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存量与分配状况如何?非劳动性生产要素如何参与收入分配?围绕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樊纲在1月13日长安论坛的演讲中对刚刚完成的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的一项相关课题成果作了介绍,并指出,由于资源分配存在不公,金融市场效率过低,导致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里,资本收益率却并不高。
  
  财富的存量和分布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刚完成的这项课题为“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的分布和收入分配”,樊纲介绍,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资产性财产总额为38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财产额为3万元左右,如果除去10万亿元左右的居民自有住房,则人均财产额为2万多元。由于这是在2001-2002年的研究项目,所以各种数据还是均来自2000年的统计。
  
  在这38亿元的财产中,国家占有26%,集体占有9%,居民占有57%,余下的8%为港澳台及外商所有。樊纲指出,居民占有的财产占到近60%,是改革以来的一大变化,同时由于占到主体地位,也就提出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具体到人均指标,中国的人均财富(全国财富总额/人口数)为30419元,私人的居民人均财产为17408元,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为8002元,占46.5%,实物资产占53.5%。在8002元的金融资产中,储蓄最多,达5082元,占了63.5%,有价证券为2251元,占28.1%。
  
  数据表明,中国仍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人均资本额”为3673美元,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00636元,中国只占美国的3.65%。从“人均资本收入”看,中国为174美元,美国为7874美元,中国更是仅占美国的2.21%。樊纲进一步分析说,中美之间“人均资本收入”的差距较“人均资本额”的差距更大,表明中国的资本收益率比美国低。
  
  樊纲说,尽管居民占有了大部分财产,但并不代表也控制了相同的份额,很多资产还要交给国家或他人经营,比如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把经营权出让。在资本使用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了41%,是最多的,但在资本收益率上,国有企业较低,为4.9%,乡镇集体企业最高,为18.49%,樊纲认为这能成为我国整体资本收益率低的一个解释。另外,在18528.61亿元的资本收入的分配中,国家得到26%,居民得到22%,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台及外商分得了16%,而如前所述,他们所占的财产仅为8%。
  
  资本体制必须改进
  
  对于樊纲介绍的中国资本收益率低于美国,有人提问说,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国家,而美国是一个资本富余国家,按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中国的资本收益率更高才对。樊纲回答说,这正是中国的现状,不仅是单个的企业收益率过低,而且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有问题,必须对资本体制进行改进。
  
  樊纲举例说,中国的银行贷款占存款的比例连60%都不到,剩下的钱都存在中央银行或借给了财政部,这样就有40%的国民储蓄无法转化为有效创造回报的资本,这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当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高也有原因,由于金融的一体化,它的收益实际上是来自全球的,在华尔街就有不少优秀的中国公司去上市,为美国的资本提供收益。
  
  对于资源性财产的收入分配,樊纲认为问题更大。比如国有企业事实上拥有其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地租收入全部归本企业所有,现在国有企业利润的很大一块就是来自这种地租收入,否则情况会更糟。但这块地是国有的,其收益应该由全民来分享,而土地没有单独计价已成为中国生产要素统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再如资源税和资源溢价的归属,中国多数有价值的资源,过去是把它交给一个国有企业来运作,由于收益都归国家所有,所以也就不征收资源税,但国有企业独立核算后,这部分资源溢价都被当作企业的利润来处理��石油涨价后,资源溢价就被计入石油企业的利润,构成其发奖金的来源。这样做的后果,一是导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是使国民收入流失或被低估,三是引致分配不公。指出这些问题,也是这项研究的目的所在。
  
  “中国的资本应该是最宝贵的,但在不合理的体制下却成了最不值钱的,人人都想去占便宜。”樊纲说,资本体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体制如果不改造,中国的竞争力就还是这么差,中国人的贫穷问题也就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