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启示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的改革,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未曾发生过今天这样涉及到各种类型国家、全球几乎同步进行、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西欧公共企业改革,是这次全球改革大潮极其重要的一幕。

处在改革潮头的欧盟

欧洲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目前和今后在世界上的地位,还特别需要看它在世界潮流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在潮头,还是在潮尾,亦或在潮外;是主导者,还是搭车者,亦或是落伍者。18世纪60年代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的基础,开创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首开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河的英国,1850年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世界贸易总额的21%,成为向各国提供生产工具设备和工业消费品的“世界工厂”,长期主导着世界潮流——工业革命和工业化。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相继超过英国,但英国长期积淀的“软实力”,即以工业文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社会传统以及国际影响力,仍继续发挥作用。即使在今天,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被法国超过,有时也落在意大利之后(依汇变动而定),但它的大国惯性依然存在,它的软实力依然不可低估。除英国之外,德、法、意、荷等西欧诸国都在不同的方面对世界产生过影响。尽管20世纪逐渐成为“美国世纪”,二次大战后日本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排斥西欧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共同主导作用。再说,美日的相继崛起都是发端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散,而这一经济制度的源头正是在西欧。所以,无论从硬实力来看,还是从软实力来看,近代以来西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当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改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潮流。判断西欧是否在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看它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为此,有必要考察一下地区经济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有人认为,地区经济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有诸多相悖之处。我们认为,两者是相悖还是相助,首先要看地区经济集团化的目标取向:如果地区经济集团的宗旨是强化闭关自守,那当然就与经济全球化相悖;如果是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那自然就与之相助。在今天的世界上,地区经济集团遍布各地,没有一个以强化闭关自守为宗旨。当然,既然是经济集团,就必然有一定的排他意识,但这并不排除在总体上对经济全球化的顺应和促进。这是对西欧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作用的基本认识。具体来说,其作用包括:

第一,在地区集团化思想理论的酝酿形成过程中,西欧堪称先驱。促成西欧联合思想诞生的原动力尽管并不是经济因素,但今天这个超国家经济联合体的诞生不能说不是历史上欧洲联合思想的继续和发扬。欧洲学者康德、卢梭、黑格尔等人都曾表露过通过建立欧洲联合体以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的心迹。1831年,被称为意大利四大国父之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明确提出了建立“青年欧洲”的思想。在理论上,也出现了诸多学说,如力倡建立联邦或邦联的联邦主义,主张从“福利政治”起步的职能外溢理论,强调超国家机构协调作用的相互依赖论,认为通过关税同盟可以防止分裂、促进统一的关税同盟理论等。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今天的欧洲联盟与其他任何地区经济集团相比,都具有深厚得多的历史根基、理论根基和社会根基,在民众中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很高的支持率。1998年1月,据欧盟委员会连续四周对成员国所做的民意跟踪调查,支持欧洲单一货币体制的民众在法国占71%,在意大利占77%,在西班牙、爱尔兰和奥地利占73%,在德国占52%。

第二,欧盟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也是世界上制度最完备、最成功、真正进入一体化阶段、唯一拥有强有力的超国家权力的地区经济集团。其他众多的地区经济集团,虽然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但在上述诸方面都远不能和欧盟相比。特别是在实行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之后,欧盟已成为有议会、有法院、有模拟政府机构(部长理事会和执委会)、有中央银行、有共同的单一货币(目前有11个成员国加入)、各机构间保持着一定制衡的“影子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尽管在不少问题上各成员国的民族意识还时有强烈表现,而且今后还会有曲折、反复,但日益趋同、走向统合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欧盟的精神和原则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实力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全球化经济运作的重要一步。已经建立地区经济集团的国家正在继续深化合作、完善机制,尚未建立地区经济集团的国家则在多方开辟制度化合作途径,广泛探索地区经济集团化方略。尽管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诸方面不象欧盟成员国那样彼此接近,但崇尚合作与联合的时代精神和原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追求地区经济合作的国家不仅可以在体制、规则、法律诸方面从欧盟寻找可师之法,而且更可以从它的巨大成功得到激励和启示。

经济全球化要求改革,改革又促进着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改革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主潮。站在经济全球化潮头的欧盟,在经济改革方面自然是倾其全力。应当说,欧洲经济货币同盟的建立本身就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改革。它作为一项高度综合性的改革,引出了一系列的共生改革和次生改革。仅拿单一货币来说,它象牛鼻子一样具有牵动全身的功能:它直接要求五个趋同标准,五个趋同标准又迫使各国进行了广泛的、大刀阔斧的次生改革。除各成员国自身层次的改革之外,欧盟作为更高的层次,也不得不艰难地踏上改革之路,其农业政策、预算政策、结构基金政策,甚至决策机制,都在谋求改革。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西欧是公共企业历史最为悠久、发展最为广泛、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典型地区。公共企业和福利制度,成为西欧经济社会改革中两个最关键的课题,其改革思路、举措和成效,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欧盟各国的改革同美国相比,领域广、动作大、程度深、影响面宽;同日本相比,平稳、有序、险情少,对经济产生的震荡不大。可见,西欧不仅站在了世界改革大潮的潮头,而且业绩不菲。

二、西欧公共企业20年改革风雨

二次大战后,西欧各国的公共企业曾出现广泛发展,不少国家都不止一次地出现国有化高潮。英国工党在战后初期大选获胜后单独组阁执政,艾德礼政府把国有化作为其基本政策,先后通过了八个国有化法令,从银行、能源到交通运输和冶金业,实行了大规模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20%。法国在战后曾掀起两次国有化高潮。为了重振经济和加速现代化,在金融、电力、煤炭、石油、核能、交通等部门掀起国有化高潮,使国有企业从战前的11家猛增到103家。1982年,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执政后,颁布新的国有化法令,再次掀起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国有化高潮主要涉及自然垄断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这次国有化高潮则明显地向金融和竞争性行业倾斜,其中有39家银行和全国最重要的工业集团中的5家被实行国有。意大利通过完善和发展伊里公司,建立埃尼公司,在政府内设立国家参与部,对电力部门实行国有化,形成了庞大的金字塔形的国家参与系统和公共企业体系。奥地利1946年通过法案,将70个工业企业和3家银行国有化;1947年又将除配电系统以外的整个电力部门国有化。80年代初,奥地利公共企业占冶金部门产量的98%,10家国有企业占全国最大100家工业企业销售额的42%。荷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也都有为数众多的公共企业。西班牙公共企业占全国造船业的80%、交通和通讯业的59%;希腊电力工业、铁路运输和邮电部门几乎全部由公共企业经营。

1979年,以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为发端,西欧各国先后开展了对公共企业的改革——或者称为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撒切尔政府把公共企业私有化作为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由于其主张的系统性、行动的持续性以及实施的成功,英国的私有化逐步为西欧其他国家认同和仿效。20年来,这股公共企业改革浪潮汹涌澎湃,遍及全球。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是逐步扩大和深入的。起初,只是出售部分股票,涉及的企业也不多,只有英国宇航公司、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国际航空无线电公司等。1984年之后,私有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的部门和行业越来越多,私有化收入也急剧增加。1986年出售英国电信50. 2%的股票,净收入39.16亿英磅;同年12月出售英国煤气公司,净收入56亿英磅。1987年之后,英国私有化向纵深发展,开始向自然垄断部门开刀。

法国在实行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不久,右翼人士希拉克出任总理,开创了法国公共企业私有化的新时期。在英美私有化浪潮的鼓舞下,希拉克政府大刀阔斧对公共企业实施手术,仅1986年11月至1988年5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对12个集团的29家工业企业和金融公司实行了私有化,转移资产约1200亿法郎,转移工人50万。据统计,在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的一年之间, 法国出售的公共企业资产额相当于英国5年出售的总额。

意大利对其庞大的公共企业系统也开始进行改革。其实,早在1976年,意大利就把埃尼公司属下的达塔玛特公司卖给了私人。此后,陆陆续续将一些公共企业出售。但总的来看,80年代意大利公共企业改革进展平缓,不象英法那样来势凶猛。有人指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私有化还构不成一场“运动”,它只不过是公共企业系统的一次“内部调整”。所以,到1991年,伊里公司仍拥有雇员40万之众,其增加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占全国钢产量的50%和生铁产量的10%。1993年之后,意大利逐步加大私有化步伐

战后德国没有掀起过国有化高潮,也没有出现私有化高潮。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作用,公共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公共企业的发展和调整改革是交错进行、稳步推进的。80年代之后,总的趋势是转向私有化、自由化,但直到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就业和科技地位等方面的考虑,还采取了加强公共企业权限的政策。早在50年代,德国就开始推行“大众股票”政策,将公共企业的部分股票出售给人民大众,实行部分私有化。如1959年出售普罗伊萨克矿山公司股本8100万马克,购买的公众达21.6万人;1961年出售大众汽车公司股本3.6亿马克,购买的公众154.7万人;1965年出售费巴公司股本5.28亿马克,购买的公众260万人。70年代前期,对市镇企业,包括地方煤炭、水电、天然气、短途交通、屠宰场、城市垃圾清运等实行私有化。1982年科尔上台执政后,提出了一整套私有化方案,加大了私有化力度,有100家公共企业被纳入私有化范围。1984年,费巴公司的国有股份比例从原先的43.7%降到30%;1988年,国家将其持有的大众汽车公司最后16%的股票(11亿马克)全部卖掉。至1991年两德统一时,政府已基本完成了“从工业撤退”的计划。此后,私有化进一步深入。德国电信公司从官转民、股份制、股票上市,历经9年,成为德国90年代最大的私有化案例。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德国东部地区的私有化。原东德国有企业占东德国内生产总值的97%,在工业部门占100%。1991年9月1日国有企业总计1.3万家。两德统一后,由于西德实力强大,东部地区的私有化带有强烈的“超级兼并”的味道。至1995年,西部向东部地区调拨资金累计多达8250亿马克。通过对东部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拆散出售的办法,使其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至1994年底,监管原国有企业的托管局出售的企业,90%以上被西部地区大中小企业所购买。

西班牙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在社会党执政期间以调整改革为主,兼搞私有化。1996年3月大选后人民党上台执政,采取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并进的方针。当年5月,新政府工业与能源部提出了《关于私有化进程机制的报告》,并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措施和详细实施步骤。

西欧其他国家,如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也相继开展公共企业改革和私有化。1988年英国保守党曾宣称,“私有化无禁区”。目前,西欧各国正在进一步推动私有化进程。

总的来看,西欧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一,绝大部分公共企业私有化之后扭亏为盈,增强了竞争力,适应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建成后的新形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例如,英国电力部门私有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第二,政府一方面从私有化中得到收入,减少了对公共企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又从私有化企业得到税收,因此有助于财政状况好转。第三,公共企业私有化后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下降,消费者从中直接受益。例如,由于电信市场开放,法国电话费1997年两次降价,国内通话费平均降低21%,国际通话费平均降低17.5%,1998年国际通话费再次下降10.5-20%,1984-1996年,英国电信公司的本地、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通话费分别下降35%、75%和78%。第四,“股份大众化”、“职工股东化”有了很大发展。例如,90年代初,英国股民已近1000万。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的新形势下,这对于协调和缓解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西欧公共企业缘何掀起改革大潮

西欧曾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有化的典型地区。当时推行国有化,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在理论上,当时混合经济理论盛行,而实行国有化、建立公共企业,则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发展混合经济制度的主要手段。在社会思潮方面,西欧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发祥地,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影响,而建立公有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主张。从战后初期的经济形势来看,经受大战重创的西欧各国,迫切需要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投资大、风险高的部门直接出面配置资源、组织生产,而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公共企业则是最直接、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此外,还有一些具体因素,也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当时公共企业的发展。例如,在本国私人资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公共企业可以加速资本集中,抵御外国大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大规模渗透;为了推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只有公共企业才会言听计从地向落后地区投资建厂;有些部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无论从生产、管理还是从维护消费者利益来看,都适合由国家经营;为了避免某个私人大企业在一个部门的垄断,公共企业可以成为其竞争对手;在社会矛盾(如大批失业)尖锐的形势下,公共企业可以通过不裁减冗员、甚至通过扩大招工来缓和社会紧张;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公共企业可以通过在衰退时期增加投资来缓和或熨平周期波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如军火工业)和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如电信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经营,等等。这些理由并非杜撰,确实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所以,战后许多国家的国有化都得到了国民的认同,甚至有些国有化举措也是保守党人提出的。如英国战后初期的国有化,工党诚然是主导力量,但许多措施则是由保守党政府建立的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制订的。瑞典70年代后期的国有化,正是一贯主张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的三个小党联合政府推动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共企业在西欧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和创造“经济奇迹”过程中,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公共企业在德国虽然不占特别高的比重,但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届德国政府,从不否认公共企业的必要性,也不认为只有私人企业才是有效率的。 意大利萨莱诺大学的教授保罗•波贝利(Paolo Popeli )指出,“尽管公共企业在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人们一致认为,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有60年代‘经济奇迹’的辉煌,达到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就是得益于公共企业不可替代的贡献,难怪人们把公共企业称为国家工业和金融大厦的顶梁柱。”(《 为什么和怎么私有化 》第10页 ) 公共企业在西班牙战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加斯帕尔•阿里尼奥•奥尔斯蒂斯教授指出,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私人企业的积极性要么不高,要么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有时甚至是很多弊端,这就必须肯定国有企业作为现代国家法定的工具以获得一定的集体利益的必要性”。

70年代末开始的公共企业改革,就是通常所说的私有化,同原先的国有化一样,也并非随心所欲,它是各种因素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首先,1974-1975年世界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一反常态,第一次表现出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特点,使人们“按下了葫芦浮上了瓢”,处于左右为难、束手无策的境地。深究起来,战后以来国家干预过多、资本主义矛盾日积月累、经济周期进程出现变异,则是其根本原因。深深折磨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胀”,使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开始探索如何掌握和运用国家干预的力度、形式和手段。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干预经济最直接的手段,新的形势使人们不得不对其功能重新加以思考。

其次,如果说80年代西欧各国在私有化方面还决心大小不一、甚至有的国家还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的话,那么,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则使这些国家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公有制行不通”,“社会主义失败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但作为一种思潮则对西欧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心理上为西欧私有化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动力。

第三,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原有的公共企业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这同一些本来很有效的抗生素在病菌变异情况下功效大打折扣一样,公共企业作为医治市场缺陷症的有效处方,在新的形势下越来越不灵验,甚至自己也身染重疾,难以自拔。客观形势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原有公共企业的部门分布已陈旧过时;一些历史上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现在私人资本实力已明显壮大,不再需要公共企业这根拐杖;由于技术进步,一些本来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越来越成为竞争性行业(如电信部门),无须再由国家直接经营以谋求强化竞争和社会公平;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竞争更加普遍化,已无须国家为某一个部设置竞争对手;即使没有公共企业,通过欧盟的地区发展基金鼓励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同样可以达到地区开发的目的;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趋势,使经济危机越来越和政治、社会、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特点,因此对现在的经济周期波动实施熨平手术,远非公共企业一种手段可以奏效,需要全方位配合、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等等。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任何有效的体制如果不经常变革,都会僵化、腐朽。原有的公共企业也不例外。人们稍加回顾即可得知,直到这次私有化之前,西欧公共企业基本上是战后的政治精英们留下的遗产,后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和创新。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对日甚一日的公共企业危机(严重亏损)也就见怪不怪了。

第四,“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对西欧公共企业私有化进一步推波助澜。如果说70年代末起步的私有化同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由市场学说为理论核心的保守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的话,那么,90年代私有化的深入推进则同第三条道路思潮风靡欧洲直接有关。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由左翼执政。这些被称为传统左翼“叛逆继承者”的当代欧洲左翼,既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和福利国家思想,也反对完全取消政府的有效干预;他们既反对通过再分配来单纯实现结果的平等,主张使人们获得机会上的平等,又不主张听任市场制造新的贫穷和扩大贫富对立。他们不象其前辈那样探索的是一条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想在传统资本主义与改良资本主义之间开辟一条折中的路线。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自由市场力量的狂放不羁,使第三条道路思潮不断征服新的支持者。对公共企业实行有周密安排、有配套措施、保有有效监控手段的私有化(英国称其为“商业化)”,便是第三条道路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90年代以来,西欧私有化全面推进,甚至连公共企业业绩一直保持良好纪录的芬兰也被卷入其内,不能说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泛滥没有内在联系。

最后,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公共企业的所有权人和实质上的法人——政府,滋生腐败已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共企业仍充满活力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的国家,如意大利,战后以来驰聘政坛的国务活动家在“净手”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公共企业是政党分肥和政客谋私的一块政治乐土。过去一向以政府的高效率著称的国家,这些年腐败丑闻也多有披露。可以说,公共企业是政府的一面镜子。一个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哪会治理出高效企业? 即使是一家本来业绩斐然的私人企业,如果遇上一位吃喝嫖赌、不善理事的业主,同样也会成为竞争疾风之中的残叶。西方政坛腐败和缺乏巨人,应当说是公共企业日暮西山和决心走改革之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政治巨人可以把一个烂摊子点石成金,而政治庸人即使面对辉煌遗产也难铸丰碑。西方有的政治家不深入分析客观形势的变化,笼统地把私有化说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方面是为了进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宣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掩饰自身治国方略的贫乏和无能。

四、西欧公共企业改革的特点

欧洲联合的先驱者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伟大构想并非突发奇想。西欧各国都有鲜明的个性,但它们又拥有十分近似的传统和文化背景。历史上,各国间王室人员的流动绝非鲜见。可以说,就国家和经济体的集群来讲,西欧是世界上共性最普遍、最凸显的地区。基于这种大背景,西欧公共企业改革的共同特点备加引人注目。大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原有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变革,而不是另起炉灶。在西欧各国中,无论是国有化最高潮的时期,还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度,国有经济均处于附属地位,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私有经济。无论从经济总量来看,还是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度来看,均是如此。拿法国来说,它在第二次国有化浪潮之后,公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仅在20-25%, 有的资料显示,甚至还不到20%。由于公共企业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而被启动的,所以,公共企业的定位只能是私人经济的附属品,它们没有自身利益和无限扩张的内在动机。同原苏联东欧各国相比,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原苏东国家的变化实际上已超出了“改革”的范畴,而是一种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另起炉灶。所谓“转轨”,即是发展基本取向的转换,通常要引起阵痛和混乱,弄不好还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而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变革,则稳妥有序、易见成效。

2、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历史,不搞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许多事物都饱含历史血脉和民族文化传统底蕴。拿西欧公共企业来说,它们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早已存在于封建社会。王家工场、王家特许贸易公司,就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早得多的“公有”经济实体。二次大战后西欧公共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并不是哪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意志所使,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形势变化了,公共企业通过调整改革与之顺应,但并不是割断历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公共企业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第二,承认公共企业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今天的私有化与过去的国有化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它们的交替是历史进程的正常演变。只有有了这种理性判断,才能冷静客观地处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公共企业遗留下的各种问题;才能避免象甩包袱一样把公共企业推出去了事,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公共企业雇员感情上的伤害。东欧学者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践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过高期望私有化能带来奇迹是东欧国家所犯的新的错误”。由于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历史,所以西欧各国的私有化都没有采取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的做法,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和无谓的笔墨官司。

3、把私有化变成新型的企业创建高潮。不少公共企业亏损严重,成为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把亏损的公共企业供手相送即可。西欧各国没有简单地取此选择,它们在很多情况下先对亏损的公共企业进行整顿,待其运作改善之后,再向私人和公众出售。可见,它们做的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减法,而是加法或乘法;不是向社会卸包袱,而是为社会提供馈赠。亏损公共企业的整顿包括调整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顺应产业结构的升级趋势,优化产业组合;变革企业组织形式,使其产权逐步社会化,等等。英国铁路部门实行商业化改革后,把原先实行一体化经营和管理的铁路部门按业务和地区分解为许多独立的公司,这些独立的公司之间通过合同(总数大约1万个)来规范和协调彼此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新型的市场运行主体和行业结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不少公共企业的调整、改革和私有化同企业的大规模并购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著名的巨型公共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深深卷入了企业并购高潮,如德国电信公司、意大利电信公司、大众汽车公司、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这样,在私有化过程中便涌现出了一批批新型企业,使私有化实际上变成了新型企业创建高潮。在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股份公司创建高潮,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次西欧私有化,单从大规模创建企业的角度来说,也会有助于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4、从实际出发,形式多种多样。同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细分起来至少不下10种。各国有各自的国情,各个行业也有不同的“行情”。让各国接受同一种模式和观念,不是霸权主义,便是思维上的僵化和教条。在私有化过程中,西欧各国根据不同的国情,有的以产权的深度私有化为主,有的则以股份制改造为主;有的以资本开放、资产重组为运作重点,有的则更倾向于使国公共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联姻;有的把私有化当作对公私企业结构的一种常规性的调整,有的则集中在一个时期内大张旗鼓地实行变革,等等。至于具体的私有化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例如,在改变所有权的形式下,有的全部出售所有权,有的则部分出售所有权;有的一次性出售,有的则分期、分块地分割出售;有的和一般股份公司一样上市运作,有的则有条件地向公众和本企业职工实行优惠出售;有的出售部分所有权而不放弃控股权,有的则根本不考虑保留控股权;有的既不掌握控股权也不保留实际控制手段,有的则通过金股(有的叫“特殊股份”,有的叫“预先行政授权制”)在必要时对企业有损国家利益的决策进行强行干预,等等。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形式下,有的公共企业只是出让管理权和经营权,或者只是引进私人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竞争机制;有的则出包,由私人经营,或由私人租赁;还有的引入私人资本,以增强企业活力,等等。除了改革形式各不相同之外,各国公共企业改革的目标取向也有差别。例如,不少国家公共企业开放资本、出售股份的目的是为减少企业亏损、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补贴),而芬兰由于公共企业业绩良好,它把公共企业开放资本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私有化形式,成为西欧公共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5、政策措施配套,进展平稳有序。西欧各国的经济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本来系天经地义之事。但各国政府仍把私有化视为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首先,针对民众有关私有化的种种疑虑和问题做好舆论导向工作。意大利政府采用问答形式组织编写了一本有关私有化的小册子,向民众广为散发,回答了私有化过程中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例如,国有电力公司可以为孤零零的一户山民拉线供电,而电力公司私有化后能这样做吗?再如,出售公共企业时,假如外国资本纷至沓来,把意大利的企业都买走怎么办?等等。第二,针对私有化立法,如何实施私有化,首选什么样的企业实行私有化,如何评估和确定公共企业的售价,对哪些企业需要继续掌握控股权,某类企业出售给外资会带来什么问题等,各国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尽量避免决策和实际运作上的失误,如英国设有私有化立法和政策制订委员会,法国设有经济、财政和私有化委员会,意大利设有国家参与制企业出让和购买委员会等。第三,垄断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的公共企业私有化后,对它们设有监督机制,如果它们滥用垄断力量,或者产品和劳务价格不合理、服务不到位,均会受到干预。这些周到的配套措施,使私有化确实成为一项真正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打乱仗,不是对民众信心与国有资产的任意践踏。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民族利益始终在各国私有化配套政策和措施的视野范围之内。欧洲经货联盟的建成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并没有使西欧各国放松对自家篱笆的警视。前边提到的“金股”,就是对战略企业的“紧筘咒”,就是抵御外贼的“防火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还可以概括出其他一些特点。不过,我们从以上五个方面,已经大体看清西欧公共企业调整、改革、私有化的筋骨和脉络。

五、我们从中借鉴什么

从上我们大体已经看到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这里,我们想简单复述和概括一下。

1、改革已成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中国国有企业的运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出现了新的突破;经营管理理论有了巨大进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由贸易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转向以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等等。国有企业要适应这些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就必须改革。改革过程就是创建新型国有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着光明的广阔前景。改革的决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改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经济才能繁荣,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平顺。改革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德国从上百年的市场经济历程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你斗我、我斗你”的原则不可行,国家在经营和投资上说了算的经济统制也不可取。因此,德国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把公共企业改革作为一种常规调整和变革来进行,避免大起大落。我们如果把其他国家反复证明不可行的东西奉为至宝,岂不可悲!打破原有框架、另起炉灶的“改革”会造成什么样的糟糕后果,我们不难从现实中找到极富说服力的例证。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靠的并不是私有化。东亚金融危机后西方专家开的药方中就包括自由化、私有化。亚洲国家照此做了,但并未取得成功。他明确指出,“这些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有一个稳定制度的框架”。

3、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历史、不搞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是公共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对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成就之辉煌,令全世界震惊。但这并不否定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伟大成就。对于这一点,国外学者给予了极大关注。统计数据表明,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25倍。这基本上是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形势下取得的。如果没有这30年的成就(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各个领域的成就),即使实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会因硬实力和软实力不足而进展乏力。如果割断历史、否定历史,不但说不清我们自己的身世,而且还会引起思想混乱、理论混乱、人心躁动;如果再搞一场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就更会黑白混淆、自毁长城、时光到流。理性地对待历史和现实、继承和发展,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

4、西欧公共企业调整、改革和私有化进程中,舆论宣传之广泛,运筹策划之周密,机构设置之完善,分析论证之深入,具体实施之精心,后续监督机制之有效,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欧各国对公共企业改革尚且如此重视,我们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应当把国有企业改革当作关系到全民利益的大事和改革中的重中之重来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正处在攻坚阶段。假如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引进一些新的思路和行之有效的作法、措施,工作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5、对公共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曾做过基本判断, 这里不再重复。但想再次指出,从效率和业绩来说,公共企业是政府的一面镜子,一个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绝对管不好公共企业。只有在勤政、廉政的政府管辖下,国有企业才能运行良好。如芬兰的公共企业,在1992年改革前和改革后,经营状况一直良好,有的甚至超过私企。再拿中国各级政府来说,1997年全国各类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总额744.4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下属的国有工业企业占81%;同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451亿元,其中中央政府直辖的国有工业企业占98%。中央政府效率高,它直属的企业自然有良好的业绩。不少国有企业之所以亏损,主要不在于企业制度本身,而是人员的腐败。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它本身与低效没有必然联系。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所说:“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非低能儿。有些人搞腐败的花样、玩权术的谋略,表明他们是聪明绝顶的人。如果把一半的才能用于经营管理,他们经管的企业绝不会比别的企业差。这些人何以得逞?关键在于主管他们的政府部门。要使国有企业扭亏,改进技术、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清廉公正。有的学者对古今中外的腐败现象进行潜心研究后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剥削”。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有行政级别,经常与政府官员换岗,其实他们也是官员。而且他们手中的钱、物和工作岗位,构成了搞腐败的更丰沃的土壤。在他们的糖炮弹面前,不少主管他们的行政官员不堪一击,甘作他们的俘虏,使他们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有的企业本已被他们挥霍、折腾得破败不堪,他们祭起贿赂的法宝仍可得到嘉奖和升迁。腐败的行政官员既吃国有企业也吃私营企业。在身披护身符的各类企业面前,那些善于经营、一心为公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往往一筹莫展。从报刊揭露的大量腐败现象,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这样的判断: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影子,国有企业亏损往往是政府腐败的翻版。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反映政府效率、廉洁和公正程度的综合指标。不是国有企业这种企业制度产生腐败,而是腐败导致国有企业低效亏损。官廉则国运昌,官贪则国运衰。为官者的廉与贪,对于国有企业的昌与衰尤为直接和重要。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那么,其国有企业的扭亏增盈便指日可待。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力推进和反腐败斗争中不断打出重拳,我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已出现好转。1999年1-3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盈利企业盈利额同比增长7.1%,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12.91%。我们对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充满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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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几点断想

(研讨会发言稿)  我只能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角度切入,谈几点感想。此前有一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点观察》,已被《天涯》留用,里面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学理上存在的几点矛盾。今天讲点最近看过一些文献后的一些新的想法。    第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问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全部价值在于对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进行持续的批判与消解,以防止其对其他话语造成压制与霸权。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并不在于坚持某种特定的价值,而是在于反对把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因为任何一种价……去看看

我的“资产负债表”

标题定为“我的资产负债表”,但其实并不谈净收益,恐有张扬之嫌,因为那些东西真真假假,外面也传得够多了。这里只谈“负债”,亦即负面的消耗,而且是那些没意思之极的只浪费精力,却没有收益的负消耗。  一  看了《书屋》今年第四期上题为《经济学“来了”》的文章,不禁想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十月号上一篇题为《真痞子来了》的文章,文风相似,谈的内容也相似,“真”文谈的是前年那本《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那本书是那一年的热点;而《经济学“来了”》谈的则是现在的显学——经济学在中……去看看

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

王小波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银河写的第一封信,写在五线谱上,他是这样开头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李银河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 我虽然不是女人,也被这朴素文字中的诗意、温情乃至机智和幽默所打动了。出于一种直觉,我相信如此至情至性的人,必能写出至美之文。于是抱着这样一种期望,我读完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王小波杂文自选集》《王小波杂文随笔全……去看看

农民负担与干部负担

摘要:农民负担过重和基层干部负担过重密切相关,干部负担加重农民负担;而干部负担过重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的根子在政治方面。关键词:农民负担,干部负担,政治体制。Peasants’Burden and Cadres’BurdenAnhui University Zhang-Deyuan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已经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农民负担的成因、现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好建议;中央也采取了诸如“税费改革”等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遗憾的是,“税费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去看看

不被承认的校长

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即戊戌年八月初六,慈棺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流台,康有为等发起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第三天的《纽约时报》,发表众多有关中国的报道,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被列入要目的“中国选择一个美国人丁匙良(w.A ,P.Martin)博士作为新的帝国大学的校长”。这则报道的正题是《中国的帝国大学》,副题是《美国人丁违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全文如下: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涟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ImperiaI Umvereity of China)的校长(president ……去看看

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

在当今的中国,对宪政的紧迫性比以前已有更为普遍的共识,但是许 多人对宪法是否应该保障私有财产和相应的私有财产权却有很大的保 留。其中的一个主要顾虑,就是担心普遍保障私有财产会使那些贪官 的赃产合法化。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宪法很难对正当来源的 财产与来源不当的财产作出明确的区分,况且法律上还有很多漏洞。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宪法明确承认的浑水 里,有权者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社会上大肆攫取财产,而无权无势的百 姓的财产则更难得到保障。潜藏在这种顾虑背后的似乎是一种玉石俱 焚的心态……去看看

评卢梭的公共意志学说

内容提要:本文对卢梭的公意学说做了简单梳理,通过卢梭的叙述路径解读了公意学说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处的地位,利用宗教社会学的观点解释了公意的性质,比较了霍布斯、洛克、卢梭三位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和解释路径,从而在学术理路上论证了公意学说的意义  关键词:卢梭;公意学说;问题意识;解释路径  公意学说是贯串《社会契约论》的中心线索,也是理解卢梭思想的不二法门。卢梭的政治思想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随手都可能在他的话语中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把他说成是民主主义者或者是专制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小资产阶级的首……去看看

1947年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哭灵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返回 南京,忙于“受降”、“接收”,置民困于脑后。以致造成沪、宁地区的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7年又发生了国民党300多将领“哭灵”一事,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而且我是发起人之一,现把经过简述如下:编余军官进中训团1945年年底,国民党开始着手整编军队,撤销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由于这些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仗不适用,于是把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编余军官无论将级的和校级的,分别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去看看

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在以往形而上的学科中,少有对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少有对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学理性研究。这是由于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此问题提出特别的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与其他一切学科一样,都有自身认识发生和发展的思想体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属哲学的范畴。由此本文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内容。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去看看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

原载《书屋》2000年第二期(总第二十八期)   张五常先生演讲《三种社会体制》,无论从立场还是认识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文字。大师毕竟是大师。在这样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对我们时代的描述繁复得迷失了我们自己和时代的时代,一个似乎不滔滔万言、十万言就不足以说清楚我们和时代位置的时代,张先生短短的一番演讲就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体制讲了个八九不离十,而且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在他简短的演说里,张五常告诉我们,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一共只有三种:私有产权的体制、等级制、市场权力化体制(根……去看看

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几乎是一件没有疑问的事情。然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却是很多国人尚未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国定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大国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世界范围的定位,而首先是内部的定位。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什么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些方面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谈中国的大国定位似乎总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客观地讲,今日中国的“大”,在很大程度上……去看看

试论建国初期上海市民的翻身感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英文标题」The Shanghai Citizens'Sense of Emancipation in the YearsRigh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YANG Li-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China)  「文章日期」2005-07-08  「作者简介」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杨丽萍(1975—),女,甘肃礼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去看看

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综述

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政治制度是与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基本制度,它包括国家的政体形式、结构形式、组织机制、运行机制以及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行为活动原则,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压力集团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等。政治制度既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意志,又规定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原则。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政治制度包含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现实。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去看看

农民工社会保护问题研究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p20~26  内容提要:由于正式组织资源的缺位,农民工只能倚重于自身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社会保护。而这种网络由于自身的局限,无法与高度科层化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持区位竞争优势,进行福利竞赛,使农民工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培育农民工利益集团,达到博弈双方力量的均衡;二是考虑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和户籍制度等约束条件,制定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护/公共选择理论/社会资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