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周济最近发表讲话,承认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投入不足。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投入不足的确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坎,这是严重失误,而不能仅仅用国家穷来解释。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时就推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而当时日本还很拮据。近代日本之迅速崛起,跟这种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直接相关的。二战终结之初,日本经济再度沉沦,百废待兴,但日本政府继续奉行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经济因此奇迹般地再度迅速腾飞。我们的教育投入不足,只会意味着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实际地位远非彰显。这其实说,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不单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只要把教育摆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头等重要的位置,教育投入不难迎刃而解。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这个任务,显然已超出单个行政部门的权责范围,需要全民关注及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宏观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初,科教领域热浪滚滚,文革反智狂潮为之一扫而空。当时能有如此巨变,完全肇始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调整。小平同志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身份,直接主抓科教,甚至以全国科教工作者的后勤部长自命。科教因此从“臭老九”马上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首要位置,而倾举国之力于科教,才有了科学的春天和教育的复苏。现在教育的失误已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需要新的拨乱反正。笔者于此郑重建议,不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再度主抓教育,主持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调整,使教育再度充当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峻更紧要的问题,则是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 

任何投入都应该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但教育不是经济部门,它的产出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是社会效益。我们说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无力负担教育成本的家庭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教育上的公共救济。目前对弱者的公共救济,往往停留于生活上的直接救济,这当然必不可少,但毕竟治表不治本。教育是弱者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路径,而最为弱者所急需。民谚说得好,救急不救穷。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这就是说,公立教育的主要使命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纵向讲,教育攸关全民族的未来;从横向讲,教育攸关每个家庭的命运。教育因此是公共性最强的领域。现代政府是公共政府,其公共性主要从公权力的运行中体现出来,主要从公权力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来,公共资源的配置是否服从于全民族最长远的利益,是否服从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判断政府是否具备公共性的惟一尺度。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其公共性的最佳切入点。公正因此构成公立教育的第一原则。如何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这个命题应该是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首要命题。 

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根据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着桶的容量,因此需要加大对所有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保证贫困人群充分享有义务教育,从而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国民素质,避免庞大的低素质人群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教育部决定继续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大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但在教育投入短期内不可能有戏剧性增长的条件下,怎样“节流”,即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教育成本,使更多的家庭无需例外救济亦能免遭失学之苦,应该比“开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要降低教育成本,一方面需要从源头上杜绝教育领域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让公立教育从产业化大潮中急流勇退。诚如周济先生所云,当前教育上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渴求的优质教育不是豪华教育和高价教育。优质教育主要不是“硬件”上的优质,而应该主要是“软件”上的优质,即怎样让孩子们在同一单位时间,享受最大限度的乐趣和掌握最大限度的有用的知识,从而尽量减少孩子们生命的损耗,精神的损耗,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这个问题主要是教育思想问题,不是教育的豪华和高价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豪华教育、高价教育本来不是政府的事,不能用公共财政去投入豪华教育、高价教育,使少数人过多占用公共资源。豪华教育、高价教育只应该是市场的事,只应该是民间资本的事,只能让有实力享受这种教育的特定人群自己去投入。政府的责任只是怎样用较少的公共投入,产出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自己直接去赚钱,而不是与民争利,否则最大限度的权力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公立教育市场化,公立教育以利润为目标,必然最大限度地滋生教育腐败,从而最大限度地抬升教育成本。必须承认,当前教育成本不断趋高,以致超出相当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固然有自然因素,但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如何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公立教育回归朴素,让公立教育真正平民化,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由此构成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第二个命题。 

以较小的投入追求最大化的产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也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般原则。如果说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外因;那么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则是导致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内因,既没有产出最大化的社会公正,也没有产出最大化的国民素质。这种状况下,单纯强调教育投入不足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不能尽量优化,投入再多也是杯水车薪。外因必须配合内因才能起作用,加大教育投入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调整,实际上是教育体系内的游戏规则的根本调整,实际上是教育体系内的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这既意味着教育体系的自我调整,更意味着加强对教育体系的社会监督,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监督。一方面,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要最大限度的透明化,要向社会公开;重大投入更应实行听政制度,让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亦须建立专司教育资金流向监督的常设机构,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定向检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检查结果。 

总之,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