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道路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 普京提出要走经济改革的新道路,即市场经济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体制模式是德国弗莱堡学派提出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其微观基础是以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据的、以排他性产权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并通过企业重组和公司治理使其得以完善。其宏观机制是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变,并建立能保证自身稳定和成为景气政策手段的有效财政体系;是完善两级银行体制,并建立能形成良好宏观环境和合理融资渠道的有效金融体系。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重视斯密、李嘉图的世界经济学,也重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循序渐进地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生产三要素论、财富创造论和所有制决定论为基础的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在社会保障方面奉行社会安全阀理论,同时也接受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实行保障对象上的选择保障制,资金筹集上的现收现付制,给付原则上的受益基准制。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道路 经济体制 经济学分析

  普京当选总统标志俄罗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普京时代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提出一条新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并已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措施,这预示俄罗斯将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一 走经济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普京对经济转轨以来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持客观评价态度。他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承认,俄罗斯已不属于当代世界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俄罗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被推人第三世界的行列。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基础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15%,在工业产值中占50%,而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低,除了原料和动力部门之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为美国的20%~24%。设备陈旧,使用期5年以下的设备在全部设备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4.5%,70%以上的设备服役期已超过10年。结构失衡和技术落后,使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大减少,特别是被挤出了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市场,俄在这一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占36%,日本占30%。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98年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5 000美元,而俄罗斯只为2 200美元,相差一半多;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指标更低了,俄罗斯人的收入还不到美国人收入的10% [1] 。

  对于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原因,普京采取两分法的态度,一方面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经济模式造成的。普京强调,“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的经济造成的后果”。改革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使俄罗斯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信)付出代价;为不允许商品生产者竞争、从而妨碍科技进步、使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付出代价;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普京又指出,改革中的政策失误和错误也是经济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沉重的教训“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

  关于未来的方向,普京认为既不能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再搞前几年的照抄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而应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寻找自己的模式。普京指出,无视或否定俄罗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错误的,而认识不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更是错误的。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的确实是一条死胡同。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竭。无论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经受。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有责任心的社会政治力量应当向人民提出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它应以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的一切好东西为依据。

  那么,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应该走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改革道路和模式。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走进了死胡同;前几年的激进经济改革虽然走上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但是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本国国情,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之路。对此普京概括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普京道路的公式是: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

  有的学者认为,普京的改革道路不是“第三条道路”,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理由有三:

  第一,普京的政策主张在当选总统前后是不一样的,当选总统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突出的是不再强调加强国家调控的作用。诚然,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没有像过去那样强调加强国家调控,相反倒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然而,这里反对的是国家对经济的过多行政干预,而不是指经济上的必要调节。2000年国情咨文明确写道,俄罗斯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国家对经济仍然要实行调节,但这种“调节的目的不是增加行政杠杆,而是保护经营自由”。可见,国情咨文不是否定国家调控,而是强调如何调控。实际上,普京当选总统后并没有改变关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相反,多次重申在当选总统前所作的关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论述。例如,俄通社一塔斯社2000年6月4日报道,普京总统在前往意大利进行工作访问前夕接受意大利《太阳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只有学会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普京在这里讲述的关于经济道路的主张与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几乎一字不差。

  第二,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格列夫在讲话和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宣称,俄罗斯将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 路线”。西方一些传媒由此断言“普京政策具有自由化倾向”。我们认为,这些言论只是普京周围个别人的主张和西方的评论,不代表普京的主张,在普京周围还有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观点。普京是务实主义者,决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书本中的条条,而是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以经济发展实践为标准。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利就采用,不利就舍弃,而不管它是哪派的观点。同时,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含义也值得玩味,因为他把中国的现行改革称为“激进的自由化的改革”。

  第三,政府的许多具体政策属于“自由化”的政策。例如,“无赤字预算”、“浮动汇率”、“私有化”、“自由竞争”、“商品、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等等。我们认为对这些政策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无赤字预算”是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但不为货币主义所专有。因为一般地说,任何国家的预算都不愿意有赤字。同时,财政的有赤字和无赤字也不能与政策的自由化和非自由化画等号。目前俄罗斯实行平衡的财政政策,一是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重陷债务危机的泥潭;二是为了控制通胀,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但是,小财政不利于反危机、扩大国家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在实行平衡财政的同时,也在努力恢复债券市场,以便通过发行数量适度的、结构合理的国债,使财政从对经济的中性政策,转为对经济的积极政策。另外,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不是单方面的,在主张实行无赤字预算的同时又主张实行降低税率的政策,而降低税率是财政扩张和刺激生产投资的政策,与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是反向的。同样,对于“浮动汇率”、“私有化”、“自由竞争”、“商品、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等等,都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从俄罗斯的现实经济条件中去寻找答案。目前俄罗斯继续实行浮动汇率,是为了保持卢布贬值形成的对国内生产部门的有利条件和分散金融风险,这并不等于永远实行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不利于改进技术、稳定经济、引进外资,还会引起还债成本上升。俄罗斯还将继续实行私有化,加强保护产权和投资者权益。对此,应该注意的是私有化的目的、范围和形式,应该看到政府仍然坚持对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实行国有和国家控股,并强调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至于自由竞争、资本自由流动,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性政策,根本不是自由化的标志。

  从根本上说,对普京道路的分析应该着眼于俄罗斯历史的大环境。计划经济体制曾促进苏联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一度出现辉煌。但是,它固有的弊端使其历史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最后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俄罗斯独立以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说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改革的方针政策脱离本国国情。在目标模式上照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过渡方式上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在反危机上不是刺激投资、优先稳定生产,而是实行紧缩、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结果经济危机、财政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长期交织并存,最后演变成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危机。金融危机宣告了照抄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的失败。人们的反思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实行混合所有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注重社会政策;放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式改革;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普京道路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产物。不会因为某些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政策而改变它的根本方向和性质。

  二 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 或“社会市场经济”

  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察,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模式有四种类型:英国古典经济学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与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弗莱堡学派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或称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前一时期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笃信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避免危机和失业。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其基本观点是古典自由放任理论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否定国家经济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试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由于脱离国情而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憧憬的自由市场经济变形为野蛮无序的非效率的市场经济。普京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他指出,“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市场经济通行的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其执行的定式属于俄罗斯的未来,目前情况要求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景气和危机的根源,是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经济运行的有效需求不足。要使经济重新出现繁荣,必须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为此,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3] 。凯恩斯理论的实质性贡献不在于具体政策,而在于指出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的经济运行必然产生总量失衡,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必须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它的重要意义是开辟了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国家干预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不仅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对战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如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北欧“福利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受这种思想和模式的影响,加之考虑转轨时期经济的特点和反危机的任务,普京曾提出要建立“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当选总统以后普京的思想有所变化,转为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不再强调如何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而是强调国家如何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创造条件。根据2000年总统国情咨文,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条件方面将主要发挥以下作用:第一,保护所有权;第二,保证竞争条件的平等;第三,保护经营自由;第四,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第五,实施社会政策 [4] 。

  普京的上述主张类似于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德国弗莱堡学派既反对英国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又反对苏联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其特点有二:第一,主张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弗莱堡学派反对实行计划经济,主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强调自由竞争。但是,他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与英国古典市场经济不同,他们反对古典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主张实行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国家干预。同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干预又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他们主张的国家干预仅限于实行“秩序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过程的“过程政策”。第二,主张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是阿尔马克提出来的,意指将市场经济的原则与社会公平的原则结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又是联邦德国战后实行的现实经济体制。战后德国从艾哈德政府起开始实行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德国奇迹。艾哈德指出,“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 [5]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实行混合所有制,保持国家有限干预,重视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普京主张在俄罗斯实行的正是这种“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

  三 反对重新国有化,主张完善已形成的微观基础

  通过实行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而大私有化又经历了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三个阶段,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主体基本实现了多元化。根据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截至1996年年底,俄罗斯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12.46万个,占私有化初期国有企业总数的60%;在资产上,非国有资产已占资产总量的60%;在产出上,非国有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其中私有经济占28%) [6] 。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又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没有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二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据俄国家杜马听证会上公布的资料,几年里私有化的损失总计为9 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 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 000万亿卢布),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因此,左派提出重新国有化的主张。

  普京对此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肯定私有化在改造所有制上的成果,反对实行重新国有化。他认为,尽管私有化存在种种问题和错误,但是它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因此“不应该谈重新分配俄罗斯资产的问题”,“如果允许重新分配资产,则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将比过去搞私有化时还大” [7] 。普京肯定国企改革大方向的态度,符合现代产权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的理论。现代产权经济学指出,由于国有产权和共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较大,因此产权发展的趋势是从非排他性产权向排他性产权转变。产权的排他性把选择如何使用资产和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找利益最大化的资源使用途径。产权的可转让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按照双方共同决定的条件将资产转让给他人,这为资源从使用效率低的所有者向使用效率高的所有者转移提供了条件。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石——科斯定理指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清晰的产权制度是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反之,如果产权不明晰,交易费用就会很高,甚至高到使产权交易不能进行的程度,从而阻碍资源配置的优化。明晰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是经济动力和经济效益的源泉。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原则上正是产权明晰的过程,因此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其大方向不应否定。

  那么,如何解决私有化中存在的问题呢?普京认为,出路不在于重新国有化,而在于提高私有化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途径是进行企业重组和加强公司治理。关于公司治理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在公司类型上建立开放型股份公司还是封闭型股份公司,二是在融资模式上以证券市场为基础还是以银行为主导,三是在经营管理上如何形成有效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讨论前一个问题。俄罗斯的股份公司分为开放型股份公司和封闭型股份公司。开放型股份公司可以公开注册发行股票,股票可上市自由交易,股东人数没有限制,管理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按股东大会一董事会一经理处的结构治理。封闭型股份公司无权公开注册发行股票,股票不准上市自由交易,只能在公司创立者之间分配,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管理上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经理同时又是股东,公司结构简单,一般只有股东大会和经理部两级。从这些基本点看,俄的开放型股份公司相当于通常说的股份有限公司,封闭型股份公司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俄在前一时期改组国有企业建立的3万家股份公司,只有20%是开放型股份公司,80%是封闭型股份公司。后种公司由原企业劳动集体(实际是原领导)控制,不利于企业制度创新,缺乏资本投入,难以进行现代技术改造。俄强调建立开放型股份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既是针对前段私有化的结果和问题,又是因为理论上它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它具有业主制和有限责任公司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首先,同业主制相比,业主制属于人合公司,法律上是自然人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即企业破产时清偿债务不以企业资产为限,而要连带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资本公司,是法人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即企业破产时清偿债务只以企业资产为限,投资者除持股额之外不连带其他个人财产,这便降低了投资风险,有利于出资人更大规模地投资。其次,同有限责任公司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因而融资渠道多,便于动员广大社会资本,建立大型企业,兴办重大项目;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进入高度专业化,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资本证券化,证券市场化,股票的自由买卖使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这便把企业置于股民的监督和社会的评价之下,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只能转手,不能抽回股本金,企业的命运只取决于经营管理,而不取决于出资者个人状况。

  在企业重组方面,第一,改变内部人控制股份公司的局面,增加外部投资者、特别是外资持股的比例。几年来,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内部人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下降,从1994年占60%~65%,降至2000年占30%一35%;外部投资者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上升,从1994年占15%~25%,升至2000年占50%~55%;国有股份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1994年占15%~20%,降至2000年占10%一12% [8] 。第二,寻找战略投资人,即大投资者,对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和现代化技术改造。为此,将采取出让1/4股份或者半数以上控制股份的办法,吸引战略投资人、特别是外国投资者。第三,实现资本集中化,使控股权掌握在最大股东手中,使股东真正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只有掌握相当多股份的大股东、特别是掌握股份控制额的最大股东,才真正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因此,必须实现资本集中化,使控股权掌握在最大股东手中。为了实现企业重组,普京强调,对于已私有化的企业必须保护产权和投资者权益,使所有者能增加投资,加强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

  最后,关于所有制的模式。社会市场经济在产权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实行混合所有制,其核心是保留必要的国有经济。俄罗斯自1996年全面调整经济政策以来,几届政府都强调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普京继承了这一政策,主张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仍然要保持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强调对这些国有企业和资产要加强管理,提高其经济效益。

  对于公共产品部门实行国家所有的原因在于其“外部性”。对于天然垄断部门企业实行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原因在于其高度社会化、命脉地位和必须保证规模经济效益。问题是,什么是天然垄断部门?俄罗斯政府《1995—1997年经济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属于天然垄断的部门有:(1)电力的输送和分配;(2)燃料供应;(3)干线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的地区分配;(4)干线石油管道;(5)铁路网;(6)港口、航空港;(7)邮政;(8)城市供水和下水管道。这就是说,电力网、能源管道网、铁路网、港口、空港、邮政和城市上下水管道网属于天然垄断部门,必须实行国有或国家控股;而电力公司、石油天然气公司、铁路营运公司、轮船公司、航空公司、电信公司等等,不属于天然垄断部门,可以私有和民营,但是,为了保证规模效益,防止过度竞争,必须有国家的一定管理。同时,在这些部门,作为目标模式应该实行网运分开、网厂分开;但在过渡时期,国家不仅对网、而且对经营公司也可以实行控股。国家在这些经营公司中的股份是可变的,不管份额大小,都不等于丧失国家在天然垄断部门的地位,更不是否定混合所有制模式。

  四 调整宏观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财政体制由国家财政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化,形成了新的预算体制和税收制度,建立了分税制的分级财政体制。但是,财政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财政还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因此普京提出要建立有效的财政体系。有效的财政体系首先应保证财政本身的稳定。俄财政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税赋过重,税收占利润的70%以上,另一方面国家预算又连年赤字,政策处于两难。惟一的出路是“简化税种,降低税率,扩大税基”。这一政策虽然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时就已提出,但直到普京时期才真正实施。2000年通过的新《税法典》,把税种从200多种减为28种,主要税种的税率降低。企业利润税由35%降为30%,增值税由20%降为15%,个人收入所得税从累进税改为统一税(税率13%),统一社会税从工资基金的39%降至35% [9] 。结果税收状况大大改观,联邦预算出现盈余。“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政策的理论来源是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拉弗认为,税率水平有一个最佳点,在这一点上税收总额最大,低于这一点税收会减少,高于这一点税收也会减少,因为企业会逃税。因此,税率过高的国家,要想增加税收,应该降低税率。俄罗斯税率很高,适合采用这种政策,取得了成效。

  其次,有效的财政体系应成为景气政策的手段。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小财政,实行平衡的和中性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主张实行扩张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俄罗斯目前实行的是平衡的财政政策,将来可能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普京强调,要提高国家预算这一重要经济政策手段的效力,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造。俄罗斯专家也认为,如要在信息经济、生物工程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具有实力,国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要大规模地增加国家投资,为此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是与财政债务危机紧密相联的,国债市场在危机中关闭。危机后政府进行了强制性债务重组,并于1999年1月15日重新启动国债市场,逐步使其正常化和健康化。在实行复式预算和经常性预算平衡的条件下,恢复国债市场可以更好地为发展预算服务。

  在金融领域,俄罗斯已建立了两级银行体制,央行独立并转变职能,商业银行的体制和规范管理初步确立,利率已经放开,金融市场获得发育。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体制还存在问题,为了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首先要调整和完善现行金融体制。根据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协调政府与中央银行这两个宏观调控主体的关系;重新考虑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单一银行体制与综合银行体制的关系,加强央行的监管;继续进行银行重组,建立以国家控股银行为核心的新银行体系;建立文明的金融市场和合理的融资渠道,恢复和发展各种证券市场。

  再如,有效的金融体系应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鉴于俄罗斯的通胀率仍然较高,当前政府和央行的政策是继续降低通胀率,并使卢布汇率相对稳定。在经济增长、预算盈余和贸易顺差的条件下,近两年俄罗斯的通胀率持续下降,1999年为36.5%,2000年降为20.2%,2001年估计为16%左右。卢布汇率基本稳定,与美元的比价,2000年大体保持在27—28:1的水平;2001年头8个月约为28—29:1。黄金外汇储备增加,2001年9月底达到380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的许多问题带有综合症的性质,货币问题也是如此,一方面存在通货膨胀,一方面流通中的货币量又过少。政府和央行的任务是,在保证通胀率降低的条件下,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办法是,一方面改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另一方面增加货币总量,使M2的增长速度高于通胀率。同时,协调金融政策与投资政策,控制金融投机,使资金向生产领域流动。

  第三,在降低通胀率上如何处理好稳定货币与稳定生产的关系,卡西亚诺夫政府主张实行两者结合而以稳定生产为主的原则。2000年6月通过的《俄罗斯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指出,在即将来临的时期政府的优先任务是降低或保持通胀率和利率,使其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提法是“降低”或“保持”通胀率和利率,而不是过去的一味降低通胀率,至于究竟是降低还是保持,则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为准。通胀率和经济增长参数的具体结合,每年在全国经济纲要的框架内、考虑经济发展内外条件的变化来确定。

  第四,在稳定卢布上如何处理汇率制度。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较少,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国家承担的风险和代价太大,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则可将风险分散到企业;同时,由于卢布贬值的压力很大,实行浮动汇率制有利于扩大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因此,普京当政以后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是,浮动汇率保护落后,不利于促使企业改进技术,不利于整个经济的稳定,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引起还债成本上升。因此,俄政府提出要从弱卢布政策转为强卢布政策,估计俄罗斯将来可能转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五 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循序渐进地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由于“休克疗法”的制定者把改革建立在依赖大量外援的基础上,导致俄罗斯对西方的大规模负债和严重依赖,形成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政策的实施都须得到西方的首肯和援助。针对这种情况,普京指出,国家是靠别人的建议、援助和贷款来发展,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这是俄罗斯长期面临的重要选择。然而,这是弱国的选择,也是选择做一个弱国。如果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们的恩典,那么俄罗斯将难以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存在下去。因此,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

  这丝毫不意味俄罗斯放弃吸引外资的政策,相反普京提出了“与外资共建俄罗斯新经济”的口号。外资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但在俄国民经济的总投资中只占10%左右,不可能取代国内资本而占主导地位。同时,过去引进外资的结构不合理,应增大直接投资比重,而在直接投资中增加对非能源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面对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俄罗斯应该同世界经济接轨,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高度。而科技落后和资本短缺则更加重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因此,应该实行对外开放,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是必须坚持的对外经济方针。但是,任何目标的实现都是有条件的,即使是大方向正确的目标的实现,也不能不顾条件地盲目进行。俄罗斯前一时期盲目自由化的教训是深刻的,外贸自由化(一度对所有商品免征进口关税)导致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占领,民族工业受到排挤;资本项目盲目开放导致外资操纵金融市场,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条件。俄199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本项目开放上只考虑西方的利益,而不管过渡经济国家的具体条件。俄罗斯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贷款条件下,被迫于1998年1月1日对外资完全放开国债市场的,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市场不断剧烈动荡,最终于8月爆发金融危机。因此,普京提出必须循序渐进地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这里,在理论上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上,既要熟悉斯密、李嘉图的“世界经济学”,也要熟悉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成本学说,是自由贸易理论的代表。特别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一直占据着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地位。后来的学者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自由贸易理论作了发展,但是直至要素禀赋学说的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才再次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当产业革命在英国深入发展时,欧洲、北美其他国家的经济还很不发达,资本主义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为了保护本国新兴的民族工业,抵制英国产品的冲击,美国和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了保护贸易理论,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实行了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反对李嘉图关于“在别国生产费用较低的商品不需要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国购买比在本国生产更有利”的说法,强调“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更重要很多倍。” [10] 向外国购买廉价商品,表面看来要合算一些,但这样做的结果,本国工业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降下来,其价格甚至会低于进口商品。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是积极的,其保护的对象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他主张以保护贸易作为过渡时期,以自由贸易为最终目标。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不仅对德国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二,经济理论界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了质疑。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原则进行国际分工、生产和交换,那么每个国家的确都可以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在一系列假设中,最重要的是出口商品的生产 和销售没有市场容量的限界。然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市场的有限性和竞争的加剧,哪个国家也不会自动放弃自己所能进行的生产,都在努力生产自己所能生产的一切产品,出口所能出口的一切产品,至于能生产和出口多少,则完全取决于竞争。这里通行的是“绝对竞争优势”原则,而不是“比较优势”原则。如果这种质疑能够成立,那么转轨国家在初期竞争力太弱时,就不应盲目实行对外经济自由化方针,而应随着条件的创造逐步地对外开放。

  这并不排斥积极推进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普京提出,俄罗斯对外经贸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积极支持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济活动;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及资本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争取尽快加入国际经济活动调节体系,首先是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贯彻上述方针,主要采取以下政策:(1)通过降低和取消某些商品的出口关税,支持企业和公司扩大商品出口;同时,适当提高某些商品、主要是轻工食品的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2)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扩大科技含量高和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放在首位,同时扩大传统优势产业、主要是能源和基本材料的出口,这些产品目前仍是主要创汇来源。(3)发展军工综合体,扩大军火出口。为此要增加对军工综合体的投资,加强先进军事技术的研制,完善国家军事订货机制,增加国家对军工综合体的支持。(4)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合作。鉴于独联体的特殊地位和俄经济结构的特点,普京强调要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放在优先位置。(5)营建国际运输走廊,发展国际铁路运输。根据2000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欧亚运输会议的决议,积极营建欧亚运输走廊体系,包括东西走廊和南北走廊,发挥俄罗斯在国际铁路运输中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6)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与外资共建俄罗斯的“新经济”。普京高度重视引进外资对振兴俄罗斯经济的作用,认为“没有外国投资,国家的振兴将需要很长时间,将会困难重重。俄罗斯没有时间等待缓慢恢复。应该尽一切可能使外国资本投向俄罗斯。”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俄将重视经济特区,降低税率,允许工业用地自由买卖,开放资源开发项目,出台新产品分成法。(7)使外流资金返回俄罗斯。根本措施是改善投资环境,建立刺激资金流人的资本运作机制;同时,加强税收纪律,严格金融制度,加强海关监督。(8)对外关系贯彻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俄罗斯对外关系战略几经调整,利益原则的重视程度也有起伏。普京总统和政府明确提出并再三强调俄罗斯对外关系要贯彻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六 注重社会政策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且受伦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社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普京高度重视社会问题,提出“强国富民”的思想,把造福于人民,使公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新政权的最终目标。在收入分配方面,俄罗斯实行的是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

  第一,“生产三要素论”。这是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一种价值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一切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中各自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分别创造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工资、利润、地租。这些收入构成生产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俄罗斯一些经济学者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这一理论,把它作为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 [11] 。

  第二,“财富源泉论”。俄有的学者认为,“生产三要素论”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把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等同于创造价值的要素,这是错误的。但是,从创造财富的角度考察,生产三要素的确都起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判拉萨尔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观点,指出劳动和生产资料共同构成财富的源泉,并援引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既然财富是三要素创造的,那么财富的分配就应该按照三要素进行。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由一个个商品构成,财富的分配实际上转化为对生产商品所获得的收入的分配。这样,“财富源泉论”就成为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

  第三,“所有制决定论”。分配方式是由所有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任何所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其总收入都将分为四个基本部分,即用于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用于个人收入分配部分,用于上缴税收部分,剩余部分。无论在公有制下还是在私有制下,收入分配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第二和第四部分。由于所有权决定受益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国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应归国家所有,即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同理,在非国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也应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即归资本所有。至于个人收入分配部分,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发生了变化,在进行个人收入分配时考虑的不只是劳动,还有技术和管理才能,因此个人收入的分配应该既按劳动分配也按要素分配。综合上述对总收入分配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分析,可以把收入分配总括为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由于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原则的变化,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大大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和缓解社会矛盾,俄罗斯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普京时期将进一步完善这种保障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政策的出发点有两种理论:

  第一,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两者互为条件。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必须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对劳动者的失业、医疗和养老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同时,社会两极分化和贫穷是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的经济根源,为了保证社会安定和安全,必须在注意遏制收入不公和确保社会保障的三大基本方面的基础上,实施社会救济的安全底线政策。

  第二,福利国家理论。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国民收入数量和国民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1)在穷人的绝对份额不减少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福利越大;(2)在不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的条件下,穷人的绝对份额越大,社会福利越大。庇古认为,由于同量收入或货币,对穷人的边际效用大于对富人的边际效用,因而在不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的情况下,收入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所以,他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扩大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等,这可以在不增加国民收入总量的条件下,使社会福利得到增进 [12] 。依据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理论观点,北欧福利国家把“充分就业”和“收入再分配”作为政府的长期主要经济政策,力图向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俄罗斯基于现实的经济条件,其社会保障制度奉行的是社会安全阀理论,同时也接受了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例如,竭力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和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在政策实施力度上则与福利国家相差甚远。随着经济条件的创造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才能逐步增加福利政策的色彩。普京提出的“强国富民”、“让所有人都过上应有的生活”的目标,就属于未来的理想。

  关于社会保障模式,依据保障对象可以分为普遍保障制和选择保障制。普遍保障制指全体公民(不论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如何)均可享受规定的(老年、伤残、失业、医疗等)福利金和免费服务的一种制度。选择保障制指对工薪者和有收入者实行社会保险,对低收入者实行社会救助,对残疾人等特殊对象实行津贴的一种制度。在给付原则上,分为受益基准制、缴款基准制和混合制三种类型。受益基准制预先规定给付标准,强调受益标准的公平性,具有较强的再分配作用。缴款基准制是根据缴纳保险费的数量确定给付标准的制度。混合制是把受益基准制和缴款基准制结合起来,由受益基准制的保险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以缴款基准制提供附加保障。在资金筹集上,分为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和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指根据当前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费用的需要,确定社会保障税率或缴纳比例,以支定收,现收现付。这种体制意味着代际转移支付,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会因赡养系数过大而出现社会保障系统财政困难。基金积累制是将受益人在工作期间缴纳的保费存人保险基金,到退休时期支付使用。这有助于增加储蓄,形成巨额养老保险基金,将其用于投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部分积累制是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结合起来,一般以现收现付为主,同时辅以一定比例的基金积累。

  俄罗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对象上,实行选择保障制;在给付原则上,实行受益基准制;在资金筹集上,实行现收现付制。资金来源由国家预算拨款改为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实行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俄罗斯学者和政府都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方向是:在资金筹集上,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或完全积累制过渡;在给付原则上,从受益基准制向混合制或缴款基准制过渡。

  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上,目前政府把消除贫困和提高居民实际收入作为政策的优先方面。对国家公务员将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对职工将保证工资增长率超过通胀率,对退休人员将使退休金稳定增长,并实行最低退休金指数化。俄经济部预计,在到2003年的4年内平均工资将增长近1倍,物价上涨近半倍,实际工资增长50%;而把全体公民包括在内的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将增长25%。政府长期经济发展纲领计划使居民消费需求在10年内增长80%。

  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将实行有针对性的社会帮助,改变目前的平均化倾向。1999年比重占40%的生活最无保障居民所获得的补助只占社会补助金总额的36.2%,到2005年要提高到占85%。政府将竭力缩小两极分化,计划使比重占40%的生活无保障居民的收入到2005年增长1倍,使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人口减少1/3,届时贫富收入差距将从目前的14倍缩小到10倍 [13] 。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的两种基本模式——英美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之间,俄罗斯选择的是欧洲大陆经济模式,实质是德国模式。普京要建立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正如普京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指出的,“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

注释:

  [1]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8页。
  [4]普京总统2000年7月8日对联邦会议作的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
  [5] 米正圻等:《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6] 《1997-2000年俄罗斯政府中期纲要构想: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俄)4经济问题M997年第1期;[俄“经济与生活》周报1997年第5期。
  [7] 《普京1999年11月22日在全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俄塔社莫斯科1999年11月22日俄文电。
  [8]A·拉迪金:《公司所有权和一体化进程》,〔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5期。
  [9]〔俄〕《货币与信贷》2001年第5期。
  [10]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
  [11](俄)A·布兹加林:《俄罗斯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2]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页。
  [13]《俄罗斯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2000年6月28日政府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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