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开创工商文明新时代 

  各位朋友,今天非常有幸到这里来和朋友们进行一次交流。刚才主持人已经非常简单地对我进行了一个介绍。我当过知青,当过士兵、当过工人、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当过中国第一代研究生,也非常有幸地走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成为七九年中国蛇口改革开放中的一员,在政府的岗位上做到了深圳蛇口区副区长。我已经走上了仕途,开局还不错,我也许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灿烂的“官本位”的前途。但是,我没有继续走这条路,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当然这也不全是我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机缘。我到了美国,我选择了到美国去留学的道路,我选择了去美国看看,到底我们这场开放改革跟西方有什么联系,跟西方有什么结合。美国留学回来后,我走向了商场,走向了经商这条路。所以,今天我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在中国皇权封建文化下被不屑一顾的商人这样一个身份,跟在座的朋友们进行交流。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今天的讲演,我昨天随手翻了几张报纸,有几个数字让我感到振奋。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今天的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税收也超过了2万亿,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今年我们一定会突破十万亿元的国民总产值,我们今年整个进出口已经达到8500亿美元。这是一些比较枯燥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这些数字不由得让我想起原外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讲到的一个故事:70年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联合国的时候,是在我们国家还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的代表团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非洲的穷哥们儿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你们知道找出来多少钱吗?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成了我们当时整个国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我们当年的联合国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还是我们熟知西方文化的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美国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想想三十多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在美国是这样的尴尬,而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三,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名列世界前列。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时间仅仅过了二十五年。今天在座的多是年轻人,还有很多是和我同时代走过来的人,如果回想起我们的这二十五年,仅仅只有二十五年呐!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我被新加坡的那种人文文明、那种科技进步、那种城市的繁荣、那种灯红酒绿的现代文明震撼了。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里讨论说:“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五十年后我们也很难达到当时的新加坡的建设水平,更何况新加坡还要进步。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仅仅二十五年,去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对新加坡今天的看法,它在一些方面还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和北京。短短的二十五年,“工商文明”将中国带上了繁荣之路。在“工商文明”之光的引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当然,我也深知今天中国还有八亿农民,几千万没有脱贫的农民,还有非常贫苦的地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先生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二十五年。我们国家整个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一点,凡是我们投身于这场工商文明革命的人,和我们对近代历史有客观了解和客观评价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二十五年是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并不长,站在讲台上的我刚刚过了50岁,在座的许多朋友还比较年轻,但是当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恐怕大家都会感觉变化真快!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这二十五年感到自豪。我们想一下,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推翻封建王朝到现在,仅仅只有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到军阀混战,从北伐到抗战,从内战到建立新中国,从社会主义的尝试到走到文化大革命,从开放改革走到今天我们执政党终于说出了“三个代表”,它不仅仅代表无产阶级,也要代表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这一百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座的朋友想一想,一百年长吗?也并不长。在历史的长河里,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是多么的可歌可泣。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讲: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强大的现代文明面前被毁灭。印地安人被消灭了,不仅是数量上的消灭,也是文化上的消灭。我们没有被消灭,西方列强并没有能借助着强大的工商文明力量把我们中华民族消灭掉,相反,仅仅是一百年的时间,我们中华民族就开始适应工商文明的要求,并在这条路上开始崛起了。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的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反思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方向,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完全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可以跟毛泽东赢得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功绩相媲美。跟着这个话题,我就讲到今天我要演讲的第二个话题——世界工商文明兴起的历史潮流。 

  欧洲工商文明的兴起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看出了各种各样的色彩,看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我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创见,我只是选择和认定一个结论:我认为所谓现代文明,就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或者说取代以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封建文明”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无非就是现代企业家取代传统封建贵族的过程;所谓现代文明就是用科学和民主战胜独裁、封建和愚昧的过程。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的现代文明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无非是人类的文化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中被严重窒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整个封建文明都走到了极端,都走到了黑暗专制的极限后发生的。在西方,人们把它称为中世纪的黑暗。由于宗教、由于封建,由于农耕文化、农牧文化走到了极限,把人性的所有光芒都掩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以此来满足少数封建贵族的控制,以此来使整个的社会生产力都为他们独享。在这种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当一批不相信天授人权,不相信天人合一,不相信超越性的神在主宰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文化家开始站出来。他们以科学技术和理性的思考,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他们借助着现代科学的思想和能源革命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我们讲西方的变革是从欧洲起源的,欧洲变革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它冲破了宗教的“地心学”,动摇了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科学和理性的呼喊,终于呼喊出整个新的思维和新的科技,生产力的基础因此而发生变革。科学和理性是冲毁中世纪黑暗的真正神火。我们看一下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于哪里,发展于欧洲。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这一现象讲得很复杂,讲得非常难于理解。让我讲就很简单,这就是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一批唯利是图的、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不该作为奴隶的新生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出,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我们应该崛起。我们看一下,欧洲当年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一批压不住的代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企业家和工商业者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在他们不得不拼命扩展自己力量的情况下,欧洲掀起了一个个风暴般的革命。一个个新生的工商集团的兴起,新生的社会集团的兴起。他们要变革,他们变革的对象是指向谁呢?指向的是封建贵族,指向的是那些几千年来觉得对奴隶,对整个土地,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质疑的封建贵族。我们读过雨果的小说,读过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读过《双城计》、《九三年》等作品所描写的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所上演的,就是新生的企业家集团和传统的封建贵族集团进行全方位角力的精彩戏剧。当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刚刚崛起,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制约和限制。传统的封建贵族们借助宗教,借助皇权,有着极端的统治力量,甚至于对他们的女农奴享有初夜权。而新生的工商业者呢?他们越来越觉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为什么我们发展着生产力,我们点燃了社会进步的圣火,但我们还长期处于这种被压制的状态呢?道理何在呢?在欧洲,这批新生的社会力量不甘示弱,他们通过文化变革,通过发展工商力量,通过社会变革而崛起了。我们回顾一下欧洲的崛起,大概就是两个模式。一种模式是革命的模式,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的模式。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可以有各种写法,但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看到,实际上是法国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封建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从当时一些催人泪下的小说中(如《双城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贵族对新生资产阶级的压制,新生资产阶级为了反抗这种压制做出的努力和革命。他们的革命暴力把贵族通通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他们发明了断台头,发明了各种对待贵族的非常残酷的刑法。他们通过流血,通过和封建贵族阶级不断的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所描写的那种反复较量,最后终于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现代化的障碍。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模式的欧洲现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地走向用多数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胜利的办法,他们通过另外一条路,走向了光荣革命。前不久我到英国才知道,英国有大伦敦和小伦敦之称。英国的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不归大伦敦管,不归大伦敦所统治,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当年英国的贵族和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在英国已经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贫民窟地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工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设在这个地区。当他们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而是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六十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这个区域我给你钱买断了,我们自己管理。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我们干脆一票过,用六十万英镑把这个地区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仍有象征性的仪式和意义。今天英国的女王如果要走进小伦敦,必须先拿一根英国女王的权杖走到小伦敦的街口,在地上敲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出来询问。如果女王想到小伦敦来进行一次探访,市长得汇报小伦敦议会,等议会批准后,才能打开门,欢迎女王进来,直至今日还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变革如果在中国出现,当年有人把我们西安城、咸阳城、阿房宫也是买下来留到今天,不就是保留一座美丽完美的城市了吗?可惜呀!我后面要讲到,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没有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西方正是欧洲工商业者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呼喊出了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口号,都是顺乎工商业集团的要求而呼喊出来。请大家注意,我觉得伴随着整个工商业群体的历史崛起,就是现代文明的兴起。很快地,工商文明发展成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主体。 

  美国工商文明的兴起 

  我们把眼光随着历史的进程往前移,我们会移到美国。无庸置疑,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对这个国家多少有些了解。今天的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走向了霸权主义,甚至于给中国发展制造着各种障碍,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它的富裕、它的强大、它的现代科技、它的军队,它的力量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横扫世界。那么它又是怎么兴起的呢?我们讲欧洲的工商文明兴起以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最具代表的最彻底的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文明。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来自欧洲的移民们面对的是原始的印第安人。西方移民把那片土地当成了没有人的地方,当成新大陆,以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他们的马队和先进的科技,很快就把印地安人击溃了。幸亏我们没有沦落成那样!美国的兴起就是抢了人家的土地后开始的,这就么简单。留学过美国的人都会记得,美国人一看见国旗就会肃然起敬,就会起立,一听到国歌就会非常真诚地流泪。对印地安人来说,欧洲移民是强盗。但对欧洲大陆的人来说,美国是欧洲的叛逆者们组成的国家,所有去美国奔赴新大陆的都是欧洲的叛逆者,都是对欧洲国家失去了信心,要投奔自由,寻找没有管制地区的一群叛国者形成的自由国家,这就是美国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管制太多,控制太严,在欧洲要获得发展空间,就要通过革命、要通过赎买,太累太烦,一群群工商业者、一群群理想主义者,一群群追求宗教自由者,他们去了美国。他们去了美国也很简单,他们寻找到了自由的土地。他们很快在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垄断政府、没有过封建传统的这么一片土地上,寻找到了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然后,很快发展起来了。很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一个面对这种新生社会力量的正确态度。他们把对美国的统治,企图简单地变成一种殖民统治。他们把枷锁越拉越紧,把税官派到了美国的各地,把按照君主立宪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强加到这些叛逆者的头上。但这群工商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不干,他们不允许,他们不愿让他们拼死逃脱的那个国家的统治延续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于是他们呼喊出独立宣言,他们呼喊出人权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工商文明的社会要求在北美大陆上最彻底地呼喊了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不要皇族,不要封建统治的这么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举行的第一场战争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仍然是封建管制,是欧洲大陆工商集团反对封建统治在北美大陆的延续。美国走上了独立,我们想一想独立战争高举义旗的领袖是什么人?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杰弗逊到其他被后人所尊敬的立国者,共五十五个人,无一不是工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大金融家和律师,其中四十七位是企业家,四位是律师,还有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他们就是这样的五十五个人,他们代表着新生的力量,终于呼喊出我们整个人类要求摆脱封建文化统治的最强音。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以后,出于工商业的利益和原则的驱动,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仅仅反对封建欧洲对他们的制约,他们还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英国有些人认为,如果美国独立了,我相信你们美国人会饿死,你们美国人会穷死。如果你们没有欧洲人的帮助你们就只是野蛮人,你们会完蛋。就像当年蒋介石把中国大陆甩给共产党时说的:我们把大陆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会喂不饱这四亿人的,他们会崩溃的。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也是这样预计美国的。确实如此,刚刚独立以后,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可怕和糟糕的,战乱纷争不已,社会混乱不已。所以美国独立的先驱者们,他们在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以后,很快就认识到要建立以工商文明为基本原则的国家,要推进工商文明的兴起,除了反对封建统治,反对皇权,还必须整顿整个国民,还必须反对暴民。暴民政治是整个人类文化另一个方面的污垢,暴君与暴民是同一张牌的不同面,这张牌不能再要了。美国开国之父五十五个人,他们关上门开会了,他们明白新兴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再出现封建暴君,不允许再现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同时又不允许人民成为一盘散沙,成为任暴民乱政的混乱社会。也就是说,工商文明的发展,一手必须防止暴君专制,一手必须防止暴民乱政。他们因此进入了人类文明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立宪运动,制订和通过了《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两百多年内,4/5的文字没有被动过,某些条款进行了十四次修订。在这十四次的修订中,有两次还是为酒贸易修订的,禁酒改了一次,开放酒禁改了一次。这个立宪的完成,到今天我们还对其羡慕。美国《宪法》的精神是简洁的、清楚的。他们就是在这么一个现代科学、文化、人权、自由、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同时也从制度上控制住了来自社会底层可能的暴力动荡。这批开国者的智慧,他们的工商利益原则确保美国两百年来的繁荣与发展。大家都知道,美国建国后不久的1861年~1865年,在林肯的领导下,还打了一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死了近60万人。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为什么牺牲如此大,还要坚持打下去?因为南部一些州要闹独立。为什么要闹独立,南部这些州要维护奴隶制度。为了奴隶制度要闹独立,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美国北方是工商业区域,南方是奴隶主和奴隶为主体的种植业经济,两者在政治原则上无法调和。工商业要的是统一的市场,不允许市场分割和封锁,南方要闹独立,要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分割开来,北方的工商业者怎么能答应呢?谈不拢,就战场上见,最后南方被打败了。也就是说,以工商业为基础的民主法治战胜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奴隶制,工商文明战胜了,美国成为一个以工商文明为主体的统一国家。这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工商文明讲自由、平等和法治,它是容不下国家分裂的,是容不下奴隶制的。接着又要进入我今天演讲的第三个话题——中国从“官本位”向“商本位”转化的过程。 

  “官本位”下的“两暴”文化 

  文化是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太容易讲的话题。今天中国多元化了,各有各的角度和立场,谁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能不从我的社会立场出发吧,或者是被称作阶级立场出发吧,对这个问题是我个人的思考。什么是“官本位”?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官说了算。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二十四史,读到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中华传统社会所有的构建,说起来非常简单,是建立了一种以中央王权为中心,各级官僚为基础,分级统治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一统治中国就是几千年。所谓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次更换统治者的历史,就是打掉原来的统治者又重新换一批统治者的历史,人换来换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就是基本社会制度不换。一部《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个朝代的更替史,这二十四个朝代都是建立在以皇帝这么一个最高的官,一直到县官,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结构,形成了以高度专制为特色的中国超稳态的结构。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我们中国文明的毛病,也在“官文化”之中。我用“官本位”和“商本位”这样的词,不是带着某种偏见和褒贬,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讲讲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长期的超稳态结构呢?应该讲这是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他们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是治水,农耕文化一定要治水。历史上,从大禹治水开始到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与周边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对抗,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这种超稳态的、非常有效地使我们民族生育和融合为十亿同胞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么一种文化。封建历史有它当年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由于这个《二十四史》,由于这个几千年的皇权文化,我们每一个人浸透在这种皇权官僚的文化里面,“官本位”的思维方式、社会规矩,法律伦理,就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君君臣臣,三纲五常,皇帝和官僚说了算,这些恶劣影响延续直到今天。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前朝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骨子里都是这一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他一般就习惯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买单。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序是仕农工商,仕(官)排在第一位。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父称赞,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当然,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二十四史》里面记载的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走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民世界。官也好,匪也罢,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都是官,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最肥的,所以都指向官。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最终都是暴力,暴君+暴民这样的大鬼打架,百姓就遭殃。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云南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即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减,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明明是人授君权,但人民却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君主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杀掉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他的后代皇帝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二十四史》讲的就是如何以暴制暴,终于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当然这也包括西欧封建文化的历史。只要是农耕文化社会,这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吃君王和贵族,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断壁,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有着工商文明的萌芽。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身,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统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学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身,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这样的想法,没有经过商的人很难有体会。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写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所以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这些事迹,在《史记》中都有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集于一身,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他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了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他多冤呐,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哪,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管仲、范蠡、吕不韦,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遗憾。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过去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吴思就写了一本《潜规则》,专讲官文化,明的官文化和暗的官文化,控制了社会,包括我们,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企业构架。在座的朋友们,你敢说你完全没有按照这种封建的、金字塔式的、人身依附的办法在搞企业吗?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要有文化得多。但是,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工商本位”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讲“商本位”文化。所谓“商本位”,指的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来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管社会。有人说,这很难啊!但大家想一想,农民的尊重权威和等级的原则可以管社会,牧民逐水草而居、不时掠杀游食的原则也可以管社会,为什么工商业者这么好的原则就不能管社会呢?谁会管得更好一点呢?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就是因为它们的国民主要通过工商业谋生,它们的社会是按工商业者的需要和原则在进行管理吗? 

  刚才讲的“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它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相信,随着人们愈来愈多地在企业中讨生活,“商本位”时代已不可抗拒地来临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皇权官僚的“官本位”制度是以暴力和官阶为秩序的,那么我们讲“商本位”则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创新、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造和比建设的竞争。现代科技文明之火一旦点燃后,工商文明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覆盖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工商文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它的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对暴。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谁离得开谁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讲话,是说明阶级矛盾在生产过程之中是可以调和的,各阶层是必须合作共存的。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新型工业国家进行了哲学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创新,为社会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进行了改良。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那么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有实行“工商文化”的基础,我们且不说吕不韦那么聪明,敢把皇权当成风险投资,连皇帝他都要来制造,我们只看一下一般的中国人,有几个不是精明过人善于利用资源的?中华文化非常智慧,我们可以把螃蟹腿里的肉挑出来吃掉;可以把蛤蟆的舌头剪下来炒一盘菜;四川田埂的边上,都种满了豆子。千百年来,有限的资源被我们中国人利用到了极至!资源丰富的南美人可能不理解,人均才1.6亩耕地,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还开始高速现代化了!这种智慧和这种精细多么的惊人啊!我们勤奋,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我们贪财,凡是中国人都有发财的欲望,过年时大家一句句“恭喜发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见面就恭喜人家发财的。你见过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见面就来个“恭喜发财”吗?贪财是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啊!不贪财就没有了生产和财富,就没有了经济发展。过去这种欲望被控制死了,压在心里,一旦开放商禁,这种基因就被激活了。我们都有一种自发的、自愿的发财欲望。在美国,我给美国学生讲课的时候,我提醒他们,要小心中国人,我一回国就看见今天的中国人每个人眼睛都跟狼似的在发光,他们想发财呀!他们想获得财富,想通过财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不再靠《四书五经》,不再靠读“人之初、性本善”,现在有了机会,小心啊!这种心理基础确实给中国走向“工商文明”创造了条件。连那些骂资本的理论家,他们其实也是靠骂来发财来谋生的,他们的眼中一样闪着发财的光芒!正因为有这种求财的强烈动力,所以即便在皇帝老子和官僚的任意管制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过晋商、有过徽商。近代兵荒马乱时期,还是出现过了不起的江浙财团。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求财富为中心,中华民族的工商活力马上迸发。 

  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工商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已经形成最大的历史潮流,原因就是人类的物质财富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孙中山先生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中国的历史潮流是什么?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我们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中逐步壮大,逐步走向发展,逐步获得社会承认的过程,这就是历史的潮流。当然,我是从一个搞企业的人的角度来讲的,和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同。我这样的想法,早几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就跟当年如果我们要求执政党代表工商集团,也要以“三个代表”的胸怀把我们包进去,我自己也因为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对云南葡萄酒业发展的贡献,被选成了云南省政协委员,这在十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毛主席不说你是右派反革命吗?所以我们说,从西方工商文明的兴起到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其实脉络很简单,这就是新生的企业家和城市利益集团的兴起,这就是“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不可阻挡的企业家利益的发展,这就是整个社会的逐渐企业化,这是一条很清晰的发展曲线。 

  讲到这里,恐怕已是大逆不道了。今天的中国,仍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官的原则仍是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强调,大社会小政府,强企业弱政府,减化政府强化企业,可是,我见到的很多官员非常明确地讲到,政府再小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还是企业。一个科长、一个县长到了,还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他们是来视察的,企业再大也是如此。我可不鼓动你们啊!如果见了县长当成朱侍郎,就把你们害了。无论“官本位”如何在阻碍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就是有其铁的规律,这就是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是否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僚这个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我看过《走向共和》,不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精彩的故事片,里头有一个商人在清朝时候为了发财,为了做皇帝的生意,他花五万两银子买了南洋木,勾结朝廷官员,勾结中央财政部部长,以六十万两银子卖给了皇帝。于是李鸿章气得发抖,把他抓起来。盛宣怀对他说:“你他妈混蛋,我干了一辈子商业也不像你那么黑心。”那商人双膝一跪说,“我得六十万两,其中给李公公二十万两,给了谁谁谁十万两,又给了谁谁谁十万两,给了关税十万两,加上营运成本,我只赚了五万两,天地良心啊!我不勾结他们不行啊!”你们看这个历史,这个时候“官本位”系统中的开明官僚们还在搞洋务运动,要用官僚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张之洞老先生终于明白过来了,实业是力量基础,这是千年未遇之大变,这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去的实业救国之路。他在湖北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最早的炼钢厂。但是他有大问题,他干脆就相信“官本位”文化就能解决中国工商业崛起的问题。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官为体,工商为用。对吧?他完全以官家思路、官家身份进行工业开发。钢厂开建以后,还不知道铁矿在哪里。他的想法是,中国之地大物博,还愁没有矿挖吗!先将工厂建起来再说。等工厂建成以后,才发现找不到适当的铁矿石。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开明官僚们脱开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脱开市场经济,干脆用官文化来创造工商业。效果呢?钱投入了五百万两银子,要朝廷再追加一百万两银子,朝廷实在拿不出来了,没办法。当年一个张之洞,一个李鸿章,他们虽是朝廷的擎天两柱,却形同水火,两人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张之洞屈服了,求李鸿章把他的得意门生盛宣怀请过来。盛宣怀来后,讲了一句话:“官督民办。”嘿!我来办,我是工商代表者,您老人家回府歇着去,您看着,您督着,我来办。八个月后,盛宣怀把第一根被西方认可的、质量过关的钢轨抬进了张府,说:“我向您贺礼了!”这就是工商业者的力量啊!他比那个用四十万两进行贿赂才赚五万两的商人来说又进步了吧?瞧瞧,各业有分工,按官的办法搞工商业,不行。 

  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交出权力,决定把总统的宝座让给袁世凯时,他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实业救国。他说,我有生之年不当总统了,我也放弃政治了,但是我要去筑铁路、开矿山、兴实业,这才能真正地振兴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兴办实业来使中国富强,这是我们的先行者啊!从行贿经商到官督民办,从官督民办进步到弃官经商,这是工商业者一步步脱离“官本位”的过程,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是带了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官员“下海”,这没有什么耻辱的,没有什么可低头的,我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下海”官员,我们无非是学学孙中山、追随孙中山吧!这是很骄傲的事嘛!今天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啊!孙中山没能当上真正的总统,所以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几乎没有争议的历史伟人。毛主席是一位伟人,但却不是一位工商文明标准下的伟人。《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最后一次摸钞票是在参加秋收暴动前的时候,他被当地民团抓住了,毛泽东摸出袜子里藏的几个大洋,贿赂民团的人,那些人收了钱手软,一不小心把他放了,那才有了以后的一代领袖,从此他就再也不摸钱了。他一生都以谈钱为耻。你想想看,他不谈钱,不摸钱,没有财富贪欲了,没有了金钱的概念,怎么可能对工商业的价值会有感觉呢?怎么能将工商业发展好呢?如果一位领袖的清正廉洁就建立在反对商业发展上,这问题就大了。清正廉洁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容易本末倒置。我个人可以不贪财,但不能因此而反对别人为财富而奋斗啊,这是百姓幸福和国家实力的力量基础!讲到这里,我已接近今天的一个命题了。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有幸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一员,这是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给了我们这个机遇,我们是极为幸运的一代。我们的这种幸运、这种机遇,可以比拟历史上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美国工业革命兴起初期的那代人。我们的前几代人,不是他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或者讲不是他们一点没有我们这种想法,而是他们没有赶上时代的巨变。我们这代企业家的成功和发展,有我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历史发展到现在给予了我们成功的机会,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我们的历史贡献。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来思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家管理的是什么?企业家手中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管社会、不管社区、不管公检法,但是我们手里有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资本。我们使资本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我们所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法学上常说,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我们掌控着大量的资本,这是一种权力,但同时,资本的社会价值要展现出来,这就是责任。现在大家都关心就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失业,是工商业发展不够,不足以提供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资本的效率还太低。这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社会关心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绝不是工商业造成的,而是工商业发展不够造成的,世界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就是社会福利搞得最好的国家,因为工商业创造的剩余量大,可以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我们发展不起来,就交不上足量的税,官员们拿什么钱来搞转移支付。现在好多问题都搞混了,扶贫是谁在搞?社会保障是谁在建?从资金和财富的来源上说,不都是我们这些企业吗?所谓扶贫,不就是生产率高、社会财富贡献量大的社会群体在扶持目前生产率低、社会财富贡献量相对小的群体吗?就业也好,富裕也好,发展也好,都建立在企业的效率和财富创造上,都建立在我们这些企业家和职工们的努力和奋斗上。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但好多人就是想不明白。我不否认,一些富人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是搞定几个官,弄了几个批文,就变成富人了。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贡献,他们只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中偷了一块抢了一块。坏富人靠的是坏官,没有坏官,就不会有这些坏富人。所以,重要的还是管住那些坏官。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资本是要发展的,发展要付出艰苦努力。只有那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的人,才算是企业家。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走向了那么一条不归路,我们就是跳进了最大的火坑,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火坑上经受考验。我们是现代中国第一代以资本增值为使命的人群,资本要在我们手中发展起来。唯有资本的进步,唯有保护资本和企业家的社会环境,才有就业、富裕和国家的力量和尊严。 

  合理的合法的惟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力量所在。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种因偶然性因素而获得第一桶金而暴富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少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地产开发、信用社的开放、证券市场的突然冒出这些政策变动中获利的,因此我从来认为,我们要记住,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我们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的回报社会。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了一种社会认可。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们人类创造了钱,最后人在钱面前顶礼膜拜,失去自我,失去人性,失去了一切。为了钱,可以杀人放火,为了钱,可以不顾任何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异化,钱可能变成魔鬼一样支配了人。另一方面,钱使你变得伟大,使你变得有能力,使你变得善良,使你慷慨大方,使你变得有创造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钱可以使人性放大,可能放大恶的一面,也可能放大善的一面。钱是一个放大器。我们只能压住我们身上的痞子、黑暗、堕落的一面,发展我们身上高贵、光明、创造的一面,我们掌握的资本,才能成为人性光辉的放大力量和建设力量。老话说,邪不压正,正义的东西总要战胜邪恶的东西,这不是废话,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工商文明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形势比人强啊。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我在此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悟,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工商业需要一个严守契约的法治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工商业需要一个诚信透明的公共服务。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以权谋私,社会愈来愈不能容忍政策的任意性随意性,社会愈来愈容忍不了“两暴”(暴官暴民)对工商秩序的侵害。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政府的廉洁,公务员的服务效率,都会按照社会的要求发生改变,还是形势比人强这句老话。从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到现在提出的为社会和企业服务,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换,从邓小平所说的政治改革到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的发展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这个过程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觉得这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势比人强,我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工商文明”也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属。“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商文明创造了资产阶级也创造了无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工商文明的发展者和受益者。我们搞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家与职工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大家是企业整体利益中的不同部分而已,企业发展不了,大家都完,企业发展好,大家都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不断地转换调整,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和多赢,创造一个人类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那种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不允许人天天在内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工商文明是靠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来缓解财富分配上的矛盾,不像过去土地时代那个历史阶段那样由“暴君”与“暴民”在固定的资源范围内玩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工商文明的历史已创造出丰富多元的社会文明,有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美国的宪法-联邦的地方分权的共和制,有法国相对中央集权的共和制,有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但是,无论工商文明的制度和文化表现有多少差异,凡工商文明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如鼓励自由竞争、信息流动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按平等和法治的关系处理、社会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等等,任何形式的工商文明社会都不能不认这些基本原则。只要认清工商文明是富裕、力量与幸福的源泉,只要认清中国正在展开以工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转型,我们就有了坚定的立场和方向,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 

  我成长在文化大革命间。文革期间,一说不上学了,我欢呼三天,觉得不用上课了,不用受老师管了。但后来成为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海外留学,我还是觉得书读得太少。现在,我的儿女都在海外最好的学校学习,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也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去国外学习读书呢?无非是想把他们的文化修养、精神层次、从业技能提高嘛!我们都知道要提高孩子的素质,我们也要有觉悟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啊!我们企业家管理的资产愈来愈多,社会要求我们承担的责任也愈来愈大,只有提高我们的素质才能适应这种社会要求。责任与权利是对应的,社会对我们有责任的要求,也自然会承认我们一些基本的权利。最近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他们的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人出来迎接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先跟他们的市长打招呼、寒暄、握手,但等到吃饭的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的,市长却坐在旁边。他们的商会会长站起来一乐说:“今天我们的市长很辛苦,陪大家介绍了半天,作为贵宾,你们知道吗?他这个市长是谁给的?在我们汉堡有个传统,即便是立法会任命他当了市长,如果本会长不给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的话,他就当不了这个市长。”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来,当年在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当时的市长跑掉了,城市没人管了,是商会组织起来保卫了这个城市及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商会就指定一个人,给了他一个海军上将的军衔,让他来指挥作战,给了他军政一统的权力。打败了入侵者后,这位海军上将就成了这个城市的市长。这在后来就成了惯例,凡是市长,哪怕是你议会选定的市长,也必须由商会来重新任命为海军上将,我们认为你能在外敌入侵时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利益,这样你才能当市长。所以他这个市长可是我们商会给他的呀!你们考察团成员来老是和市长握来握去,得搞清楚啊!我们才是真正的老板,真的!中世纪的时候,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个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可在商会会长手上,商会会长随时可以过去视察,“你在干嘛?”商会的意见可以直达过去。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先得敲钟,要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他们能这样,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是公务员,只能为纳税人服务。让我们想想,为什么美国建立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所谓制衡机制,今天不展开谈,过后有兴趣可再讨论。总的讲,我们在前面说到了现实中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不顺,我相信90%的公务员和许多愿意促进我们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官员,他们都苦恼一个政企关系,顾虑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企业家演讲,我当然得为企业家说话。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各种理想和利益都可以公开表达并和平搏奕,社会的共识通过表决等形式来实现。我表达一个企业家的理想和利益,在工商文明的原则下是天经地义的嘛。我们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但企业家的贡献仍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足够承认,见官低一等仍是常态,大家仍然没有一种平等合作的正常心态。这对我们企业家不好,其实这样对官也不好,搞得大家关系不协调,大家心情都不爽,何苦呢?有点佛祖所说的众生平等的态度,会解决多少无谓的矛盾! 

  工商文明讲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平等协商。我们的合同里一开头,常常就是说“双方经过平等自愿的协商,达成以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政企关系,官商关系里头,所需要的就是契约和平等原则。这里有一个故事,一次一位副省级干部没有先打招呼就到我们工厂视察,我们的门卫不让进。这位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这是某某某省领导,赶快开门。我们的门卫说:“你喊哪样,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楼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开门就没得工作了,是你给我工钱?你牛哪样?你横哪样?”嘿!就凭他这话,我奖了他一万块钱,“好样的!”耶稣说过,“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社会中愈来愈多的人的财富在企业里,他的心就在企业里,企业的原则和利益就成为他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工商文明的原则就是这样一步步透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它不是暴力至上的,它是和平的温和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只要企业还在发展,工商文明就在发展,社会就不得不来顺从企业的需要,“官本位”就会让位于“企业本位”、“工商本位”,这就是我理解的现代化进程。“官本位”仍然在影响社会和企业,办企业就不得不与官打交道,但是我与官的交道有一些原则,这叫“人情往来,不过界线”。我们跟官员打交道,既不顶礼膜拜,不丧失尊严,不要让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同时要记住他也是人,他也是执行公务,是整个社会管理职能的一员,大家各司其职,我依法经营依法上税,你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你不要来整我求贿赂,我也不来拉你下浑水,这从长远看对我们大家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都有利。在工商文明的原则下,谁也不能为所欲为,你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官,我做工商文明标准下的守法好商人,大家的关系是自主而平等的,是协商和契约的关系,官场与企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工商文明的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之上。 

  就个人而言,消费需求是极有限的,短短人生,你吃得了多少,你睡得了多少,纵有千幢楼夜躺三尺床,纵有千仓粮一日三顿饭!人生本来要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何况还有社会道德,你老婆还管着你,是吧?只要把这想明白了,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这个财富,这个资本,这个依法图利的过程,它已经是一种工作的乐趣,是一种财富的责任,是一种价值追求,金钱里面有了灵魂和意义。我们这些企业家不能永远活下去,不能变成长生不死的仙人或妖精,我们都有撒手归天的那一天,所以资本只是流过我们的手而已,我们不过是在为社会管理一小段时间的资本而已。资本在我们手中增值了壮大了,我们就有功,资本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我们就有罪。一位穷家长为了让儿子上大学而拼命工作赚钱,累得死去活来,这会让大家感动。我们为了企业活下去而拼命工作,对许多社会障碍委曲求全,同样累得死去活来,这与那位穷家长有什么差异呢?在座的都是企业家,这个感受大家都有,可是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资本的这种精神内涵。这只要看看网上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和谩骂就明白了。有经济学家说,我们要善待企业家,善待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好心为企业家讲话,但我听了心里并不舒服,这不是谁善待谁的问题,而是大家要实事求是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平等相待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负责的问题。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工商业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扣在了一起,我们的理想和利益历史性地与中国的利益和未来统一起来了。中国的资本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表现,中国的资本中有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克服“两暴”(暴官与暴民)文化,使企业愈来愈强大,发展工商文明,保卫工商文明就是发展和保卫生产力,就是将中国带上繁荣强盛之路,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伟大和神圣的事业,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破坏。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我们企业家是企业的整体希望、原则和利益的代表者,我们是最不愿社会动乱的,我们企业家是最希望看到社会有序地向工商文明方向发展的,我们是社会稳定和持续改善的中坚力量。我们也最希望社会不断地改进以消除日趋积累起来的矛盾。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在座的很多是社会的得益者,是这个时代发展中的一个受益者,那么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稳定促进者,成为这个社会的维护者,和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和发展者,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跟在座的企业家交流、共勉。 

  (杨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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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吴思、穆军等谈工商文明共识 

  杨鹏:我们今天相聚,是由克钢那篇《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讲话引出来的。这篇讲话,许多朋友都读了,有企业家,有学者,大家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写《黄河边的中国》的曹锦清说,如果他今后十年写中国社会思潮史,他会把这篇讲话写进去,他会把这篇讲话当成代表中国企业家阶层觉醒的一篇宣言性的东西。上个星期,穆军、夏骏和我还聚在一块儿专门谈了这篇讲话。今天我们大家讨论的还是这个主题,这就是武克钢先生谈到的工商文明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中国当前的矛盾冲突和未来演化,以发展工商文明为标准,看待政商关系,看待劳资关系,看待城乡关系。十年前夏骏他们拍出了《河殇》,提出了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冲突,要求走向蓝色文明。蓝色文明是什么?黄色文明是什么?似乎没有落到大地上来。总的情绪是呼唤改革开放,呼唤向西方学习。情绪非常真诚强烈,震憾人心,影响了当年无数的人。《河殇》中,展现的是现代和传统,开放和保守,改革和反改革的对立。当时的那种感悟是了不起的,但现在看来,那种感悟似乎让人感到缺少实地可以落下来,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市场经济和工商业的全面发展,没有城市化和城市利益集团的蓬勃发展。这以后,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河殇》。从克钢讲的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出发,我们觉得当年《河殇》所说的蓝色文明,其实就是今天克钢先生所说的工商文明。这不是什么简单的全盘西化的问题,而是工商文明发展的问题。克钢的语言不是理论化的,实来实去,要点清楚,一针见血,带点儿调侃,充满泥土气息,活泼生动,企业界的朋友们十分喜欢读,他们说这是我们企业家自己的语言风格。今天大家在一起,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主题再以各种方式扩散。这样的主题,工商文明,是价值共识有可能得以建立的基础。 

  穆军:我们中国人现在处于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价值的时代,硬要说共识,好像只有一个,这就是不择手段搞钱。仅有这样的共识很危险,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共识。人家美国人总说,我们美国价值观。我们能不能说,什么是中国价值观?没有基本的价值共识,很成问题。 

  杨鹏:封建社会的中国,是有价值共识的,例如儒家那套价值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什么的。法律和道德,就以这种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为基础。其实,这样的价值共识,出现在一切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下的价值共识,它是以农耕家庭为基础的。现在一些新儒家的朋友,仍然希望恢复这样的价值共识。但他们忘了基础都变了,价值生长的社会基础完全改变了。现在是工商业主导一切,再边远的农村也被卷入了工商交换的网络中来,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结束了,家庭作为生产组织核心的时代结束了。现在的价值共识,只能从克钢提醒大家注意的工商文明中来,现在的价值共识必须是能够促进工商文明发展的价值共识,这才有真实的社会基础。法律也好,道德也好,根子必须从农村移到城市,从传统农业移到现代工商业,从家庭移到企业中来。 

  工商文明有自己的道德和法律基础,有自己的社会制度基础。讲道德,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道德的问题。在工商文明的前提下,自由肯定是第一道德,你自己都不能自主地思考,自主地做生意,自主地贸易,根本就没有人格和道德可言。在工商文明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化的,自由、平等、法治、守约,这些都是工商文明背景下的道德。现在学界有些人总在抨击中国社会不讲道德,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但你再问他一句,你希望什么样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在道德原则的理想上也是混乱的。例如,一些新儒家朋友骂社会道德沦丧,礼崩乐坏,要讲道德,要讲纲常伦理。你去问问他们,儒家讲“五伦”,不要给我说孔夫子如何讲“五伦”的,你说说看,今天的“五伦”应该是什么?没有几个说得清楚的。他们可不管这个,只告诉你孔子怎么讲的,孟子怎么讲的,董仲舒怎么讲的,这就很无聊了,翻翻书就知道了,这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大家骂道德混乱,其实这表现出了中国在转型时期道德的混乱和过渡状态,旧道德共识结束了,维系不了这个社会了,但是还没有出现新的道德共识。其实,只要站在工商文明这个基础上,道德的基石就出来了,法律的基石也就出来了,国家制度转型的标准也就出来了。穆军先生是搞投行的,读书很多,他十分喜欢克钢这篇讲话,向许多朋友推荐,有不少深刻的看法,先请穆军先生谈谈。 

  穆军:我谈谈这个事的由来。那天我正在读这篇讲话,正好夏俊和一个朋友来找我聊天。当时看完后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我读到武克钢在讲话里面提到暴民和暴政的关系,这与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一路的。吴思的《潜规则》出来时,我就觉得有意思,后来《血酬定律》出来后,我就觉得更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呢,我觉得这么多历史学家也好,学历史的人也好,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找出一个观史的新角度,而这是很不容易突显出来的。我发现,吴思这个人在时间间隔很短的两年里提出了两个观史的新角度,这很了不起。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当时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到,这个人昏灯之下看历史,看了一辈子,突然有一天醒悟,看出满纸都是吃人。实际上在《潜规则》中,吴思就看出了潜规则,看出了历史发生的力学原理,正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出一个结果,如果一个人只是天真地遵循正规则来做事的话,一定会出错。第二本《血酬定律》就谈到了,过去所有规则的建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谓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以暴力追求血酬,这样的规则支配了中国的历史。武克钢先生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到了破坏工商文明的“两暴”,就是说看到了血酬定律对中国的危害。我读后感受比较深,我马上想到当时夏骏他们搞的那个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区分。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商业文明和蓝色文明本身的经验很少,那时的热情是要向别人学习,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说“不学习就要被开除球籍”。那是一个知识很少,但很冲动的时代。结合克钢这篇讲话,其实很清楚了。以前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呢?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权威的解释称之为“剑桥解释”,即中国这么几千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长子继承制。为什么呢?涉及到一个投资理念的问题,钱或者说资本这个东西有个特点,阈值以上称为生产资料,阈值以下称之为生活资料。举个例子,一个老头,他的钱积累起来了,过了阈值了,多余的部分应该拿去投资了,变成生产资料了。但是,他的五个儿子一分家,又把这个资本分散了,每个人拥有的资本都只是在阈值以下,又变成生活资料了。所以在中国老是形成不了那个超过阈值的生产资料,形不成投资资本。这个说法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但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为什么?我觉得,一是不同人的阈值表现不同,一个非常刻苦的有心人,一万块钱就可当创业资本了,这老兄不吃不喝拼命干活,拼命积累。更深的解释,是吴思的《血酬定律》,是克钢的“两暴”现象,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工商力量不是被暴政绞杀就是被暴民绞杀。过去,发展和积累刚一过阈值,可能有钱搞投资了,最终肯定被绞杀了。这样的教训,使很多人弄到一定程度时,就只能小富即安了。咱们自己小日子过好了,别露富,要不然不是有人来绑票就是有官府来欺负你。所以才造成中国的资本主义几千年都没法发展。中国的工商力量,总是处于暴政和暴民两股力量的夹击状态中,暴政和暴民,这两股力量总有一天会抑制工商的力量,这是一个三方共输的局。为什么说共输呢?工商衰败了,政府税收、民众就业、国家实力都受到影响。反观西方则不同,工商这股力量是民众和官府两股力量的先遣军。我们是官府和民众这两股力量封着工商这股力量不准走,西方是政府在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民众也在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是一个三方共赢的局。为什么说共赢呢?工商发展,政府有税,民众就业。为什么说政府推动工商力量往前走,看看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时期,商人打头阵,例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由政府和民众在后面撑着“咣咣咣咣”地在全球扩张。今天的西方跨国公司背后,都是政府在推动的。说实话,美国公司在中国一遇到麻烦,美国大佬马上就发话。动用政府的力量、传媒的力量为工商服务,工商赚钱后大家来分享,政府有税收,民众有就业,生活改善,国家强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抽象出一个结论:今天在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在社会这个系统形成一个关于工商文明的共识。如果大家都明白,工商业者、政府和百姓们都明白了,这三股力量应该是这种共赢结构而非共输结构的话,那么中国工商力量发挥的作用与西方是一样的,不然就会出问题。举个例子,现在老百姓“仇富”,官员们杀“大肥羊”,再加上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躁动,一不小心商人就成“替罪羊”了。干了二十年,自我感觉良好,过两天不是暴民冲上来吃大户,就是政府自己搞不定了,转移注意力,说百姓吃不上饭都是你商人闹的,商人就成了官家的“替罪羊”。 

  杨鹏:有人把这归纳成“上下联合打中间”。 

  穆军:这是社会的一个不良倾向,大家要有这个警惕。为什么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前我跟杨鹏聊天的时候,我鼓动杨鹏抽象一下中国的价值观念。比如美国人张嘴就说我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现在没价值观念共识,政府宣传的是一套,老百姓自己认自己的感觉,我总结是“为钱可以不择手段”,这才是现在的社会共识。但这种社会共识完全是一个负向的社会共识。怎么样才能形成正向的社会共识呢?正向的社会共识说起来不是特别复杂,我手上这本《征服世界的理念》,就说清楚了,这就是和平、自由市场和民主。看近现代史,这三个理念是逐步扩展的趋势。作者举了个例子,9·11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一次袭击,但作者说没关系,因为它不能动摇这三个理念。没有人因为9·11,就失去了对和平、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信仰。作者认为,9·11跟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不同,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动摇了这三个理念,列宁、斯大林专门组织了一帮人动摇这三个理念。马克思、列宁有替代方案,拉登没有替代方案,所以说拉登不可怕。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克钢认为,这样的价值共识有助于发展工商文明,就更重要。回过来说,我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抽象。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官家搞出来的,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不是美国政府推动的,是美国民间推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把今天我们的讨论定位为,我们同意,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同意了,或者通过我们的力量有一天让更多的人都同意了,认同工商文明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这个共识后,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老毛有句话叫“纲举目张”,提纲挈领。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都在呼唤法制,但小农经济有小农经济的法制,工商社会有工商社会的法制,不一样。举个例子,索罗斯看得最清楚了,他当时想改变苏联又没别的招,他说就让苏联人学会做生意,自自然然,做生意了,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法治了。通过让他们做生意,慢慢渗透就OK了。实际上,索罗斯的意思,就是让工商的精神慢慢植入人心,以后自自然然地,大家就要求稳定,要求法制,要求守规则,商人最怕的就是满街的超限战。满街超限战,生意就不灵了。我想咱们在座的这几个“瓜”,有没有雄心,我们自己能不能先想清楚,再动员我们身边的人想清楚,就是中国是不是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把工商力量从被打压的位置挪到先锋队的位置上来。不是形成暴政和暴民两股力量夹击工商力量的趋势,而是官府和民众两股力量推动着工商力量的发展,然后工商再反哺民众和官府这两股力量。这个共识十分重要。蓝色文明说起来是工商文明,但工商文明的说法,比蓝色文明更加具象一点,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夏骏: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对未来生存法则的确认,未来怎么个活法这么一个题目,或者说这么一套逻辑。我完全认同,工商文明转型成功,中国就成功,工商文明转型失败,中国就失败。 

  穆军: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私下聊天,他认为老毛的理论核心就两条。老毛怎么说呢,第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第二句话:“造反能成功。”造反能成功,这是用阶级斗争史观来解决的。造反有理是一句话,哥儿们你看看历史,很多人造反成功过,史观就起这个作用。他不附上这个证明性的史观,光喊造反谁去呀?对吧?第一造反有理,第二造反能成功。所以,我们推动工商文明,再附上工商发展必然成功的史观。违背工商文明发展这个趋势的保证垮台,顺应工商文明这个趋势的保证起来,这个史观是很清楚的,不容质疑。一句话,你抽象了一个纲领,同时用一个史观来证明,那么社会上就容易接受了,大家觉得你说的是对的。社会上就慢慢酝酿出来,我称之为正向的价值观念。这个正向的价值观念能够顺顺利利地帮助工商来发展。 

  吴思:我觉得武总写得很好,整个的方式和方向很对心思,有些表述方式和感觉已经非常接近十环的位置了,但还可以再往前蹭一下。 

  比如你一上来就说,“我读中国史,读来读去就三个字——官本位。”我觉得很精当。但“官本位”这个词有点秃。我们以前一向用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现在号称是社会主义,都是按主义来分的。中国传统用语不这么说,但也有封建一词。如果我们按现在老百姓最熟悉的方式来说,接上这个口,接上这个词,我觉得比“官本位”更帖切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官家主义”。 

  “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以后就说官家怎么怎么样,那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吴敬琏说,中国现在有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我觉得权贵资本主义这词很好,他说出了一种真实的倾向。但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说了算,资本家控制了暴力,有立法权。中国不是这样的,资本家说了不算,官员说了算。所以“权贵资本主义”倒过来说比较准确,叫“资本-权贵主义”。 

  权贵们总要看在哪里能把权力卖一个最高的价钱。如果在农民那儿卖得最高,就是“农民-权贵主义”,如果卖给地主最高,就是“地主-权贵主义”,地主是农业经济的成功者、胜利者。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工商社会,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20-30%了,绝大多数财富是工商业创造的,那么权贵在资本那儿才能获得一个最高的估价,所以就应该是“资本-权贵主义”。但这个权贵有一个问题,权贵是世袭的,通常我们想象的这个词与贵族有关。官员虽然也难免世袭,如恩荫制度,但是迅速递减,而且不占据核心地位。所以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官家主义”,而不是权贵主义。 

  针对中国当代社会或历史形态,可以给出不同角度和不同阶段的定义,例如说中国是帝国制度,主要结构是皇帝、官僚、农民;后来是党国制度,以一个党为领导核心,中层是官僚,下层也是农民。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主要的生产者和财富创造者不是农民了。但是,无论是党国还是帝国,“说了算”的那个阶层都是“官家”。官家主义是一个基座,上边接着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中国社会就是工农-官家主义,一度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 

  “官家”这个词是有歧义的,有很宽的一个面,但正因为有这个歧义,我觉得才准确传神。既是皇帝,又是官府——可以把官府理解为条条和块块的利益,部门利益显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就是官僚个人的利益。最高权力皇帝的利益可以呈现为立法,最高的法。部门的利益也可以成为法规和政策,有时这些法规与最高级别的大法有冲突,但它们一直在中国堂堂正正地发挥着作用。这是“官家”中的皇帝和官府说了算的表现。官僚自己说了算的表现就是潜规则,咱们不明说,但都这么做,我让你知道我是厉害的,说了是管用的。这三层的主义,皇帝、官府和官僚个人,大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制订规则,“主义”,在规则方面说了算。 

  “官本位”与“官家主义”的意思非常接近,说的是谁制定规则,谁执行规则,这已经到了要害处了。进一步说,无非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与过去的话语体系接口。而且官本位内部是有结构的,我们要换一个新词,以便把它拆开,让我们看到条条块块的部门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和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利益,这样官本位才更加清晰准确。 

  官和商的关系是今天我们的讨论要点。在官本位或者官家主义的社会之中,工商集团和官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它的标准的样子与西方不同。最典型的是景德镇。景德镇在历史上是工商业极其发达的一个城镇,它是工商业者创造出来的城市,而且在世界上那么辉煌。我们看看它内部的实际结构是什么样的。 

  第一,官家主义做主的成分是“御窑”。所有的高岭土是皇家的,谁也不许挖。你可以偷偷的弄,偷偷的买,这是私下的一种交易。民窑可以用普通的陶土,但最好的陶土是皇家垄断的,江山就是皇家的。皇帝还规定,所有的青花瓷谁也不许烧,只有官窑能烧,谁敢烧青花瓷谁就是死罪,谁敢用都是大罪。官家用暴力划分利益边界,看看工商业中哪块利大,最大的利益归我,谁敢染指就要谁的脑袋。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点。 

  只要有利,官家就可以直接经商,你可以把他理解为最大的资本家。它不光是一个暴力集团,也从事生产。但它从事生产时通常比较笨,因为代理层太多,而且另有优势,暴力优势,犯不上去努力经营,遇到竞争了,很简单地下道禁令,不听话就收拾你。他的努力方向朝向这里,因为他的优势就在这里,自然按捺不住地要发挥他的暴力优势。 

  如果官家需要好东西,他可以把一大堆工匠拘来,说你给我烧龙缸,三年烧不出来我把你烧了。这是官家经商的第一特征,就是用暴力维持了皇家御窑的核心地位。在这种特权秩序中,最重要的资源,最好的技术,别人都不能碰。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官家切走自己的利益之后,民间开始瓜分剩余部分。老百姓用的粗瓷大碗官家不烧,烧起来费劲不赚钱。他竞争不过民间。像《盐铁论》里写的,一旦把所有的盐铁都垄断起来——铁当时是高技术,特别赚钱的——结果事情就给官家搞砸了。官家炼的质量差,服务也差,老百姓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官家垄断了盐铁,铁反而成了灾害,官家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赔钱。烧瓷也是一样。官家将一些领域让出来不干,是因为按官家层层代理人的这种结构来经营,很多利益是抓不到手里的,无利可图,只好说,好吧,你们干吧。被迫让出一些领地,一些资源一些市场归民窑。 

  民窑怎么争夺这块利益呢?并不是当代人通常想象的那样搞市场竞争。现在一说到市场,我们脑子里浮现的那个市场,不是美国的就是欧洲的。现在的市场,是谁也不准砸碎别家玻璃,不许械斗,不许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可是过去在景德镇那儿,比如说这个是烧七寸盘的,那个是烧碗的。烧碗的最近生意特好,你本来是烧盘的,也要来烧碗。这不行,你不能烧,我发现你抢了我的市场,我就会跟你去谈。你烧盘那会儿我没烧吧,现在你看我生意好你就烧,你这不是抢我饭碗吗?不是抢我钱吗?咱们得评评理。咱们都是北京人,咱们都到北京会馆去,请来同乡喝茶评理。如果你不属北京会馆,属浙江会馆,咱们谈不通,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评理的,咱们就私下开打。你烧我的东西,不就挣十万块吗,这次我准备出5条人命,一条人命2万块钱,咱们打,让你挣的那些钱一分没有还倒给,我不立这个威,以后还会有人跟我抢。咱们打完一场,你认输了,你就唱一台大戏,向我赔礼道歉,这事就完了。市场壁垒就是用暴力建立起来的。 

  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建窑和修窑都要技术,原来是鄱阳人垄断技术,任何外籍人都不传。后来鄱阳人带出来一个都昌的外甥。这技术就传到了都昌。你不修的小东西我修,后来越发展越大,打一场他发现对方太强大,打了得不偿失,于是让步。窑分为柴窑、槎窑,赚钱不多的槎窑归你,大的柴窑归我。首先靠技术垄断,其次靠暴力,形成利益分配格局。为什么要拼了命打?因为农民一旦进了城后就回不去了,他的地没了,或者他出来就因为没地了。所以你让我失业就是要我的命,让我饿死还不如先拼个你死我活。所有打码头的规矩,它的根都在这儿。脚行的,凡是涉及到纯粹卖力气的,这个色彩就特别明显,所以打码头都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你让我在这个码头上没有扛脚的机会,你说你让我干吗?再没路了我就当土匪,当土匪反正都得玩命,索性我现在跟你玩一回吧。咱们练一回,练赢了这块是我的,你走人。那时的这个竞争是全方位的,绝不像我们现在的竞争是不许动用暴力,不许玩命的。他怎么能不玩命呢,你要我的命嘛,不管用明的暗的反正我得玩命。一旦是靠玩命建立起来的市场,它一定不是凭着价格、凭着质量这些东西来竞争,它的核心是暴力。打完后你不碰我了,咱们相安无事,你还要碰,咱们再打。 

  景德镇就建立了这样的秩序。它的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僵化,缺乏真正的技术和质量竞争。走到最后,日本陶瓷发展起来了,你可以对内动武,对内限制创新,但是限制不了外国,打不到日本去。结果,到了清中期往后,景德镇的竞争优势相对外国已经没有了,技术优势也没有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大量来自日本的瓷器涌入景德镇,景德镇的人感到奇耻大辱。 

  官家体制剩下来的这一块利益就是这样分配的。官家尽可能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一旦格局确定之后,它就尽量少管事,不干预民间事务,或者私下被人收买后再管事。由于官家不负责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留给民间的空间太小,在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争夺一定会加入暴力因素,以暴力形成工商界的秩序。在官家用暴力切走垄断那块之后,剩下的部分仍然由民间用暴力进行分配。 

  第三步就是官和民的互动关系。民间对官方的一般态度是,你要的我都给你,我惹不起你。在这个前提下,民间和官方继续互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现象,我用了一个词就是“一个人的革命”。我这个资本家或者我这个老板,绝对不敢去想象改变帝国制度,官家为我立了法,盐商作为一个整体,不敢说改变国家的盐业政策。但我可以招待好皇帝,让他比较顺心,做一点小的政策的调整,收买皇帝,或者收买地方官府的执行人员,就是让各种各样的与我有关的,围绕我这个群体或者我个人有关的官家立法或规则变形,在执法上也发生变形。他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改善个体的生存氛围的营造上。经过这种变法之后,你还能说他是在帝国制度下吗?还是在那个官家制度下吗?他偷税漏税的结果,比彻底去执行的那个税法还合算,哪怕以现在西方的那个税法环境来比较,也可能还不如他完成了“一个人的革命”后的政策环境好。税极少,还没有工会,还可以形成一些垄断,让官家帮他挡住他的竞争对手。 

  商人用这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的革命”之后,便形成一种常规方式,就像“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样,他是“一朝天子一朝商”,或者“一任知府一任商”。但是也有问题。知府走了我得买新的,于是我就有短期行为,在本任知府当政的时候捞回本来,至少先够本了。如果知府带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我竞争不过,我就不干了。很多中国资本家的成长不能延续,不敢有长期打算,就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商”。 

  “一个人的革命”无法延续无法持久,难以积累和传续,甚至于这“一个人的革命”是违法的。顺着潜规则的思路,可以把这种革命称为“潜革命”,见不得人的革命。一旦被人抠出来,马上就有人收拾你:“瞧瞧你干的这事啊!怎么摆平吧?”怎么摆平?他把挣的一百万分了五十万,回家养老,人家不再追究,同时让出地盘,让新来的人搞他的潜革命。这就是中国商人的“一个人的革命”,成本很低,很方便,但是非常不稳定,短命。这就是中国历代资本家所努力的方向,“一个人的革命”,而且现在还在走这个方向。 

  由于官家太强大了,每次变法或者革命的成本太高,对大家团结起来的威慑和抑制极强。你要敢联合行动,我“露头就打”,现在还是用这个词。你敢联合起来吗?你敢搞组织吗?严格禁止。但是,你私下买通我,我很欢迎,我就希望卖个好价钱。这一正一负一推一挡,就逼着所有的工商界成长起来的力量都走“一个人革命”这个方向。 

  讨论中国工商界问题的时候,从历史脉络上,从真实的行为上,可以离西方惯用的概念远一点,因为那些概念描述西方非常准确,描述中国状态时缺失甚多,或者是不能让人看到真相。我们现在不分适当不适当,呼噜呼噜就给盖过来了。真要用的时候,还是要再调整再说明。 

  最后,从古到今,官府对工商业者的态度,还是不许大家惦记着整体的方面,体制改革威胁到整个利益集团,威胁到官家集团的历史和生命,威胁到他们每个人当下的利益。官家鼓励或默认商人“一个人的革命”。我觉得工商界发挥作用的要害,是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搞“一个人的革命”还是要体制改革。 

  我认为工商界当然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人的革命”是成本最低的,这是实际上大家都默默去做的,虽然不那么说。但是,这个事一旦叫起真来,拿到桌面上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短期的利益最大化,但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相悖的,与自己的长期利益是冲突的。而且走这条路是不断给自己加绞索。“一个人的革命”愈是成功,脖子上套的绞绳就愈多。你在买通了一个人后,为了你的投资收益最大化,你还会继续追加投入,而且既然是已经买通了一个人,就希望把买通的这个人的最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他替我去挡竞争者,或者去弄贷款。这个东西又导致人们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绞索越扭越紧。这既是成功,也是自杀。顺这个方向,是长不大的,你想长个百年企业是不可思议的。百年之中你不得罪一个人把你老底兜出来是不可能的,兜出来你就死定了。你可以犯一百次小的错误,但你不能犯一次致命的错误。任何老板都清楚其实这不好,但他没辙。 

  那么,资本的真正利益在哪儿呢?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我们假定有一个“无知之幕”,就是你事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知道我是不是将进入云南市场,或者已经把云南买通了。在我买通云南之后我是不希望别人进来竞争的,这是合乎我的利益的。不知道你在哪儿时,你希望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无垄断壁垒的市场。我既然自信,在公平制度规则下,咱们公平竞争,我就知道有我一碗饭吃,有我一块地方,而且那样一来我们的竞争不是玩命,最多输了我们把钱赔了,我们退出。这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的好处。“一个人的革命”这样的竞争是玩命的。总之,如果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推测,最合乎资本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就是平等,市场、竞争、自由、法治,就是咱们的权利,谁也不容侵犯,产权保护,这些东西其实西方已经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楚了。自由、平等、博爱,法治,那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革命”的结果。 

  杨鹏:刚才吴思讲的,商和商之间、官和商之间,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由暴力来划分市场和利益,“一个人的革命”,我听下来感到非常震憾。这么看起来,西方工商文明能持续发展起来,是因为他们为工商文明奠定了一个体制基础,他们有一个企业家群体性的体制变革,彻底把工商业的长远大利益转化为制度和法律,保证了工商业的长治久安。西方在工商文明发展初期,皇权与商人合谋,商人也有一个“个人的革命”的阶段,东印度公司,也是先找皇家要了一张特许证,个人革命成功了,才开始做大的。关键是他们后来有一个集体性的变革,用体制改革来保障工商业的持续发展。 

  穆军:刚才吴思讲了一段中国工商的历史,商与商之间暴力划分市场,吴思说与西方不一样,实际上与西方也一样。美国当年开采石油的时候,商人互相炸输油管,很厉害的,这已经是一八几几年的事了。我的意思是,在野蛮竞争时代,国外也是拿命来拼的。你要说起“个人革命”,西方开始时也都是个人革命,罗斯柴尔德,当年一个人搞定五个皇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资本主义的明珠,罗斯柴尔德家族,帮着五个皇帝筹军饷。那个时代也是这么玩的,当然最后他自己也被暴力排掉了。现在俄罗斯一帮暴富的,市长不批字,在过生日时把他干了。所以我认为,人类基于利益冲突会有这种血腥,这种争斗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是全世界都有的。你提的这个例子并不影响我们现在要说的工商文明这个主题,只不过帮我们把这个主题弄得更清楚。看看工商史,也是从一开始比较血腥,慢慢变得比较绅士,后来慢慢变得比较和平,讲规矩了。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希望推动民族形成的工商共识,是早一点摆脱这样的血腥,早一点摆脱你说的超限战的竞争方式,拿命来拼的竞争方式,早一点摆脱那种非得逼着一个人去做“一个人的革命”的环境。商人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都有屈辱。 

  武克钢:只有把商人的痛处点破了,商人们才会说对啊。干嘛不能建立一个服务于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制度规则呢?把潜规则抬到桌面上来谈,把明规则定出来,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按照这个明规则往下走,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我在国外留过学,又在官场很多年,我也是很自信很自负的一个人,但我到商场后,还就只有这么玩。回头看,我也没逃出“个人革命”,“个人革命”的能力再强,还是难以长久。工商文明要压住“两暴”力量,我就是担心这种趋向。 

  穆军:你说这些商人,在老百姓面前好像很自豪,你看我有钱坐奔驰,其实晚上一回家,一人一颗泪,一人一身伤,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想社会上这帮王八蛋,非把人气死。我认为现在正好到了一个契机,似乎我们应该想法促成社会形成这种共识。我们简单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工商群体、民众群体和官僚群体,大家一起形成一种共识,把工商从被夹击的这个位置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如果挪到前锋这个位置,大家都好过一点,这个是个共赢结局。如果继续夹击工商,这必定是个共输结局。为什么说这是个共输结局,逼得商人都到国外去做寓公了,商人都失业了,没税收了,官家更难弄银子了。再说坏点,这个在国外做寓公的,也没闲着,每天通过互联网骂政府。美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家比,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难做,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社会关于工商至上的共识,社会环境不好。美国企业家只需要克服经营风险,但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应对同美国企业家一样的经营风险之外,还要克服巨大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别人伤害你,跟你玩超限战。中国的企业家70%的精力都用在对付社会风险,不是对付经营风险,而且这种社会风险,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慢慢加大,成几何级增长。我们大家及我们的阅历、精力、研究或者我们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激情、或者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我们拧成一股劲,从各个角度往这上面添砖加瓦,直到有一天形成社会共识,连老百姓都知道,比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大家尊重工商文明才会有契约精神的。克钢说的“官本位”,其实是权本位、暴力本位。一官员去看戏,不付钱,冲着要钱的人说“认识我吗?”回答“认识”,啪给个大嘴巴,“认识还要钱”,回答说“不认识”,啪又是一个大嘴巴,“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你说,看戏付钱,这是工商文明的原则,他老兄不要工商文明,要来个丘八文明,老子有了枪杆子干嘛用呢。如果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确定工作,假定我们就定下来出一个专题片,出一套系列丛书,去鼓动一些学者来加盟,就可能形成当年所强调的那种启蒙的作用吧,在形成工商规则的共识上起社会作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法律和道德,承认工商文明至上的社会共识,这是全社会最大的共同利益。美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你想改变你的生活吗?先把你的观念改变了;你想改变他的生活吗?先把他的观念改变了”。 

  杨鹏:克钢这篇讲话,左中右的不少学者都看过,没有人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一些人准备写评论。反正克钢讲的是大实话,抓住了问题的焦点,表达的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立场和理想。只要承认惟有工商业能使中国富强,讲话的基本看法就是符合实际的。 

  武克钢:无论有什么看法,起码我认为,大家现在主要靠工商文明讨生活,中国要靠工商文明来竞争,如果不提工商文明,他要把秦始皇请出来乱整,恐怕他自己都会认为站不住脚。今天你们几位智者凑在一块,商讨有可能把这个感受形成一种共识。我觉得这种共识比较有可能,我们又不是要搞革命,而是心平气和、老老实实谈问题,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是为了找出一条大家共赢的路,是为了企业好,为了职工好,为了农民的孩子有工作,也是为了政府好。现在不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工商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利润、就业和税收的基础,如果工商业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就业、税收和利润一垮,就和谐不了。这是个常识。我只想当个实在的商人,讲话里的东西,只是一点实际生活的体会,加上与杨鹏等朋友交流后弄出来的。 

  穆军:我记得当年崔健的《花房姑娘》里有一句“你要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其实海是什么样,没见着,反正方向是对了。这首歌很可以描述当时的这种心态。现在可以说了,这个大海,这个蓝色的大海,其实就是以科技创造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工商文明。 

  吴思:武总的讲话里有两个故事,一是女王要进小伦敦,得敲门得到允许才能进。另一个是德国商会得先授予市长海军上将的头衔,他才能当市长。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谁说了算”。“谁说了算”这就是主义的由来,就是主义的根子。谁做主、谁立法、谁说了算。 

  这两个故事,在一定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是可能的。资本家能说了算吗?面对贵族,贵族是骑士,是暴力的拥有者,资本家怎么能说了算呢?穆军说不能搞超限战,这破坏工商秩序,这样的要求可能在一部分地区有效,一部分地区没效。太穷了不行,他说,我承诺了,我得负责。但我家穷得叮叮当当过不下去了,我的承诺不值钱了,我就翻脸,你怎么着?大主教把这块地卖给你,过两天没钱了,不干了。这种事贵族经常干,说翻脸就翻脸。我说了算,枪杆子刀把子在我手里,你能怎么着?什么时候资本家能够面对暴力集团说,“我说了算”。让你不敢翻脸,这地卖给我就是卖给我了,你不能动不动就拿回去。到这个时候那就是资本面对贵族真正成为主义了,他占上风了。 

  为什么小伦敦没被拿回来?因为工商业的力量已经很大了,贵族知道他要去夺的话可能会导致麻烦。要把这个真事讲清楚,就特别精彩。 

  还有市长那件事。敌人攻城,为什么是工商界来守城呢?最有动机守住这个城的人一定是工商界,他们有财产在这里,工人可以跑,官员可以跑,工厂商店跑不了,所以他们才会选出一个人来说,你给我守住,给多少钱,守住了重重有赏,守不住了我们跟你一块死。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是损失最大的,因此是最肯玩命的,而且他们动员了最多的暴力资源支持他们,他们是暴力最强者,当然可以说了算。我可以任命你当海军总长,我也可以任命他。以后资本家们再建立一个机制,让这个海军上将不能翻脸。只要建立起这个权力制衡机制,资本主义在这个城市就成立了。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都知道问题在哪儿,比如说工商界跟官府的关系,其实很清楚,保护工商业,税基可以扩大,整体利益是最大化的,官府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如果破坏工商界,反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是自毁利益基础。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 

  武克钢:工商文明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工商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大家都更好的一种方式。工商集团包含了企业家阶层,也包含了职工阶层,还包含了为工商秩序服务的公务员阶层,大家都吃工商饭。 

  吴思: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对立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对立。总的原则,应当是生产集团说了算。我觉得资本家一定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因为他是工商各种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他也是市场需求的发现者,还是组织起资源来满足这个需求风险的承担者,还是资源的提供者,最后办砸了他倾家荡产,他当然是一个核心的组织者,所以说他是工商文明的代表并不错。 

  但如果他作为全权代表,一切都由他说了算,反而引向一个灾难——过剩。我觉得原始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说了算,这个很不好,因为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剥削过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最后伤你自己。让一部分工人也说了算了,结果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我觉得,西方自从芝加哥工人的“五。一”之后,在立法上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工会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参与了立法过程,也说了算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为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家说了算了,工人阶级也说了算了,你怎么还能说我是资本主义呢?一旦工人阶级进来,无产阶级进来,实际上已经不是资本单方面主义,而是一种全民主义了,因为每一个社会集团的各个阶层发表意见了,大家都有权参与立法了,其实这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根据录音和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文字整理: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