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博士,上海210433)

  摘要:本文以制度变迁理论、契约理论、比较金融系统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从银行制度变迁的历史沿革、银行绩效及进一步发展方向、银行的风险和代理成本、银行治理的产权安排、民营银行等不同侧面对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关键词:银行制度变迁;契约理论;绩效;产权结构;民营银行

  一、制度观

  当代经济学者均认同“制度是重要的”这一观点。对制度的定义,主要表现为博弈论下的四种制度观。具体讲,不同经济学者将制度理解为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以及博弈中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早期的制度主义者,如康芒斯,沿用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把制度理解为组织机构,即博弈中的参与人,诸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政府机构、司法机构等等(Nalson,1994)。

  诺斯提出了第二种制度观。他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制度定义并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他进一步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有意识地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宪法、政府管制等)、经济规则和合同。非正式制度指社会规范、惯例、道德准则等非强制性的约束。与诺斯一样,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也认为制度即是博弈规则。赫尔维茨(Hurwicz ,1993、1996)强调规则的可执行性,“只有对人类行为的一组人为的和可实施的限定才构成一项制度”。赫尔维茨对规则的可执行性的强调仍然未能解决规则如何产生的问题。换言之,作为制度的规则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没有被充分阐释。

  第三种制度观,即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最早的倡导者是肖特(Schotter,1981)。最近在制度的均衡观方面的两项研究进步分别是进化博弈和重复博弈。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莎格登(Sugden,1986,1989)、杨(Yang,1998)和鲍尔斯(Bowles,2000),其主要观点为: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变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会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所以,制度与参与人同时演化。第二类均衡博弈制度观由格罗夫(Grief ,1989,1994)、米尔格罗姆、诺斯和温加斯特(Milgrom ,North ,Weingast,1990)和卡沃特(Calvert ,1995)提出。格罗夫(Grief,1996)给出的制度定义是,“在博弈框架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制度要素是预期和组织。组织是非技术因素决定的约束,它们通过引入新的参与人,改变参与人所得的信息,或者改变某些行动的报酬来影响行为”。这些学者用超理性均衡的观点(例如子博弈精练均衡)证明了策略组合一旦成立,就将是自我实施[1]和可维持的。

  第四种制度观由青木昌彦提出。制度的要义是“关于以博弈重复进行为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尽管制度是以重复博弈的方式进行的,但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之中,也是可自我实施的。该观点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作为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summary representation)。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理解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并维持,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成制度。

  我们对制度的理解更接近于青木昌彦提出的第四种制度观,把银行制度定义为:银行制度是关于银行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银行制度的本质是博弈均衡的发展路径和固定特征的概要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等)的所有参与人所感知,并作为其策略选择的基本约束。银行制度以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里的实际决策中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该定义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银行制度是由银行博弈的参与人内生性产生的,所以制度具有自我实施的特征;其二,银行制度只是共有信念的信息浓缩,对环境的连续变化和微小的动荡维持刚性。信息浓缩还意味着,共有信念中存在隐含成分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意会知识(tacits);其三,银行制度在不同的域内被普遍认同,形成多重均衡,即银行制度以跨域的多重均衡的形态存在。这表现为各个域之间不同的对比关系和利益关系,均能在同样的共有信念中得以实现;其四,银行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变化,环境变化改变参与人的行为策略,通过重复博弈重新形成新的共同观念。这反应了制度是“由有限理性和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Kreps ,1990)。

  二、契约经济学

  古典的契约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其宗教的源头存在于《圣经》中。在罗马法律体系中,契约原则得到了全面的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在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不断渗透到宗教组织和政治领域中,在政法权力领域引入契约自由的思想,成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由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创立,对古典契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古典契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契约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交易当事人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所签订的契约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这也体现了自由经济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二、契约是个别的、不连续的。斯密认为,“由于契约而产生的办理某事的义务,是基于诺言产生的合理预期。诺言跟意图的单纯宣告又不一样。”三、契约的即时性。由于个别性的契约,对交易当事人的权利、责任、义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协议的条款是明确的,不需要对未来的事件做出规划。因此,契约的谈判、签订和实施都是现时化的。古典契约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相一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瓦尔拉斯巧妙地构造了卖者喊价机制,解决了一般均衡问题。其中关键点正是在于交易者签订的契约具有重新谈判和重新修改的能力,契约价格取决于不断变化的供给需求情况,而需要保留契约参与人重复博弈的权力。埃奇沃斯并没有利用重新谈判的拍卖机制,而是认为契约签订后,交易者又可以找到机会重新签订新的契约,而且可以反复进行,直到供求双方对现状满意,不再继续签约为止。依据他的观点,每个经济行为者只能为自利驱动,他的行动与他所影响的其他人同意与否无关。当某些缔约人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而重新签订契约,在履行期内,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在契约范围内进行的。埃奇沃斯在重新签约的模型上创立了契约曲线和无差异曲线,并提出了契约不确定的思想,这成为阿罗——德布鲁范式的核心内容。埃奇沃斯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现代契约理论的人。新古典契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契约的抽象性。这种契约观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因素,变成市场自然秩序的结果。第二、契约的完全性。新古典的契约是在有秩序、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并完成的。契约条款在事前均充分说明,所以在事后能顺利实施。第三、契约的不确定性。新古典契约认识到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并认为签订的契约也具有这种特征。如何将不确定契约转化成确定契约,这也成为新古典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第四、新古典契约是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当事人关心契约关系的持续,并且初步地认识到契约事后调整的必要性。双方发生纠纷,当事人首先谋求内部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再付诸法律。它强调一种包括第三方在内的规制结构。

  现代契约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前沿理论。现代契约理论对契约不完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指出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交易对手异质性等因素导致契约的不完全性。对于契约的分类,现代契约理论区分了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默认契约),还提出了激励契约和竞赛契约。现代契约理论对契约的实施机制和最优契约设计予以了重视。在契约不完全的前提下,放松了阿罗——德布鲁范式,找出现实中最优契约应具备的特征。该理论对信息问题的深入研究揭示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并通过信号显示模型和信号甄别模型提出了改善办法。科斯、威廉姆森、克莱因和张五常等人所发展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揭示了“企业的本质是契约”。威廉姆森直接把“契约人”作为其交易成本经济理论的假定条件,指出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特征。哈特认为交易费用产生于契约的不确定性,一个不完全契约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修正并需要重新协商。克莱因接受了布坎南有关效率的定义,认为只要双方自愿谈判,自愿性市场一定会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强制解决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次优选择。现代契约理论还提出了,对于“敲竹杠”问题,可以运用收益分享契约、成本分担契约以及第三方仲裁等方式解决。但是由于信息成本过高,或信息不对称,而无法实现次优结果。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在专用性的投资中,“敲竹杠”是难以避免的。所以需要创立一种自动履行机制。一个自动履约机制不仅要依据习惯和信誉来制订,更要利用交易者的性质和专用关系将个人惩罚条款加在违约者身上。

  现代契约理论充分研究了委托代理问题,并且成为产权研究的核心(巴泽尔,1997)。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从激励的角度提出了产权分配的团队理论,而哈特和格罗斯曼认为,不完全契约所没有充分详细规定的权力即剩余权力应该归资产所有者拥有。阿洪和博尔顿(Aghionand Bolton,1992)利用契约不完全性提出了相应的资本结构理论,并指出,由于契约双方关心的利益不一致,所以控制权的分配非常重要。对金融契约的研究依据成本效应、风险分配和控制权分配等角度进行,提出了不同的金融契约对应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同时,信贷配给也被认为是基于市场道德风险特征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契约。

  对经济组织进行契约分析深入到研究经济制度的领域,特别应用于转型经济制度国家。在经济学与法律学的交叉领域,契约分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很重要的分析方法。这两个领域,代表着契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最新的方向。

  三、比较金融系统理论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作用的各种组合与比较构成了Allen 和Gale(2000,2001)的比较金融系统的主要内容。比较金融理论区分了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与金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金融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系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企业融资手段、信息处理、风险分担和参与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他们还发现,如果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金融中介可能要优于金融市场,因为金融中介可以“复制”金融市场的某些功能,同时还能签订长期激励合同,减少代理成本。

  在融资方式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Mayer (1988,1990)首次提出了融资次序的概念,并指出,在发达国家中,企业资金筹集最重要的渠道是内部资金,其次是银行贷款,最后是股权融资。青木昌彦(1994)对日本主银行的研究中强调了主银行系统对企业的控制及其在相机治理结构机制中的作用。主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对企业的监督的三阶段中解决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协调失败以及承诺问题。并且,全能银行具有私人信息,因而在降低信息成本和对非所有者的管理者进行监督上,全能银行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Benston ,1994;Saunders and Walter ,1994、1996)。这些研究表明,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中,长期银企合作关系作用比银行发挥较小作用的经济中的银企关系更加明显。这些关系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并鼓励更多地利用债务,降低依靠抵押来解决逃避努力工作的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

  在风险管理方面,金融中介理论从套利的角度来看待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Allenand Santomero (1998)从参与成本的角度来理解风险管理功能,认为金融中介通过大规模从事风险业务而将少了投资者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从横向和时间序列上,把风险管理功能划分为横向风险控制和跨期的风险分担。金融市场允许分散投资组合,对冲异质性风险,从而在一个时点上表示了不同投资人的风险感受程度(Allen ,1993)。而金融中介能提供跨期风险分担,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得失来调整资产价格,防止过度波动,从而在期限内保持了收益的平滑。

  比较金融系统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的关系。LLSV(1999)认为以银行为主导和以市场为主导来划分金融系统的差异并不是很有用,而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系统的差异更有意义。这涉及到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系统。Roe (1997)研究了美国公司财务结构的政治根源,明确提出了政治因素是美国公司财务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法律角度研究了美国金融系统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特征。La Porta(1997)、LLSV(1997、1998)和Levine(1997)的大样本研究显示,法律对各国金融系统的差异有很强的解释力;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保护小股东,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保护信贷者,则有利于银行的发展。Bernard Shull (1999)从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 Popov(1999)的研究揭示了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Pistor等(2000)也研究了转轨经济中的法律与融资关系,认为在转轨经济中,法律执行与法律特征本身比融资的影响更大。

  四、关于我国银行制度变革的研究

  对我国银行改革和银行发展的文献非常丰富,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银行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按研究对象分类进行综述。

  一、关于我国金融体制、银行改革的阶段划分

  杨培新(1994)认为,新中国金融体制发生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配套,按照列宁的银行国有化、统一化的思想,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货币发行中心、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现金出纳中心。第二次变革从1978年开始,由此带动成立新银行体系、银行机构和业务快速发展的三大变化。第三次大变革从90年代开始。龚浩成、戴国强(1997)把金融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4年以金融体系重组为特征,建立了中央银行和四大国有专业银行;1984——1992年是金融迅速发展时期,主要是专业银行的企业化以及新型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1992年之后进入全面的实质性改革阶段,决定性的改革任务是把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刘国光、邢偾思、杨启先(1998)在《中国跨世纪三大改革系列丛书》中也把金融体制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是银行体系的重建,建立中央银行;1984——1992年是初步完成中央银行的职能转变,国家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为向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转变打下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金融竞争的格局;1992年之后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赵海宽把金融体制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8年,第二阶段1989年——1992年是治理整顿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93年到1995年,是突破阶段,包括建立了政策性银行和汇率体制改革。1996年之后是第四个阶段。朱纯福(2000)采用了四个阶段的划分方法: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第二阶段1985——1988年金融快速发展,探索银行企业化道路;第三阶段1989年到1991年,整顿金融秩序,规范专业银行经营行为;第四阶段1992——1999年,建立现代新银行体制。江其务(2002)把我国金融制度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4年是准备探索阶段;1985——1996是制度框架构建阶段;1997年之后是调整充实阶段。这些划分方式存在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有的是因为历史距离现实的时间太短,因而整体的脉络并不清晰,导致一些失误;第二,在金融体制改革决策的时点上没有出现偏差,但缺乏从金融功能视角的审视,没有充分显示改革举措与新的共有信念形成和银行功能转变的时滞;第三,金融体制改革与银行制度变迁是不同的事物,针对体制变革的划分与银行制度变迁的时间是有区别的。

  二、对我国银行制度演变的研究

  大量的早期研究文献主要针对特殊时期、特殊问题进行研究,没有对金融制度、银行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历程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主要受制于制度变迁理论基础的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经济制度、转型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针对金融制度变迁的专门研究非常稀少。对银行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中。而金融体制涉及现金发放与管理、货币流通、金融管制和金融改革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内涵与外延与银行制度的概念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只从中选出与银行制度变革相关的内容进行评述。

  在金融制度的变迁来看,王廷科(1995)指出,传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本身往往被严重压制和轻视。作为金融制度核心要素的金融交易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配额交易关系”。他还指出了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非均衡性,即金融制度安排不是效率不具备最优效率,所以具有选择和创新制度以谋取制度收益最大化的动机。但该制度非均衡的概念比较模糊,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混淆了。在制度结构中,制度非均衡指某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具有摩擦,从而不能实现其最优效率。依据格罗夫(2002)的观点,在博弈的视角下,特别是在国家模型中,银行制度是依据包括政府在内的参与人博弈决定。按照“国家像一个垄断者一样行动,在不同领域设置不同的产权结构”(诺思,1990),则银行制度非均衡可能会长期存在。从金融制度演变的内生性来看,林毅夫(1999)指出,一个有效的金融体制的性质必然要符合其产业结构的性质,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社会团体的意志。在金融资源缺乏的条件下,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甚至政府垄断就不可避免。这就是我国传统金融体制形成的内在逻辑。张杰(1998)、周其仁(2001)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也采用了内生演进的研究视角。

  对于商业银行制度,国内学者一般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银行制度变革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制度进行比较,进而描述其业务管理制度安排、监管制度安排等具体安排。王江(2000)、刘波(1997)均从这个视角研究了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一般路径,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定位和路径依赖等问题。武捷思(1996)描述了我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模式和经济绩效。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启示,即从“制度——行为——绩效”的理论视角进行审视,比“制度——交易成本——绩效”的范式更有说服力。但是,这两类研究缺乏历史的跨度,没有采用历史演进的方法描述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长周期的路径依赖。换言之,对制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均未能充分研究。葛兆强(2000)指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是不同效率的制度安排替代。郭世邦(2000)提出了制度风险的概念,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

  五、银行绩效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我国银行绩效的国际比较和实证研究

  在2001年度英国《银行家》杂志第7期公布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最新排名中,按照一级资本排名,中国共有14家上榜银行,其中工行、中行、农行、建行分别名列全球1000强的第7位、18位、21位和29位。按照资产规模排名,工行、中行、农行、建行、交通、中信、招商、光大银行分别排在第15、24、39、31、91、204、223、233位。

  虽然在总规模上国有商业银行不比国外商业银行逊色,但其综合指标远低于欧美银行。从1999年全球500强中的上榜银行看,欧洲的银行业平均收入规模最大,每家为218.91亿美元;人均创造的收人和人均管理的资产最多,分别为46.31万美元和697.41万美元。北美的银行业平均实现利润最高,每家达18.15亿美元;人均创造的利润最大,为3.37万美元。我国银行创造了平均员工人数最多的记录,为38.16万人;创造了人均创造收入和人均管理资产最少的记录,分别为5.63万美元和95.50万美元。2001年的数据显示,工行、中行、农行、建行、交行的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13%、0.22%、0.01%、0.34%、0.42%.不仅如此,国有商业银行高达20%—30%的不良信贷资产也远高于欧美商业银行1%不良资产的比例。加入WTO后,银行体系不仅受到外资银行的冲击,而且内部的竞争也可能逐渐加剧。从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回报率、资本收益率、收入成本率等指标来看,新兴商业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盈利能力方面,几家新兴的商业银行与4家国有商业银行按资本利润率混合排名,结果是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名列前三名;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为倒数前4名,且与新兴商业银行差距较大,如华夏银行的资本利润率高达23%,中国农业银行仅为0.1%.总成本控制方面,四大国有银行收入成本比率最高,新兴商业银行普遍低于国有银行;资产质量方面,新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资本固化比例均远低于国有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尽管规模大,市场份额高,但经营效益却远落后于一些受行政干扰较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除了占有国内的垄断市场份额外,与生机勃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外资商业银行相比,显得有些落伍了。面对来自国内外银行的“双重夹击”,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将不容人乐观。

  2002年新加坡《亚洲银行家》杂志按资产规模排出亚洲银行300强名单,15家国内银行入选。中国工商银行排在第5位,中国建设银行位于第7位,中国银行列在第9位,中国农业银行则恰好排在第10位。与放在新西兰、中国香港、韩国、越南、泰国、印度、澳大利亚、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孟加拉、中国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大陆银行业的平均资本收益率仅高于台湾地区和孟加拉,位于第12位。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较高,占到了亚太地区20000亿美元不良贷款中相当大比例。

  武捷思(1996)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国有银行存在过渡追求信贷规模、行为中经济理性不足的特征。从股份制银行来看,由于制度层面的改进,使它们获得了更大的盈利能力。赵旭、蒋振声(2001)通过对比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绩效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我们的银行业整体效率低下,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缓慢,而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效率差异也是因为技术因素。换言之,国有银行的规模并没有带来效率增加,规模经济并未实现。沿着市场结构的特征,于良春、鞠源(1999)和秦宛顺、欧阳俊(2001)分别实证考察了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发现国有银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是不适当的规模。严格的利率官职以及国有商业隐含的非利润偏好削弱了银行市场结构与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市场结构与银行绩效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银行市场份额与规模效率显著负相关。秦宛顺、欧阳俊(2001)运用DEA[2]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简单表述为,我国银行业规模不经济。如果我国银行业已经具有了垄断亏损的迹象,那么只能用公共产品的理论加以解释。但这显然与银行业的特征不吻合。所以,潜在的解释隐藏在政府与银行之间的隐性担保、银行与企业的串谋以及我国银行的员工人数这几个因素里。当然,如果结合我国银行制度的特殊性,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困难就需要正确评价。戴相龙(2002)指出,从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开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依法存在,至今还不到8年。多年来,国家银行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到2001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从60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70000多亿元,每年贷款平均增长18%,累计上交利润和各种税款5000多亿元。

  二、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关于进一步的银行改革,大致有两种思路,其一是从银行体系的结构方面进行改造;其二是采用从产权安排的角度进行思考。从银行体系结构改造又分为新入式(new entry )和重组式两种。

  易纲(1996)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策略是扶植或至少不压抑非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而不是试图改变国有银行的行为。当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日益重要时,游戏规则将被迫改变,国有银行的行为也将随之改变。张杰(1998)认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既不是直接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也不是由国家组建金融市场,而是激励足够多并具有谈判能力的新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金融产权形式大量产生并开展交易,就会产生知识积累并逐渐被制度化,最后形成金融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法律结构等共同构成金融制度的中间结构。于良春、鞠源(1999)和焦瑾璞(2001)运用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 )对我国银行业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因而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是解决问题的条件。易纲、赵先信(2001)不仅批评了国际银行业集中的趋势,而且认为银行规模与银行效率并无正相关,我国银行业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行业结构问题,因而主张尽快放松行业准入管制。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则从银行机构的规模与非金融性企业的规模非对称性的角度对我国银行业的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冲突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突出表现是中小型银行发展不足,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大银行,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其政策建议也是放松行业准入。

  刘锡良、罗得志(2001)指出,我国的金融结构具有“双重垄断”的特征,即“信贷市场垄断整个金融市场、四大国有银行寡占信贷市场”,其合理的推论是:四大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寡头串谋,而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银行则需要寻求生存发展空间;双重垄断的金融结构必然导致国有银行的X ——非效率,而积极的股份制银行必须寻求X —效率。孙天琦(2002)认为金融组织结构是一种寡头垄断、大、中、小共存的结构。Porter(1980)指出[3],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垂直整合、业务能力扩展和进入新业务等三种战略决策可供选择。对于银行体系而言,进行体系重组以提高整个体系的竞争力,正是当前值得充分关注的问题。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0%,所以,银行体系的重新构建的关键就是解决国有银行的体系架构。由于实证数据显示,我国国有银行已经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机构扩展时代的遗留问题。非经济利益驱动形成的大量的分支银行网点必须减少,否则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沉淀成本,还将严重地侵蚀整体的盈利。所以,缩减分支机构,转向“大银行、大城市、大行业”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姜建清(2002)表示,工行从网点最多时的47000个到如今只剩下28000个分支机构,撤掉的网点达到近两万个,而且主要集中在县级网点。其实,建行、中行和农行都开展了撤并县级网点的行动,并逐渐接近尾声。目前除了农行还有部分县级网点存在之外,其它三家银行的县级网点已禁闭大门。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经济领域金融格局正悄悄地发生根本性转变。关闭县级支行,在信贷市场上局部退出,是对信用集中的反向操作。对于国有银行局部市场退出之后留下经营地带,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姜建清在2001年12月的“中国:资本之年”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我们退出的一些市场,中小商业银行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吴晓灵在该论坛发言强调,如果白手起家,新生银行很难抢占市场。拥有机构和业务的银行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更利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

  在当前的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下,新入式改革很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风险。由于金融风险在短期内难以被识别,当正面的竞争加剧时,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国有银行退出的区域,应该进行严密的经济分析,确定其亏损的性质。其次,在决定进入时,应以重组为主,而非以放松市场准入条件为主。江其务(2002)指出,我国现有41755户农村信用社[4]、200多家城市合作银行,这均是重要的力量。需要通过这些机构的重组和功能扩展为主体填补国有银行退出的领域,如果简单采用再建的策略,除了导致短期竞争加剧的局面之外,还可能使整个金融体系的存量资产效率并不能增加。王江帆、严谷军(2002)指出,从市场型重组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市场型重组具有很高的效率,而且不会对政府产生较大的成本。通过对利润的追求,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增强资本充足率,这是向国有银行退出领域扩展的最优选择。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操作,才可能发挥当前有限的银行人力资源。市场型重组要尽可能降低财政资金的介入,使重组后的机构具有明确的产权。市场化重组能真正化解金融风险的原因在于:一、有助于从营运机智上对被并构的银行进行重构,将优质的经营理念灌输到效率低的机构中区,建立银行恢复活力的内生机制;二、重组本身也是一种淘汰机制,通过把资产质量低下,经营风险巨大的银行机构淘汰出局,有利于在当前整体风险上升,流动性冲击爆发的可能性较大的时期降低风险。换言之,通过重组实现问题银行的市场退出,具有明显的风险改善的特征;三、市场主导型重组还能推动金融机构和民众强化风险意识,培养行为后果的承担机制,从而增强自我风险约束。在这一点上,重组压力与经理人市场的建设具有相同的作用,均可以激励代理人。

  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外资银行进行一定限度的融合是必要的。吴晓灵(2000)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提出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互补关系。[5]从中资银行的网络优势与外资银行的技术优势来看,一定限度的融合能大大增强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并分化外资银行的阵容。WTO 并非将竞争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从整体的金融效率增进的角度来看,中外银行的各取所需会提高整体效率。局部融合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竞争加剧的性质,但可能导致银行的X 效率提高,一定范围的股权合作也能对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起到一定的推动力。中外银行机构之间的合作将会导致什么局面,这仍是一个未充分研究的领域。

  江其务(2002)指出,我国金融组织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准市场组织的发展,促进合作竞争提高对古典竞争的替代,以机构间的混业合作为混业经营做好准备,通过业内整合,形成寡头集团的基础上,培育我国混业金融寡头集团。江其务进一步指出,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性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效率的市场性寡头主导的金融业组织结构。除了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之外,为了与新经济的小型化、个性化特色接轨,应该注重发展低交易成本、具有产权结构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灵活经营的民营商业银行。而这一切,均需要以隐性担保的消散为前提。

  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重点。从最新的论述来看,刘伟、黄桂田(2002)批评了SCP 范式,认为银行业改革的方向是产权结构改革而不是市场结构改革。运用SCP 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体系重构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该理论主要运用经验统计和回归分析,所用的资料不具有一般性,不仅缺乏理论基础与逻辑上的一致性,而且忽视了银行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别。二是其政策涵义不准确,反垄断的认为政策不应该以是否影响竞争为目标,而应以是否影响效率为目标,竞争程度与小之间并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同时,放松市场准入条件,所生成的小银行是否有竞争力呢?熊彼特(1937)认为,大银行在创新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小银行则不能成为创新的推动者。Lawrence S Ritterand Williams L.Silber(1991)指出,美国大量的小银行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受其规模限制不具备创新能力,也不可能实现成本最优化。它们不是市场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认为的反分支机构法案使得它们逃避了市场竞争。如果不是相关法案的保护,如此众多的小型银行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米建国、李扬、黄金老(2001),李扬、黄金老(2002)认为依靠增加激励的商业化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对国有银行进行产权改革,提出了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的政策建议,并试图论证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可行性。李扬(2002)指出,国有银行上市不能考虑部分上市的方案,一定要整体上市。相对于国有银行私有化的建议,这个观点比较温和。

  六、银行的风险和代理成本

  一、基于风险的考察

  银行自身的高杠杆具有很高的风险特征,而且这种风险是内生的。D.W.Diamond andR.G.Rajan (2002)解释了金融脆弱性可能是因为金融体系创造流动性和信用的必然结果。他们用模型清晰显示银行的非流动资产与流动性负债之间的联系,并显示银行在创造流动性的同时创造了风险。Anil K.Kashyap ,Stein and R.G.Rajan(2002)做了类似的工作,他们的模型显示,存款需求与贷款承诺中均存在协同效应。换言之,只能通过破坏银行自身的功能才能消除脆弱性,获得绝对的安全。Jun-Koo Kang and Rene M.Stulz (2002)也对银行对经济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他们指出,日本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了价值,当银行出现困难的时候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水平。这种关系不是可反复的因果关系,即并非企业出现投资能力下降而导致银行危机。这与冰岛完全不同。在冰岛,银行与企业之间是因为企业出现了问题而导致银行的危机。Takeo Hoshi and Kashyap (2002)对日本的银行危机做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指出日本可能会在2005年之前实施银行国家化,以提供足够的流动性。Edward J.Kane(2002)提出,近年导致全球市场不稳定的银行危机是无效的银行监管造成的。银行风险和银行危机不仅导致银行本身破产,还会导致大范围的支付危机。这在历史多次的银行危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银行部门的风险释放过程,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全面衰退,这是银行风险外部性的表现。

  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银行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流动性危机,而流动性创造的功能主要于规模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的银行具有越强的风险吸收能力,但随着规模的增大,风险控制能力的增加逐渐减小。Matutes and Vives(1996)提出了规模与风险存在反向关系的假设,并探索了这种环境下的最优。另一个例子是罗切特和蒂罗尔(1996),发展了一个互助银行监管模型,以研究“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银行教条。

  Krishna B.Kumar,Raghuram G.Rajan,Luigi Zingales (1999)通过区别“技术性的”和“组织性”的规模增大机制,对15个欧洲国家的企业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面对着巨大的市场时、官方支持时,企业规模较大。从行业来看,资本密集行业、高工资产业和需要巨型的R&D 的企业、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企业均具有很大的规模。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司法体系的效率高的国家,企业的规模大。与制度相关,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企业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相关性[6].显然,银行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银行规模大型化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就银行规模大型化,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大型化的动因中,仍然没有权威的理论。对Diamond 基于创造流动性的考察进行推导:既然银行体系要通过制造风险的方式制造金融功能,那么就必须通过一种非技术性的组织策略来降低风险。[7]艾伦、盖尔(2002)指出,合并银行的好处之一是将不对称信息内部化,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供流动性。所以,一个拥有很大数目的相对较小的银行系统可能比一个只有几家大银行的银行部门更容易导致金融不稳定。当然,在考虑银行系统的时候,这不仅与单个银行的规模相关,而且与银行体系的结构和银行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关。

  熊彼特(1937)认为,银行的规模越大,越具有创新能力。这是因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从银行创新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创新均是增大银行自身的风险,例如NOW 账户,增大了资产负债表风险。同样,也只有大银行才能发售高风险的衍生品,例如卖出看跌期权。企业创新的基础是人力治本,银行创新的基础是规模。这正是基于银行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银行需要首先控制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扩大规模,进而才可能在规模上升后进行工具创新。

  二、两种代理成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企业治理结构其实是各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合约所形成的彼此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对企业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形式。资本所有者是企业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利益主体,决定资本所有者究竟是股东还是债权人的融资方式,也就成为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之一。Aghion和Bolton(1992)认为,融资结构的选择其实是控制权在不同证券持有人之间分配的选择,最优的负债比例是在该负债水平上导致企业破产时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债权人。Hart(1995)指出,关键问题是设计出合理的融资结构,以限制经营者的机会主义倾向。

  在股东治理结构框架下产生了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所有权与控制分离的治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导致“股权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地阐述了股权代理成本的含义,指出所有者在治理结构框架内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可能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而受到削弱。影响股东控制权程度的主要因素有:1、监督成本的差异。有效监督代理人的监督成本越高,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小。一方面,很大的监督成本意味着监督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监督成本越高,小股东越是缺乏监督的积极性,越有可能选择“搭便车”的策略,从而越有可能降低大股东的监督积极性。监督成本的大小与股权集中程度有关。2、股东差异。从性质上区分,股东包括个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股东差异也是影响股东控制程度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分散的个人股东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能力上的监督优势以及更高的监督积极性,Fama(1985)认为银行如果成为股东,将是企业最有效的监督主体。Carter(1992)认为,对公司的监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投资者,如果机构投资者不履行监控职责,对公司的监控问题则很难解决[8].3、股权契约内容规定上的差异。股权融资契约对股权所有者对企业资源的控制权做出了规定,如股东投票权限的大小,投票比例等产生于习惯、法律等制度性差异。4、市场控制。市场控制是指通过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一种外部控制机制,即所谓的“用脚投票”的监督方式以及并购和接管。当股东无法从内部有效监督经营者时,他可以选择出让股份而退出;同时,当由于经营者经营不善造成公司绩效低下时,通过公司并购和接管更换经营管理层的机制始终是存在的,对于现任经营者而言,并购的威胁可以有效地缓解和抑制企业治理中的代理问题。但是,市场控制机制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首先,资本市场必须高度成熟,其次,公司股权相对分散,最后,股权必须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当债权人引入公司治理后,在投入资本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或减少债务融资还会改变所有者的股权份额,在经营者也持有公司部分股权且股权数额既定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意义重大。Jensen与Meckling(1976)指出,增加经营者的股权份额或者使其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就可以减少或避免“股权代理成本”。在投入资本总额及经营者股权既定的条件下,增加债权资本会相应减少股权资本,从而增大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但是,增加举债筹资的数量又会产生另外一种代理成本,随着经营者股权份额的增加,经营者和(或)其他股东为了追求高额的投资回报,往往热衷于把资本投入高风险的项目,原因在于,如果项目成功,经营者和(或)其他股东会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如果项目失败,有限责任制度会把失败转嫁给债权人。因此,这种代理成本其实是在债权人把资本委托给企业经营者和股东经营的过程中,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可以称为“债权代理成本”。均衡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于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的平衡,即股权融资的边际代理成本等于债权融资的边际代理成本。由此可见,债务融资方式的控制效应主要体现在:

  一、引入债权人有助于缓和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当资本投入总额一定时,用举债融资部分替代股本融资,可以增大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

  二、引入债权人有助于抑制和缓解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代理问题,加强所有者对公司的控制。对代理问题的抑制和缓解,既来自于经营者股权份额的上升,也来自于以下的原因:第一、负债融资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缩减了经营者低效使用资源的空间,限制了经营者的工作消费。按照Jensen(1986)的定义,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以低于资本成本的收益率进行投资的现金流量,而这种现金流量超过了所有可以带来正收益的净现值。在无法有效监督经营者的情况下,经营者倾向于把自由现金流量用于满足自身效用,从而造成企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第二、债务可以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9]

  三、债权代理成本增加可能使债权人利益受损。如果假定银行债权人具有完备信息,那么债权人可以预期到债权代理成本,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用脚投票)避免承担这部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代理成本由经营者和(或)其他股东承担。但正如Simon (1961)所言,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七、银行的产权选择

  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中,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相差很大。出于控制风险和降低债权人代理成本的动机,银行应该具有怎样的产权结构?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

  一、大股东与小股东

  大股东与小股东具有完全不同的治理能力,所以其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异。小股东不能控制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小股东在监督经理人的行为中选择“搭便车”。[10]大股东会出于自身的利益控制银行内部人。Stiglitz(1985)认为,保证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使公司股权集中。极端情况下,个人或单个家族拥有公司,有极大的动力使其价值最大化。Slhleifer and Visny (1986)和Huddart (1993)的模型显示,公司价值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但也有例外。Admati,Pfleiderer and Zechner(1994)指出,因为大股东规避风险,所以相反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对于股东结构的研究表明,大股东的存在能增强公司价值,但如果大股东更倾向于控制风险时,就能有效控制风险。换言之,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个或多个风险规避的大股东往往能成为降低银行风险的重要机制。

  Burkart 、Gromb and Panunzi (1997)考虑了大股东的监督成本和收益时,得出一个崭新的结论。他们指出,持股数量的上升可能会限制事后的资源滥用,但也可能打击管理层事前的创造性。Bolton and Von Thadden(1998a ,1998b )发现,大额控股与资产流动性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即大额控股带来监督能力上升但也导致流动性下降。所以,在大股东与小股东这样的结构分析中,控制力、流动性和创造性之间存在着权衡关系。

  二、私人股东与公共股份

  shleifer(1998)对于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进行了一次概括。他认为私有产权的激励功能产生“持续的活力”是私有制度比共有制度的优势。但这只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由于并不运用在特定的产业,所以与“国家像一个歧视性的垄断者一样,在不同的领域设立不同的产权”(诺斯,1992)相抵牾。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1998)采集了49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外部融资主要取决于法律体系对小投资人的保护力,而且这同时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他们通过法律特征和法律实施的力度的研究发现,采用法国民法体系的国家具有最弱的小投资者保护和最弱的资本市场。这个实证研究至少给出了一个启示:法律的外在制约可能导致外部融资机构采用不同的产权结构。

  在一些特殊的例子中,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只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大股东,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大股东。同样,私人股权与公共股权可以被清晰地认识,但不能有效地实施。例如,1990年,通用汽车两个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对前10年的利润不满,并试图在总裁退休、总裁继任者的选择上发表看法,但这遭到了管理层的断然拒绝。管理层的拒绝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两个最大的股东的持股额均不超过1%(Mark J.Roe ,2002)。[11]暂时不考虑银行巨型化的动力来源,简单从银行巨型化这一事实中就可以看出,如果银行股权的分布越来越离散,那么银行的私有产权就逐渐会被变成公共资产,被银行内部人所把握。如果银行股东太多,难以克服沟通成本时,或者在投票的“不可能原理”发生在股东大会上时,银行经理人不仅拥有了全部的经营权,而且拥有了人事权,从而成为了经营权的世袭者。银行的内部人控制在很多国家表现得很充分。

  把国家的作用考虑进来,由于银行具有“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法则,大银行出现危机时,就只能采用“国家化”以提供流动性。由于国家具有主权信用,这成为起承担最后风险的基本理由。正如存在日本可能会在2005年之前实施银行国家化的预期一样(Takeo Hoshi andKashyap ,2002),我们必须充分理解一个事实:基于对绩效的考察,股权集中可能是有必要的;基于风险控制,股权集中,甚至是国家化也是必要的。

  另外还存在一种产权模糊化的趋势。在转型国家中,由于外部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大量的私人部门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国有化特征。[12]产权模糊化是为了获得产权保护,而且能获得国家资源实施中便利。华民(1998)、罗金生(2002)认为银行模糊产权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中小银行往往会要求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模糊的所有者加入其经营活动,分享银行的收益,并帮助银行解决由市场不完全所造成的各种不利于银行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的信息与制度障碍。在这类银行的产权中,政府的产权大多是虚拟的,甚至无法计算。当然,他们的论述中主要描述了信息不完全(而不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银行产权模糊化,而没有从风险规避的角度进行考察。在风险规避的情况下,特别是本身已经积聚了大量风险之后,银行利用产权模糊化的方式改变储蓄人的预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其次,由于渐进式改革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很高,私有产权是否能获得有效的保护,也是以一种风险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银行产权模糊化过程,与其说是产生于信息不完全,不如说是产生于风险规避。其次,如果国家是强大的,即掠夺型国家,那么任何组织成为国家的代理人都将是有利可图的。在泛政治化的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经济组织的国家化和私营化总是交织在一起。

  三、基于银行治理的产权安排

  严格来讲,如果缺乏相应的公司治理安排,任何形式上的产权界定都可能是无效率的。基于契约理论和公司治理系统(governance system )的研究,这一观点浮出水面。任何治理系统只是因为契约不完全而派生的问题(Zingale ,1998),如果契约是完全的,以控制权分配为核心的治理问题可以通过事前的谈判来解决,所以治理系统本身是不需要的。[13]产权界定与控制权分配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产权界定的成本在控制权分配的边际上递增。意思是说,49%到50%这一个产权界定和交易的成本最高。而1%到2%之间产权交易成本很低。产权的价格是由控制权交易市场的均衡条件得出的。

  其次,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大,内部人获得控制权的可能性上升。如果考虑代理人之间的串谋,产权界定的功能并没有真正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变成一个风险承担者的概念。Berle 与Means (1933)认为,由于公司所有权分散在如此众多的股东手里,股东已不再能真正行使权利,去监督经营者的行为,股票持有者正在失去对其资源的控制,随着股权的扩散,所有者利益与经营者利益冲突的结果总是以有利于经营者一方而结束。

  第三,企业和银行的内部人可能通过获得控制权而侵害股东的利益,但股权人也可能掠夺其他利益相关人。Grossmann and Hart(1980)敏锐地指出,如果存在企图增加公司价值的敌意收购者,则现有股东有强烈的激励去搭便车。这也被后来的实证研究所证明。另外,La Porta,Lopez-de-Silanes and Zamarripa (2002)构造了一个“打劫”(looting )模型,表明了银行股权人对债权人的掠夺。在银行被裙带关系操纵的情况下,关系融资常常是银行与持股公司之间的“内部人”交易。这种交易极易导致银行资产的流失甚至破产。相对于非关系贷款,一方面,银行内部人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对关系借款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监管,即使出现了违约的情况,借款人也会被处于轻微处罚甚至免于处罚;另一方面,关系贷款在抵押、担保、期限等条件方面往往更优惠,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关系借款违约的动机,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许多国家,关系融资均是存在的,银行会向银行股东拥有的公司发放贷款。La Porta,Lopez-de-Silanes and Zamarripa (2002)对墨西哥商业银行贷款的研究发现,20%是关系贷款(related lending )。这些关系贷款利率比其他商业贷款低4%.其中有33%是采用默认契约,而偿还率比非关系型借贷低30%.这是银行股东“打劫”(looting )的证据。

  Diamond (1984)提出了“谁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他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以及向存款人保证固定回报来解决金融中介对企业的监督。但Hellwig (1998)发现,中介和企业常常互相勾结以限制外部人的权力。所以,就中介的行为来看,对企业的监督以及对债权人利益的掠夺成为当前主要关注的焦点。在对于债务的研究中,尽管很多研究认为公司举债可以起到担保机制(commitment device ),但就银行的债务而言,并非如此。从债务清偿的担保品来看,Eaton and Gersovit(1981),Allen (1983),Diamond (1989)提出了标准答案——信誉。他们的模型均显示了事前和(或)事后的谈判中,信誉是保证债务安全的最重要的手段。但Bulow and Rogoff(1989)也指出,仅依靠信誉是不足以保证债务安全的,仅依靠信誉在很多时候不起作用。就银行面对巨大的债务时,基本的信用制度也许是有效的。同时,一定的外部压力和监管可能也必须纳入思考。

  第四,股东的异质性可能造成事后谈判无效率。一般的假设是企业的股东具有一致性,具有追求盈利的共同驱动。但是,这个假设在银行领域显然不适用。比如,在很多国家,国家都持有银行的股份。所以,银行的股东的异质性导致事后谈判不能产生效率,即科斯定理不能成立。但从风险的角度来考察,由于银行风险的向上传递的趋势,所以国家在银行风险的控制方面具有最强的激励。

  Fama and Jensen (1983a ,1983b )提出了“治理体系的效率也可以用风险配置的效率来表示”的观点,这是组织结构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的一个基石。按照他们的观点,如果不同参与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不同的冲销风险的机会和能力),那么风险配置的效率在于把剩余风险配置给风险厌恶程度最低的参与者。对于银行而言,委托人的风险偏好与一般企业完全相反(见上文),那么剩余风险就不能配置给委托人,而应该配置给风险偏好程度最高的低层代理人。但是,如果用严厉的惩罚来显示这种配置,就会面临上述的创造力与约束力之间的权衡,表现为银行在风险和盈利能力之间的权衡。假设银行的经理层没有能力以资产形式提供抵押,由于其人力资本投入不具备抵押特征[14],所以这种配置方案最终无法实现。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启示,银行的风险不应该被配置给股东和债权人,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能逃脱。而且,当银行的风险上升时,潜在的损失将主要由债权人来承担。债权人一定需要一种转嫁机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银行产权和治理并不能有效解决风险配置的外部介入。但用以构建这一体系的成本以及存款保险导致银行经理层采用更为冒险的经营策略就是这种治理系统不良的制度成本。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对于风险外在化的反应主要是两种,要么通过外部的存款保险延续这种治理结构;要么直接参与银行,成为银行中的异质性股东,以保证银行的安全[15].

  此外,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现实:产权是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博弈的前提(汪丁丁,1996)。在基于风险和债权人代理成本的博弈中,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害的可能性最大,这在部分上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国家参与银行具有严密的合理性。La Porta,Lopez-de-Silanesand shleifer(1999)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除了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小投资者受到较好保护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公司的股权并不分散,或由国家和家族控制。所以,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均衡,法律成为我们进一步扩大银行治理系统研究的关键问题。

  简言之,银行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中,最需要考虑的是风险和债权人代理成本问题。股东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可能成为我国银行产权改革中最可怕的问题。一定需要信用基础和外在的制约。股东很可能无视债权人的利益,做出逆向选择。事后最可怕的是股东的道德风险,而不是银行经理层的道德风险。由于关系型融资,股东的道德风险是难以防范的,这也必须从法律的形式予以约束。如果在新银行的设立中,股东为了获得关系型融资而建立银行,这种逆向选择将会是决定新生银行是否有效率的关键因素。

  八、民营银行

  自从徐滇庆(1998)提出我国应该建立民营银行之后,形成了针对民营银行的大量讨论。2000年11月北京大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上,林毅夫、张维迎、王燕等成为民营银行主要的倡导者。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民营银行的必要性提出的。但是,对于民营银行的概念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明确。曾康霖(2002)认为,民营银行是相对于官营银行或国有银行而言的,“只要这个银行的产权为民间所有,由经理层独立自主经营,以盈利为目的,资产的所有者享有对净利润的分配权”,就是民营银行。换言之,民营银行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银行。姜波克、蒋冠(2002)给出的定义是:民营银行是我国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现有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国现有银行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必要补充,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向民营企业、城乡居民定向募集资本而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银行业务、依靠银行自身信用,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组织。他们的定义强调了民营银行的合法性和对银行体系的补充性,并指出民营银行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均表现了我国民营银行产生的现实条件,与“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化机制来经营,并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有明显的差异。强调“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化机制”的概念并不切合我国当前的转型经济现实,显得太理想化。

  一、必要性

  樊纲(1998)指出,非国有经济对GDP 是贡献高达63%,对工业生产的贡献达到了74%,而只获得了融资的30%.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巨大差异要求发展民间金融,特别是民营银行。从这个角度上,民营银行也被认为可以补充我国的金融结构,丰富我国金融体系的微观构成。

  其次,民营银行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增加银行体系的竞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的目的。姜波克、蒋冠(2002)指出,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银行的过度垄断将损害经济效率。Sussman(1993)对64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垄断性银行市场导致了银行的不完全竞争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徐滇庆等(1998,2002)认为民营银行将在WTO 的银行竞争加剧中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的“第二道防线”。这个观点的核心是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低下,很难抵御外来的强大竞争压力,所以需要以放松市场准入的方式增加民间银行,从而改善银行竞争的格局。这种看法的错误性在于,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抵御竞争,出现流动性冲击,那么将导致整个国内金融体系陷入全面的流动性危机,民营银行也不能幸免于难,更不用说起到“第二道防线”作用了。

  从体制外竞争性促进的作用理解民营银行的必要性是有益的(姜波克,2002),但从中小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待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却导致了误区。林毅夫、李永军(2001)基于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非对称性角度提出需要放松准入条件的建议难以得到证明。德国和日本的情况说明,大银行不一定是中小企业融资资源不足的原因。随着全球性银行业合并,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银行规模与企业规模逐渐拉大的趋势,这也不能用规模对称的观点来看待。换言之,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与自身的产业成熟程度、财务风险、信息披露不足等因素相关,不能简单地归入银行结构的问题。同样,在美国的小企业融资安排中,风险投资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说明融资安排还与企业自身的其他特质有直接的关系,如技术水平和治理结构。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简单把中小企业融资需要中小银行,特别是民营银行是出于“所有制歧视”的观点的结论,并没有充分思考“规模歧视”和其他相关的问题。

  二、可行性

  在民营银行的可行性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大多数争论集中在民营银行是否具有生存空间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上。认为民营银行可行的观点主要认为民营银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针对大银行的“规模歧视”,其实质是由于小企业信贷需求千差万别,信息离散度高,贷款需求具有贷款计划性差、贷款数额少、贷款次数多、管理成本高等特点。[16]所以,从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的特点来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确很难向这些企业发放信贷。相反,这就成为了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

  这种信息优势究竟有多大,能获得多少盈利空间,这是没有被实证研究揭示的问题。所以,在信息优势方面不存在明显的争议。相反,在民营银行的信用基础上和自身的风险控制上,存在激烈的争论。在国有银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民营银行并不具备天然的信用基础。为了解决民营银行的信用基础问题,有人提出了建设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议。但出于民营银行的定位,民营银行开始肯定是小银行,其承担风险的能力一定较差。由于银行在创造流动性的同时把自身的风险创造了出来,所以,其风险承受能力是重要的。按照“小对小,私对私”的观点建设小型民营银行,可能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上升。风险上升也必将向上传递给其他银行,最后对中央银行形成压力。所以,在风险和债权人代理成本的框架下,民营银行的信用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民营银行不能获得信用基础,其发展中必然受制于吸收存款的难度。曾康霖(2002)、王自力(2002)从信用环境的角度论证,如果信用制度的建设不完善,民营银行兴办不起来,即使兴办起来了也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可以这样认为,民营银行的经营机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制约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和银行内部人与企业之间的串谋行为,而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足将会是致命的。所以,关于民营银行的退出机制,也必须在设立时同时形成。

  罗得志(2001)指出,政府只会在金融效率与金融控制权之间做有限度的替代,可以为了控制权而牺牲效率,而不会为了效率而放弃控制权。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过程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点。政府的有限理性将限制民营银行的发展,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中的制度性限制。出于风险上升的考察,即使完全理性的政府也会首先健全基础信用制度,健全银行治理体系中的风险配置机制,才可能放开民营银行的禁令。所以,从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民营银行制度创新“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产生于某些人头脑中的高尚理念,是依据不断演进的制度环境进行不间断的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从进化博弈的角度来看,政府的知识更新将是效率与控制权之间替代关系转换的关键。民营银行也是政府与银行契约中的一部分。熊继洲、罗得志(2003)研究了台湾民营银行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指出台湾银行过度(overbanking )的教训主要在于金融二元结构、官僚主义多元治理和变革超速。这对我国民营银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准入路径选择

  在我国民营银行制度创新的准入路径选择中,也存在争议。林毅夫(2001)主张放松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银行业的完全竞争。银行业能不能实现充分竞争呢?按照Stiglitz(1998)的观点,银行不能实现完全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的竞争悖论:不竞争不足以提高效率;完全竞争则会导致银行破产,而银行破产具有巨大的外部不经济性。所以,林毅夫(2001)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同样,如果完全放松银行市场准入条件,民营银行一定会空前繁荣,银行业的过度竞争将会巨大的风险。所以,市场准入放松一定要相当的门槛。

  其次,从地方政府的作用来看,一定会在银行体系重构的进程中尽量保障或弥补自己的利益。王欣欣、金栋(2002)认为民营银行应该以社区银行或中小企业银行的方式进入,服务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该观点反映了当前银行体系重构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向中心城市收缩,加上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对大城市的占据,整个银行体系需要弥补国有银行撤除的区域。这也给民营银行留出了巨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提高整个体系的互补性。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策略也于地方政府的意愿相契合。通过兼并、重组、收购信用社,就可以实现其扩张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民营银行的国家化和地方化趋势,而且还取决于对于收购的谈判。如果出现地方政府强迫民营银行重组资产质量低下的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的性质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可能逐渐丧失其自我经营的特征。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Banking System in China:A Review

  Luo De-zhi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the contract theoryand the compared financial systems theory ,this article gave a comprehensive reviewon the evolution of banking systems in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respects.They includethe evolution history ,the banks performance,the future of banks,risks andagent costs for banks ,the property right arrangement based on banks governance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ed banks.

  Key words :the evolution of banking systems ;the contract theory;performance;property right arrangement ;private-owned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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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罗得志(1973-),男(汉族),四川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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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度的可自我实施特征很重要。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存在无穷推理的困境。如果需要第三方实施,那么谁来监督这个实施者呢?是不是需要另一个实施者来监督初始的实施者呢?

  [2]DEA 是一种线形规划方法,由Farrell (1957)和Charners(1978)等创造,主要用以度量特定市场中投入产出相似决策主体的相对效率。

  [3]Michael E.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4]江其务(2002):“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组织结构优化问题——面队金融国际化潮流的一种思考”,《财贸经济》,2002年第3期。

  [5]竞争与融合,是当代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对于提高银行的X 效率,这两方面均是必需的。

  [6]NBER working paper.No.w7208,www.nber.org.

  [7]其逻辑很简单,既然银行要制造风险并制造自己的功能,就一定需要其他行为来控制不可承担的风险。

  [8]股东差异不仅表现在监督能力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风险偏好方面的差异。

  [9]即Hart and Moore(1990)阐述的“债务的担保机制”。引入债权人之所以可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实际上是因为债权人分担了股东的代理成本。所以,两种代理成本的权衡成为影响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

  [10]小股东不具有监督功能,这在全世界均是被清楚观察到的。

  [11]换言之,清晰的产权界定并不能超越内部人控制的陷阱。这是思考银行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12]在很多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产权模糊化的特征均很明显,如巴西、墨西哥等。

  [13]在接受“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一契约经济学的观点的基础上,银行本身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联结。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控制权分配是重要的。

  [14]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特定的人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人力资本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正是这个特征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使用,即人力资本不能作为抵押品。

  [15]同样,银行监管的动机也在于此。由于银行风险最终会成为政府和国家的负担,所以国家以金融监管的形式介入银行的治理系统。其介入的方式取决于相应的制度环境,以及在效率和风险之间的权衡。

  [16]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只占大企业的0.05%,贷款频率为大企业的5倍,所以管理成本也是大企业的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