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从来没有一个个人学术生涯的研讨会开得如此之激烈,话题如此尖锐,阵容又如此豪华。这除了因为吴敬琏先生本人的德高望重,桃李天下外,改革局势的沉闷和迷惑,显然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切身之痛。

2月26日,“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总共有100多位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学者型官员和企业家出席了研讨会。

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致开幕词,从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30分。先后安排了吴敬琏、周小川、钱颖一、楼继伟、吴晓灵、谢平、胡祖六、李剑阁、陈锡文、金立佐、郭树清、张小济、赵人伟、秦晖等14位学者的讲演。吴敬琏先生本人的演讲主题是《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每个讲演之后安排一位学者作有针对性的评论和全体与会者均可参加的讨论。主评论人分别由刘世锦、樊纲、苏宁、李克穆、许小年、易纲、林义相、朱民、周其仁、黄佩华、陆学艺、林毅夫、王则柯担任。四个阶段的主持人分别由张军扩、张卓元、茅于轼、周叔莲担任。午餐时间则安排了专程从美国矗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午餐会讲演。

本刊在此刊发吴敬琏先生在会上的讲演全文,以飨读者。

由于我国有望于近期加入WTO等因素,留给我国进行认真的改革、并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实又一次非常紧迫地摆在中国的面前-------

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吴敬琏

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的基本标志是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了。在过去的20年里,原来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已有了初步的改变。拿工业来说,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开始改革时的78%,下降到去年的33%,非国有经济的份额从22.2%提高到67%。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2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

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经济转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现在,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大致上只占1/3,但是从经济资源的占有来看,国有经济还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而国有经济的改革又很不令人满意,还远不能说市场已经在这部分资源的配置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使得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

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

例如我们议论得很多的,政府很关心的所谓“重复建设”问题,它的制度根源就在于国有经济没有经过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却在资源的支配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例如,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等等。这里只讲一点:农村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目前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钱?怎样能才使他们富起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关键的一条是把多达1.5亿人到2亿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去。为什么改革的后10年这种转移出现了停顿,甚至有反转移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工商业没有创业的活力,或者活力没有得到发挥。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经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另一方面是非国有国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既得利益者成为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想重要原因在于一部份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里面有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在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里面有重大的利益。于是,要改革和改组国有经济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我最近在匈牙利呆了一段时间。匈牙利同行们,包括80年代我们很熟悉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们,很沉痛地对我说到他们的教训,为什么他们的改革到了80年代进行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人在旧体制的国有经济中有重大的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时用给优惠政策、发补贴、放贷款等多种方法支持、扶植国有企业,再生产党政企不分的旧体制。

在中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呢?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党中央就试图要对国有经济发动邓小平所说的“摸老虎屁股”的攻坚战,而且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就此作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从这里看,国有经济改革的困难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中央方针政策贯彻不力

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五大决定了要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今后长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调整具体地说有三项内容:一是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一些部门退出;二是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三是促使私有经济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把十五大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例如,第一,把国家还要控制的领域约束在公益性的、关系国家安全的等四个行业;第二,除了极少国家必须垄断经营的企业外,所有的公司都要实现股权多元化;第三,把放开搞活的范围从国有小企业扩大到中等企业;第四,要求在一切大型企业中确立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结构。

应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现在的问题是贯彻落实。这两年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就是国有部门有一种忽视改革和改组,热衷于“跑部钱进”的潮流。为了克服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财政系统用发债、增税等方法动员资源,用于增加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投资作为启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它变成一种动员民间资源,救助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就会引起微观上和宏观上的一系列消极后果。首先,强化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不可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且长期使用这样的办法,会过份加重财政的负担,威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国有企业热衷于取得国家注入的资源而忽视自身改组和改革,其结果就会是复制旧体制,加强旧体制。

企业制度上须下大功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认为:

出路之一,是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在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或者不同程度地减持的条件下,把一切大中型企业改造成为符合《公司法》和国际惯例的现代公司。这就是说,第一,确立现代公司的多元所有制产权基础;第二,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建立非执行董事(包括一部份独立董事)占优势地位的董事会,董事会要承担诚信义务(或称做受托责任);第四,董事会要通过自己的经理人员任命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激励;第五,要确保高级经理人员对日常经营事务的决策权不受干预;同时建立以绩效为基准的经理人员报酬制度;最后,要以保护全体股东利益为宗旨,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

这些工作都是很艰巨的。从现在正在进行的几个大的部门如石化、电信、电力、冶金等的改组过程看,在这里面碰到了许多很深刻的问题。譬如拿企业制度来说,不但要解决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一些制度问题,还要解决在过去20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制度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上各种人的既得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说都非常艰巨,但是如果继续回避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只会越拖越被动。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

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针呢?我看还是要坚决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的决定,特别是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方针。这就是,第一,坚决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第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制度问题;第三,要用一个新的,适合市场经济的监管体系取代政府部门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多方面干预的监管办法。

不从企业制度的根本上下功夫,而是用老办法“给政策”、“输血”等等来求得国有企业的短期维护;如此等等。这些误区如果不被打破,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很难贯彻。

出路之二,在于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根据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有两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在国有中小企业没有完全放开的地方,彻底地把它们放开。第二是各级政府必须对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企业,也包括民间自己创建的企业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扫清发展的障碍,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再也不能延误时机了

与国有企业相关的种种问题已经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迟滞而拖得太久,不作出根本解决是不行的。特别是由于我国有望于近期加入WTO,留给我国进行认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错误。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经涌现出一批比较好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因而经济繁荣、就业充分、社会稳定的成片的地区,例如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新气象。如果我们到这些地区去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资源条件特别好,也不是因为国家给它们的政策特别优惠,国家给他们的投资特别多,国家银行给它们的贷款特别多,而是因为他们努力贯彻了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一方面国有经济改革改组的力度比较大,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得比较快。既然这些客观条件并不见得好的地方能够帮到,别的条件更好的地区当然更可以做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很乐观的。

(本文是吴敬琏教授在《中国改革回顾与展望——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编辑部作了少许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辑部所加)

附录:

刚刚上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就公司的监管与督导在会上发表了看法。他说,一些公司失控了,发生越轨行为和滥用权力,究竟谁在监控上失职了?需要区分来自行业性的监管和来自所有人的督导。他的发言引起与会的学者和企业家的热烈讨论。大家认为,把监管和督导区分开是有意义的,而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这二者是混淆的。

从美国赶来的钱颖一教授讲演的题目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他把市场经济分为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他提出,在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与经济要保持一定距离,政府应起到公平执法的作用,包括定义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反垄断、执行合同等。钱教授指出,近来一些政府部门打着“规范市场”的旗号大搞“规制”、“加强管理”、“许可证”、“证书”等,除了一些是必要的外,多数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民航管理本应代表乘客利益,鼓励竞争,却理直气壮地搞价格垄断;各城市纷纷限制农民进城,创造各种“证”;一些部门以国家利益为名,行谋取部门垄断利益之实。

柳传志结合本企业实际提出一种“运动式执法”现象,即一些执法部门不是按法律条文、按程序执法,而是动不动就搞大检查之类的突击执法活动,在这种运动式执法过程中,法规宽严无度,企业根本无从把握。

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作了题为《面对WTO的中国金融改革》的讲演。她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际金融环境日益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体制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中国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调控体系;二是中国的银行将如何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三是中国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四是中国能不能有效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的安全。面对WTO的挑战,中国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加紧金融体制改革,以增强金融的竞争力:重塑微观主体,提高中资银行竞争力;确定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与监管原则;完善央行管理体制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指出当前财政管理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预算编制方法不科学;预算分类不规范;国库分散支付制度存在较多弊端;财政支出范围不合理,财政负担过重等。然后,他介绍了以加强和规范财政管理为中心推进财政管理制度的基本思路:一是逐步推行部门预算,大力推进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包括推行零基预算办法和加快实施“综合财政预算”方法;二是研究制定并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三是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四是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健全财政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