并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

  然而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推行却是困难重重。一度在许多地方引发与造成了重大社会矛盾。而这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来说,这不仅仅是农民在思想观念上要求生育男孩“传宗接代”问题造成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农民对于生育后代必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实现社会化的情况下,加上中国沿袭下来的传统婚嫁制度,就决定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绝对科学性与实际上的不可行性,没有养育男孩的家庭,父母一辈的养老问题与家庭劳动力问题等这种对于家庭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这样,对许多没有生养到男孩子的家庭,必然千方百计、不惜代价要生养一个男孩子。即使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较大提高的今天,为生养男孩子而造成的计划生育困难与引发相关社会矛盾的局面,可以说依然十分严峻。

  特别是在现代科技的人为干预下,对农村地区存在的为了追求生育男孩而对女胎作“人流”的情况在事实上无法禁止,造成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人口新问题。独生子女赡养将来老人问题、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不久就会越来越严重的表现出来。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这不可谓不是中国人口特别农村人口流动遭到禁锢的必然导致的恶果。而对此恶果,我们的决策层或许还是处于尚不自知的盲目状态中。

  如果中国对于人口流动问题采取的是与计划经济相反的政策,或者说中国社会在解放初就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情况又会怎样?排除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因素,从一般情况来进行推测,那么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则是历史的必然。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城市人口养老问题与家庭劳动力问题与生不生育男孩子不直接相关,特别是城市家庭的生育后代数量问题对于城市家庭的生活条件与收入水平发生直接影响,一般说来,生育孩子或多个孩子,必然使家庭的支出加大、收入下降,必然导致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所以从家庭经济行为分析,一般家庭就会自发的产生计划生育行为,许多城市人口甚而至于不要孩子,出现所谓“丁克”家庭。

  从这方面讲,如果历史上中国顺利将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从而以城市生活方式自身来解决其原来在农村很难解决的计划生育问题,并使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这未尝不是一条可能并且有效的途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亡羊补牢、尤未为晚,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最终道路也还在于此,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三、造成城乡资源与市场分割   

  以户籍制度为基石,人为分割城乡人口并实行制度性禁锢人口流动政策,中国建立与实行了所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城乡对立的二元发展格局。伴随而来的是在中国无法形成城乡的统一市场,农村土地无法得到集约经营,农业资本无法积累,以依靠劳动力为主的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使农村对工业产品、农业机械与现代科技的需求极其有限,现代农业科技因为没有现实需求而无法得到应用。农业现代化,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只能成为空谈。

  农业现代化受阻,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城市与工业发展对于农业的农产品需求,在人口流动遭受禁锢条件下,同样也是极其有限的。与计划经济伴随的经济资源不合理配置与经济效率低下,并同时伴随着的城市就业不景气,对于农产品需求必然同样有限。这是城乡经济得不到良性互动的必然结果。

  在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而要求工业实现现代化,同样是不可能的。工业现代化所生产的产品,最终要被城市与农村消费,停滞在小农经济生产水平的农村,怎么能产生现代化工业所需要的消费市场?而现代化工业所依赖的农产品市场,也是原来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不能提供的。

  由此观之,在不大量转移农业人口、实现农业土地集约经营的前提下,而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历史进程,进而实现中国工业全面现代化,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注定是要落空的。   

  四、农村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日益严重   

  目前,在我国农村人口已经膨胀了情况下,由于国家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相对日益减少,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空前突出,科教兴国基本国策日益落空。这方面的问题,除了最根本的国家急功近利的原因,还有一个与人口流动政策相关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却在长期内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目前为8000万至1.2亿,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一般是两种解决方式:交给农村老家的老人照看,在原来农村居住地就学;或者在他们打工的地方想办法就学。对于前者,存在着青少年在家庭文化教育上的“隔代遗传”问题,即农村中小学生的家庭教育主要来自于他们上上一辈人,而农村老人所能给予的家庭教育,其中封建迷信的东西多,与现代社会思想与习惯合拍的少,这部分农村青少年文化素质普遍下降,已经成为事实。对于后者,我们国家这是采取了高度歧视政策,要么是排斥,要么是收取高额赞助费等,使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如城市人口的这些农村流动人口,在其子女教育问题上必须付出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代价,这一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心理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造成他们就学情况的不稳定,这样,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成材来说,我们的社会只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不是伸出了热情的手。这对于我们社会要实现共同发展,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试想,要是我们所有城市都象容纳自己的正式居民一样接纳这些打工者与他们的子女,那么中国8000万至1.2亿流动人口的子女就学问题,很大一部分就会转移到城市里解决。好多地方不用搞希望工程,就可能很好解决希望工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也为农村流动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最终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创造必要条件。

  五、城市化进程受阻加剧我国经济深层次矛盾   

  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农村人口城市化,其对于城市住房、交通、医疗卫生、子女与自身教育等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城市化速度加快,必然有效带动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然而似乎十分奇怪的是,在中国经济刚刚告别所谓短缺经济时代,就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百思不解的新问题:消费低靡、经济回落、通货紧缩!在中国,似乎通货膨胀是必然的,怎么会出现通货紧缩呢?实际上,这是中国城市化落后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城市化所能带动经济的巨大有效需求,城市与农村消费普遍饱和缓滞,特别是农村农民收入进一步下降,在现在我国社会的生产能力下,能不出现相对于生产的“消费低靡”,并由此引发就业进一步紧张、经济发展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有成熟论述,我就不再重复了。  

  六、导致社会治安不稳定因素   

  今天我国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之巨,堪称世界历史上的最宏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悲壮的奇观。乡下打工仔所过的日子,对于所有大学生、城市正式居民、尤其是所谓国家干部来讲,是这些具有优越身份的人所不可想象的艰苦劳累、枯燥乏味与没有“价值”。而正是这些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身体,用自己的血汗与智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创造着城市里人们一家又一家的舒适生活,而他们除了拿到实际上很低且得不到保障的工资外,他们与城市里人们所有拥有的幸福与舒适几乎无缘,他们一般的生存权力甚至往往还制度性的被剥夺了!在中国,有多少打工仔被烧死、打死与由其他莫名其妙原因致死?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禁锢人口政策依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对外地流动人口存在政策性歧视,由此造成这些政策执行者基于经济原因上对外地流动人口在基本人权进行剥夺,这就是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的始作俑者。农村流动人口的生存危机,自从农村人口开始流动那一天起,从来就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一直首先就是利益被剥夺者。

  与此相对应,由于中国的城市不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城市,而是具体某某城市人的某某城市,如,北京不是中国人的北京而是北京人的北京,农村流动人口就不可避免会对城市治安与稳定产生破坏作用。在我们社会现在谁还会是上帝,在受尽苦难与欺凌的情况下,能不对造成其苦难与使之受伤害的地方或人们产生仇恨甚至加以报复?尤其对于素质本来就不那么高、法制意识原本就淡薄的农村流动人口,对所生存城市的陌生感、隔膜感甚至遇到不公正后产生仇视感,注定中国城市躲不过农村流动人口的报复性破坏行为,中国城市治安要想彻底解决,不解决这种仇视心理的产生机制问题,恐怕只能是做梦!

  在农村里呢,治安问题同样也无法解决。由于农民收入近几年实际在下降,而乡镇行政管理人员、乡村教育与其他各项事业,都需要农民负担,特别是乡镇行政干部与管理人员日益膨胀,农民负担相对日益增加,农村乡镇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只能是日趋尖锐,中国现在各地发生乡镇干部剥夺农民利益事件层出不穷,就是因为农民作为经济阶层,其经济行为权力没有得到独立,他们不可能自由迁徙异地谋生,而是被户籍制度圈在某地经营某块土地的牛与羊。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的父母官们对之要宰要杀,能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第四部分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必然选择   

  一、全面加快开放户籍制度改革进程    

  解铃还要系铃人,中国要摆脱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种种困境,就必须着手全面彻底放开户籍禁锢,使全国人口与人才资源得到充分有效流动。这不仅可以使中国上述种种问题得到逐步缓减并最后解决,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会大大提高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现有人才资源的条件下,通过人才资源的自由优化配置组合,大幅度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这样具体说吧,只有北京不再只是北京人的北京,而是所有中国人的北京,中关村不再是北京人的中关村,而是所有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有一技之长并愿意到这里来发展的人(不管是国外留学人员还是国内的中专、专科甚至高中生)的闯荡冒险乐园,那么北京的发展、中关村的发展才会有希望。北京要把中关村变为真正的硅谷,不把天津、上海、南京、深圳、香港等等城市里所有觉得可以来中关村发展的各类人员吸引到北京来在IT及相关领域自由创业,而仅仅以为只有留学生可能能创造中关村的美好未来,仅仅对留学生们表示欢迎,那么如果武汉“光谷”有全面开放与自由的政策,中关村就必然丧失自己的人才凝聚竞争方面的优势。同样,在目前人才竞争已经国际化的条件下,如果北京吸引人才的条件不如美国硅谷,那么北京中关村的发展,只会永远落在美国人的后面,总是处于技术跟踪状态,中国IT技术永远只能拾人牙惠、中关村永远只能帮美国卖软硬件了。

  一个城市发展一项产业,只有凝聚了大量相关人才,才有可能产生智力与竞争优势,才有可能使这项产业在该地区生根开花与结果。凝聚不了人气的地方,只能是死水一潭,对于这个道理,南方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领悟到了,其中有的城市也已经走出了一大步,但是其所实行户籍开放的政策,离中国经济发展要求,都还有很大差距。   

  二、加快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许多青年农民作为优秀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实际上在不实行歧视性政策条件下,已经有能力在城市生活。开放户籍制度,在允许这些人到城市安家落户的同时,就有必要允许土地经营权自由流动,鼓励农村土地的集约经营。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意义,前面已经有所表述,这里不妨深入研究一下。

  农村土地集约经营,是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是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唯一出路。工业现代化条件下城市社会所需要的大量的丰富的农产品商品,只有在土地集约经营、农业生产实现现代化条件才可能得到提供,同样,城市社会现代工业所生产现代高科技农业技术与装备,也才可能在土地集约经营的现代化农业中找到销售与应用市场。农业、工业要实现各自的现代化,这是无法分离的共生体。  

  三、出台鼓励农村人口城市化政策   

  加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目前已经刻不容缓。可以说,这已经成为解决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矛盾与问题的关键与焦点所在。中国必须实施积极的鼓励与促进城市化政策。

  这些政策,在我看来,目前至少可以包括三点,一是消除一切政策性歧视,对农村城市化人口开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原有城市人口的福利待遇;将退耕还林、移民建镇、或发展小城镇的一类资金,大幅度转移支付到相应地区中愿意且具备到城市安家条件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将要在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安家的家庭;三是对于吸纳农村人口与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国家财政优先安排城市建设资金,并给予相应补助,鼓励与促进这些城市的正常发展。  

  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没有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统一国民待遇,那么要实现全面促进城市化目标,实现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同样还是不可能的。对同样的劳动力或智力资源,依旧人分几等,那么市场经济所配置的人力资源就必然不是经济与合理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力资源或劳动力,必须是有全面与平等保障的劳动力,任何享有特权或先天制度待遇的劳动力群体的存在,都会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从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意义上讲,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保障体系,不仅可以促进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自主流动,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优水平,同时更是在实现中国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全面平等,更是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精神。   

  五、改革政府管理具体经济行为的职能   

  只要户籍制度依旧将人口禁锢在某些区域内,那么这些地方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就必然是计划经济方式。政府要将政府管理经济职能早日过渡到宏观管理上去,摆脱目前政府依然未变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就首先必须放开户籍管理的禁锢人口流动制度。而只要计划经济模式的格局依旧存在,只要政府具体管钱,只要行政权力与国家投资资金挂钩,那么要避免出现权力寻租者、要避免出现腐败、要避免重复建设的浪费与种种经济的低效率问题,则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关,国家只有改革政府具体管理经济职能,使之与全面放开的户籍制度相配套,那么我们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出现新契机,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才能从国家资金的投资流转机制的合理化中得到减释。 

  注1:雍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