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引言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重要。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也是除香港外,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最近三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除香港外对中国的最大直接投资国。美国的国内市场容量十分庞大,每年的进出口总额远远超过中国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美国进口8990.2亿美元,出口6887亿美元。同美日之间产品结构相似的情况极为不同的是,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出口产品的结构差距非常大,因而两国的互补性特别强。美国对双边贸易中出现的赤字虽然会发出抱怨,但由于国内市场庞大,有较长的贸易自由传统,因而民众一般抱十分容忍的态度。所以美国市场有吸收中国产品的巨大潜力。以1997年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379.7亿美元,进口169.6亿美元,顺差210.1亿美元。该年中国的总贸易顺差为404.2亿美元。所以,得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的贸易顺差一半还多。[i]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仅前10个月中美贸易总额已达613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达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的出口为433.67亿美元,自美的进口为179.55亿美元,顺差为254.12亿美元。如果按照美国的数字,则2000年头三季两国贸易总额已达844亿美元,中国顺差达61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顺差国。[ii]相比之下,其他贸易大国往往出口多于进口。例如,1997年日本进口3388.3亿美元,出口4210.5亿美元;德国进口4455.6亿美元,出口5125亿美元。[iii]中国得自日本和德国的贸易顺差和得自美国的不能同日而语。

除了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互补性特别强之外,中美双方也为对方提供了十分有吸引力的投资前景。中方在美的投资正在不断增长之中。例如,2000年一月到十一月,经批准,中国在美投资企业共37家,协议投资金额七千零六十二万美元,实际投入资金五千四百九十六点五万美元。[iv]美国各行各业的人才应有尽有,信息灵通,基础设施高度发达,市场吞吐量不但举世第一,而且高度规范、开放。这些当然为中方的投资提供十分诱人的前景。对美方来说,中国要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从农村到城市,从交通、能源到工业、科技,从文化、教育到健康、卫生,需要的投资起码上万亿美元。美国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超的管理、周到的服务,对中国来说,有极大的吸引力。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2000年一到十一月,中国共批准美在华投资项目二千三百零一项,合同金额73.26亿美元,实际利用35.93亿美元。到2000年11月底,美在华投资项目累计已达三万九百二十九个,实际投入资金293亿美元。

美国虽然在对华贸易上赤字累累,但是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出口产品的结构对优化美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淘汰本身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品大有裨益。中国的不少出口价廉物美,降低了美国的通涨压力,提高了中、下阶层的实质购买力。美国也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的日益增长的潜力,急盼中国能早日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为美国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更大的便利。因此,理论上两国的经济合作应该有极大的空间。然而两国的经济关系时有阴云笼罩。先有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应将贸易和人权挂钩的争论,后有两国关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及其后身的世贸组织的条件的争论。近期来,围绕着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中美的经济关系也因而蒙上一层时淡时浓的阴影。

最近,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直接干预下,决定今后四年谁入主白宫的法律纠纷终于有了答案。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经过一个多月的法庭抗争后于2000年12月13日宣布,虽然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不认为佛州最高法院允许该州重新人工计票的做法违宪,但尊重民主程序,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决定接受这项最后裁决。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因戈尔的认输而终于胜出。总统选举最后靠法庭层层裁决,甚至搬出美国宪法,才能决定胜负,在美国历史上虽发生过,但并不多见。竞选双方对投票结果有不同解释,不惜聘请律师,走上各级法庭,各自运用有关法律和宪法条款,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但最后双方一致接受法院裁决,和平而体面地解决争端。这一纠纷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处理方式,让世人对美式民主增加了感性认识。

然而,请出律师和法官解决选举纠纷的戏虽然在华盛顿已经落幕,中美双方关于纺织品的配额问题的纠纷却刚开场。这一切似乎预告着一个最新动向,即法庭和仲裁机构在未来的世界里将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自然不会例外。中美签订了关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中国不久将加入这个世界唯一的贸易组织。这给中美经济关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由于美国国会已经正式通过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已经筑起一道防火墙。中美在人权、民主、劳工权利、武器输出和核技术出口方面的分歧,不会象以往那样,由于有一年一度的国会对最惠国待遇的辩论,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前景或美国到中国的投资意愿。中美经济关系有了政经分离的法律基础。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双方对自己的和对方的经济制度的不同判断和对双方的贸易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对双边协议的某些条款和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的不同理解和执行力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发生种种冲突,并导致双方频频走上法庭或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裁决。所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世贸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

不过,在小布什任内,中美的政治、军事分歧可能升级,殃及中美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是因为,无论是小布什,他的副总统钱尼,还是新国务卿鲍威尔将军和新国防部长伦斯斐,都公开表示支持建立全国飞弹防御系统和战区飞弹防御系统,并对台湾加入战区飞弹防御体系抱更同情的态度。[v]而中国已经一再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单方面的飞弹防御计划,对将台湾包括进美国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更表示坚决反对。在飞弹防御计划问题上和台湾问题上两国会不会对抗起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笔者想指出的是,如果万一两国在上述问题上互不相让,由于涉及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中美的经济关系还是有可能发生严重逆转。对此,不应掉以轻心。以下讨论的前提是,假设两国政治家在这两个问题上能找到避免直接对抗的妥协办法。只要双方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愿意让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分歧,那麽,中美的经济关系晴雨寒暖便主要取决于双方在对方市场上如何各显神通,在法庭和仲裁机构内外如何据理力争,以及在协调失败的情况下,接受裁决的雅量和风度。

II. 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的要点

1.美国政府的主要承诺[vi]

由于美国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投资市场,除涉及国防秘密和某些尖端技术,已基本向中国开放。美国已将其平均关税降得比中国低得多,转而主要靠配额保护某些产业。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承诺很简单。

i.说服国会正式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

这一条美国已经做到。今后美国国会不再每年审核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政经分离扫清了道路。美国参、众两院讨论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时,很多民主党议员和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布什身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也一再明确表态,支持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他上台后,自然会贯彻国会的这项决议。

ii.支持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目前之所以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主要因为中国和墨西哥的双边协定的谈判,以及中国和世贸组织的多边协定的谈判,都尚未完成。但美国保证在这些协定的谈判完成之后,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或部长会议上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会员。

iii.中美之间另外还签了农业协定。美国保证对中国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农产品储藏、管理、销售、和流通技术,品种改良技术,牲畜疾病的测试和监管,和农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生产者的培训等领域提供各种帮助。并在农业栽培技术,牲畜和水产品的培育,与农业有关的环保问题,以及利用基因改良品种等领域与中国合作研究。美方以上的保证已载入朱总理1999年春天访问美国时所签订的中美农业协定中。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大国。世贸组织计划在近期内着手推动农产品的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中美两国所签订的农业协定为今后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两国联手推动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打下很好的基础,也为最不愿意放弃农产品保护措施的欧洲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2.中国的主要承诺

中国对美国所作出的承诺十分广泛和具体。如果不了解中美之间在贸易自由化和开放程度方面所存在的显著距离,会奇怪中国为何同意作单方面的,有时甚至是超越世贸组织规定的让步。

i.农业 [vii]

a.大幅降低对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关税,到2004年的1月从现在的平均31%降低到14%。

b.对美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现在的22%降到17.5%。

c.建立关税特别优惠的配额制(Tariff-Rate Quotas,缩写为TRQs),以促进美国农产品对中国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在TRQs配额之内,中国只征收1-3%的关税,并保证使TRQs的管理透明化,以利民营企业的参与和竞争。

d.取消对美国小麦、柑橘和肉类的基于卫生免疫的限制,并取消对大麦、各种植物油的进口配额。

e.中国保证,将改革现有的岐视性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将用逐步增加配额的办法,向包括美国商人在内的民营进出口商开放原来由中国政府所属公司专营的粮、棉、油等农产品的部分贸易机会。

f.中国保证,加入世贸组织后取消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能在第三国与中国产品平等竞争。

g.中国保证,本国农业生产的现有的导致贸易扭曲的补助水平不再增加,并逐步减少这类补助。

h.放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卫生免疫检验手续,使之更符合科学的标准。

ii.工业 [viii]

a.中国答应大幅降低关税,从现在的平均24.6%降到9.4%,对美国的主要产品则降到7.1%;中国同意加入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对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产品取消一切关税。汽车部门的关税到2006年将从目前的80-100%降到25%,届时汽车部件的关税将平均降到10%。中国还答应大大减低对木材和纸张的关税,并统一降低对化工产品的关税。

b.中国同意逐渐取消进口配额的运用。中国并同意,政府不能再规定美国在华企业实现零部件本地化的比例,不能提出转移核心技术作为批准投资的前提,以及不能要求企业本身实现进出口外汇平衡的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凡所签合同已经包含以上条款的美国企业,可停止执行上述条款。

c.美商在三年内获得在中国经营进出口和销售的权利。中国并同意开放那些与经营进出口和销售有关的部门,例如维修、仓储、卡车运输和空运等的经营权。

d.中国将取消对服务业的大部分限制,同时保留现有的对美国在华经营者已承诺的优惠。美国商人将被许可经营电讯、保险、银行、证券、会计、律师等专业服务合资经营电影、录象、音响产品等的进口和销售。

e.中国同意,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的采购并非政府采购的一部分,因而受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这些企业也受到世贸组织关于补贴和补偿措施的约束。[ix]

f.中国同意,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在经营时只应基于诸如价格、质量、有无货源和是否有销路等的商业考虑,而不应有非商业动机。中国还同意,在非岐视的基础上,允许美国企业通过和国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竞争的办法获得销售和采购的机会,并同意必须向美国企业提供向国营和国有企业销售产品的机会。

g.中国承诺,由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纠纷,并且同意,在中国败诉的情况下,或者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和经济政策,或者提供补偿。不然,美方可以采取报复,使中国因丧失在美国的部分市场份额而遭受同等的损失。

h.中国同意,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5年内,美国可以保留目前的反倾销措施;并同意在对中国的出口品征收补偿税时,中国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在计算作为征税基准的定价时,美国可将中国国内定价视为非典型市场价而不予参考。

i.中国同意,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的某些产品所实施的保障措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2年内仍可维持有效。

j.中美两国1997年签订的双边纺织品协议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将继续有效。根据该协议,美国将有权采取保障措施限制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过速增长。

k.美国有权保留使用包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201条款和反倾销法等一整套美国的贸易法。美国也可援用世贸组织的规则,阻制进口劳改营产品,控制本国敏感产品的出口。在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时候,有权暂停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国会为了国家利益愿意放弃世贸组织的各种好处的话,甚至可以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

III. 中美最终达成双边协议的原因

1. 中方的考虑

a.中方的大部分让步,实际上只是为了与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保持同步,例如上节ii中列出的a,b,c,d,e,f,和g诸条,旨在同世贸组织到2000年的各项自由化规定接轨,并非对美国的单方面让步。

b.中方的有些让步,例如h,i,j和k条,虽然在表面上已超越世贸组织的要求,但实际上是承认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向典型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尚未完成,因而接受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作某种限制。这些限制措施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的稳步增长,只是要把中国对美国的这些出口的增长限制在一定的速度上。这些让步既是换取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入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确保中国在美国市场上所占份额逐步上升所必需。中国理解美国实施针对中国某些出口品的限制措施,旨在防止这些出口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突然大幅增长,引起美国同行的反弹。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k条中的那些极端措施。而且,如果美国暂停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中国也有权采取同样措施。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国会为了国家利益竟然愿意放弃世贸组织的各种好处,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那麽中国不但有权对等地取消美国的最惠国地位,而且有权要求世贸组织干预,对美国采取报复。

c.中国的让步从总的方向上来说,符合中国本身订出的目标,将中国经济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一个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一个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一个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提供广阔市场的经济。中国决心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了中国同意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组织,除非出现市场失灵,应基于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原则。当然,中国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用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表明,中国政府特别关心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关心防止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变得过大。

d.中美协定中,以及中国和欧盟,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国和世贸组织已经和即将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为中国争取到3~5年的保护期。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2000年各成员国就必须完成一系列的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以美国为首的各成员国现在同意中国可以在入世后(预见2001上半年)再用3~5年的时间实现这些措施,应该说,中国赢得了一定的时间。改革到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也形成某种不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利害格局,使得光靠内力很难推动市场导向的改革,连中央对这种利害格局都有束手无策之感。文革之后的那种百废待兴,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已为某种自得自满的心态所代替。中方决定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激励中国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以利加速改革。它们面对外国企业的先进的管理和科技力量,会有更强大的动力虚心请教,深入改革,奋起直追。

过去50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国社会有我行我素的强大惰性,不然中国不会从一个相对先进的民族,蜕化成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中国的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对外界的各类左的,右的,先进的,落后的刺激作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反应的历史。面对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所采取的闭关自守的反应已经证明是极端错误的。面对最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政府决定逐步地完成全方位开放,不再置身局外。而且,为加入世贸组织而进行的14年马拉松式的谈判表明只有早日加入到世贸组织中去,中国才能在关系到经济全球化的各类问题上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e.中国意识到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迄今为止,中美的经济关系虽然是互利的,但是中国得到的好处显著多于美国。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有赖于美国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无法以目前这样几乎是一边倒的方式持续下去。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也为反对中美发展友好关系的人提供各种口实。美方市场已经对中国基本开放,中国迟早无法回避对等开放自身市场的问题。中国通过签订中美协定,表达了愿意加速开放市场,接受世贸组织的规范,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决心,以此来稳定中美的经济关系,减少中美的经济往来的非对等性,并希望中美经济关系的日益发展为促进中美其他领域中的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美方的考虑

a.中国的经济实力在过去20年中突飞猛进。到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对此,美国学界、商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都确认无讳。[x]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美国的商界来说极为诱人,将之形容为世界最后一片未开发的新边疆。他们急于分享这片充满活力、蓬勃增长的市场。

b.从美国总统到一般政客并不回避他们的另一目的--通过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影响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改革。中美关系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美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希望至少中美的经济关系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通过两国互利的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使两国有更大的动力改善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美国希望中国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法治的国家。[xi]

c.美国正在认真推动经济全球化。无论从中国的幅员、人口,或中国的各方面的潜力,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负责的一员,接受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对世界的稳定和和平,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促进世界的有序发展,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各项目标,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xii]

3.中美谈判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拖得很久,有种种原因。有些人过于强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指责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一味排斥中国于世贸组织之外。笔者认为这种指责失之偏颇。美国当然有人基于政治的、民主的、人权、劳工标准等理由,企图拖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见。美国共和党人甚至比民主党人更坚定地反对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民主等议题挂钩。这次美国两党候选人在空前激烈的总统竞选过程中,都没有把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议题,或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议题。小布什对中国的这两项要求都坚定不移地予以支持,便是明证。谈判拖得这麽久,主要还是双方基于不同的经济制度背景,有着十分不同的经济利益要照顾。这里既有中国为保护民族工业,争取更长的过渡期,出价太低的问题,也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担心本身经济蒙受意外冲击要价太高的问题。加上在中国与各国谈判加入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的世贸组织的14年期间,各国的贸易自由化进展神速,使中国的出价不断落后于形势。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的性质有种种疑虑。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正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国家,而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离开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尚有明显的距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政府对贸易的控制过严,中国的贸易制度和政策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甚至有不少美国的高层领导人担心中国发展成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的混合体,造成对周边地区的威胁。[xiii]

鉴于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目标尚未完成,国内的价格体系存在种种扭曲,政府干预的痕迹也比比皆是,市场的竞争性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性离开国际标准还有较大的距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判断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根据。如果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无足轻重,那麽其他国家也许愿意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反正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冲击不会很大。可是,客观地讲,中国是一个重量级的国家。如果其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容性不高,则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对某个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意外冲击的可能性是不应低估的。不应该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随便批为鼓吹中国威胁论。因为这些人所讲的只是一种客观可能性,而不是说中国在主观上想要破坏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转。正象没有人会认为最近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既然发端于泰国,因此泰国一定是想破坏世界金融秩序。只是说,泰国的金融体制有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认真改革。

当然,在长达14年的谈判过程中,美国的态度也有较大的变化。一开始,美国的策略是利用中国希望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心情,要求中国对本国的经济制度作大幅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取消政府对国营企业的优待和津贴,允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允许中、外民营企业有权直接经营进出口贸易,取消垄断价格和其他人为定价,使价格得以在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上形成。同时,美国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各种符合关贸总协定精神的,与保障自由贸易和投资有关的立法并认真实施,以便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产权,保障市场准入,并承诺取消配额。[xiv]但是,美国后来认识到,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便完成上述这些幅度很大的改革,是不现实的。如果长期将中国排斥于世贸组织之外,美国既得不到分享中国庞大市场的好处,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有可能失去势头。所以,美国政府决定先和中国达成入世的双边协议,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再用世贸组织的框架规范中国尽快完成向典型市场经济的过渡。

4.美国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贸易地位

谈起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往往不能忘怀过去受到的耻辱,将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身份。这自然是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但是,在过去20年里,在双边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国家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这是许多人经常忽略的。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贸易和投资比较自由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对进口商品的税率一般很低,平均来说只有5%。它主要靠配额保护本国的一些夕阳工业,使它们有时间作结构调整。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过去美国国会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每年一度审核中国的最惠国资格,美国实际上每年都给予中国这一待遇。今后美国国会连这种审查都要取消。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经销、和投资是基本开放的。只有象纺织品的进口,美国用配额限制中国的进口。这种限制的目的,是防止中国的出口在美国市场上的突然和大量的增长,造成本国生产的失序,和工会的反弹。

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对等地向美国开放商品、服务和投资市场。这不但表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远远高于美国,而且表现在对于美国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设置较严的限制,或要求部件的本国化比例不断提高,或要求转让核心技术作为开放或入股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有选择的开放,是岐视性的开放。如果把中国对美国的开放程度和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程度相比较,不是中国处于不平等地位,而是美国处于不平等地位。美国的这种不平等贸易地位是中国得以维持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以上做法并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也是和中国一再宣布要全方位开放,尽快和国际规则接轨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所以容忍中国的单方面开放,是因为中国一直保证要进一步改革经济制度,尽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尽快完成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对此仍有种种疑虑。这次中国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的双边协议,表现了中国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庄严承诺和坚强的决心。如果中国能严肃履行自己的承诺,不但对本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福利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在国际上将赢得极高的信誉。

5.美国式的精明--要求防身武器

要指出的是,美国不但对中国经济的形态和性质深有疑虑,对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出口能力也深有体会。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所有的配额应很快废除,现有的关税只能降,不能提高。如果美国不在同中国的双边协定中另有规定,那麽当美国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对其他成员废除配额,进一步降低关税后,中国可根据最惠国待遇,要求享受同等待遇。对中国来说,美国将无权再使用配额。美方的顾虑是,如果届时中国仍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政府仍然广泛使用直接的或间接的补贴鼓励出口,美国就会成为中国产品的倾销市场。所以美国准备了许多武器保护自己。有些武器,例如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争取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等,是世贸组织的现行规则允许的。但也有个别的武器,例如有权实施保障措施的期限,已超过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基于本国经济制度确实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方在中美关于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对美方的要求已予接受。要指出的是,配额措施并不限制中国出口的有序增长。同时,美国用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其他例如钢等产品的出口增长太快。尽管这样,九十年代中国对美国的总体出口仍然增长很快。在过去十年中,对美国的大量出超是中国得以积累巨额外汇的重要原因。

美国是一个律师多如牛毛的国家,并且把写入契约里的东西看得极为认真。中美双方由于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价格形成机制,和进出口管理制度,今后中美之间的商务官司会急剧上升。中国对此必须预作准备。例如,台海两岸形势紧张会导致美国收紧对华的某些高科技出口。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大幅上升或美国经济出现低迷时,美国会更多地指控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和价格控制政策,并会频频调查中国对美出口是否属于倾销,或属于利用第三国的非法转运。另外,中国民间比较薄弱的法治观念,对本国和美国的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缺乏深入的了解,以及往往对执行契约抱有侥幸心理和不严肃态度,也容易造成中美的贸易纠纷。

IV.中美未来经济冲突的主要原因,形式和对策

200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已位据世界第九,而且出口大于进口。从当年美日贸易冲突的经验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会循逐渐升级的形式。美国当年认为日本维持长期的贸易出超的原因是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例如不当补贴和倾销。美国对日本的压力的升级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美国对特定的产品实施限制或报复,在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对特定的部门实施限制。在仍然不见效果的情况下,美国认为日元的币值订得太低,要求日元升值。在仍然不见显著效果的情况下,美国最后判断日本的整个经济制度和贸易制度缺乏开放性,因此要求日本改革其经济制度和贸易制度。由于美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日本多少满足了美国的要求,例如同意将日元升值(表现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的不断下降),以及自愿限制自己的出口。当然,美国之所以在长期内容忍日本的巨额出超,是想换取日本的政治支持。由于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对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不再有继续实施这种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美日间经济、贸易冲突的原因和形式对中国来说多少有借鉴意义。

1. 中美未来经济冲突的主要原因

a.中国对美国的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肯定是两国经济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已经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各项贸易政策和制度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即使中国享有巨额出超,美国肯定无话可讲。但是,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尚未完成。美国担心本国的市场会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增长过快而严重失序,引起本国工会和企业家的反弹。所以,美国肯定会频频发出抱怨,并采取限制措施和报复措施。

b.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到中国开业或经营进出口,国民待遇问题会变得敏感起来。如果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世界通行的规则并不了解,因而受到岐视而不自觉的话,美国的企业家如果受到岐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据理力争的。

c.美国担心,象中国这样重量级的国家,如果由于自身经济制度上尚存在的弊病,或中央政府履行协议中规定的各种义务的能力极为薄弱,无法驾驭本国企业的非市场行为,那麽,以中国的能量,对世贸组织体系造成意料之外的冲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一日千里,世界经济已经变得高度一体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爆发各种有全球性后果的危机的可能性较以前大为增加,所以必须尽力设计一套防范这种风险的措施。同时,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更加优惠发展中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先进科技,同时反对将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强加到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因此,在世贸组织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自由化,如何防范全球性经济风险,如何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迎头赶上等难题的政策设计上,非常可能发生意见相左。当然,中国在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出十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获得全世界的高度赞誉,大大减少了人们对中国的担心。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受到各国的一致欢迎。

2.冲突的主要形式

a.反倾销问题

近年来外国对中国的商品反倾销起诉大大增加。据统计,至今已有28个国家针对中国产品提出约400起反倾销,给中国出口造成的损失累计高达100亿美元。其中,化工、钢铁产品更是遭受国外反倾销投诉的“重灾区”。“[xv]所以,中国必须研究反倾销问题。

WTO反倾销协议的主要规定涉及如何确定商品是否正在倾销;如何确认倾销的进口产品是否正引起或将威胁本国产业;该如何采取调查,如何收集信息和作出决定,如何添加反倾销税,采取怎样的估价方法,和何时中止反倾销税等。该协议指出,“如果按一般的贸易形式,一国出口到其它国家的出口价格低于出口国“同样产品”的最终消费价格的话”,那么产品就被认作倾销(即“进入其它国家市场的价格低于正常值”)。[xvi]但是,进行国际价格比较很少一目了然,有时这种比较既不可能也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另外两种方法。一是把被指控为非法倾销产品的出口价格同出口到其它成员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作比较;二是比较所谓基于加总价格的正常值,即将进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合理的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和其它成本,以及正常利润加总而得的价格。由于中国已经被美国确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以美国将用第三国价格或加总价格作为比较的标准。这里,中国对如何确定正常价格的标准和过程是可以据理力争的。

按照协定,单单确定某国出口的产品为倾销还不够,必须确定该出口已经对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失,或有造成损失之虞。WTO反倾销协议详细说明了进口国家的政府如何确定是否已经受到损害或威胁。其中主要的问题包括如何定义“国内产业”,该产业是否在遭受损害或威胁,以及此损害是否由进口倾销产品造成。这里,“国内产业”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协议的基本定义为“国内同样产品的生产者全体或这些产品的集体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主要比重的那些生产者集体。”所以,对国内产业的确定,会成为中美双方的另一争议内容。

协议谈及了确定损害必须依据“确凿证据”,并经过两方面的检查:(a)进口倾销量及其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b)这些进口对国内同样产品的生产者的影响。由于影响生产的因素很多,除了进口因素外,还包括销售、利润、产出、市场份额、投资回报率、利用空间、现金流、库存量、从业量、工资、增长和增加资本或投资能力的实际和潜在下降程度。即使该产业处于困境,权威专家还要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包括非倾销进口、需求下降、消费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这些因素引起的损害绝对不能全部怪罪于进口。协议警告进口国政府,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不能靠主观臆断、推测或细微的可能性”。所以,中美双方在确定倾销是否是进口国产业受到损害的唯一原因时,也是有许多官司可打的。

b.补贴和反补贴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和反补贴措施的协议为补贴的有限使用规定了纪律,并对各国采取旨在抵销补贴影响的措施加以规范。该协议规定,一国可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要求对方取消补贴或消除补贴的负面影响。该国也可以自行调查的结果为根据征收反补贴税,即对得到补贴的、并损害到本国生产者的进口品征收额外的关税。这项协议对补贴作了更具体的定义,并提出了补贴的专向性限制原则,对被禁止的补贴,可诉补贴;不可诉补贴作了规定,还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可享受的特殊待遇作了规定。对中国政策调整影响较大的规则是:补贴专向性限制原则和被禁止的补贴规则等。新的协议采纳了“交通信号灯(traffic light)”的方法,定义不易引起贸易损害的补贴为“绿灯”,一些明显会引起损害因此不得使用的补贴为“红灯”。其余的补贴为“黄灯”,只有确信它们会引起不利影响时,才被调查。

对中国来说,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被禁止使用的补贴,主要是指影响贸易的补贴,以及因此很可能对其它WTO成员国的利益产生不良影响的补贴。这类补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出口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向出口活动作不附其他条件的或附有其他条件的补贴。第二种为“进口替代型补贴”:向使用本国产品以替代进口产品的企业或消费者所提供的不附其他条件的或附有其他条件的补贴。协议的附录给出了一份出口补贴清单,包括以出口为条件的直接补贴,以及一系列具有相似效果的措施,例如出口退税。大体上,“绿色”补贴包括:1)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最大限度不得超过成本的70%,或对“准竞争开发”的支持,最大限度不得超过成本的50%;2)对落后地区的支持,但支持不得限于该地区的特殊企业或特殊产业,而应作为区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且该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时确实是落后的(按GNP和失业率来衡量);3)对改善新环境设施的支持,这些帮助是一次性的,不超过总成本的20%。按世贸组织的规定,绿色补贴也只是在五年的时间内得到承认。

c.保障协议

应用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是,该成员国能够确定,增加的进口量对生产同样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已经引起损害,或有引起损害之虞。所有这些内容与反倾销或补偿税措施的要求相似(只是无需证明进口产品属于倾销还是受到了补贴)。如果使用配额来限制进口,受到限制的产品进口量不可低于过去三年进口的平均水平。一般原则规定,使用配额不应区分供给的来源地。如果在供给成员国之间分配这些配额,则配额应符合每个供给国过去的市场份额。然而,如果满足某些严格的条件,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配额调制(quota modulation)”)对某些供给国的限制比其它国家更加严厉。配额调制只有在受到实质损害(不仅仅是有受到损害之虞)的情况下才可使用。协议鼓励这些措施尽量在短期内使用,不鼓励更新。一项保护措施应该只有在有确切必要阻止或补救严重损害以及帮助调整时才应用。标准应用期限为四年,如果按协议程序规定有延续的必要并且产业正在调整,那么最高期限可以延长至八年(在第一阶段结束后不得增加任何限制)。如果这一措施实施时间超过了一年,在实施期间自由化程度必须得到提高。如果超过了三年,必须有一个恰当的中期总结,反映其自由化的程度是倒退了还是进步更快了。一旦中止或取消该项措施,在今后与原来措施实施期限一样长的时间内,不得对同样产品实施新的保护措施。

3.几条应对措施

a.利用争取到的三年到五年的保护期,按照世贸组织的各项贸易自由化的规定,大力改革本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和政策。由于剩下的时间不多,改革尽量一步到位,免得到时又要推倒重来,增加改革成本。同时也能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提早结束对中国出口的各种岐视性政策。

b.立即清理有关贸易、投资、开业的法律、条例,凡与世贸组织的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予以废除或修订。

c.立即培养精通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官和律师,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d.各行各业在向国际开放之前,首先应该向国内经营者开放,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应该一视同仁。应该意识到,今后在世界舞台上,民营企业反而不容易受到岐视。

e.建立专门机构,跟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基础数据和各种投资、贸易条例,既可避免触犯他们的各种条例、规定,在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也可作为保护本国企业权益的依据。这项工作,民间很难进行,非要中央和各级政府资助才可。

f.对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补助,例如出口退税,对国营企业低息贷款,对某些产品的生产补贴等,应尽快废除。不然容易引起贸易纠纷。把补助转移到基础研究,基础设施,贫困地区和需要调整的产业等方面去。

g.加速完善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救济体系,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再就业信息中心和培训中心,帮助夕阳产业的职工尽快接受培训,尽早重新就业,以减少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社会成本。

h.在民众中普及有关世贸组织及其各项规定的知识,培养公民和企业尊法守法的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

V.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不能再置身局外

中美今后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将被置于世贸组织的框架中。所以,中国对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履行力度,将深刻影响中美的经济关系。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美国作出大幅让步,以后又要受到世贸组织的许多约束,人们难免要问这样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前进的今天,中国应寻找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才能最快地实现国家的富强?除非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对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教训,对作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保障的世贸组织的来龙去脉及其合理内核,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难以理解为什麽中国一定要加入到世贸组织中去的问题,也难以理解中美的经济关系为什麽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履行对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

1. 经济全球化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全球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合理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两大理由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极大地促进各国的生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象一国之内进行劳动分工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福利一样,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大大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二条理由,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同样会促进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和福利。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产品已变得非常复杂,往往由几百种、乃至上千种零部件组成。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产量的扩大,零部件和成品的平均成本递减,那麽最好的安排是各国集中生产自己力所能及的几个零部件,再运到一处总装。由于每个国家都以整个世界为市场,产量可以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可以降得很低。由于集装箱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大幅减少。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所以各国会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xvii]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加上各国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国必需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 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的曲折

经济全球化并不始于今日。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便有互通有无的贸易。15世纪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欧国家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但发现了通往旧大陆的新航线,更发现了通往新大陆的新航线。它们对各国的诉求一开始往往局限于从当地的执政者那里获得自由贸易的许可,包括在当地居住,和当地居民正常交往,从事生产、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权利。[xviii]民族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其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性。这是因为当时的先进国家提倡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客观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当时世界其余地区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的互利性并无共识。各国间也尚未建立普世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用于仲裁、处理各类争端。连中国这样在当时来说还不算落后的国家,都对先进国家的诉求简单拒绝,并退而采取闭关自守的国策。例如在明、清两朝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其国土的最南端的广州从事贸易。即使在广州,中国政府也只允许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而不得与中国居民混杂。中国政府当时自认为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允许外商居于广州的一隅,已是对外商的大大开恩。[xix]但是将外商圈于一隅的做法,在外商看来,显然不是自由贸易的正常做法,因为外商无从接触广大民众,促销自己的产品。当时外商尽管受到岐视,因为对中国的商品情有独钟,仍然大量采购,造成单向性贸易赤字,外国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几乎使世界的货币流通体系崩溃。[xx]无怪乎外商对贸易赤字的与日俱增要耿耿于怀,非要挽回局面。后来英、法等国进行的肮脏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自然是对此的反弹。尽管道义上应对贩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劣行予以谴责,但中国作为战败国已大吃其亏。其后的一百多年因为落后,处处被动挨打。今天看来,英法当年一开始关于自由贸易的诉求并不过分,实际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对此,中国当时的执政者视而不见,一味抵制,实在是十分不智的。

如果说象中国这样的有几千年文明和法律传统的国家,当年都无法接受先进国家自由贸易的诉求,处于野蛮或半野蛮状态的民族或部落对这种诉求更缺乏理解的能力和合作的文明基础。外商和这些民族打交道,往往缺乏人身安全,更不要指望对自己的日常经济活动和契约的执行提供法律保障。当年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地区,不是缺乏稳定的政权维持社会秩序,便是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部落之间的偷袭、掠夺,绑架、转卖为奴,或在公海上明火执仗的海盗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事。[xxi]欧洲的先进国家若不首先在当地建立秩序和法律,便无从和这些地区作经济、贸易的往来,更无法从当地获得生产所需的某些资源和产品。这些欧洲国家先后走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它们所犯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错误,受制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且,这类错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曾经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在历史上多少都犯过。[xxii]以当时人们的觉悟,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样作的危害性和非正义性。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当年一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也大大推动了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客观上,他们将发展生产所要的资源和产品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满足了生产力扩张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发达国家所犯的历史错误,而不提他们同时也将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文化、教育、法律等文明要素传播到这些地区。它们客观上起了推动生产力前进的作用,特别是推动了本国生产力的前进。今天,我们只能遗憾地说,历史选择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陋形式,强制性地将反对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纳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但也使世界迎来了以英国为主导的百年和平,并使19世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人类的文明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世界经济走向融合之时,中国的执政者鼠目寸光,奉行了一条十分迂腐的锁国政策。这种做法既昧于历史的潮流,也不代表中国全体百姓的自由意志和长期利益。因为锁国政策的决定和贯彻并非全民公投的结果,只是皇帝出于一私的考虑,害怕给予外商在中国广泛活动的权利,会使“异教邪说”在民间散布,危及自己的统治。然而锁国政策不但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最终使中国沦为次等国家,极为短视。中国并没有成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受益国,反而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使人扼腕痛惜,感慨不已。

3. 人类从错误和灾难学得沉痛教训

但是通过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谋求世界的不断瓜分,并不能给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也不能建立民族之间基于平等的真诚合作。因为既然现存的强国可以通过军事冒险和巧取豪夺,占领别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那麽后起的强国自然可以遵循同样的逻辑仿而效之。除非放弃这种弱肉强食的道路,不然人类将面临永无尽头的战争和奴役。20世纪的上半叶仅仅相隔20多年,人类便经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而且主战场并不位于强国和成为其扩张目标的弱国之间,而是位于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间。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试图维护既存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己的帝国版图。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则试图推翻既存秩序以获得对外扩张的空间。这些国家一心追求帝国的荣耀和版图的开拓,却遭遇空前的痛苦,蒙受难言的耻辱。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反抗宗主国,争取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在有识之士的引导下,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失去历史的一切必要性。大部分民族至此已建立起近代的社会秩序,接受起码的国际准则。而且越来越多的民族相信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是互利互惠的,因而自愿成为国际分工的一部分。发达国家便不再需要用扩张领土,开拓殖民地,建立帝国的方式获得本国缺乏的资源、产品和海外市场。

所以,在二次大战尚未结束之时,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的先知先觉者,基于美国已经成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的中流砥柱的事实,运用自己一言九鼎的地位,联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敦促被战争打得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和连领土都已沦亡的法国流亡政府领袖戴高乐将军,同意在战胜法西斯后对世界作更能持之久远的制度安排,以避免人类再度陷入战争。今天,中国觉得特别要加以捍卫的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属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关贸总协定,便是在美国主导下,由中、苏、英、法等国协商产生的世界性政治、金融、经济和贸易机构或协议。若没有后来的冷战,经济全球化应该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了。

4.前苏联追求的世界秩序纯属空想

冷战已经结束将近十年。人们还在总结冷战对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影响及其教训,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是,冷战在经济方面的教训,各国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在冷战的两极世界里,只有美国的秩序和苏联的秩序。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开始选择了苏联的秩序。后来毛与苏联分道扬镖,提出极左路线,所要建立的秩序更为荒谬。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旨在摧毁一切现存秩序,其结果是陷中国于十年内乱,经济濒于崩溃。这套秩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毫无吸引力,不言自明。

再来看苏联想要建立的世界秩序。苏共历届领导预言,实行市场经济越成熟的国家,经济危机会越频繁、越严重,恶性发展的垄断会窒息一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无产阶级会绝对地贫困化,世界革命会加速到来。他们并且许诺,只要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便可走上摆脱苦难的捷径。苏联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建立一个颇为庞大的经互会,在东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中推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作为其所憧憬的世界秩序的楷模,并保证经互会能创造出人间天堂。但是,这些预言和诺言没有一样成为事实。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及它们组成的经互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积重难返。一边人民买不到所要的日用商品,一边仓库无人问津的废品、次品堆积如山。人民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意愿低落,生产力迟迟得不到提高,科技进步十分缓慢。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而不是缩小。恰成对比的是,推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充满活力,高度繁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均收入稳步上升。现在,绝大部分曾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坦然承认自己的经济体制运转不灵,经互会也早已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及其国际分工,理论上纯属空想,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改道换辙,转而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在过去20年里通过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成为最大的赢家。所以,前苏联一心企图建立的世界秩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彻底破产。而且,苏联的秩序被最终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过程中,中国也作出关键性的贡献。喜欢谈论以史为鉴的中国,应该不会看不到这点。

5. 中国告别极左,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到来贡献良多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1949年之后,中国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发达国家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反而支持苏联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中国在1960年代,对苏联的世界秩序的本质逐渐清醒。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开始接近。中美之间的接近主要建立在反苏的战略考虑之上。美国反对苏联,当然基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反对苏联以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塑造另一套世界秩序,并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头上。中国反对苏联的原因,一开始基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所以,中国反苏是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比当年苏联更为极端的极左路线。这条极左路线将苏联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一律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加以大肆抨击。极左思潮不但导致中国文革的爆发和十年内乱,还导致中国对外奉行一条以「九评」为代表,反对‘三和一少’的极左外交路线。

邓小平复出后,审时度势,决定反映中国绝大部分人民的心意,果断地抛弃极左路线,提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地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有限的政治改革。因而80年代中美虽然继续联手反苏,但是中国对苏联的主要批评已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已放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乌托邦思想,务实地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即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利置于首位。中国的这条务实路线不但使自己的经济获得飞跃的发展,而且对苏联、东欧的民众和执政党产生极大的冲击。苏联所要建立的世界秩序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是和中国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榜样分不开的。

VI.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有它的内在合理性和客观动力。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阻挡,也没有哪个国家置身局外而能更快发达起来。所以,中国必须尽早加入经济全球化。但是,复杂的问题是,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因而,中美经济关系的走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有深刻影响。中美经济关系的好坏,会影响到中国能否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中去。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潜在强国,如果和美国联手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将有机会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对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极大的贡献。要做到这点,中国就要对美国为何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苏联的原因有深刻的反思,才能理解为什麽美国关于世界经济的秩序的蓝图更有操作性,对生产力也更有促进作用。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的执行和制订上分庭抗礼,那麽,不但世贸组织的顺利运行会发生严重问题,而且中美的经济关系也会蒙上浓黑的阴影。

1.美国与经济全球化 美国在一战后走了洁身自好的路线。但是世界在短短20多年之后重又陷入更为血腥的战争,并将美国再次推上战场。美国民众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对战后世界的和平重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日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政治、金融、贸易秩序,便是在美国的一手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世界各国对战后秩序的建立都作出大小不等的贡献。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对此秩序的建立不但倾注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提供了最基本的蓝图和诱人的远景。

冷战的结束,给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便再次落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肩上。冷战期间关于经济体制孰优孰劣的争论至此已一锤定音。历史宣告市场经济体制确实远较中央计划经济优越。冷战结束之后,各国不但竞相接受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而且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成长和社会福利。但是,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国,在历史上犯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些错误。[xxiii]人们不免要猜测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动机和企图。有些人想当然地将美国的动机与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阴谋简单地联系起来。这些人对美国民众具有的高度觉悟,特别是对军国主义的高度警惕实在缺乏认识,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转机制也非常缺乏了解。

美国本身作过英国的殖民地,有着最早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传统。美国民众有可能在短期内被误导,但不可能在长期内支持本国领导人象英国、日本那样制订出周全而绝密的全球扩张计划,为建立和捍卫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不惜化上几代人的时间和精力。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民众的情绪。美国的电影、电视、小说和戏剧往往选择与白宫的丑闻,总统的隐私,政府的战争阴谋,独裁者的把戏,或种族主义的罪恶有关的题材,以求为民众喜闻乐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想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美国领导人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本国民众强烈的孤立主义。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对英法最后战胜德国起了极大的作用。具有理想主义国际观的威尔逊总统因而在国际上拥有崇高威信。他十分支持成立国联,以便对战后的和平和国际关系作出能持之久远的安排。但是,美国国会十分顾忌民众的孤立主义情绪,竟然不顾他的反复呼吁,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美国的国会议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以民意代表自居,他们不能不顾忌到美国民众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

从客观上讲,美国如果想取英国、法国老牌殖民帝国而代之,开拓一个新的殖民帝国,实在有无数次天赐良机。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具有问鼎世界霸权的能力。如果美国在主观上确实图谋建立另一个殖民帝国,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期间,便可通过支持德国,联手瓜分英法摇摇欲坠的帝国版图。或者模仿斯大林以同意出兵东亚,换取沙俄在外蒙和中国东北曾经有过的权益的做法,可在同意援助英法的同时,以并吞英法在非洲部分殖民领地作为出兵的条件。甚至可与日本联手,牺牲英法在远东的利益,瓜分太平洋及其周边国家。但是美国不但没有这样作,反而在一次大战后选择了一条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洁身自好之路,在二次大战期间则选择了一条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迫使英法等国放弃殖民帝国的道路。究其原因,还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民众的觉悟,决不允许本国的领导人走上一条缔造殖民帝国的道路。[xxiv]美国民众也许短期内会上当受骗,但一旦真相大白,他们有足够的觉悟起而反对。越战的教训,是美国的每一个领导人必须牢记的。平心而论,与历史上曾经建立过霸权的所有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全球性超强,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对自己的行为是十分节制的。美国对自己权力的约束来自其成熟的民主制度。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换了一个国家拥有这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会处于一种什麽样的境地。

2.不能有“不当头,也不准有头”的狭隘心态

美国是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次冷战,并没有象其他战争那样使参加者两败俱伤。几十年的冷战拖垮了苏联,却没有拖垮美国。今天,美国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绝对优势独领世界风骚。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是由它强大的国力,高度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科技研究体制作后盾的,也是以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体育等几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内所作出的出类拔萃而影响久远的贡献使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美国在今日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无论是从制度的富有效率和灵敏反应,综合国力的平衡和强大,科学技术的先进和实用,对世界如何通往和平、稳定、繁荣的深思熟虑,还是其所创导的世界秩序的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美国作出的贡献是目前别的民族难望其项背的。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既然由美国一手推动,便发生如何看待和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的问题。毛泽东当年的严重错误之一,便是不顾国力和百姓的生活,也无视自己狂热的极左思想的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到处与美国、苏联对抗。邓小平从毛在内政,外交所犯的各种失败中吸取教训,留下遗训,不当世界的头,不和美国对抗。中国现在连自己的制度都要大幅改革,当然提不出一套新的世界蓝图,即使有,也无力在世界上贯彻。所以,邓小平的遗训十分英明,是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力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深刻总结。但是,邓小平的遗训言简意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1.中国自己不当头,但世界是不是应该有个头呢?

2.如果众望所归,在出现更好的头之前大家要美国继续当头,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头呢?是和它合作呢,还是要去联合其他国家反掉这个头呢?

3.中国提倡多极世界,中国当然是一极。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也是一个头呢?如果是的话,中国准备作谁的头呢?中国准备怎样作这个头呢?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的快速接近和融合。连中国这样几千年来以清高、孤傲、神秘、独立闻名于世的国家,今天也无法置身局外。以上的问题以往回避不了,今后也回避不了。只要中国没有想清楚,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化就会时时刻刻地困扰中国,使中国难以集中力量于自身的经济发展。

3. 世贸组织是经济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制度保证

与以往几轮经济全球化意味不同的是,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将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中有序进行。世贸组织的最主要的宗旨是通过优化利用全球的资源,增加生产,控制环境问题,以图提高各成员国人民的福利。世贸组织的核心是各成员国通过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多边协议。这些协议不但各成员国政府要签字,而且各成员国的议会还要正式通过,成为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庄严的契约。各成员国在享受其他成员国根据协议开放市场、提供贸易自由的权利的同时,有义务根据协议同意开放本国市场。世贸组织主要有五个的功能。首先是使世界贸易以一种尽可能畅通的、可预见的、和自由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减少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形式的贸易障碍,并使本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政策具有稳定、透明、和符合世贸组织的宗旨的特点。世贸组织的第二个功能是为成员国提供谈判的场所。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发展,各国正努力提高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使之涵盖更多的领域,并对最不发达的国家加以更多的帮助。所以这个谈判场所对中国来说就非常重要。第三个功能是解决各成员国间的贸易纠纷。第四和第五个功能分别是评议各国的贸易政策和法规,以及协调与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以求取得全球经济决策的更高的协调性。世贸组织的运行建立在成员国的共识和一国一票的民主程序上。[xxv]

4.世贸组织所体现的国际经济秩序让穷国、富国都有发展空间

各国的资源秉赋千差万别。在当代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关起门来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达到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今日最富裕的国家除了采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外,无不奉行开放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发展中国家,凡是放弃进口替代政策,改而奉行出口导向政策的经济,在过去的50年里,大多取得极大的进步。例如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叹为奇迹。再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令世人刮目而视。这段时期,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对极左路线的态度。中国走出狂热,痛定思痛,转而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和美国联手,阻遏苏联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联一心想要追求的全球秩序,实际上主要为中美联手所阻制。在此过程中,美国从未改变自己的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的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因此,使中国在过去20年中取得奇迹般的经济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制度和其他内政的改革,并扭转极左的对外路线,将同时反对“帝修反”的外交政策改为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开放和友好交往的政策。

东亚各国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的成功经验,雄辩地说明,今天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合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个秩序虽然不象苏联许诺的秩序那麽动听和华丽,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因为这个秩序的成功基于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适者生存。但是,这个秩序是对几百年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规范,凝结着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和实践的心得。这个秩序绝不是听上去美丽动人,实践起来漏洞百出的乌托邦。第二,这个秩序是在推倒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旧秩序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允许强国、富国、穷国和平共存。发达国家不必再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资源而兵戎相见,却仍能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原来贫困的国家,也有重新崛起,成为富国的可能。弱国只要改革内政,接受世贸组织所体现的规则和宗旨,也能迎头赶上,跻身于富国行列。因为在这个秩序下,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是象在经互会中那样由某个大国指派的,而是根据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决定的。在这个秩序下,如果该国经过努力,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包括强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不能阻制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升级。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而不是外因的规律,在这个秩序下,并没有失效。第三,这个秩序仍有可改进的地方,但是它的本质是平等的、民主的。世贸组织采取民主的原则,国家不分大小、贫富,一国一票,并力求达到共识。成员国在今后几轮谈判中,会对穷国、富国各自感兴趣的议题加以讨论,以求这个秩序更好地反映和兼顾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利益。中国即将作为一个重要而平等的一员参与这些讨论,在制订世贸组织的新规则的时候可为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权益。所以,这个秩序不应象当年苏联鼓吹的那样推倒重来,而应通过民主协商,不断加以完善。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充满波折,应该主要从理顺内因着手,不能一味归咎于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殖民主义,也不应把本国经济政策的失败归咎于今天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它们中的不少国家或者曾经奉行过完全脱离国情,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极左经济路线,或者连国内的政局也无法保持稳定。这些国家与其牢骚满腹,力图在发达国家中寻找内政不修的替罪羊,或无所作为,作非非之想,坐等国际援助从天而降,不如放下身段,勇敢承认本身所犯的各种失误,毅然改革内政,奋起直追。这方面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在当代条件下如何致富的极具说服力的榜样。中国通过急剧改变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获得经济发展的飞速发展。中国过去曾在理想主义的鼓舞下,对非洲国家提供过不少无偿援助。这些国家今天依然贫困,说明这种援助方式的效果也是有待改进的。只有当这些国家愿意帮助自己的时候,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帮助才能事半功倍。

5.时不我待,中国唯有勇往直前

苏联和中国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十分惭愧地承认,从关贸总协定发展到今天的世贸组织的几十年里不但基本置身局外,对世贸组织的成长和规则的制订可说贡献寥寥,而且一度曾经对此十分对抗,想用另一套乌托邦式的世界经济秩序取而代之。现在,中国在许多场合喜欢强调,世界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世界离开中国就不完整。这就有倚老卖老之嫌。别人这样讲,是恭维中国。中国将这种说法挂在嘴上,不免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小国听了很不是味。因为世界离开了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某个小国,穷国,世界也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这种讲法并不起作用。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入关谈判始终没有结果。入世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也拖到现在,至今不能说完全谈妥。世贸组织的成员当然希望中国最终成为正式成员,但并不是求着中国早日加入。不但发达国家抱这种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心。不然不会一谈14年。朱总理也不必在最近的东盟加东北亚三方的会议期间大谈中国出口与东盟各国出口的非同构性,力图打消东盟各国的疑虑。原来以为中国迟迟未能加盟世贸组织主要是美国在从中阻扰,但是在与美国签了双边协议之后转眼一年多了,由于跟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谈判进展迟缓,2000年入世的希望并未实现。由此看来,各国愿意接纳中国,主要并不看中国是个大国,而是看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世贸组织的规则,有多大的诚意全面开放本国的市场。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愿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小国会比一个拒绝这样作的大国更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欢迎。这就是为什麽大部分小国已在世贸组织的包容之中,而中国、俄国两个庞然大国还在外边游荡。

同时,世界的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几十年来,或上溯到最近几百年,当中国还雄踞世界最大经济实体宝座的时候,都从来没有等待过中国。几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选择置身局外,其结果是天朝大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受损失的反是自己。进入90年代后,各国决定快步前进,将自由贸易的规则严格化,并将自由贸易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大,将几十年来身份不明的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贸组织。这些急剧的变化,都没有等待中国的参与,却使得中国在入关和入世的谈判中的出价,有刻舟求剑的味道。漫长而徒劳的谈判终于使中国认识到世界是不会等待中国的。以中国目前的实力,也确实没有重要到能让世界等待自己的地步。中国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比世界整体还重要。在过去的50年间,特别是前三十年,离开中国的参与,世界并没有失去前进的动力和高度的繁荣。在过去20年中,中国逐渐摆脱萌发于苏联的有关另一套世界秩序的桎梏,实行了单方面的开放和改革,从现存的世界秩序中已经得到极大的好处。中国现在表示愿意完全接受世贸组织的秩序,同意把自己与世贸组织接轨所需的让步庄严地写入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去,对于取信于全世界,化解各国对中国尚存的疑虑,对于加速与世界接轨,提升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本国民众的福祉,是完全有必要的。

VII.结论

国富民强,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寻求一条生存、发展之路。期间经历的磨难、挫折、弯路和痛苦,似较其他民族更为惨烈。使人宽慰的是,最近20年中国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经济的捷径。这就是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正是走了这麽一条道路,才成为今日世界上的先进,富裕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中国应该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离开世贸组织的规定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决定接受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加入到世贸组织中去。这种态度是十分正确和值得敬佩的,表明了中国大幅度改革经济、贸易制度,使之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的坚强决心。虽然在短期内中国需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从长期看,中国从此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一员。世贸组织的框架将使中国人民得以大大低于几乎世界每项人均资源的地位,获得世界平均生活水平。

随着美国国会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以及中国即将加盟世贸组织,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了新世纪。除了那些会根本影响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政治、军事分歧外,两国有关民主、人权、宗教等其他分歧已不会显著影响两国的经济关系。由于中国答应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而美国早已对中国开放了本国市场,可以预见两国的经济交往的密切和频繁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双方坚持政经分离,在新世纪中,两国的经济往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当然,由于两国贸易的急剧增加,双方的摩擦自然也会迅速增多。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中国的出口会频频受到美方的各种限制,是可想而知。同时,美方根据世贸组织规定,要求中国兑现对各国企业施以国民待遇的保证,也是理所当然的。好在双方已有双边协定,双方也都同意有需要时,愿意接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因此,只要双方有遵守双边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诚意,双方贸易、投资上的摩擦似乎不应影响双方的经济往来。中国要想减少美方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以及减少美方对本国企业在中国所受待遇的抱怨,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速本国的经济改革,早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下决心取消违反世贸组织规定的各种补贴措施和扭曲市场价格的政策,以便促使美国提早确认中国经济已符合典型的市场经济性质,从而尽快使美国失去对中国使用非关税贸易限制的理由。

中美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同中国对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也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要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需要作出一系列制度上和政策上的大幅调整,在一段时期中会影响到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和部分民众的工作机会。不少人以为中国可以继续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外,或者以为中国应该减少对美国和世贸组织的让步。[xxvi]笔者对这类看法不敢苟同。如果中国听从这些人的意见,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会遭遇新的波折,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肯定会发生大幅倒退。对比以往30年间所进行的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和最近20年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明眼人应该得出结论,中国目前选择的这条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是十分正确的。在今后几年中,中国也许会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我们不应该大惊小怪,或走回头路。对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找到的这条道路,我们应该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上的,是对几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反经验的总结,不但以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而且得到包括发达国家和大批不发达国家的实践的反复验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各类国家中通过和平互利的自由贸易达到经济繁荣的例子举不胜举。越来越多的各国愿意加入世贸组织。它们也越来越相信国际经济学所预言的,并为几百年来的实践所一再证实的一项结果,即在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参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提升整个世界的生产力,置身其中的各参与国则可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好处,世界也会有更多的资源帮助弱小民族。实践的经验表明,这是一条人类平等合作,和平分享繁荣的道路。各国若要获得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好处,自然要开放本国的市场,才能对他国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入世的目的决不是去单方面占领外国市场,而是要求本国对等地开放。如果各国抱有重商主义的想法,世贸组织便成为以邻为豁的战场。各国如果竞相保护自己,报复他国,迟早会导致世贸组织的瓦解。世界也就有再次回到弱肉强食的状态中去之虞。

在1980年代以前的几百年中,中国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国过去常常将经济的落后和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国际环境或恶劣的自然条件。实际上,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大跃进惨败和文革中经济濒于崩溃的浩劫,都跟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与否无关。1980年代以来,中国虽然开始打开国门,对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的进程总是强调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圈定的范围。如果坚持这样作,中国的市场潜力即使再大,对各国的吸引力也会逐渐消失。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稳据七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吸收国的桂冠竟然被其他国家夺走,应该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如果中国不加速本国的贸易自由化,暗中留恋早已落伍的重商主义,企图变成第二个日本,只愿多出口,不愿多进口,其他国家就会怀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真实企图。 应该从上到下确立这样的认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目的是真心诚意成为国际分工的一部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既不取决于大国地位,也不取决于一厢情愿的幻想,只能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竞争力。而且,只要持之以恒,凭着中国人的勤俭和智慧,中国一定会逐渐移到国际分工链的上端,会象日本那样成为一些尖端、高级产品的主要生产国。

世贸组织规定,大小国家,不论贫富,都有一票。任何国家,如果认为自己参加世贸组织反而吃亏,随时可以退出。其他国家并不强求挽留。但退出的国家当然也就失去了其他成员国家提供的最惠国待遇的保证,受到其他国家贸易岐视措施时,并不能指望其他国家的声援和世贸组织仲裁机构的调解。世贸组织在涉及全球利益的问题上,力求达成共识而不是简单诉诸投票。一般在双边的贸易争端中,才有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负责调停或裁决。如果不服裁决的一方上诉失败,而又不愿执行裁决,世贸组织允许相关国家对该国施以报复或惩罚。所以,在世贸组织中,国家的影响力并不以其国力的强弱为转移,不会象世行或国际货币基金那样穷国和富国之间因出资的不同而握有不同的投票权。对中国来说,无论是世贸组织的宗旨,其核心协议,五大功能,还是运行机制,都是可以接受的。说到底,一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影响力建立在对经济科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的深刻理解之上。一国的提案若缺乏理论根据,或缺乏实证材料的佐证,必定经不起推敲,也必定难获其他国家的赞同。[xxvii]。

中国必须认识到,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运转规律之上的,以正常竞争和互利为目的。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国家,其经济制度同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十分适应。这方面中国还有相当的路要走。若要使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顺利发展,当务之急是尽快使自己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贸易政策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才能在世贸组织中摆脱被动,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也才能减少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中的制度性摩擦。对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尚非典型的市场经济的判断,中国已经接受。由于一些实际的原因,中国政府对生产和销售的干预和补贴,行业垄断和经营限制,还不能马上取消。美国最后对此表示谅解,同意中国先加入世贸组织,再改革自己的经济制度和修改不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显示了美国愿意妥协的地方。但是美国要求有自保的武器,以免遭受得到中国政府保护和补贴的企业以非正常竞争的方式(例如出口补贴和倾销)损害美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保留这些武器,用意并不在减少中国的对美出口,只是用来防止中国对美出口的突然和过速的增长。这种预防措施应该认为是合理的。只要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是有序的,渐进的,美国没有理由使用这些武器。而且,美国表示,只要中国尽快完成市场导向的改革,美国愿意考虑提前取消使用这些武器的权利。[xxviii]中国不应该利用美国的让步,放慢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世界既不会等待中国,中国在摘掉非市场经济的帽子之前也无法摆脱在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受到岐视的境遇。中国早日完成向开放性市场经济的过渡,归根结底是为了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了哪个外国的利益。这是过去几百年,特别是最近50年中国发展经济的正反经验之总结。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历史上中美之间曾有种种误会。即使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中美之间互助互利的例子也举不胜举。远的有美国当年及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避免为列强瓜分颇有助益。[xxix]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并吸收大量的留学生到美深造,帮助中国创建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向半壁江山已经沦丧的中国伸出援手,使中国军队能够长期坚守中国西部、等待最后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机会。70年代后,中美又联手阻遏前苏联向全世界的扩张,不但使陷于文革内乱的中国大大减少了来自外部的威胁,还大大加速了冷战的结束,迎来人类用和平、合作代替恫吓、对抗的新世纪、新局面。事实说明,中美两个大国,谁也不可能用压服的办法,对抗的办法,命令的办法改变对方的立场。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将使中美在新世纪的经济合作关系通过世贸组织的制度保障而大大增强。一个是当今最大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即将成为最大经济实体的国家。如果它们能够严格做到政经分离,力求以世贸组织的规则规范它们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发生经济、贸易摩擦时,即懂得据理力争,又懂得适时接受国际仲裁机构的调解,那麽中美的经济关系一定会有灿烂的前景。21世纪的和平、繁荣也就不会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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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颖一、郝雨凡和王直对本文初稿曾提出一些十分有用的建议。笔者谨向他们表示深切谢意,并对本文中尚存的错误负全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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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根据美国算法,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因为美国将香港和台湾在大陆的加工后转销美国的产品一并计入中国对美的出口。

[ii] 星岛日报2000年12月25日A2版。

[iii] 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

[iv] 星岛日报2000年12月25日A2版。

[v]见世界日报2000年12月15日小布什对世界日报书面采访的回答。他表示“我们对两岸的长期政策是支持一个中国,如果两岸难达成共识,美国只好把台湾纳入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之内,以确保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这也是我支持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的主要原因。”有关新国防部长伦斯斐的政见,可参看纽约时报2000年12月29日。

[vi] http://www.whitehouse.gov|webmaster@chinapntr.gov/factsheets/2pgagriculture.htm

[vii] 同上。

[viii] 同上。

[ix]有关政府采购的协议虽列入世贸组织的附录,但不算多边协议,成员国可选择参加或不参加。见任泉所著“WTO知识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1月第一版。

[x] 这方面著作多如牛毛。比较权威的有D. Lampton et al.,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 - China Policy, 1992.

[xi]参见美国总统克林顿于美国国会通过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后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刊于纽约时报2000年9月24日。

[xii]同上。

[xiii]同时参见世界日报2000年12月15日报道的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访问中国归来后发表演说,认为“…中国又同时希望在发展类似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情况下继续中央式的计划控制,这样矛盾的情况可能威胁中国内部的权力,进而威胁区域的稳定。”

[xiv]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0, 1996, “No WTO Waiver for China.”

[xv]见端木晔波题为”持“矛”立“盾”应对反倾销”一文,《解放日报》2000年11月29日。

[xvi] Richard Eglin, director, WTO Secretarial,“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 Joining the WTO”. 该文的中文译文收入文贯中,郑志海、王新奎和左学金所编的“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一书,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年出版。

[xvii] Paul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ddison-Wesley, 2000.

[xviii] Mark Borthwick, “Pacific Century”. Boulder, US: Westview Press,1996.

[xix] 同上。

[xx] 同上。

[xxi]直至今日,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在这些地区仍然可以找到法纪荡然无存的国家。例如利比里亚,其首都一度曾是非洲城市中以基础设施良好闻名,成为令人向往的去处之一。但是多年的内战和泰勒总统的独裁统治,使该城蜕化成一个黑暗、破烂、萧条和盗贼出没的野蛮之乡,连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都完全废弃。见纽约时报2000年12月7日题为“In Ruined Liberia, Its Depoiler Sits Pretty” 的报道。

[xxii]中国历史上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周边其他民族长期内执行了一条大汉族主义的路线,但不能否认,中国向这些民族输出了先进的文化和科技知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xxiii] Mark Borthwick, “Pacific Century”. Boulder, US: Westview Press,1996.

[xxiv] 同上。

[xxv] Richard Eglin, director, WTO Secretarial,“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 Joining the WTO”. 该文的中文译文收入文贯中,郑志海、王新奎和左学金所编的“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路”一书,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年出版。

[xxvi] 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国内外思想家普遍持有这种看法,这里不一一例举。

[xxvii]虽然日本今年来对国际的各种财政捐款增加很快,比较美国和日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的不同,就可以看出基于经济学的远见实在要比单纯的金钱贡献重要。难怪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多为美国人。平心而论,美日在经济学研究水平上的差距还是十分显著的。

[xxviii] http://www.whitehouse.gov|webmaster@chinapntr.gov/factsheets/

[xxix] Mark Borthwick, “Pacific Century”. Boulder, US: Westview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