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侧面反驳温铁军的市场无效论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最有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所以,当他说,不能用简单的市场化思路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见《21世纪经济报道》7月31日的记者访谈《温铁军:市场理论不适用》),对于支持市场化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论题。

但看过温先生的文章后,我觉得,温先生的想法对于农民来说,也许太不公平了,虽然温先生恐怕会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在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

温先生反对用市场化思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土地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中国的现状是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但又不能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只能留在农村,而一旦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如果他们失去土地,他们就失去了最后的一点保障,于是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云云。

现在我明白温先生的意思了,原来温先生是一位政治家,他说市场化不适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时,并不是一个经济学的结论,而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来谈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的。因此,与其说温先生关注的是农民问题,倒不如说他更关注国家的政治问题。这样说,温先生可能不同意,但在我看来,他的论说中确实有这么一个逻辑。

当然,没有人希望社会不稳定,也没有人希望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期望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维护社会稳定,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以牺牲社会某一群体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且这个群体——农民——还是中国社会中的最大群体?

我不想讳言,我从温先生的论论述中看到了一种冷酷的逻辑: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稳定,而农民是潜在的不稳定的源头——因为他们贫穷,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可能会没有出路——那么,要实现社会的稳定,就首先必须实现农村和农民的稳定,而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这是我们的祖先们反复讲过的道理——这一连串逻辑下来的结论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需要把农民束缚在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温先生也承认,在有些地方,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从而使他们不至于到处流动,涌入大城市,成为盲流之类的影响城市现代化的因素,甚至在特定时机成为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在温先生的理想中,脸朝黄土背朝天了几千年的农民们,将仍然在土里刨食,于是,我们获得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农民很伟大,是吧?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的稳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我们感谢他们。但对不起,你就是不能享受到跟我们同样的权利和现代文明带来的方便与机会:把9亿人口捆在土地上,于是,3亿城里人获得了满意的稳定。

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关于正义的逻辑的真谛: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家们治人最大的心得,可能就是让土地成为防止农民流动的稳定剂,温先生的论说为中国源远流长的农民理论增添了一点现代经济学的论证;当然,几十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作出过这种贡献,我们都耳熟能详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理论——尽管现在我们知道,所谓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本来就是个虚构——那理论说,在落后国家,必须通过剪刀差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从而实现工业化。经过几十年的剥夺,现在,我们已经工业化了,不过,不好意思,农民兄弟们,我们现在仍然需要你们作出奉献,请不要推辞——也不准推辞;有劳你们了。

但是,在这个社会中,谁——包括政府——有资格和权利,可以用这种超然的姿态,随意地安排每个群体、每个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可以任意地安排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为了另一个群体而作出牺牲?有人说这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然而,整体难道真是整体吗?难道真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吗?即使社会真的是一个整体,至少也有谁受益最大、而谁受益更小的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在印象中一向关注弱势群体的温先生的理想中,我们看到,农民,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中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而是一个物件,作为一个整体的庞大的东西,可以由某些人或某些机构或国家为了某个崇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随意地安排他们的命运。

在温先生的理论中,九亿农民就是一个整体,可以像一个工程师一样按自己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把他们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上;温先生不认为九亿农民是九亿具有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公民,是九亿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人,是九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追求幸福的个人。

而我的看法跟温先生正好相反。在我看来,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每一个农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有权利迁徙到他喜欢的城市,他有权利离开生活了几十代的土地,他有权利去从事自己认为最为有利可图的职业,这种权利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剥夺的;当然,在这些选择中,他也可能会选择留在农村。但任何人或社会,并不能以任何理由堵塞他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他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成文法律和规章中是否承认权利,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凡是剥夺这种权利的制度,均是不义的制度;凡是为这种剥夺权利的制度张目的,均是不义的学说。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用宏观的总量概念来谈论人,比如像温先生这样侃侃而谈作为整体的农民如何如何,然而,当他们这么谈论的时候,他们有必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农民不是螺丝钉,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社会工程师手中的螺丝钉。

我之所以赞成用市场化的方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农民的贫穷恰恰就是由于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缚在土地上,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并不奢望什么社会保障,也不奢望跟城里人有同等的机会和资源,他们只想通过自己卑微的劳动来改变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的命运,然而,他们的这种最单纯的想法却被无数理论家以种种高尚的理由和复杂的方程式否定了。在我看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原则一点都不复杂:只有通过构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尊重每个农民的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利,赋予每个农民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惟有如此,一个社会才会成为最稳定的社会。

农民已经被束缚了几千年了,现在他们难道仍然要被束缚在土地上吗?难道一辈一辈地老死在贫瘠的土地真的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200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