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

——关于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中社会中介组织的调研报告

导 言

浙江省义乌市拥有国内外闻名的“中国第一小商品流通中心”,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富于经商传统的义乌农民“敲糖帮”尽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当商品经济大潮刚刚开始涌动时,他们就以特有的悟性和勇气,悄悄从地下转向公开,从走村串户的提篮叫卖转向固定设摊,从乡村来到集镇,又进入县城,自发地形成了小商品市场的雏型。在经历了一段时期无效的劝、堵、赶、罚后,政府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行为方式,开启了自由贸易的政治空间。

1982年9月,在政府的主持下,义乌正式开办小商品集贸市场,开辟小商品一条街,全国各地客商蜂拥面至。

1984年确立了“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市”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历届政府坚持不懈地把发展繁荣市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运行管理渐趋规范,营运影响越来越大。

1992年被国家工商局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此后,市场导向的发展思路更加明确,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18年来,中国小商品城历经四次易址、七度扩建,发展成目前规模宏伟的现代化大型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拥有营业面积50多万平方米,商位2.6万个,门店2000余间,经营的小商品有28个大类3万多种。自1991年起,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已经连续九年位居全国数万个批发市场之首。1999年,成交额达17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市”。

今天的中国小商品城,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交易商品种类繁多、质优价廉,管理规范、服务配套,网络庞大、辐射强劲,万商云集、商机无限的宏伟壮观市场场景。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小商品城目前拥有常年经营者7万余人,每天的人流量15万人次,每天运出货物3000余吨,资金吞吐量近5亿元。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高度聚集,产生了无限商机,引起世人注目。众多国内外企业纷纷看好并抢滩小商品城,或直接设立市场营销窗口,或寻求商业代理、特约经销。无怪乎,“占领了义乌市场,就掌握了通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已成为众多商家的共识。

在为义乌人民矢志不渝培育市场的勤劳、智慧和胆识鼓掌喝彩的同时,经济学家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程中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意义方面。为什么惟独在浙江中部这样一个似乎发展现代大规模商品市场的各种条件都并不优越的小地方,却诞生了如此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且能够经久不衰、持续旺盛地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交易?这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经济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的背景、途径和过程是什么?它有什么示范意义或典型意义?一些高质量的研究,已经试图从不同侧面或角度解答这些问题(如张曙光,1999)。这里尝试从义乌市场发展中社会中介组织和行业管理这样一个典型侧面针对上述问题继续进行探索性的讨论和分析。

中国小商品城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型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具有交易商品种类繁多且低值易耗、交易客商众多分散并常年交易、单次交易规模不大但反复频繁交易等基本运行特点。显而易见,这样一些运行特点决定了在市场发育成长过程中,商业信誉必须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对商品价格、质量和品牌的要求成为关系义乌市场生死存亡的关键。但是与此同时,上述市场特点又决定了对这三者的管理难度极大。针对市场培育、成长中的难题,义乌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各种政策,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市场组织和管理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自律性社会中介组织,通过发挥这些专业或行业组织的相应职能,紧紧围绕价格、质量和品牌三者规范市场活动微观主体的行为,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这些社会中介自律性组织中,行为最为典型,影响和作用也最大的是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

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一)生成动机与生长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如一缕春风,给历史上就具有经商传统的义乌人带来了希望,在人民群众中蕴藏多年的商品经济意识得以复苏,并迅速转换为举办市场的具体实践。起初,义乌农民们自发地开办了多个初级农贸市场,从事农副产品交易,随后,交易商品逐渐向工业小商品转变,交易场所逐步向城镇转移。1982年,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主持下,开始在城市大规模举办集中的小商品集贸市场。

但是,在具备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政治空间和社会需求,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热情之后,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的有序运行和持续扩张,仅仅依靠高度分散而流动的、自利理性的这些微观主体就远远不够了。这时,成千上万微观经济主体的种种行为局限就暴露无遗,这就是,狭隘的经济立场,有限的行为理性,投机的心理预期,行动处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信息极度不完全等(陈宪与徐中振,1999)。这就需要创造充分反映和满足宏观经济主体(政府力量)和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力量)的共同需求,基于微观群体利益从而使其自愿参与其中的社会中介组织。

可喜的是,坚持以发展贸易市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较早地意识到这种需求,而处于市场发育过程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样感觉到需要某种代表群体利益规范个体行为的组织,以克服自身缺陷,有利于保障其长远发展的利益。于是,在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直接主持下,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以下简称个体劳协)早在1985年义乌小商品市场还处于导入成长期时就应运而生,市场中的个体劳动者纷纷参加。后经1991年底召开的代表大会并修改章程,个体劳协在工商管理部门的指导下,逐步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工作职责和会风会貌等方面实现了规范化。如今,个体劳协已经成长为具有一定组织度的、在市场中具有较明显权威性的微观群体自律管理组织。

十多年来,个体劳协不断成长壮大,成为义乌市商品市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队伍。例如,仅中国小商品城个体劳协分会就有会员47,200余名,是义乌市个体劳协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广、力量最强、人心最齐的队伍,在全国来看也是数一数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义乌市商品市场及中国小商品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个体劳协的参与、协助和支持,没有义乌市个体劳协,也就没有义乌市商品市场今日的辉煌。

(二)功能与作用

义乌市个体劳协从成立之始,就紧紧围绕“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功能,始终如一、全心全意地参加、协助工商管理部门开拓、管理市场的工作,为推动义乌商品市场的发展,促进义乌经济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众多、分散、流动的个体经营者和家庭企业主,是义乌小商品市场运行中最重要的微观经营主体,也是市场生存和进一步得以拓展的社会基础,这正是义乌市场发展中的基本特点。如前所述,如何把这些分散、自利、流动性强,同时又缺乏正式组织的市场运行微观主体紧密地团结在个体劳协周围,建立和完善“三自功能”,在合法的自我行为和自我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共同拓展市场规模,促进市场繁荣,并使劳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个体经营者和家庭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就一直成为个体劳协的工作重点。为此,义乌市个体劳协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突出思想教育,提高个体经营者队伍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水平

市场中的个体经营者如汪洋大海般为数众多,而且流动性强,相对稳定时间不长,把他们组织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对此,个体劳协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职能不放。首先,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例如,中国小商品城分会结合党的建设,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中,学习党的知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市场15个党支部中的50名成员,既是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又是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带头人。

其次,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努力提高个体经营者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这是协会一项必须长抓不懈的任务,“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好人好事层出不穷。由于这方面的出色工作,荣获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颁发的“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再次,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每年都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评选“五好经营户”和“优秀私营企业”,表彰、鼓励先进。小商品城分会开展文明摊(店)评选活动,5300余个摊(店)挂上文明摊(店)牌子,全市场1000余名党员也都在摊上亮出共产党员身份,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针对不同情况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强化法制教育,提高会员法律素质一直是协会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结合不同时期的普法要求、有关法律的出台和社会形势,个体劳协有计划分阶段地组织法制教育活动。例如,1995年和1996年,重点抓《劳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知识培训,1997年侧重学习禁毒、禁赌的法律知识,1999年则抓《质量法》、《商标法》和《税法》的培训学习,并利用知识竞赛、问卷调查、专题讲座与座谈、开辟法制宣传栏、场内广播等多种形式推动普法工作。

搞好技能培训,完善自我服务功能

个体劳协在劳动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具体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根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要求,研究制定培训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逐步展开,先从行业较集中、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美容美发和烹饪行业组织开展培训工作。此后,又陆续开展了电器修理、摩托车和汽车修理、钟表修理以及服装剪裁等技术培训工作。

对私营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

随着私营企业数量明显增长,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个体劳协开始注重对私营企业的服务和指导。一是积极组织私营企业家参加国内外考察学习、贸易洽谈、市场情况介绍等活动,为他们学习经验、开阔视野、收集信息、扩大规模提供方便。二是贯彻《劳动法》,组建私营企业工会,保障用人单位和企业员工的共同利益,促进私营企业健康发展。

强化自我管理职能,增强协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方面职能的发挥,中国小商品城分会最为突出。15个党支部的50名支部成员都是协会组织的骨干。市场治保调解委员会的100余名成员也基本上由协会的理事、大组长等骨干组成。小商品城的两大块市场,每天都有6-8名同志轮流值班,协助市场管理部门维护市场的经营秩序,调解与处理各种纠纷。小商品城分会在市场内设17个大组,410个小组,分别从不同层面主动协助、积极配合工商、税务和公安部门,打击偷逃税、抢劫、盗窃、赌博等犯罪活动,为维护市场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保护在外经商人员的合法权益

除了在义乌本地市场从事经营活动外,义乌还有一大批人员在全国各地经商。在经营活动中,他们难免会发生矛盾和纠纷。这时,个体劳协就成为为他们排忧解难的组织依靠。就是在平时,个体劳协也成为本地在外经商者联系党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不仅如此,对于外地在义乌的经商人员,个体劳协同样设身处地、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义乌的市场发展和经济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组织形式

义乌市个体劳协的组织很有特色。它是一个“宝塔型”的层级组织。以最为典型的中国小商品城个体劳协分会为例。该分会有会长1名,副会长9名,含正、副会长的理事51名。个体劳协分会把47,200百余名会员分别安排在16个行业大组,410个小组中,见附录1所示。这么庞大的组织,以什么作为其“主心骨”与“领头雁”呢?个体劳协分会的办法是在劳协中建立党的组织,以党领导劳协,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来凝聚个体劳协的人心。

早在1985年个体劳协分会刚建立,就接着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个体劳协会员数急剧增加,党的组织也由原来的一个支部发展到1999年底的15个支部,33个党小组,在册党员267名,支部之上设立党总支。各支部书记均为个体劳协分会理事,同时各支部书记又兼任各行业大组组长,大组长负责召集各行业小组长。个体劳协分会的大组长就是党组织与个体劳协组织的结合点,个体劳协分会开展的各项活动也就都处于基层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之下。

1995年中国小商品城成立了党委,有了发展党员的审批权,发展党员的工作步入正轨,每年有计划、有步骤、按程序地培养考察一批,发展吸收一批,5年中共发展党员40名,其中个体劳协会员占31名。

党组织对个体劳协会员中的党员严要求,强管理,重教育,要求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大个体劳协会员树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个体劳协会员看到了党组织的力量,看到了党员的模范行动,受到极大鼓舞,维修组向党组织靠拢,每年都会收到几百份《入党申请书》。新发展的党员都是个体劳协会员中的佼佼者,不仅是经商能手,还是市场管理骨干,几乎全是市场个体劳协、协税护税组织或治保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骨干分子吸收入党,既提高了党的威信,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又有利于商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对党员更有效的监督办法是采用党员挂牌制。在党员经营的摊位是挂上鲜红的“共产党员摊位”牌子,使党员直接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促使他们带领群众文明经商,还密切了党群关系。

实践证明,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卓有成效地保证了市场的稳定、有序,使本来分散、流动、杂乱的市场环境面貌一新,呈现出较高的组织度。

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

(一)生成动机与生长历程

众所周知,集贸市场上的商品,常常伴随着两个坏名声:一是假冒,二是伪劣。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同样不能避免。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经营行为的规范和信誉要求越来越高,一直困扰市场管理者和守法经营个体的假冒伪劣商品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市场的生存和发展。

假冒伪劣商品仿佛一个致命的心病始终压在市场管理者和广大守法经营个体的心头,对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迫在眉睫。但是,义乌这么大的集贸市场,几万个经营摊位,几千户经营门店,假冒伪劣商品怎么个管法呢?

过去,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政府各市场管理职能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方面并没少花费力气。可以说,打击假冒伪劣从来都是这些部门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可是,面对诺大个市场,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市场执法人员忧如杯水车薪,打击、整治的效果始终不够理想。市场管理者逐渐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假冒伪劣问题,还是得发动市场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依靠群众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制。为此,义乌市工商管理部门大胆地进行管理创新,他们对市场摊位推行了顾客监督、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办法,借助挂牌管理,使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败坏市场名声的人名誉扫地,抬不起头来。有了这三种监督,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市场信誉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但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名牌大企业以及著名品牌以不同方式进入义乌小商品市场,上述管理方式也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这就是重视场内监督而无法场外监督、强调事后监督而缺乏事前监督、侧重销售监督而难以生产监督、有利个别监督而组织监督不足,这就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规模更大、打击力度更强的长期有组织的反假冒伪劣活动。

义乌市政府把目光再次聚集到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隆重成立,其业务主管部门为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主管部门为义乌市社团管理机关。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企业、沟通信息、联手打假、共同扶优护牌,促进市场繁荣和竞争有序。联合会会员由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组成,会员队伍不断扩大。至今,企业团体会员已达146家。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名牌企业,如上海的家化、英雄、联合利华、吉利、强生、中国一铅、冠生园;广东的美晨、维达纸业、苹果袜业;广西的两面针牙膏;福建的恒安;北京的三露大宝;天津的蓝天牙膏;浙江的娃哈哈、雅戈尔;重庆的冷酸灵牙膏;湖北的红桃K等都是联合会团体会员。

实践证明,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是工商执法机关与名牌企业联手开展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整治假冒伪劣商品的有效组织形式,它既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更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组织创新。

(二)功能与作用

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成立后,认真贯彻宗旨和基本任务,积极开展打假护牌工件,为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实践看,联合会的基本职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宣传扶持,扩大企业影响;二是联手打假,维护市场秩序;三是增强联系,快速交换信息。

1.广泛开展宣传引导消费,逐步形成市场名优商品的导向机制

积极配合工商管理部门发挥行政优势,不断加大名优产品的宣传扶持力度,将有关法律法规与联合会成员企业形象和名优商品的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保护名牌联合会的重要功能。

围绕这一功能,联合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联合会为每一个联合会成员企业的总代理、总经销处都制做了铜牌。每年从有限的会员费中拿出50%以上用于各种宣传。再如,在《浙江市场导报》、义乌电视台、《义乌日报》和《小商品世界报》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介绍联合会企业及其产品;宣传《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浙江省查处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联合会的章程。在市工商局《工商行政管理简报》上不定期刊登联合会企业打假动态。据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在省、市级级各种媒体上刊登了打假案例和宣传联合会企业形象的报道2330余篇。

联合会还在宾王市场设立平均每个企业3.5平方米的大型企业形象广告牌,在中国小商品城设立两台两柜(闪光台、爆光台和名牌产品展示柜、假冒伪劣商品展示柜)。在每年一次的中国小商品博览会上优先落实安排联合会展台。

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较好地引导消费者和经营者。据统计,目前在义乌市场上,联合会成员企业的名优产品占市场名优产品总量的65%以上。形成了“市场需名牌、名牌向市场,消费者认牌购物”的良性循环机制。

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销售额和利益。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家化、汉高、元昌、中国一铅,广东维达,广西两面针,浙江梦娜、浪莎、鸿雁等几十家企业在义乌市场的销售额年增长率都在50%以上。

2.深入开展联手打假活动,保护包括联合会成员在内的所有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利益

根据联合会章程,以确保联合会企业生产的名优商品占领义乌市场较大份额的指导思想下,联合会紧紧依托义乌市工商局经济检查队伍的力量和“3.15”消费者举报投诉中心的作用,增强打假力量,加大打假力度,与企业一起深入持久地开展打假治劣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具体经验和做法是:

建立并加强“横向与部门”、“纵向与企业”联手打假协作网络。“横向”,联合会与公安、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商品检验等有关执法部门保持联动;“纵向”,联合会与会员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和信息沟通。这样,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打假联动网络。做到 “信息通、情况明、反应快、力度强”。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联合会之间,上下左右互相配合、积极支持,形成打假合力。

建立并加强“市场内抓摊店,市场外抓专业街、专卖店”的规范经营、专项检查和整治机制。在中国小商品城2.6万个摊位中,实施了“无假冒摊店、无假冒商品”和“文明摊位”、“消费者信得过摊店”等评比为主题的创建文明规范市场活动。对全市1000余家专卖店和总代理、总经销进行重点整治,经过严格审核,实行“核发许可证制度”,经营者接受厂方和消费者的双重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假冒商品流入和流出市场。

联合会还联合个体劳动者协会,从联合会企业、消费者信得过企业摊店和市场名牌经销商中推选人员组成“百名保护名牌产品义乌协查员”队伍。这支队伍具有与自己利益相关度高,打假热情高,熟悉厂家商品,善于辨别真伪的特点,为工商执法提供了更多更准的案源信息。

此外,联合会针对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前后的消费高峰,开展“打假保节日”、食品和燃气用具等专项整治工作,对市场内和城区各主要街道的经营摊位和门店进行彻底反复的拉网式检查整治,收到良好效果。

大力推动对假冒伪劣案件的查处工作。联合会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保护名牌工作,始终把保护名牌工作作为自身工作的核心内容。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底止的一年时间里,共计查处涉及联合会成员企业的假冒伪劣案件386起,罚没款294.9万元,案值1242.6万元,查扣实物15,768件(箱),假冒商标标识21万余张,内外包装箱(盒)39.3348万台(套)。特别对联合会企业实行“优先查处,加大力度”的措施,对保护联合会成员企业的利益不受侵害直到了良好作用,受到企业的好评和信赖。

3.不断增强与联合会成员的联系,加快信息的交换和对信息的利用效率

联合会成立后,会员从少到多,联系从无到有。联合会秘书处与各成员企业的联系从末中断过,特别是企业打假人员将联合会当成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把联合会工作人员当成是自己企业的人。平时互通情况,打假时协同作战。成员企业将要求鉴定真伪的报告及时处理及时发送,为案件处理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

联合会除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汇报工作、总结经验、联络感情和调整思路外,还在每年下半年有计划地走访部分联合会成员企业,一方面与企业领导互相交换打假保名牌工作的意见,另一方面进一步沟通双方感情,增强保护名牌的共同责任感,为企业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和拓展义乌市场出谋献策。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义乌围绕小商品市场的建设发展起来的社会中介组织,在促进市场健康、稳定、持续成长中的确发挥了服务、协调、沟通、管理和教育等功能,适应了市场发展中制度创新的需要。从前述讨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社会中介组织,既部分替代了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一方面分解了政府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市场的繁重任务,使政府部门得以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市场建设的战略、法制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相应削弱了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市场的权力,使政府的权力不致过分扩张而窒息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又以组织形式把个体的私有利益与集体(市场)的公共利益有机地结起来,有效地消除了微观经济主体作为单个个体而体现的盲目性、狭隘性,使市场个体在自律性组织的关照和规约下得以自觉采取长期行为,维护共同的长远利益。

当然,随着市场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以及社会中介组织自身功能的演变和对其素质要求的提高,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社会中介组织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功能开始退化,而新的功能并没有得到确立。例如,个体劳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维护会员在经营过程中的合法权益,而目前这一功能有所弱化。一方面,个体劳协的维权权威下降,另一方面,缺乏新的维权手段。此外,如何在群众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中贯彻民主机制,防止被所谓“土政客”把持或操纵,以便更为集中地体现广大代表性骨干的要求和呼声,也是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要的是,响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义乌区域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需要全面考虑围绕经济发展的义乌社会中介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方向。首先,需要强化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自身的功能,增强它们的社会性权威,使中介组织逐步摆脱政府部门的直接控制,从半官办模式向自治模式过渡,真正成长为独立的、自我管理的自律性社会中介组织;其次,要积极探讨和实践对现有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改造,适时引进更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会组织;再次,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替代,以及中国加入WTO已是大势所趋,这必将对义乌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冲击,也为义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重点转移或市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前景提出了挑战,需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超前性研究。

几个基本结论

义乌小商品市场中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为我们探讨面向市场经济的行业组织提供了一个案例。而通过对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的分析研究,不难得出以下几个在市场化进程中关于行业组织的基本结论。

1.浙江农民固然独具心灵手巧、能吃苦耐劳、经商意识强、不因利小而不为等优点,但是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和组织的保证,他们也只能停留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个体工商户的层次上,当今这样大规模的、规范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纵然能建立起来也注定难以长期维持。这里,上面所分析的义乌社会中介组织给我们的解释做了一个清晰、完整的注解。义乌市保护名牌联合会、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等行业组织,作为极富区域特点的社会中介或行业自我管理组织,完全顺应了义乌特定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需求,通过其伴随着市场发育而逐渐得以补充、完善和强化的自律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对形成区域经济格局,推动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实践证明,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育成长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获得了单个微观个体或自发性市场激励所不能得到的效率。

2.义乌针对小商品市场的社会中介组织基本上是由政府市场管理部门倡导、发起或组建的。除义乌市保护名牌联合会和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外,还有批发市场协作网等都是如此。这些中介组织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授权和委托下,才承担起部分市场管理的职能。这充分表明,在目前的体制转变时期,中国的政府部门作为绝对强大的政权组织,其对市场发育成长的态度至关重要,对社会中介组织的主导和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组织形式也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现阶段,政府部门的意识和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个有活力而健康成长的社会中介组织生成和长大的前提,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是社会组织在体制内生长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政府的偏好对制度的供给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专业性协会这样的区域性社会中介组织,其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性,其职能和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职能和作用的增强,也可能是职能和作用的退化。这里,政府的态度或取向如何再次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义乌市保护名牌产品联合会的成长轨迹来看,它们的职能和作用是得到逐渐加强的,尽管某些职能面临弱化的威胁。这也表明,伴随市场的成长和环境的改变,社会中介组织需要不断的组织创新和职能创新。

4.专业或行业自律管理必须具备适当的社会性强制力和权威,以确保这种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作用效力。 这种强制力和权威不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授权,就是来自于组织成员的集体合约与承诺,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例如,义乌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权威就可以从其所具有的功能中体现出来,显然,其功能部分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授权,如思想教育、技能培训、表彰先进等,部分来自组织成员的集体承诺和要求,如服务指导、自我管理、信息沟通等。当然,不管来自何处,自律的强制力和权威必须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威。微观经济主体自愿结合或加入社会中介组织是为了寻求仅靠自身无法获得的利益。社会中介组织正是以微观个体自身无法获得的专业代表性、行为整合性、利益长期性和信息全面性成为微观个体依赖的对象,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权威。

5.市场信用或市场声誉是靠市场中微观经营个体共同创造和维持的,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支撑和维系了这种共同性。市场信用或声誉的积累,形成了极其宝贵的无形资产。因而,义乌的专业或行业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义乌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陈 宪、徐中振:《体制转型与行业协会》,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张曙光:《政府、农民和市场》,载《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是余晖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市场经济下的行业管理”的一个分报告。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公司张俭先生为作者提供了大量相关资料,作者在与孙永富先生的交谈中亦得到不少启发,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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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粤桂战事

标题的诠释   这里所谓“新粤桂战事”,自然是因为以前曾经有过旧的粤桂战事,所以特别标出一个新字,以示区别。盖自民国五年以后,一直到民国十二年,这七八年间,不是广西的军队去打广东,便是广东的军队来打广西。在这种循环的内乱当中,我们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是分不出什么正统与叛逆,是非与曲直,而只是历史事实的蜕变,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已。关于以往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参加,只能在前面作概略的叙述,为使写作界限明显起见,名之曰“旧粤桂战事”。自民国十六年至十九 年,两广的战事,仍旧继续的循环的发生,虽然作战……去看看

市场经济与制度治国

在二十世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试图彻底回避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中国无疑曾经是其中最执著的之一。然而,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到1992年十四大正式宣布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再到中共十五大正式宣布并已在全国普遍展开对公有制进行重大的改造,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已是历史的必然。     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那么,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就必然要求作出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否则,市场经济在中国就可能半途而废。与市……去看看

最新调查: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1965-66年)

一、一九六五年政变如何发生有了新证据  最新的确凿证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显示: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悉尼晨报》最近发表了一组有三个部分构成的连续报道,报道包括了对前印尼政治犯的采访和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解密档案的文件摘引。这些资料表明:西方强权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去看看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河北农村村民上访调查

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80年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90年代以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这个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很多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   河北省沧州市的P县是华北地区比较有名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贫困县,又是远近出名的上访大县。笔者专门到该县调查,发现当地许多农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不堪“税赋”(主要……去看看

为什么土地和户籍制度需要联动改革?

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78-84页  摘要: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从大港口往内地走500-600公里,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和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中西部城市,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的集约利用远不及东部。因此,本文提出,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同时,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沿海城市应更多吸纳非户籍常住人口为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既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又能够让更多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成果,是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道路。……去看看

失范的契约:形式民主下的枷锁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主导和法制权威下的授权性自治,由于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和集权式村治习惯的影响,某些乡规民约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通过“形式民主”来剥夺和压迫农民的枷锁。要解决此类问题,不仅仅需要在立约技术等操作层面上的革新,更需要强化与民主理念相联系的契约精神。   关键词:自治章程;权威导向;村治习惯;契约精神   乡规民约历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样本。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有许多乡规民约只具有文字表达的意义,它通常是应上级的要求而定,作为“依法治村”的证据,在实践中并不……去看看

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

2005年2月,阿马蒂亚·森教授在香港发表的演讲中再次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表示赞扬。森并不是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者。1987年,在与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森就指出,1959年到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是一个可怕的事件,其间,民主机制的缺乏导致了短时间内死亡率的急剧上升。反毛者对他的这段话十分津津乐道。然而,森在同一本书之作出的另一些判断却被人忽略了。他指出,虽然大饥荒会在短期内提高死亡率,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持续的营养不良和普遍的不健康状况才是发展中国家更难解决的问题。从长远看,后者会造成更多人的死……去看看

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教训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增加人均收入,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扩大人民选择机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从1960年代初以来的30年里,东亚地区各经济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东亚经济在上述指标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东亚经济在近10来年成为其他地区发……去看看

现代经济学为何对“经济人假设”情有独钟

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钟情于“经济人假设”,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方法论所致。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钟情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它在方法论上存在以下两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对于经济学而言,只有“利己”行为能用“价值”衡量,一旦超越“利己”范畴,人的行为就不能用经济学工具进行逻辑化处理。成本—收益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该方法虽对“利己”行为十分有效,但对“利他”行为却基本无效。因为“利己行为……去看看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南都周刊:我们注意到您最近这一年来在大陆接连出版了几本书,即《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以及和沈志华教授等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读你这些书有一种很深的印象,就是您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似乎格外注重一种客观的态度,很少像传统史书那样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去褒贬历史。这种态度让您在许多历史问题上的分析说明显得别具一格。  杨奎松:你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多……去看看

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

政治家大都有晚年著述的习惯,为的是留下那些形格势禁下不能说的话。但中国比较特殊,即便是政治高层人物的自述自传,也都充满隐秘,常常欲言又止,需要读者联想缀补。这本《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有点不同,是赵紫阳向友人敞开心扉的一份诚实记录。    当年“六·四”枪声未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19~2005)便已下台。但8年总理、2年总书记的职务经历使他不仅对中共高层政治了然于胸,而且掌握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局资讯。位势决定高度,资讯决定眼界,因此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综合思考,和一般专家学者的思考有很大不同。下野后时间宽裕,他……去看看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解析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不断升温,经济学者纷纷阐释自己的观点,而著名学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在4月底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欧盟驻华使团共同在北京举行的“中国2004:政策分析与经济展望”高层报告会中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对于今年中国经济是不是能够实现软着陆,吴教授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国内经济政策:过热症相明显 从短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说,中国经济从2003年的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资源短线愈来愈难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过大的投资规模。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出了过……去看看

当代中国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

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示出一种多元的格局。   这方面的发展至今被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忽略,因而,本文想对大陆目前的思想格局略加探讨,并侧重分析其中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   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陆思想进程来看,五十年代是由多归一的时代,各种主义被涤荡殆尽,最终统一到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六、七十年代是思想一律的时代,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家学说;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去看看

非北京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京指标制度改革的政策分析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内容提要」非北京生源高校应届毕业生进京指标一直是学生、学校和企业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运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进京指标政策中存在的政府失灵、福利损失、效率损失和不公平现象,给出了完全放开、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三个改革方案,并依据社会稳定、效率和公平三个指标,对三个方案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  「关键词」福利损失/效率/公平/户籍制度  一、应届高校毕业生与“进京指标”  北京作为首都和直辖市,是传统福利体制优越性体现最为明显的城市,也是对计划迁移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