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的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和关系型社会几个特征,这些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积累资本、促进激励和履行合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改革的代价,并集中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削减贫困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改革的代价日益积累至其临界点时,中国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如果这些调整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那么中国将可能形成一种独特而成功的“大国发展模式”。

  关键词:城乡分割;经济分权;关系型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和谐

  四、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未来

  它曾穿过冰川世纪的雪原,它曾驰过原始社会的泥浆,

  它还要通过无数险阻,但终要到达最美好的地方。

  ──顾城《社会》

  4.1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面向一个转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在前面两节中,我们将对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产生关键影响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以城乡分割为代表的社会分割、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以及关系型的社会运行机制。同时,我们也已经论述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三方面政治和社会结构均产生了对于经济增长有利的作用,但是,以收入差距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也作为改革的代价而日渐积累。当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超过其积极作用的时候,就要求这个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做出调整,以促进社会和谐和保持经济增长。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特征必然继续存在,因此,适应大国发展需要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基本体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做出调整,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有了多方面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相比之下,社会分割和关系型社会这两个方面则需要做出较大的调整,所以,我们把带有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两个“从-到”,即: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以及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下面,我们分别对其加以阐述。

  (1)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

  上文中我们已经论述过,社会分割的结构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中国,这种社会分割主要体现在城乡分割上,城市居民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决定了城乡分割的政策和相应的城乡差距,而农村居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却很小。

  社会分割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事实上,在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期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分割,只不过在那里,社会的分割表现为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不享有公民权,不对社会的政策具有直接的决策权(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2002)。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是独立于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的,但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还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都告诉我们,发展的问题必须放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去看,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既然在发展的早期,政策决策的权力是被社会的强势集团(或精英集团)所掌控的,而社会分割又是在最大化强势集团的利益的条件下形成的,那么,这个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集团是否会放弃社会分割,从而逐渐实现社会整合呢?如果会,这个过程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的呢?

  Acemoglu和Robinson(2001,2002)提供了一个政治转型模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了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史上出现的收入差距先上升再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他们认为,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个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差距导致暴力革命的危险被累积起来。于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就通过赋予低收入的普通民众以公民权来作为让其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的承诺机制。换句话来说,当法律保证普通民众的投票权的时候,相对较穷的中间投票人将支持一个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相反,如果不实行这种民主化改革,那么普通民众就不会相信强势集团真地会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暴力革命的危险就不能避免,强势集团的利益就会受损。

  Acemoglu和Robinson(2001,2002)提供的这个理论将政治民主化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了,但这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我们最近发展的一个模型基于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决定及其变化考虑了经济增长过程。我们考虑了一个最大化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如何决定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政策,当移民的规模增加的时候,城市居民获得的利益是更高的产出,而其面临的代价则是由移民规模带来的城市管理成本和城市居民的心理成本。在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下,我们证明,农村移民的规模是随着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增长的,经济增长在稳态到达之前也是可持续的,但是,由于移民给城市带来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城市部门对移民的歧视性政策将越来越高。如果要使得经济在稳态下的水平更高,城市就必须降低由于对移民的歧视所造成的对产出的非生产性消耗,使得移民规模(城市化水平)和经济都能够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下达到稳态(陈钊、陆铭,2006)。

  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分割政策的调整,正如同欧美国家曾经出现过的越来越多的居民被赋予公民权一样,是一个从社会分割走向社会整合的过程。其中,由收入差距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具有关键的意义,无论收入差距的代价是导致革命发生还是更多的非生产性的资源消耗。我们将这种由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而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称作“用拳头投票”(vote by fist)的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用拳头投票”

  的机制对于政治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在一个给定的市场机制下“用手投票”

  和“用脚投票”这两种保证经济有效率运行的机制。

  (2)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

  社会学家Bailey(1971)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只是在于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单一的(single interest ),而传统社会的利益关系是繁杂的(multiplex )。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专业化的角色,它的生产力繁荣的整个机制依赖于专业化角色之间的分工“。

  在2.3节中分析过的互联的关系合约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制度是内生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工程度越低,互联的关系合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的作用越大;社会分工程度越高,依靠第三方来实施的正式合约发挥的作用就会增强。在2.3节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得出分工程度和合约形式的一些推论,这些推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非常有帮助。

  推论1.在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合约形式下,法律的作用在两个方面收到了限制。第一个方面的限制来自于它的关系性(relational),即长期性,所以它是自我实施的,人们可以不诉诸法律,因为法律裁决往往是根据单期或者短期的原则作出的……第二个方面来自于它的互联性,由于现实中的法律都是关于某一个具体争议的,即只关于某一个具体市场的争端的,所以单个市场的具体案例的裁决可能不符合当事人的理性考虑,因为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是跨越了好几个市场的,因此他们的理性选择可能是不去打官司。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加强的,更使得显性的法律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1]

  推论2.由于关系合约的封闭性(只限于长期博弈的几个主体之间)所以,分工程度低的社会从信息上来说被分割成不同的群体,而不是一个整合的系统。换言之,发展中经济中,从整个社会的意义上来说信息的透明度较低。

  推论3.由于关系型合约的封闭性,所以在分工落后的经济中,为了维持关系合约的可维持性,对关系合约中当事人的进入和退出有内在的限制,从而对社会的流动性(social mobility)

  造成一定的限制。

  推论4.从效率方面来看。第一,很多从单期、单个“市场”来看是低效的、从而不可行的交易在互联的关系合约下,就可能是可行的了,因为当事人关心的是“捆绑”在一起的联合的、跨期的收益,而非单个市场、单期的收益。第二,由于互联市场关系合约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得其他的潜在进入者和竞争者不能自由地进入这个“市场”,因此关系合约就会创造一种“租金”。这个租金是不容易耗散为零的,因为关系合约充当了一种进入壁垒(entrybarrier )。[22]

  推论5.在金融合约上的表现是,在社会分工程度较低的经济中,更多的金融交易采取的形式是关系型融资(如通过银行或者亲戚朋友),而不是(通过金融市场的)距离型融资。

  [23]

  推论6.由于关系合约的封闭性、长期性和低社会流动性,因此分工程度较低的国家的某些具有(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主体会享有很多“租金”,会内生出更多的腐败,尽管这种腐败未必是低效率的。[24]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下面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从历史上看,特别是从近代以来,很多仁人志士从西方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很多人还尝试将西方的很多制度搬到中国,来改造中国社会,但遗憾的是,很多尝试都失败了。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制度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就某种制度本身来评价它的好坏,一种制度必须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来衡量。这些制度搬到中国来,就失灵了的,这一事实说明,一定有某些中国的深层的制度结构在背后起作用,使得在西方本来有效的制度在中国却产生了“淮南为桔,淮北为枳”的情况。[25]第二个现象是,西方的文化、异族的文化一到中国就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元朝,还是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最后他们的文化都被中原文化同化了。中国文化的这种刚性和同化能力之强是令人惊奇的。这种刚性的文化下,制度变迁的动态和轨迹都会表现处很多独特的地方。第三个现象是,法律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比较小,而社会规范(social norm )在中国起的作用很大。的确,中国不仅诉诸法律的争端甚少,而且在少数的诉诸法律的案例中,真正得到执行和实施的案例是微乎其微的(“执行难”)

  ;在很多情况下,法制手段只是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手段(last resort ),诉诸于法律往往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

  通过这个视角还很容易理解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即Max Weber 提出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而西方社会是理性社会。我们认为,理解这个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钥匙在于社会分工。中国和西方自近代以降,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社会分工程度的差别,西方社会分工高度发达,而中国的社会分工相对落后。根据我们的模型,分工程度低的经济会有更多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合约,关系合约对应的是所谓伦理社会。而且有意思的是,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伦理社会是非理性的,我们用互联的关系合约则说明,如果合约变量第三方不可验证,那么关系合约实际上是一个高效率的自我实施的机制。尤其是,在互联市场上,单从一个市场看好像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因为这些互联的市场是“捆绑”在一起的,要看的应该是“捆绑”在一起的联合收益。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分工水平较低,大量的经济交往是通过关系合约来维持的;而且其中很多关系合约采取了我们前面论述过的互联市场的关系合约的形式。而中国的农业社会的定居特点使得长期博弈成为可能,从而使关系合约有了可以维持的技术基础。根据我们的分析,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拓展,市场厚度的增加和关系合约之外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必然使得关系合约越来越难以维系,从而中国也会从伦理社会转移到所谓的“理性”社会。我们最近的一项理论研究表明,由于存在不同要素之间的互补性,市场的拓展将加深分工并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市场的交易没有任何风险,那么,市场的拓展对所有交易人都有利,关系型合约的范围也将随之拓展。但是,如果考虑交易中可能存在的损失而可能使得市场交易和分工的拓展从事后来看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市场范围越大,市场交易和分工的拓展从事后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可能性也越大,市场交易各方也越来越需要一个正式的合约来进行交易损失的补偿(王永钦、陆铭,2006)。

  根据2.3节的分析,市场范围的扩大通过斯密效应会加深分工,从而会打破关系合约的范围和深度,从而逐渐向规则型治理(即正式合约)过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过渡是水到渠成并且我们是可以坐享其成的。这种过渡中有两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是,在两种治理结构变换的临界点会出现治理的真空(即两种治理结构处于失效的状态)。

  Li(2003)分析的东亚危机提醒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正如Kranton(1996)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治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维持的。换言之,它们具有锁定效应,当更多的人参与关系型交易时,市场就会变得比较稀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低),从而提高了人们在市场上的搜寻成本,这时候就会锁定在关系型交易上。换言之,即使距离型的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系型交易,使得大范围的市场交易是不可以维持的。

  为了避免或者尽量减轻第一个问题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在市场化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有意识地建立或者强化依靠第三方的正式制度;为了避免长期锁定在不符合分工发展的低效率均衡,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整合的工作就变得很重要。市场整合会扩大市场范围,降低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促进分工的发展,打破关系型合约的互联性和可行集,这样就有可能避免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26]

  4.2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中国如何进行政治和社会的转型?

  到这里为止,我们希望建立起一个适用于分析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制度与增长的分析框架。我们已经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同时,我们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政治和社会结构又可能成为危害中国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因素。由此,我们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增长,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代价”将可能超过其“收益”,于是,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将是必要的。在这样一个分析进路里,制度和增长是一组互动的变量,我们很难说制度和增长谁是因谁是果。但是,一旦当我们谈到制度与增长,特别是当我们在中国的背景下思考制度与增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至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从西方标准来看的“好的”制度,比如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和全民投票,那么,中国的经济怎么会有持续的增长?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没有“好的”制度,那是不是要先把现有的制度变革了,然后才能保持比较长期的增长,还是我们一直保持现在这样的增长,维持这样的制度,然后到了某一天我们可以再进行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与《经济学(季刊)

  》上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人的争论有关的话题。杨小凯等人(Sachs 等,2003,杨小凯,2003)

  主要基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认为必须要先进行宪政改革,然后才能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前二十多年的增长主要是靠各个方面向发达国家的学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学习,也包括制度的学习。但是现在,可以学的都学完了,还没学的就是宪政了。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所以中国先要实行宪政改革,然后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林毅夫(2003)不同意杨小凯等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要先增长,然后才能实现制度变革,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首先依赖于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宪政改革。但是他们的辩论都没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给我们的思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于是,就有必要问第三个问题了,那就是,既然谁都不能否定制度是重要的,那么,制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重要的?如果的确存在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去完成这场制度变革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经济学最近的研究给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怎样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实证研究里,制度的有效性几乎已经等同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民主制度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制度是不是增长的原因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要看民主国家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好的增长表现。计量经济学要做的事就是,把度量增长的变量放在方程的左边,再找到若干反映制度的变量放在方程右边,看看制度是不是与增长正相关的。

  如果这种正相关关系存在,同时,“制度”又是一个外生的变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制度是增长的原因。

  文献中使用的制度变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在1980和1990年代收集起来的各国风险指标,这是以调查为基础的度量制度的“质量”的指标;第二类是对政府有效性进行评估的宏观指数;第三类是由政治学家们提供的直接度量对于政治权力的限制的数据。这些指标的缺点是,它们都只度量了“结果”,而没有度量导致各国制度差异的深层次的稳定因素,所以,它们往往与人均GDP 一同变化,并且很容易随着领导人的更换而产生波动。另一个缺点是,制度的深刻含义是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但前两类指标在那些专制的国家非常可能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统治者面临的“约束”。第三类指标虽然试图去度量“约束”,但它仍然只度量了结果。第三个缺点是,这些指标也往往与一个国家的选举和法庭制度缺乏相关性,换句话说,影响这些指标的“噪音”太多了(Glaeser et al.,2004)。总之,在文献中使用的“制度”变量通常都只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治体制运作的结果,因此,这些变量往往都难以避免与模型的未观察因素相关,同时,这些变量往往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以改进,从而难以避免这些变量的内生性以及相应的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的偏误。[27]

  一个解决“制度”变量内生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找到影响制度形成的原因来做工具变量。

  Mauro (1995)使用人口的种族和语言构成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 (1999)用距离赤道的距离和以西欧语言为第一语言的程度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La Porta等人(1997,1998,1999)把法律的起源作为各种法律结构的工具变量。在这条研究路径上,Acemoglu,Johnson 和Robinson(2001,2002)比较成功。他们使用殖民地时代(1500年前后)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认为殖民者在死亡率低和非欧洲人口密度低的地方选择居住下来,同时移植了较好的制度,而在死亡率高和非欧洲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他们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因此对殖民地采取了掠夺的政策。

  在控制了制度的内生性以后,以上文献均认为制度是影响增长的原因。但是,Glaeser等人(2004)认为Acemoglu等人的工具变量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欧洲人给殖民地带来去的不只是制度,还有他们自己,包括更多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如果工具变量除了通过影响制度而影响增长以外,还通过其他机制(比如说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而影响增长的话,那就不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了。进一步地,Glaeser 等人(2004)还指出,虽然Acemoglu等人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制度的度量指标(那些作为结果的制度指标)相关,但却与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规则和过程)不显著相关。还有,历史上的死亡率可能还与今天的社会疾病状况有关,而后者可能是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和增长的因素。[28]

  由于制度变量的度量问题,以及为其寻找工具变量的难度,使得到目前为止考察制度对于增长的作用的工作都难以获得可信的结论。Glaeser et al.(2004)认为,我们很难说制度是不重要的,但是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导致增长的原因。他们发现,滞后的教育变量能够非常好地预测制度变量,相反,制度变迁却不能很好地解释教育发展。这一发现与Djankov 等(2003)的观点相一致,那篇文章认为,每个社会都面临着一些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决定的制度机会。滞后的教育能够很好地预测制度变量,这说明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除了在传统的理论中,教育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以外,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里,教育还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

  制度是重要的,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很难被否定。现在,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制度在什么意义上是重要的?制度改革──或者更为直接地来说,民主化──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流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民主化的重要性是前提性的。但是,这似乎并不符合包括改革后的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新加坡等经济在内的发展经验,在上述这些经济中,早期的经济成长都是在专制制度之下实现的。在专制体制之下,制度不是约束,而是可以被选择的。

  如果专制社会的领导人是以追求增长为目标的,如果他们选择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包括保护产权安全以及发展教育,那么,专制的经济也能够实现增长和发展。有趣的是,如果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政治改革,那么,专制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以发展经济为最初目标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将为结束专制的制度打下伏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民主化的重要性并不是前提性的,而可能只是“二阶”(Second order)的。换句话说,对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来说,民主并不是必要条件,但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却是必须的。

  但是,民主和专制社会的政治改革仍然是重要的。虽然专制社会也可能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依赖于领导人采取正确的政策,比如发展教育和鼓励物质资本积累,如果领导人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选择)这一点,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增长。所以,可能在非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要超过民主国家。通俗地来说,在非民主国家,增长好的国家可能非常好,而差的国家可能就非常差,而在民主国家,由于有了制度的约束作用,坏的政策被制定并实施的可能性就被降低了,于是,民主国家的增长可能就比较平稳。这在空间维度上将表现出非民主国家的增长绩效差异将更大,有趣的是,这一点在Glaeser 等人(2004)的研究中作为一个副产品被证实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由于专制国家的政策是由领导人决定的,因此,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的波动也可能比较大。此外,专制社会的政策制定的决策成本和实施成本很低,好的和坏的政策都比较容易被推行并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相比之下,民主社会的决策过程却有比较大的成本,任何政策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尽管专制国家的增长波动比较大,但平均来看,专制国家的增长可能并不一定就差。[29]

  有关制度和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还在继续发展。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制度仍然无法被确认为最原初的动力而影响增长。相比之下,教育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它不仅作为人力资本而直接进入生产,而且还通过影响制度而影响增长。尽管Acemoglu等人(2004)质疑教育是不是导致民主制的原因,但Glaeser 等人(2005)又进一步提供了教育导致民主制的证据,并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解释。他们认为,教育能够训练人们的互动能力,降低社会参与(包括投票和组织)的成本。在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民主虽然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但却未能给予其拥护者以很强的激励,相反,专制者虽然拥护者少,但激励却很强。教育使得市民参与的成本降低,于是就相对地提高了民主所受到的支持的强度。Galor 等人(2006)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指出,随着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精英阶层将出于自利的动机而投资于公共教育,而随着教育的普及,阶级之间的差异就会趋于消解,社会就会趋于融合。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人们思考什么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时候,往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体制作为好的制度的标准模式,但却很少去思考好的制度的本质是什么?不难理解,好的制度应该具备两个要素:一是保证民意传达和决策效率的政治竞争,二是约束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在没有西方式的民主的中国是不是就绝对地没有政治的竞争和权力的制衡呢?我们的回答是,不能绝对地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完全没有政治竞争和权力制衡的制度。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如果取得了更好的GDP 增长绩效,就有更大可能获取升迁的机会(Li and Zhou ,2005),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保证了促进增长的政策得以实施。此外,党和行政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竞争也是一种相互的制约。党和行政的职能可以说各有侧重,但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组织里面,没有一方可以在重大的决策上单独做出决定,这里面也有权力的制衡。

  进一步地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是有帮助的。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不同程度的集权的政治构架,其中最至高无上的就是皇权。那么,在皇权下又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呢?政治史学家林乾(2004)把中国历史上对皇权的制约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言谏,文官对一些重大政策的讨论采取言谏的方式;第二个是以宰相为首的文官系统对皇权的制约;第三是庭议,凡是重大的决策,在中国古代是要在上朝时经过集体讨论的,实际上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第四是伦理和文化,儒家文化实际上对于皇帝要做一个好皇帝始终构成了一个很强的制约;第五是法律,在法律上皇帝也是不可以随便地滥用皇权的。除了对于皇权的制约外,皇权以下的行政系统中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也非常重要。有这么几个制度非常重要:第一是文武相制,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在功能上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它又有相互的制约;第二是“政出多门”,同样一个职能,好几个部门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行政权力,从一个方面来讲,它是低效率的,但也避免了任何一个部门对权力的滥用;第三又是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中国古代对文官灌输的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到为官的理念,对于官员的约束力也是不可小视的。还有一些学者也明确提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理解为专制制度,儒教文明与民主是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作为经济学者,我们无意班门弄斧地过多讨论政治学和哲学的问题,但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钱穆(2001)认为,必须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方能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高度专制的。根据他的发现,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汉、唐、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分权和竞争的。这种分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组织内部皇权和政权的分离。根据他的研究,在这三个朝代,皇权与宰相为代表的政府的权力是分离且制衡的,宰相具有很高的权力,而皇帝的权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层面的分权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分权。在这三个朝代,地方政府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真正的中央高度集权是明朝和清朝才实施的。在这两个朝代,都在政治体系内部废除了宰相,从而缺乏了政治组织对皇权的制约,而且地方政治的权限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有意思的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所谓的大分流也恰好发生在这个时期。Hall和Ames(1999)、梁漱溟(2005)都认为中国从来不缺乏民主的思想,而且,中国的儒教文明与民主是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决定了中国式的民主不能是全盘照搬的西方式民主。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文明的对话,中国的儒教文明也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杜维明,2005)。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似乎不必要完全放弃中国现有的那些权力制衡机制,这可能使得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说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很快地完成,因为制度要发生作用,必须要与它所嵌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相适应。用前面提到的Roland(2004)的术语,来说,社会结构是变化缓慢的制度,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则是相对可以快速变化的制度。由于这三种制度结构的变化和演进的不同步性和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必须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协调,否则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东亚模式下来看,会更清楚地理解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真谛。东亚模式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有现在的中国)威权主义的政府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从经济结构上看,都经历了从集权的经济到分权的经济的转变;(3)与西方国家相比,法律等显性的规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而依赖长期博弈的关系却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很多层面;(4)从经济组织的层面来看,家族制企业占了很重要的地位;(5)从金融体系的角度看,通过资本市场的距离型融资发挥的作用与英美体系相比较小,而以银行为中介的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 financing)则在经济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6)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初期的经济发展都非常的成功,曾经创造了“亚洲奇迹”,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很多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危机,日本则早在1990年代初就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我们前面发展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模式的上述特征。(1)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之所以早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分工程度较低、市场范围较小,经济治理的主要模式是关系型治理;而关系型治理的基本机制是长期博弈,根据博弈论著名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长期博弈的情况下,经济中一定会产生多重均衡,所以协调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协调问题越重要,社会规范和政府(在挑选有效的均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分工深化,关系型合约就会向正式的合约过度,这时候多重均衡就不再是问题,经济交易中更容易出现唯一的均衡,这时候政府的干预反而会破坏有效的均衡。(2)垄断(集权)到竞争(分权)。在东亚模式的早期阶段,经济通常由几个大的财团或者家族垄断,市场结构不是竞争性的。在初期的关系型合约下,这是一种有效的结构。因为,关系型合约只有在少数几个固定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才可以维持。所以,初期的时候不仅是垄断的,而且还不能让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否则会破坏关系型合约的可维持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就会产生低效率。(3)法制与民主在经济中的作用。东亚发展初期,具有自我实施性的关系型合约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而且,在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早期,关系型合约是比正式的合约(如法制与民主)更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治理结构,这个阶段不能过早地引入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东亚模式早期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形式上引进了,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还是关系型合约。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局限性就会越来越大,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需要依赖第三方实施的、距离型的正式合约。(4)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惊险的跳跃”和“锁定效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关系型社会就会“水到渠成”地过渡到规则型社会。在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中,会出现下面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是“惊险的跳跃”,换言之,在两种治理结构的临界点会出现治理的真空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19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危机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种障碍是,由于关系型合约的锁定效应,很有可能即使在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候,维持社会经济运行的治理模式还是关系型合约,就像日本那样。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又是一个转型经济。从发展中经济的角度,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发展轨迹与上述东亚特征中的(1)-(5)是非常吻合的。考虑到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转型,政府的作用要比东亚模式中政府发挥的作用还要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也使得我们发展初期的集权程度比东亚模式中的集权程度更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所具有的东亚模式的上述特征,而银行主导的关系型融资和家族制企业的盛行只不过是关系型合约在金融体系和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反映。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角度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时机还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第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给目前的政策制定者以稳定的预期,使得他有激励在集权的政治构架下实施好的政策。第二,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信息的复杂程度,从而决定了对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好的制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好的领导人和集权制度可能比较好,因为这时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决策不需要很多信息,政治家决策的很多信息是全局性的简单信息(global information)。如果社会发展到很复杂的程度,决策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局部信息(local information )。所以,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和政治越需要分权(decentralized )。第三,就像我们在前文中论述到关系型社会和规则型社会时指出的那样,一个规则型的社会需要很高的固定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因此它在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是具有规模经济的。要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制度也同样要耗费很多的固定成本,而这也需要经济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4.3小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大国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的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根据这样一个判断标准,中国已经基本建设成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唯一的差距是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以及由此而给商品和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造成的障碍。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时候,并不会完全地放弃自己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分权的体制必然会被保留,而相应的,政治集权作为减少经济分权的负面影响的制度也不会被根本放弃。理论上说,功利主义(即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福利)的中央政府加上经济分权创造出的地方政府在Tiebout 意义上的竞争,是一种实际上的(de facto)民主,这种民主可能还优于西方式的民主。[30]中国要做的调整只是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框架下引入更多的更有效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制衡,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政策决定过程,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和责任制(accountability),以及削弱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特别是投资)的能力,并进行相应的地方财政和税收体系的改革,将地方财政转变成公共财政。

  第二,中国的一些社会结构也将被延续,而不是被彻底放弃。与政治集权相对应的等级制将是中国社会必然被保留下的基本社会结构,在等级制下,垂直的社会结构和在这个社会结构下形成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必然也将同时被保留,随着向规则型社会的逐渐转型,我们希望看到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被减弱,但是,只要与政治集权相对应的垂直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政治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不会被完全消除。五、十字路口的中国:重大的问题与挑战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是切断改革的历史,往“右”是无视改革的深渊,不能后退,只有向前。

  用科学的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是社会科学家共同的使命,而理解政治和社会结构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之间的桥梁。中国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保留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城乡)分割,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以及有利于合约实施的关系型社会。同时,也正因为这个政治与社会的结构,特别是适应于中国的大国特征,但又简单地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相对绩效评估结合的财政分权体制引起了当代中国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公平缺失以及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对于一场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改革来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难题,是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大国难题”。在中国持续高增长近30年后的今天,中国必须对她所一直依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做出必要的调整,来应对她所面临的挑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完成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以及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两个转型,那么,中国所形成的“大国发展模式”将是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这条转型和发展相互促进的道路必须在一个智慧的政府领导之下,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以平稳的方式去完成。更为具体地来说,至少有四个重大问题摆在新世纪的中国政府面前:第一,如何平稳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策决定过程中去?第二,如何消除经济分权体制下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地区间市场的整合?第三,如何推动社会向规则型社会的过渡,让中国越来越多地依赖法律和秩序规范人们(包括政府)的行为?第四,如何缓解由垂直的政治结构和分割的社会结构中的Power 的影响而形成的收入不公,通过社会和谐发展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领导人在最近这些年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理念与本文所分析的“大国发展模式”

  都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从社会分割走向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实现了其“三个代表”的目标,但是,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加强执政能力”来领导国家顺利而平稳地按照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前进,避免任何重大的社会危机妨碍中国最终建成“和谐社会”。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社会发展目标,抑或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将始终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动态特征。

  ---------------------

  *在本文作者中,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均工作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陆铭工作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同时兼职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陆铭,电话:021-65642064;E-mail:minglu73@263.net.

  本文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985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曾经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报告过。作者感谢来自以下学者的评论(按音序排列):柴桦、陈茁、代谦、杜巨澜、何帆、胡晓鹏、纪月梅、刘春荣、刘明兴、王红霞、王勇、王振、韦森、姚洋、张军、张爽、钟宁桦。此外,王永钦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批准号05CJL014)的研究资助,张晏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5JC790090)的研究资助,陈钊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5JJD790004)的研究资助,陆铭感谢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项目资助。

  [①]这篇论文也许还与一些非纯学术的争论有关。一方面,也许这篇论文有助于让社会公众和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了解到,其实经济学并不是不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很多所谓对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那些在道德层面的批评)其实和严肃的经济学研究无关。

  另一方面,这篇评论也许也能够有助于来自于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年龄层次的经济学者的沟通,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非常多的智慧,这些智慧应该被吸收而不是拒绝。

  [②]从理论上最早研究隐性合约的是Macloed 和Malcomson (1989)。

  [③]Shleifer和Mulligan(2005)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用美国的州一级的数据证实,法规的制订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口越多的州各种法规也越多。

  [④]Basu(2001)提出的“核心定理”也说明,理论上凡是由正式合约来实施的,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即非正式合约)来实施。这里的逻辑在于,如果书目上的法律不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那么它就得不到实施;但是社会规范却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纳什均衡。换言之,社会规范可以替代法律,但是法律却不能替代社会规范。法律只有与社会规范吻合的时候,才是有效率的。

  [⑤]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互联的交易”或者“互联的合约”。

  [⑥]当然,在Tiebout 选择的机制下,民众的意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尽管这种影响在存在户籍制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的情况下作用是有限的。同时,由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的意愿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对地方政府产生的影响,例如信访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⑦]严冀、陆铭(2003)较早地意识到分权体制的成本这一问题。

  [⑧]Cai 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区间为争取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弱。

  [⑨]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显著为负,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差距。

  [⑩]然而,从省级数据的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显地扭转我国的资金分配格局,但东部地区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减少近12个百分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

  [11]Tiebout的公共品提供和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型中,政府的税收是人头税,而中国的地方政府获得的收入所得税本质上也是人头税,这些税收支持了地方的教育财政,因此,Tiebout模型的基本结论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12]一个更为详尽的有关基础教育财政的公平与效率的评论可参见丁维莉、陆铭(2005)。

  [13]Fern ández和Rogerson(2001)的研究发现,群分现象的加剧将显著地提高收入不平等状况。

  [14]也许可以将Power 翻译为“权势”,但我们更希望Power 这个词具有中性的含义。

  [15]值得注意的是,Hoff和Stiglitz(2004)在最近的研究里面也指出,在转型过程中,政府能否建立起一套保护私有产权的体制,对整个经济增长的绩效是很有影响的,更加好地保护私有产权的体制能够有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

  [16]注意,当我们谈经济转型的时候,我们已经将打破政治和社会结构下人们拥有的Power的排序的“革命”排除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17]需要说明的是,五位作者对这一定理是否成立是非常谨慎的,陆铭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

  [18]在俄罗斯,一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以证券在市场交易中迅速集中而告终(科勒德克,2000)。而证券私有化还不是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更主要的方式是“自己人购买”和权钱交易(金雁、秦晖,2002)。

  [19]在本文里,我们没有区分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但实际上,社会流动性是比收入流动性含义更广的一个概念,收入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的最重要的表现。

  [20]复旦大学的同事们还在继续研究收入差距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余央央、封进(2006)

  发现,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呈现“倒U ”型,其中,在高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医疗公共品的提供,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健康更为不利。陆铭、张爽(2006)发现,农村社区的收入差距对信任也有负面影响。

  [21]电影《秋菊打官司》实际上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秋菊的丈夫有一次被村长踢伤了,秋菊就千辛万苦地去告状,在告状的过程中,秋菊有一次差点难产,在这危机时刻,是村长在雪夜里将秋菊送到几十里之外的医院里抢救,使她最终脱离了危险。事后,秋菊满怀感激,摒弃前嫌,并带着礼物去村长家里致谢。但,就在这个时候,村头却响起了警笛的声音,村长由于踢伤秋菊的丈夫被拘捕了。这时秋菊却感到了万分的困惑和难过。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合约的互联性,如果在分工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秋菊在难产的时候可以打一个出租车就到医院去了,她起诉村长在事后应该是无悔的,但在分工程度比较低的中国,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其他的“市场”上与他发生互动。

  [22]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西方的有效率的制度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进入不了这个“市场”。

  [23]在实证方面,McMillan和Woodruff(1999)对越南信贷市场的研究证实,在法律实施不健全的情况下,关系型信贷合同的确在越南的企业与客户的交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4]Mauro(199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有更多的腐败。有趣的是,我们这里的理论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的因果关系:是落后导致了腐败,而不是腐败导致了落后。

  [25]钱穆(2001)也主张,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制度的好坏,同时,他也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制度之所以存在都在当时有其合理性。

  [26]有意思的是,深层次地看,日本的经济停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日本虽然市场分工比较发达,但是由于终身雇佣制(劳动力市场)、关系型融资(金融市场,以主银行制为代表)等,使得经济交易中大量充满了关系型合约。所以与分工程度相对应的治理结构没有达到有效的匹配。关于这个问题更深入的分析可以参见王永钦(2005)。

  [27]Glaeser等人(2004)还指出,通过对一段时间内的“制度”变量求平均来度量那些影响制度形成的深层次因素也存在很多问题。

  [28]这些批评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文献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上。

  [29]Sala-I-Martin等人(2004)在综合了现有的有关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一些度量政治权利的指标,还有“社会主义程度”

  的指标,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哑变量都没有与长期经济增长显现出很强的关系。

  [30]姚洋(2005)也指出,泛利性政党和地方性创新的成功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特征。

  参考文献:

  [1]Acemoglu,Daron and James A.Robinson ,2001,“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No.4,938-963.

  [2]Acemoglu,Daron and James A.Robinson ,2002,“The Political Economy ofthe Kuznets Curv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2),183-203.

  [3]Acemoglu,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 ,2001,“The Colonial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Review,91(5):1369-401.

  [4]Acemoglu,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Robinson ,2002,“Reversalof Fortune: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231-1294.

  [5]Acemoglu,Daron ,Simon Johnson ,James A.Robinson ,and Pierre Yared,2004,“From Education to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MIT.

  [6]Aghion,Philippe,1993,"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Can Theory Help?"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7,525-532.

  [7]Aghion,Philippe,Eve Caroli,and Cecilia Garcia-Penalosa ,1999,“Inequality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7,4,December,1615-1660.

  [8]Atkinson,A.B.,and A.Brandolini ,2001,“Promise and Pitfalls in theUse of‘Secondary ’Data-Sets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as a Case Stud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3,771-799.

  [9]Baicker K.,2005,“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 ,”Journalof Public Economics ,vol.89,529-544.

  [10]Baily,F.G.,1971,“The Peasant View of Bad Life,”in T.Shanin(Ed.),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1]Barro,Robert J.,2000,“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March ,87-120.

  [12]Basu ,Kaushik ,2001,“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and Law in Economics:An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Scott and Keates (eds.),Schools of Though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Benabou,R.,1996,“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1-76.

  [14]Benhabib ,J.and A.Rustichini,1996,“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1,129-146.

  [15]Benjamin ,Dwayne,Loren Brandt and John Giles ,2004,“The Dynamics of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Rural China:Does Higher Inequality Impede Growth?”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Toronto.

  [16]Besley ,T.and A.Case,1995,“Incumbent 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5,25–45.

  [17]Blanchard,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2001,“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vol.48,171-179.

  [18]Bourguignon,F.,M.Fournier and M.Gurgand,1999,“Fast Development witha Stable Income Distribution:Taiwan,1979-1994,”S érie des Document de Travaildu CREST No9921,INSEE ,Paris.

  [19]Brandt ,Laren and Xiaodong Zhu,1998,“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InflationCycles:A Positive Model of the Macro Dynamics in China during Transition ,”

  Mimeo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Buchanan ,J.M.,1965,“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31,1-14.

  [21]Cai,Hongbin and Daniel Treisman ,2005,“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Discipline Governments?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pp.817-830.

  [22]Carter ,Conlin A.,1997,“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Implicationsfor Global Food Market,”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Vol.79,pp.1410-1418.

  [23]Chen ,Aimin ,2002,“Urbanization and Disparities in China :Challenges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407-411.

  [24]Coase,R.H.,1974,“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17(2),357-376.

  [25]CSLS ,2003,“China ‘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Its Impact on Povertyin the Transition Period,”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Research Report2003-07,Ottawa.

  [26]De La Croix,David and Matthias Doepke ,2004,“Inequality and Growth:Wh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Matt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091-1113.

  [27]Démurger,S.,Jeffrey D.Sachs,Wing T.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and Andrew Mellinger,2002,“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in China,”Asian Economic papers ,1(1):146-197.

  [28]Djankov,Simeon,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Shleifer,2003,“The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1(4),595-619.

  [29]Fan,Shenggen,2003,“Public Invest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What HaveWe Learnt from India and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ADBI conferenc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for Poverty Reduction:What Do We Know ?”Tokyo ,June 12-13,2003.

  [30]Fan,Shenggen,Linxiu Zhang,and Xiaobo Zhang,2000,“Growth and Povertyin Rural China: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s,”EPTD Discussion paper ,No.66,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Division.

  [31]Fan,Shenggen,Linxiu Zhang,and Xiaobo Zhang,2002,“Growth,Inequality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The Role of Public Investments,”Research Report 125,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32]Fern ández,Raquel and Richard Rogerson ,2001,“Sorting and Long-RunInequa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1305-1339.

  [33]Fischer,Stanley and Alan Gelb ,1991,"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Economic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5,91-105.

  [34]Fishman,A.and A.Simhon,2002,“The division of Labor ,Inequality and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7,117-136.

  [35]Forbes ,Kristin J.,2000,“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0,4,869-887.

  [36]Frenze ,C.,1996,“Income Mobility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in E.Mansfield ed.,Leading Economic Controversies of 1996,,W.W.Norton &Company.[37]Fujita ,M.andDapeng Hu ,2001,“Regional Disperity in China 1985-1994: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The Annals of RegionalScience ,35,3-37.

  [38]Galor,Oded and Joseph Zeira ,1993,“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0,35-52.

  [39]Galor,Oded and Omer Moav,2006,“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Demise of the Class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3,85-117.

  [40]Gao,T.,2003,“The Impact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 on IndustryLocation: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1:367-386.

  [41]Glaeser,Edward L.,Giacomo Ponzetto,and Andrei Shleifer ,2005,“WhyDoes Democracy Nee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42]Glaeser,Edward L.,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Andrei Shleifer ,2004,“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10568,http://www.nber.org/papers/w10568.

  [43]Hall ,David L.and Roger T.Ames,1999,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Open Court.(中译本,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44]Hall ,Robert E.and Charles I.Jones,1999,“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4(1):83-116.

  [45]Hart ,Oliver,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1997,“The Proper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Nov.,1127-1161.

  [46]Hoff ,Karla And Joseph E.Stiglitz,2004,“After the Big Bang?Obstacles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94,3,753-762.

  [47]Hoxby,Caroline Minter ,1995,“Is There an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in School Finance ?Tiebout and a Theory of the Local Public Goods Producer ,”

  NBER Working paper 5265.

  [48]Jalan,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1998,“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Reform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6,pp.338-357.

  [49]Jalan,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2000,“Is Transient Poverty Different?

  Evidence for Rural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6,pp.82-99.

  [50]Jin,H.,Y.Qian ,and B.Weignast ,2005,“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1719-1742.

  [51]Kanbur ,Ravi and Xiaobo Zhang ,1999,“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 ?

  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1983to 1995,“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7,686-701.

  [52]Kanbur ,Ravi and Xiaobo ,Zhang ,2005,“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in China: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Reform and Openness ,”Review ofDevelopment Economics ,9,87-106.

  [53]Kerm ,P.V.,2004,“What Lies Behind Income Mobility?Reranking andDistributional Change in Belgium,Western Germany and the USA ,”Economica ,71,223-239.

  [54]Khan ,Azizur R.and Carl Riskin ,1998,“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1995,”ChinaQuarterly ,June,221-253.

  [55]Khor ,Niny and John Pencavel,2005,“Income Disparities and Income Mobilityin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China ‘s Policy Reforms:Progressand Challenges,”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9September-1October.[56]Kim ,Tschangho John and Gerrit Knaap ,2001,“The Spatial Dispersion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1952-1985,”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35,39-37.

  [57]Klemperer,1998,“Auctions with Almost Common Values:The ‘Wallet Game’and Its Applica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2,757-769.

  [58]Knight ,John and Lina Song,1993,“The Spatial Contribution to Income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7,pp.195-213.

  [59]Knight ,John和Linda Yueh,2004,《社会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载李实、佐藤宏(主编),《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310-346页。

  [60]Kranton,Rachel,1996,“Reciprocal Exchange :A Self-Sustaining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No.4,pp.830-851.

  [61]Kuznets,Simon ,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45,1-28.

  [62]La Porta ,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Vishny,1997,“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e 52(3),1131-1150.

  [63]La Porta ,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Vishny,1998,“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6),1113-1155.

  [64]La Porta ,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Vishny,1999,“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5(1)222-79.

  [65]Li ,Hongbin and Li-An Zhou,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1743-1762.

  [66]Li ,Hongyi,and Heng-fu Zou ,1998,“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318-334.

  [67]Li ,Jie ,Larry D.Qiu and Qunyan Sun ,2003,“Interregional Protection:Implication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China EconomicsReview,14,227-245.

  [68]Li ,John Shuhe,2003,“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 :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cale and Asian Cris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 ,11(4),651-673.

  [69]Lin,J.Y.and Z.Liu ,2000,“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9(1),1-21.

  [70]Lipton ,David and Jeffrey Sachs ,1990,“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Eastern Europe:The Case of Polan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75-133.

  [71]Liu,Guy Shaojia ,2005,“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s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organized by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FudanUniversity,Sep.2005.

  [72]Lundberg ,Mattias and Lyn Squire,2003,“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Growth and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113(April ),326-344.

  [73]Macleod,W.and James Malcomson,1989,“Implicit Contract ,IncentiveCompatibility and Involuntary Employment,”Econometrica,vol.57,No.3,pp.447-480.

  [74]Marshall ,Alfred,1938,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The MacmillanCompany.(中译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75]Martinez-Vazquez ,Jorge and R.M.McNab,2003,“Fiscal Decentralization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1,1597-1616.

  [76]Mauro,Paolo ,1995,“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3,pp.681-712.

  [77]McKinnon ,R.,1997,“Market-Preserving Fiscal Federalism in the AmericanMonetary Union,”In Mairo,B.and T.Ter-Minassian (eds.),Macroeconomic Dimensionsof Public Finance ,Routledge.

  [78]McMillan ,John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1999,“Interfirm Relationshipsand Informal Credit in Vietna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4,No.4,pp.1285-1320.

  [79]Meng ,Xin ,2004,“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50(3),pp.357-379.

  [80]Naughton ,Barry ,1999,“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China's Markets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nference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81]Nee,Victor,1994,“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Working papers on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94.1(April ),Cornell University.[82]North,Douglass C.and Robert P.Thomas,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中译本: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83]Oates,W.E.,1972,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84]Patridge ,Mark D.,1997,“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Com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7,1019-1032.

  [85]Peltzman ,Sam ,199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Public Educ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36:1-2,331-70.

  [86]Peltzman ,Sam ,1996,“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Education :Non-CollegeBound Student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39:1,73-120.

  [87]Persson,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 ,1994,“Is Inequality Harmful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600-621.

  [88]Poncet ,Sandra,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3-17页。

  [89]Poncet ,Sandra,2003,“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 ,14,1,1-21.

  [90]Qian ,Y.and B.Weingast,1997,“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1,83-92.

  [91]Qian ,Y.and G.Roland,1998,“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7,265-284.

  [92]Qian ,Yingyi and Barry R.Weingast,1997,“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1(4),83-92.

  [93]Raiser ,M.,1998,“Subsidising Inequality:Economic Reforms,Fiscal Transfers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4,3,pp.1-26.

  [94]Ramo ,J.C.,2004,“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The Foreign PolicyCentre.

  [95]Ravallion,Martin,1998,“Does Aggregation Hide the Harmful Effects ofInequality on Growth?”Economics Letters ,61,73-77.

  [96]Roland ,G érard,2004,“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Fast-Moving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38,4,109-131.

  [97]Rozelle,Scott ,Linxiu Zhang and Jikun Huang,2000,“China ‘s War onPoverty ,”Working paper No.60,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98]Sachs,Jeffrey 、胡永泰、杨小凯,200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961-988.

  [99]Sala-I-Martin,Xavier and Gernot Doppelhofer and Ronald I.Miller,2004,“Determinants of Long-Term Growth:A Bayesian Averaging of Classical Estimates(BACE)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4,4,813-835.

  [100]Schultz ,T.W.,1978,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01]Shleifer,A.and C.Mulligan,2005,“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Supply of Regul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Vol.120,p.1445-1473.

  [102]Stiglitz,Joseph E.,1994,Whither Socialism ,MIT Press.(中译本,《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3]Stiglitz,Joseph E.,1998,“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1998WIDER Annual Lecture.(http://www.ucm.es/info/eid/pb/Stiglitz98wider.pdf)

  [104]Tian,Qunjian ,2001,“China ‘s New Urban-rural Divide and Pitfallsfor the Chinese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22(1),pp.165-190.

  [105]Tian,Weiming ,Xiuqing Wang,Fuyan Ke,2003,“The Poverty AlleviationRole of Agriculture in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Roles of Agricultur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20-22October,2003-Rome ,Italy.

  [106]Tiebout ,Charles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416-24.

  [107]Townsend,James R.and Brantly Womack ,1986,A Country Study ,Politicsin China,3rd edition ,Lyttle,Brown and Company.(中译本,詹姆斯?R ?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108]Tsui,K.and Y.Wang,2004,“Between Separate Stoves and a Single Menu: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China Quarterly ,177,71-90.

  [109]Tsui,K.,2005,“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3,173-196.

  [110]Weingast,B.,1995,“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11,1-31.

  [111]World Bank,1997,Sharing Rising Incomes–Disparities in China ,WashingtonD.C.

  [112]Xu,Xinpeng ,2002,“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Reform?”China Economic Review ,13,pp.116-133.

  [113]Yang,Dennis Tao and Fang Cai ,200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Working paper of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No.62.

  [114]Yang,Dennis Tao and Zhou Hao ,1999,“Rural-Urban Disparity and SectoralLabor Allo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5(3),pp.105-133.

  [115]Yang,Dennis Tao,1999,“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306-310.

  [116]Yao ,Shujie and Liwei Zhu,1998,“Understanding Income Inequality inChina :A Multi-Angle Perspective ,”Economics of Planning ,31,133-50.

  [117]Yao ,Shujie,200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over 20Years of 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3,pp.447-474.

  [118]Yao ,Yi,2005,“Equalizing or Not ?Assess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Grants and Their Incentive Effects in China ‘s Fiscal Reform ,”working paperaccepted by Far Easter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July 9th-12th ,2006,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19]Young ,Alwyn ,2000,“The Razor ‘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CXV ,pp.1091-1135.

  [120]Zhang ,T.and H.Zou ,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221-240.

  [121]Zhang ,Xiaobo and Kevin H.Zhang ,2003,“How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Regional Inequality with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of Development Studies,39(4):47-67.

  [122]Zhang ,Xiaobo,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forthcoming.

  [123]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29-40页。

  [124]蔡昉,2003,《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16-25页。

  [125]陈抗、Arye L.Hillman 、顾清扬,2002,《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111-130页。

  [126]陈敏、桂琦寒、陆铭、陈钊,2005,《经济开放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来自中国经济转型的证据》,工作论文。

  [127]陈钊、陆铭,2006,《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28]丁宁、王有贵,2005,《中国家户收入流动及其构成》,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

  [129]丁维莉、陆铭,2005,《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7-57页。

  [130]杜维明,2005,《对话与创新》,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1]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2期,20-30页。

  [132]金雁、秦晖,2002,《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133]金煜、陈钊、陆铭,2006,《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4期,79-89页。

  [134]科勒德克,格泽戈尔兹?W ,2000,《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应春子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35]李实,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379-403页。

  [136]李实、John Knight ,2002,《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经济研究》第10期,47-58页。

  [137]李实、佐藤宏(主编),2004,《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38]李伟,1993,《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39]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40]林乾,2004,《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41]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69-300页。

  [142]林毅夫,200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989-1004页。

  [143]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44]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19-25页。

  [145]卢锋,2001,《中国:探讨第二代农村反贫困策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1004.

  [146]陆铭,2002,《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47]陆铭、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6期,50-58页。

  [148]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4-14页。

  [149]陆铭、陈钊、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150]陆铭、陈钊、杨真真,2006,《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一个基于收益递增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51]陆铭、张爽,2006,《信任与劳动力流动:管窥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52]马拴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26-33页。

  [153]钱穆,200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4]世界银行,2001,《中国战胜农村贫困:世界银行国别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155]宋洪远等,2005,《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载蔡昉等主编《劳动力流动论文选遍》,北京:商务印书馆。

  [156]万广华,2004,《转型经济中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非线性模型是否必须?》,《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1-13页。

  [157]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17-26页。

  [158]王海港,2005,《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56-65页。

  [159]王永钦,2005,《声誉、承诺与组织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60]王永钦、陆铭,2006,《理解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一个包含市场范围、经济增长和合约形式的理论》,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61]亚行专家组,2004,《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

  [162]严冀、陆铭,2003,《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55-66页。

  [163]杨小凯,200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1005-1008页。

  [164]姚洋(主编),2004,《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与平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5]姚洋,2005,《地方创新和泛利性执政党的成功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天则经济研究所255次双周学术讨论会。

  [166]余央央、封进,2006,《收入差距与健康:中国农村的证据》,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67]张爽、陆铭、章元,2006,《社会资本的作用会被市场化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68]张晏、龚六堂,2006,《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75-108页。

  [169]张晏、夏纪军,2006,《税收竞争理论评介——兼对我国地方政府减免税竞争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动态》即将发表。

  [170]张晏等,2005,《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171]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72]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33-40页。

  [173]朱希伟、金祥荣,2005,《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经济研究》,第12期,68-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