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2003年3月12日

最近盛洪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我们这个国家遭受厄运时,都是农民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赔款,还是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最后都变成了农民头上的田赋、厘金和各种苛捐杂税。这句话算是说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在过去存在,建国后存在,即使在今天仍然经常发生。就以90年代后半期这一阶段看,许多经济过热后的调整代价都推给了农民,其结果只能是严重地迟滞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最终结果是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和整体经济推进。因此,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城乡统筹发展”的声音多起来,农村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新一届政府领导人重视的问题。

代价最终转移给农民

每当经济出现问题需要调整时,各部门所承受的损失代价最终都要推向农民。不仅在农产品方面这样,在其他很多领域情形也是如此。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出现滑坡,不少企业压缩生产人员,农民工首当其中,这一两年,外出打工的民工人数减少了大约2000万。

90年代下半期中国工业出现生产过剩,宏观上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控,有关部门就开始大规模地清理“三小”,关闭小煤矿、小煤窑、小高炉,将农民赶出矿业生产领域。结果,自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剧减。假如没有这些清理、压制和垄断政策,农民小煤矿完全可以发展成大煤矿。目前,农民企业家在很多领域都有大企业,譬如著名的森达皮鞋、江苏宜兴的远东集团等,但就是没有大型矿业企业。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国家的垄断,矿业产业不让农民进入,才导致“三乱”和“三小”泛滥,导致农民象鬼一样偷偷摸摸地从事生产经营。

再如,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过热我国出现过棉花大战,于是1994年棉花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其实质上是将棉花交易重新由政府及其国有企业垄断,并由政府规定棉花的价格。1998年又实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性质同前者如出一辙。推出这种政策的动机是为了弥补国有粮食收购部门和供销社系统的亏损。这一政策以“私商不得进入”的名义,将农民赶出了粮棉交易和加工领域,限制了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也直接剥夺了农民已经享有的牟利空间。这是阻碍农民进入商业和加工业的铁例。

建国之初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完全剥夺了农民对农产品的定价权和从农产品中所获得的利润。90年代继续这种市场管制和价格垄断,其结果只能是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农村自80年代就开始形成的市场制度。因为粮食和棉花是最基础的商品,对它们进行交易的市场也就是最基础的市场。市场制度遭到破坏,也就降低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效率,农民利益也就间接地受到了损害。1996年,我国农村的人均纯收入还增长了26%,然而到了1998年,许多地区的农民纯收入出现负增长。

尽管国有收购部门在理论上垄断了市场,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相应的好处。这是因为垄断所带来的好处又被大量涌入国有收购部门的人瓜分了。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推行以后,供销社系统的员工急剧膨胀,有些地方竟然达到原来的3倍。1997年,棉花经营系统的职工人数已达66万之多,实际上只要20万人就足够了。由于存在着私商的暗中竞争,不可能实现“顺价销售”,收购价却由中央政府规定,其结果,粮棉收购部门的亏损不但没有被弥补,反而出现了更大的亏损。到2001年,粮食收购部门累计亏损达7000亿元,棉花部门达456亿元。至于说农民在农产品方面的损失,在90年代下半期至少减收1万亿元。

更重要的是,农村市场化改革遭此重挫,经济发展的势头受到遏制,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被延误,农村城镇化也缺少了市场机制的推动。今天反思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这场大调整使农村和农民损失惨重。

再加上这一时期大量农民的土地被低廉的开发成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农民在土地价格上的损失就在2万亿元左右。综合这一系列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继80年代蓬蓬勃勃一段经济发展之后,90年代中国农村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出现了不利于农民的偏差,改革才出现了失误,利益的天平过多地倾斜向了城市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

由于90年代的这一场挹此注彼式的调整,本来农村与城市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中国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打破和消除,反而更加牢固。

关键是农民缺少政治地位

中国为什么一再发生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说到底是农民政治地位太低,缺少政治代表,其结果是只能受亏待。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如果农民能够直接发出与他们的人口比例相称的声音,我们就能直接将损害农民的政策排除在外。

但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选举法却实际上规定:农民选举1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利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利。这是农民成为政治上弱势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样的规定,在权利和政治上,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农民。他们就很难和5亿城镇居民抗衡。

权利上不平等,经济上就无效率。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现在不仅缺少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甚至连媒体也缺少农民的声音,电视节目中很少看到农民的镜头,除了一些新闻,从未见过农民来到演播室谈观点和看法。中央电视台有个“当代工人”的节目,每到星期天上午黄金时段就播出,但就是没有“当代农民”的节目,电视镜头很少伸到田间地头,听农民说说话。这是农民没有发言权的典型表现。

因此,还农民以真正平等的权利,是避免我国农村政策失误的宪法层次的解决办法。这也有利于城市利益集团,有利于整个国家。箍桶理论告诉我们,最短的那根木条决定着水桶水量的多少。因此,箍桶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考察一个社会是不是发达和平等,不是看这个国家盖了多少摩天大楼,拥有多少豪华别墅和轿车,而是看看这个社会还存在多少农民。如果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建设得比纽约东京还要繁华,而广大农村依然贫穷愚昧,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更不能说是一个正义、平等和公平的国家。

今天,我国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一部分人口越来越富裕,一部分人口与现代化无缘。去年我们国家出国观光旅游的富人就达到1600万人次,以每人一万元花费计算,就是1600亿元,正好相当于200亿美元的外汇。我国通过退税等大量补贴获得的宝贵的外汇就这样被一部分富裕人口花掉了。如果把这1600亿元花到国内农村人口身上,可以多大程度地改变农民的命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