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与中国的农民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了,“城里人 ”与“乡下人”的二元区分成爲许多人猛烈抨击的对象。然而,由户籍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不同“城里人”身份的差异与区分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最近,这一问题却随着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那就是今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大学生就业难题日益为社会关注的今天,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其切入点却偏偏几乎很少有试图从这一点上去触及问题的实质的。是真的不能看到这一点还是不敢呢?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有可能比大多人所关心的农民兄弟的户籍问题更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与破坏力。

  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早已为海内外的各种媒体所广泛关注报道。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麽?从媒体主要分析来看,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理念逐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现在的大多数学生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将来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国现行的大学运行机制又未能充分改革以适应这一点。

  二是在新的形势下,许多毕业生却依然在观念上未能完全转变或适应,许多毕业生眼睛只盯着北京、上海、省会和沿海城市,不肯降低求职门槛。结果造成在许多大学生高喊就业难的同时,内地不少其它地方却招不到人才的现象。

  三则是这几年高校扩招的直接效应,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出现就业难的问题不可避免。

  上述几个问题,一、三两点的确是客观现实,无法回避的。但是对于第二点,也是现在不少媒体对今天的大学生指责的地方,当然,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只是就事论事的话,似乎大学生们的态度的确应当受到一定的批评。然而,这一论点却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因爲它只是抓住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丝毫没有去考虑今天大学生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改变。这种批评就如同批评进城的农民工制造了大量的治安问题一样,如果不考虑户籍制度的因素的话,似乎也满有道理,然而考虑到户籍制度的因素的话,就知道它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同样的,分析今天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原因时,也决不能忽略由于现行体制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一面。

  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从理论上说,考上大学就有了城市户口。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关键是“城市户口”这个名称只是与“农村户口”相对的一个抽象概念,但在事实上却并不像农村户口那样,存在着一个统一身份的城市户口,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城市的户口。这些不同城市的户口之间同样是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想把户口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之难绝不亚于“农转非”,或者更甚,尤其是大城市的户口。命运使许多人没有能够降生在大城市里,因此通过上学来改变命运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又多集中在城市,且越是大城市越多。(请注意,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对比一下,反而欧美的许多名校却不一定就在城里。)这样,在大城市里接受了教育的学子们自然也心向大城市。因此,抽象的“城市户口”这时对于他们来説已经没有意义了,具体能得到哪一个城市的户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前面也提到,在中国现行的户籍政策下,不同城市之间的户口也是壁垒森严的。对于许多人来説,毕业之际选择的起点有可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因此,事实上大学学子们毕业之际所面临的就绝不仅是择工作,择户口对于许多人来説也许是更重要的。

  本来,刚迈出校门的新人不应对工作条件报太多奢望,降低要求或许是应当的,等日后积累了工作经验可以再谋高就。或许你还可以以比尔盖茨当年从哈佛退学为例,教导人们应当不应计较眼前的得失。可惜这是典型的食洋不化,把美国人的成才方式硬往中国人身上套。上述成材模式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户籍自由的情况下才成立,否则的话就是笑话了。毕业时你降低要求到内地某城市(甚或县城)去工作,等几年之后你想到哪儿去再谋高就?到沿海大城市去,对不起,先办暂住证,到那时你会发现你和你过去一贯报以同情的民工没有什?本质区别了。更别説你将来要结婚,小孩还要上学这些问题了。除非你不得不留在你最初选择的地方窝心地过一辈子,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有潜力有才能的人就是这样极其郁闷的度过了一生。假设盖茨生在中国,如果他选择从北大清华退学去创业,到时候他所面对的情况可能首先是户口打回原籍,然后到北京的派出所去办理各种外来人口的证件。总之,作爲非本地人口,他将发现他将来会不断的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于是中国的未来的微软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这种不同的人才成长模式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现行条件下,人才成长的机会成本是太高了,许多人极可能是“一步走错,报撼终身”。正因爲如此,在个性已经得到初步张扬的今天,大学生们也不希望自己像自己的哥哥姐姐以上辈的人们那样委屈自己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积极的解决问题,而是消极的要求大学生们降格以求,无疑是一种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态度。尽管某些地方也许作了相应的改变,但是相对整个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来説只能是杯水车薪。

  当然,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你翻身,那就是考研──接受再教育。所以,这几年来考研热愈刮愈烈,其个中缘由,自然不难理解。笔者的几个中学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在当地县中学、甚至乡中学当老师,都是通过考研得以“咸鱼翻身”。

  但问题是不论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年都不断扩招,毕业生也不断增加,形成了令人恐怖的 “待职”大军。根据多维社的报道:从一九九九年起,中国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去年毕业的一百四十五万大学生中有近六十万人至今尚未找到工作,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今年夏天预计又有二百一十二万人毕业,官方新华社估计,将有三十四万大学生面临一毕业就失业的窘境。面临如此严峻形势,是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的,这也是爲什?笔者在文章开头说这一问题有可能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与破坏力。笔者当年大学的一位朋友在毕业时费尽心机也未能找到留京的工作,记得当时他很郁闷地同我调侃:现在我终于明白革命产生的原因了。不过还好他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因爲他后来通过考研又杀回了京城。事实上,现在的大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关心就业问题了,昔日的天之骄子今日面临着不能承受之轻。与年轻人特有的躁动不安相结合,使得整个校园里在表面的平静下涌动着一股不安的潜流,有足够的风吹草动的话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今年年初在安徽合肥因爲一起交通事故竟引起了一场学潮,震动了中央,由此不难窥见当今大学生的心态。

  正因此,笔者以爲,下一次的学潮如果还会发生的话,将不会再像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样诉诸于理想式的口号,而极有可能是首先诉诸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一旦真要那样的话,那就危险了,因爲今日大学生的就业难题,如前所述,比例已经够惊人的了。一旦学生们将自身的处境与他们对某种社会制度──比如户籍制度的不满联系起来的话,必将会成爲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纵观现代世界各国历史,学生运动往往是导致社会震荡乃至巨变的急先锋,学生的能量远比人数虽多却缺乏凝聚力的农民要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认爲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大学生就业难题会比农民就业难题更具有爆炸性与破坏力。

  不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对于这一问题都应当切实关注,直面问题的实质。尤其是应当意识到: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绝不仅是要解决城乡对立的问题;作爲抽象概念的城市户口也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城与城之间的对立同样需要改革;只有当整个社会人口都可以充分地自由流动,人才成长的空间不受限制,并因而使社会充满活力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