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狂涨的背后——通胀前兆?

  国庆长假过后不久,与人们经验里的物价回落走势恰恰相反,全国范围内农副产品突发性大幅暴涨,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都在短期内猛然走高:10月16日~19日,我国粮食主产区小麦价格突然强劲上窜,平均涨幅40~80元/吨(其中小麦大省河南由1020元~1120元/吨涨至1090~1120元/吨甚至更高);与此同时,玉米价格出现反季节性上调,华北地区同比价位上涨80~120元/吨;而在安徽,油菜籽和水稻收购价格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20%和10%左右。粮食的涨价,直接带来了面粉(大米)、油、肉、蛋等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其增幅在5%至40%之间不等。

  短期内农副产品如此大面积与大幅度上涨,是自1997年以来所未有的。有人推测是由于农业歉收造成,也有人认为是人民币汇率潜在浮动引发。不容否认的是,粮价暴涨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供需关系的转变——粮食专家将粮食涨价归因于粮食生产自有的丰歉周期(夏粮减产和秋粮收成不佳)以及粮食供给能力受到抑制;从国际上来看,去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粮食歉收严重,小麦价格暴涨,而今年欧洲粮食严重减产以至于世界粮农组织再次调低世界粮食库存——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油脂市场上大部分主流品牌均以美国大豆为主要原料,中国已成为美国大豆的头号采购国,而美国大豆因夏末的高温干旱天气将大幅减产,其减产幅度远远超过该国农业部门的预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类产品期货因此暴涨,创下6年来新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国内此次食用油价格的大涨。

  供求关系的逆转成为这次农副产品价格暴涨的主流解释。

  不可避免的,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会直接或者间接带动其它商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从而造成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5年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上年或当年粮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我们就不能不极为关注这次粮价暴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这一次粮油价格的全面上涨是否预示着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开始?

  在国内生产资料领域,早在此前,价格已出现不同幅度的涨升,同属四大工业原料之列的钢材、天然橡胶、石油等价格涨幅更是惊人。2002年12月份,全国钢材价格指数比年初上涨7.6%,天然橡胶上涨40%,石油上涨19%.2003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价格上攻行情:3月下旬,全国钢材平均吨价比去年12月份又上涨数百元,有些品种的市场价格已经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天然橡胶则连续数次暴涨,每吨价格由去年12月份的11000元急剧上升到15000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近1倍;石油及油品价格同比涨幅在3成以上;煤炭保持了2002年以来稳中有升态势;其他一些原材料如铜、铝、化工产品等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8月份,生产资料(特别是钢材)的涨幅已达到严重威胁相关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的程度:其中,造船业、中小型电机行业今年极有可能面临全行业亏损,而家电业声称钢材涨幅已到其自身可以承受的极限。

  按常理而言,生产资料如此大幅度的价格提升,必然会引发下游产品的连锁反应,造成全社会商品价格普遍性上涨。然而与之相悖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这种上游产品价格的波动,却只能部分地传导,具体表现在下游企业只能以大大低于原材料价格涨幅的水平提高其产品的价格,某些产品价格甚至下行。来自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累计,在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同时,汽车和机电类等下游产品价格指数则继续向下滑落,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1%和1.1%;其它如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甚至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农副产品等,更是面临激烈的价格大战。

  就我国企业目前整体经营管理水准及劳动生产率而言,要想消化如此之大的原材料涨价幅度而不在或很少在最终环节表现出来,似乎极不现实。最为可行的两种解释,一是社会对最终产品的有效需求(指具备购买能力、动机与行为的需求)严重不足,一是因为终极产品大量库存的存在而对市场产生的有效抵冲。中华商业中心最近的测算数据证实了后者——我国目前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大于求的有513种,占总量的85.5%;供求平衡的87种,占14.5%;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因而,有些学者与专家断言,只要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就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供需关系转变导致的生产资料(包括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也就并不意味着经济过热。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不久前在《2003中国(广州)夏季期货论坛》上发表“慎言经济过热”的言论,主要通过五个同步现象(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同步、与效益提高同步、与涉外经济增长同步、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同步、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来说明我国目前经济的良性发展。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M2增量发行之忧——通胀的诱因?

  按照传统经济学基本理论,通货膨胀的唯一诱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货币,使“货币总量”相对于“商品总量”不断增大,从而导致单位货币实际购买力的降低。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就是物价普遍性上涨,货币贬值(须注意的是,这里的货币贬值与国际间由于汇率的变化导致的一国货币相对于另一国货币的贬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物价普遍上涨却并不意味着就是由通货膨胀引起。

  这里的关键在于国家对货币发行总量的控制。

  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今年第3季度金融统计资料,截至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8.5%,市场货币流通量(M0)同比增长12.8%.也就是说,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均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

  M2的适量增加幅度,应该等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而我国已经有5年以上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于此,这就不能不导致我国的M2/GDP 比例逐年上升,目前更是急升至192%(此数据来自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的分析,而吴敬琏先生最近称此比例为170%),远高于100%-140%的世界普遍水平。而在全球各经济体中,M2/GDP比率高过中国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

  导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M2近几月来急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对冲人民币升值预期,央行购买大量外汇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

  今年上半年,由于外资的持续大量涌入以及中国出口外汇收入大幅攀升使得中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国际外汇市场更将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看作是人民币被低估的证据;在今年年初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上,由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一项旨在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提案以及随后美国财长约翰·斯诺的访华,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推至顶峰。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加强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热钱”持续回流中国境内,而由于我国目前仍实行外汇管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这决定了中国央行必须不断地用人民币从各商业银行买进美元,从而要求中国央行不断增发更多的人民币。

  为维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近来中国央行每日平均购买6亿美金。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由此认为,中国央行买进美元以阻止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导致中国积聚了大量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货币基础的扩大造成货币扩张,在长期内将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从而给中国带来沉重的通胀压力。

  我们还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每年的巨额资金外逃。就在不久前一次全国性突击检查中,于几大口岸与航空港查获的多名企图外逃的官员多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与海关核准携带大量外汇出境的合法证明——中国的贪官历年来到底携带了多少资金外逃以及由此导致国家帐面与实际上的损失恐怕是一个永远无法确知的谜底。据国家相关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就在M2增量发行较大的这几年中,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时至2000年,外逃资本猛增到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才407亿美元;如今资本外逃已呈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如此巨额的资本外逃无疑加大了我国货币扩张的风险,增加了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参考的不确定因素。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着眼,就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货币发行过量导致通胀的忧虑。

  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另一种危机?

  然而,正是因为囿于传统经济学的限制,许多学者与专家忽视甚至误读了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过量的货币供应虽然可以表现为物价指数的上涨,却也可以不表现为物价指数上涨(甚至下行),而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形成资产泡沫。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世界货币体系)解体以来,世界货币发行失去了“物”的制约,其表现便如同脱缰的野马。以美国为例,在1985~2000年间,其物质生产仅增加了50%,但货币却增长了3倍,也就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从全球看,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仅占1%;另据相关资料,目前全球的货币存量已相当于全球GDP 年总值的60倍。国际货币已经膨胀到如此地步,却没有引发严重的、持续的国际性通货膨胀,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度发行的货币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维持资产价格膨胀(或者说,70年代以来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又极大地放大了各类资产价格的膨胀速度因之产生对货币的巨大需求),而不是大规模进入物质生产与流通领域导致物质产品价格的暴涨。

  虽然,资本市场的溢价也会刺激消费,从而引起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货币向物质生产与流通领域回流,也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但二者远非对等的关系。有关分析资料显示,1996~2000年这5年中,美国居民的资本市场溢价收入高达11万亿美元,但平均每年由此增加的消费购买只有不到1000亿美元,还不足美国年度GDP 的1%.所以由资本市场回流的这部分货币,根本不足以导致物质生产与交换领域中的通货膨胀。

  这可以用所谓的“盘子”理论来形象说明:你的家庭可以拥有无数盘子,但你家每餐所使用的盘子数量却决不会因此而增加——你最常用的无非是最上面的几个。

  惊悸于国内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5年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而使许多国人忽视了资产泡沫的潜在危机——实际上,与通胀相比,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不仅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其致病机理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1985年美、日签署“广场饭店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美国由此逼迫日元升值和强迫日本政府降息的结果,使日本出口遭受打击,产业利润随之摊薄,同期日元利率水平又降低了一半(从5%下降到2.5%),迫使日本巨额民间资金纷纷涌入资本市场以寻找出路,由此引发日本地产和股市狂涨导致泡沫经济泛滥:1985年日经指数还只有1万点,4年后就狂涨到4万点;地产价格更是狂飙不已——最高点时只有美国国土面积1/25的日本其地产理论价格竟是美国地产总值的四倍!

  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其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证券与地产价格下跌,企业的炒作资金多被套牢;银行由于担心企业陷入债务危机,不得不紧缩银根,逼迫企业还贷;而企业为了归还银行借款,不得不抛售手中资产,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新一轮下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时期,资产价格的下跌速度会大大高于企业的债务清偿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的坏账损失——泡沫破灭的瞬间,也就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出现大规模减损的时刻:据日本民间和国外有关机构估计,由此形成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可能在250~300万亿日元之间。由于银行所持有的资产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大幅度贬值,资本充足率相应下降,贷款规模必须随之紧缩,乃至出现全社会的信用紧缩,经济发展由此受到极大阻碍。因而,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不仅是大量企业的破产,更为致命的是由此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瘫痪。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其根源之一在于日本金融体系在巨大的坏账损失面前无以自拔。

  危险的是,日本当年的一幕又有在中国重现的迹象。

  让我们看一看被专家们称为中国最成熟、最规范的上海房地产市场。

  金融专家吴光伟教授近期结束的《长江三角洲资金流动调查》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江、浙两地流入上海的资金总量就在5000亿左右,而其中约20%左右的资金(也就是说这笔资金高达千亿)在过去的3年中流进了上海房地产市场。如此巨量的资金涌入上海后的一大奇观是上海浦东骤增3000余家投资公司,而业内人士心知肚明的是这里面更多的是炒家而非实业投资者。爆炒之下,上海市中心房价由6000升至9000,进而中心城区新开楼盘均价突破万元/平方米(甚至许多高档楼盘已经不屑于按人民币标价,它们已习惯于把价格标为2500美元/平方米诸如此类)。

  许多专家言之凿凿地称之为没有泡沫的原因,是源于日益高涨的市场需求。

  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作为资产商品而非消费商品,从经济学上分析,房地产市场在不同价位都能实现均衡。这是因为资产价格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卖双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性质。也就是说,房价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人由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入市抢购,而抢购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预期增强——其前提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货币流入。

  真正反映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指标却是房租。

  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上海楼盘房租却持续走低,这已然说明了问题——以浦东陆家嘴地区为例,去年同期,菊园、仁恒滨江园、江临天下等高档楼盘两房的租价在7000-9000元,而目前市场上同样规格的商品房租金已降到4000-5000元,世茂滨江花园两房的租金也从2500美金降至1500美金。

  而当上海房市今年第三季度买盘出现萎缩,而抛盘出现放量迹象,与当年股市逆转前的情形又何其相似。

  值得警惕的是,江浙房地产炒家以及资金已经有大规模退出的趋势。

  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北京,投向沿海各主要城市甚至于内陆的中心城市,就会发现,相同或者相似于上海的情形正在各地发生。

  如此,我们看到,通过明确我国经济是否出现了大量泡沫成分,M2的增量发行又是以什么方式、从多大程度上助长了泡沫的膨胀泛滥,它在生产资料(包括农副产品)价格暴涨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探明由此引发的所谓“经济过热”现象背后的真正动因,就成为我们解读中国经济走势的一条重要途径。

  通胀、通缩、泡沫并存的悖理——结构性失衡?

  “在全球存在通缩压力和我国商品供求矛盾尚未得到有效缓和的情况下,仅由于M2的快速增长就断定我国存在通胀危险是不恰当的。我国的通缩迹象并非简单的货币现象,而且由于在新增的M2中,大部分货币沉淀下来变为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直接流回银行体系,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因此在短时间内,不会由于M2增速走高而造成物价走势的大反转,由通缩趋势直接变为通胀危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如是说。

  确实,根据央行统计资料,今年前9个月企业存款余额为7万亿元,累计增加1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7.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0.1万亿元,累计增加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9%,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8%.

  似乎,“盘子”理论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问题是,如此快速的银行存款持续增加同样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放贷压力,迫使银行大量发放贷款。央行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同时显示,9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3.7%——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9%;1-9月各项贷款累计增加2.5万亿元,同比多增加1.1万亿元。

  如此,我们看到,主要以存款形式沉淀下来的M2增量资金却又以银行贷款的形式重新回流社会。

  从贷款投向上看,前9个月短期贷款累计增加8567亿元(其中工业贷款增加2082亿元,农业贷款增加1861亿元,建筑业贷款增加39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万亿元(其中基本建设贷款增加4798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加3585亿元),票据融资增加5000亿元。很显然,增加最快的第一类是贴现贷款,第二类是基建贷款,然后是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消费信贷。从信贷发放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2003的宏观经济,在总量扩张的基础上,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这种结构性失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国民消费需求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投资需求拉动。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信贷(特别是基建贷款)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起了决定性作用——去年各地方政府基本完成了换届选举,为了政绩的需要,纷纷扩大投资规模,其中以机场、铁路、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扩张势头尤为明显,这与2002年8月以来的贷款增速发展正好吻合。

  自1998年我国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应配套的货币政策以来,借助于以庞大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我们在少数中心(大型)城市迅速树立起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在这背后,是以政府基建投资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已近60%,而去年投资所占GDP 的比重更是达到创纪录的42%.然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量)占新增GDP 的比值ICOR(IncrementalCapital-Output Ratio,增量资本产出率)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不足2倍上升到这两年逾8倍的高位(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在1~2之间),这一指标的快速上升反映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相应的产出增量却在下降——这说明我国的投资效率在不断地恶化。

  看一看国内正在动工修建的86条地铁线,各省市一哄而上的汽车工业,产业高度同质化的开发区,许多难具战略价值与实际意义却又耗费巨资的样板工程……在非市场主导的政府投资行为下,我们不能不产生对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忧虑;并且,在政府权力难以受到国民有效监督与约束的环境里,公共工程许多时候往往也就意味着“富官工程”——仅是通过官方媒体报道出来的由于腐败造成的国家巨额投资损失已是触目惊心。

  是否可以通过这样这样一个比喻来形象说明:我们在重复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盘子”,却忽视了“菜肴”生产这一根本。

  这些盘子虽然有价,其真实价值几何却值得商榷,然而它却不可避免的造成生产盘子原材料价格的暴涨,从而传递给社会一种虚假的供求信息;并且这种对原材料(譬如土地)的占用必然导致其他行业(譬如农业)的资源缺失,从而导致其他行业的投入不足而导致生产萎缩。

  如此,我们便很容易解释生产资料以及农副产品价格暴涨的成因。

  然而,更大的危害在于,这种虚假的供求信息将引导社会投资走向畸形——整个社会资源集中于盘子的生产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菜肴的增量问题,导致生产出来的盘子实际上的日益过剩,价格持续走低(通缩)就不可避免;并且,由于信息误导产生的对投资回报的错误预期导致相应资产价值的虚增,又不可避免的产生泡沫。

  于是,当这种投资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以及任何其它经济体的表现:通胀(生产资料领域)、通缩(消费商品领域)以及资产泡沫(房地产、证券与期货市场)同时并存——增量发行的货币,部分导致了生产资料领域的通胀,部分造成了资产泡沫的生成。

  预感到可能出现问题,8月份,央行终于下定决心,“该出手时就出手”——回收基础货币;并且还下了一道“猛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然而,8月末的统计结果表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还创出了近7年以来的新高,广义货币供应量也继续加速增长——现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下的所有改良方法对此都已无能为力。

  我们不能不追究这背后的真实动因。

  通胀、通缩、泡沫的互动——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内有关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又渐趋白热。笔者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过热的说法是否值得商榷。因为冷与热是相对而言,它只是外部表现而绝非内核,这种说法极易造成人们的误读从而导致难以洞察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不是热与冷的问题,而是由于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所导致的经济结构性失调,是毛病,或者说是病态发展。虽然这里面可能并不乏良性的成分,但是恶性肿瘤往往也正是正常细胞的非理性变性疯长。

  在基本弄清了我国目前通胀与资产泡沫的原委之后,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通缩的成因。

  从1998年起,我国政府已经接连五次降低利率。然而伴随着每次降息,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不但没有象许多专家预言的那样流向商店,却是不降反升。有些专家从生活达至一定水准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基本消费已经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有待积累从而促使储蓄倾向增强)来说明这一现象,然而从新增存款的结构分析,与过去的储蓄存款增长相比,却是定期存款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这只能用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所强化的预防动机来解释,而来自央行的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判断:在居民的储蓄动机中,教育支出、养老支出和房屋购置成为分列前三的主要原因。

  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理由下,我们的教育产业化,已经完全有违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将高校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一本意(斯坦福由此联合周边几个大学创办的硅谷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将学校改造为通过教育盈利创收的机器。根据一些经济专家的测算,每年每个高校学生收费5千,200万人头就可以给大学带来100亿的直接收入,并且间接拉动2400亿的消费。然而即使按最低标准,供养一个大学生,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平均每年也不会低于1万元;加之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一个好的中学收费与大学相当(甚至更高)。而我国城镇居民目前年人均收入尚不足7千——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平均收入的中国城镇家庭而言,供养一个大学生的代价可能是至少7年时间家庭处于负债状态;同样,“医疗产业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幅度持续增长的医疗收费筑就了一道让平民百姓望之生畏的高高门槛——《经济参考报》报载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了18.8%.当2010年前后我国达到人口老龄化的拐点,这一问题会愈发严重。

  许多人无从察觉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消费层次的提升需要货币达至一定量的积累,而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由于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超出其自身财富积累的能力,加之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孱弱,这使许多现实的需求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从国民整体而言,虽然表面上表现为绝对数额的巨大社会财富积累,然而就消费群体的单位消费能力而言,却因为难以突破消费阈值的最低下限,从而使整体的消费能力形同虚设。这就如同知道自己并不具备将一壶水烧开的充足燃料,即使烧到99度也难以产生由于质的变化所形成的蒸汽动力,从而彻底打消了烧水的念头。

  于是,在一个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的体系中,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决定于自己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时,百姓储蓄的就是自己的未来,存在银行里的就是自己的安全。当有些学者将银行中的以十万亿计数的储蓄存款称之为笼中猛虎的时候,笔者的感觉却远非如此——它早已病态恹恹且毫无野性可言。

  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通缩的根本原因:不是需求不旺,而是具备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教育与医疗的产业化、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恰恰制约了国民的有效需求,而腐败又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当政府将本应自己承担或者部分承担的责任(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推向市场,将本应以国民需求为主导的市场投资行为自己承担(当然我们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政府在关乎国计民生的许多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角色的错位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发展动因、机理以及过程的无序与混乱。

  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在目前国内不同经济领域通胀、资产泡沫、通缩同时并存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却是通胀、资产泡沫、通缩之间的互为因果:消费商品领域通缩状态下无法实现的消费资金通过国债、信贷等所转化形成的巨大投资能力成为生产资料领域通胀、资产泡沫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通胀、泡沫所误导的投资失衡不仅造成所形成的资产价格畸形高企,而且极大扩张了本已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反过来又加剧了通缩的进程——并且,彼此互动产生的提速作用,使经济发展日渐趋向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曾经被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用来调节经济周期以使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萧条的有效做法,在中国却面临如此尴尬的窘境,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西方国家基本是在一个健全法律体系保障下、在“凯恩斯契约”(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下来采取干预行动)以及“硬”预算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而我国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却是其在权力基本上难以受到有效监督与限制的同时又掌握大量垄断资源——正是因为这个差别,同样的政策导致了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财政政策硬伤——金融风险的积聚?

  如果说我国政府起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5年后的今天却已是欲罢而不能。政府原意是希望通过有目的的投资政策介入市场经济运行,旨在以“储蓄—政府投资”的方式吸纳沉淀资金,维持经济总量,通过政府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链式结构实现市场传导机制的启动,从而带动“储蓄—自主投资机制”的恢复。然而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由于国民消费难以启动导致内需难以扩大,并且由于社会功能缺陷与腐败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与信用缺失又导致了市场投资行为的短期化,社会难以形成自主的长期投资动力。这样,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并没有明显改变社会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从而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在没有自主投资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吸纳更多的储蓄以消化这种失衡,于是前一次扩大投资的效果转化为更多储蓄,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甚至是直接动力,其实际结果就体现为“储蓄—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这样,政府投资不但无法疏通市场机制的传导,反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

  于是,如同吕炜教授(《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的体制性根源》……《改革》2003年第4期)所言,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之外的政策因素,而是内生为这种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外推式拉动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常量,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也就变得不可预期。

  这里的危险在于,这种由大量贷款支撑的增长实质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借来的增长”,是以透支国民的未来作为代价。由于增长的高成本、低效率导致的大量资金浪费,由于制度缺陷以及腐败造成的巨量的国民财富流失,使银行系统积聚起巨大的不良资产,从而使金融风险日益加剧。

  我们前面提及,日本最近十年来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然而即使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也不过接近20%(国际同业水平在4%~6%之间,国际警戒线为10%)。而按照我国官方的估计,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却已达到26%——在这之前,国有银行向已经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冲销了了1.4万亿不良资产,这使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平均下降了9.7%,然而其实质只不过是帐面上的转移而已;并且由于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不断扩大和长期贷款的比重从1997年的25%上升到去年的50%,新增不良资产暴露出来的时间可能会拖后几年,这同样会降低不良债权比率;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前面提及的今年前9月增加最快的是贴现贷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严重违规利用金融工具“对倒”没有实质的交易活动扩大信贷规模以降低不良债权比率——所以实际上的不良债权比例可能远不止此。

  如此我们发现,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高储蓄率、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不仅是中国维持低效率高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业已成为国有银行维持自身生存的最为重要的法宝;并且,三个条件互为因果,任何一方发生根本性变化,都有可能使国有商业银行失去维持运转和“稀释”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而濒临绝境。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然不多。

  根据我国入世时的承诺,2007年将开放人民币市场,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是迫在眉睫,而这极有可能导致国有银行赖以维持运行条件的根本逆转。

  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及启动相应应对机制。

  尾声:中国,繁荣背后的隐忧

  当我们再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我国目前农副产品以及生产资料的涨价,已不仅仅是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是否引发通胀这样简单。

  它预示着,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风险积累已经开始。

  问题是,我们在长期的渐进改革中已经积聚起巨大的风险,伴生而行的各种矛盾也已日趋尖锐——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还能具备多大的承受能力?

  改革造就了中国的繁荣,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改革目前已遭遇瓶颈。

  外延式的扩张终会受到资源的限制,内源性增长才是根本,这需要我们的经济思维整体改观——我们实已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刻。

  (全文完)

  2003-11-26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