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年前您发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1]一文,当时就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什么是经济学的主流?到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经过3年多的实践,国际国内的事实更证实了,特别是美国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在是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了。

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特别是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多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同时国内也出现一些噪音和杂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噪音、杂音之列,它们都是搅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在我国渗透流行,自称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影响到学界、媒体以至一些执政官员,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清理,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简单说,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针对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滞涨问题而崛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抵制。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学习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位著名经济学者说,1984年后我国党政领导机关文献在对改革目标模式作理论论述时,就采用了“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语言”[2]。现在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欧美模式的残畸。这一点,连西方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但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辩解,继续宣扬自由市场的迷信。

刘:我想那些人很难改变立场。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从凯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强调经济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终究敌不过资本积累的无节制欲望,只要社会危机稍有缓和,自由市场的卫道士就会第一时间卷土重来,举起自由放任的旗帜。但其结局终究是一次一次的失败。

放眼世界,追思历史,新自由主义思潮真是给人类带来一场又一场的灾难。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本来发展得还可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十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了大问题,政治上出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觉悟了,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向左转。

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大爆炸”后的俄罗斯完全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后来开始觉醒。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有几个国家几乎使“国家破产”。欧美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救它们。同时,受危害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不少国家和地区遭了殃。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结果究竟如何,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3]

如今火烧到欧美自己国内了,又使全世界都跟着蒙受灾难。

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有一位头面人士竟说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4]。但是他的同壕战友,一位自居“主流改革派”的人却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5]这就把前一个头面人士的话打翻在地了。新自由主义通过对“主流改革派”的影响,插手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点,连“主流派”要员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认账了。但是,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好的影响。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这要分几层来讲。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是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此区别目标模式的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士却无视这种区别,主张中国改革突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把中国改革简单化为“市场化改革”,或者说模仿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6],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籍此糊里糊涂地把中国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这显然与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观点时,有时也不得不说说“社会主义”,但同时又说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以此来篡改“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有确定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十四大和《宪法》都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有一位人士倡议所谓“人民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根本不提公有制为主体,他在许多文章中把我国公有制经济贬称为“官本经济”,主张以“民本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官本经济”,宣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本经济的过程”[7],实际上就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来代替公有经济为主体,完全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些人士鼓吹不但要突破姓“社”姓“资”,还要突破姓“公”姓“私”,破除“所有制迷信”[8]。这类主张,无论用什么华丽词藻来包装,揭开画皮,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国《宪法》第六条不仅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规定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上述“社会主义新模式”中,只提“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互相结合”,不提“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同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主张相并连的。因为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相匹配的。如果不讲公有制为主体,自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只好是按要素(主要是资本)分配和劳动力按市场价格来分配。所以,提出“新模式”的作者,同时也是竭力主张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始作俑者。他把马克思早已批臭了的萨伊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来代替劳动创造价值论,把按要素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政策,变为要素价值论决定的永恒分配政策,把推动私有化的理由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9],否定世间还有剥削一事,这更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配理论一气相通的。

杨:他们何止不准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市场自由,不要政府干预,使政府“守夜人化”,这个主张在中国还颇有影响呢。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四点。“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三化”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这种观点人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次西方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经济改革本来要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计划又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这些都写在十四大文件之中的。而我们有些经济学人力倡把政府职能压缩到提供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10],要政府从一切经营性领域抽出,从全部竞争性乃至垄断部门退出,并且竭力贬低和削弱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这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许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之下,十七大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11],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动荡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协调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教育、卫生、住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领域,交通运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农村设施等基本建设领域,以及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乃至宏观总量平衡等问题,都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去调节,而不要国家计划的协调和安排。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这是邓小平讲过的。那种唯市场是崇,见计划就损,迷信市场自由放任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神话,所有神经正常、立场也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再相信了。 

杨:新自由主义主要观点在中国经济学文坛、论坛上流行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干扰,您讲的很清楚。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的“华盛顿共识”,是从新自由主义嬗变而来的,它在中国有什么反响呢?

刘: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苏东地区和亚洲,都没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广泛的抨击,包括我国在内,多数学者均持批判态度。可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我国也有少数人为“华盛顿共识”捧场。比如有人说,“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一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12],把中国改革的成就归功于“华盛顿共识”。他所言“华盛顿共识包括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其实每一项都有新自由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华盛顿共识”实质上是以市场的非调控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贸易和资本的无限制开放自由化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国人吹捧“华盛顿共识”之前,有一位外国人提出“北京共识”[13], “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14]。怎么能够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学论坛和文坛上传播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不少都不是轻量人物。上面所举言论,有的出自大经济学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财界领袖,有的是党校精英。他们中一些人,在非意识形态的,中性问题上某些观点,也许是可取的。他们附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也许是不自觉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将会把中国带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多数人享受不到果实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鉴于他们在社会上在媒体上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杨: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能够传播流行呢?

刘:这也要分几层来看。

第一,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需要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对外开放给我们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过也有另一面,邓小平说得很形象:打开窗子透透新鲜空气,也会有苍蝇、蚊子进来。一些西方意识扑面而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术理论,它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乏科学的分析,对我们市场取向的改革可供参考;另一方面,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演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思想理论体系,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要坚持抵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缤纷杂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传入中国,对比落后的中国,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欧美比中国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些人实际上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东西的时候,对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为崇拜者、宣传者,叫做兼收并蓄。这样,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蔓延。

第二,从国内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改革要求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公有制经济的相对式微,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显著的变动。拥有资本、财富和知识的阶层地位上升,而工农劳动群众的地位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以其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而“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力图使政府政策为资本利益最大化开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一整套学说,是中国社会的新兴强势集团所乐于接受的。从这个群体中天然会产生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以上谈到传播新自由主义言论的代表人物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从意识形态工作来说,我们党一贯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时期的右倾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自己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积极,21世纪头50年都要反[15]。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应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方面邓小平当时没有专门多说。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总是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1989年5·31谈话)[16],就是在政治层次上提出来的,着眼于解决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才不久,经济上要向市场、向非公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开放,不可过于拘泥,强调要思想解放,要大胆地闯,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警惕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相对的强调不够,注意不够。比如,邓小平曾说,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17],以此来反对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确实也有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18],也是邓小平说的。他还说,“某些人所说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 [19]。所以,不能说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政治领域有,经济领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反对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系列观点都与经济领域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上反经济上不反,这是不够的。防止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经济领域变质。经济领域如果变质(变成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政治领域也会跟着变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过去赵紫阳就认为经济领域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至今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这样认为,以至放松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极糊涂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渗透、流行、泛滥,同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杨: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渗透、流行的情况和原因。确实不能小视这些噪音、杂音。它自居中国主流经济学,有控制相当一部分舆论和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能量。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扭转这个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

刘: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2005年7月15日关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的谈话中,已经谈了几点意见,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问题在于落实执行。这里我再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经济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在理论上要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对前者,可以批判地选择吸收;对后者,要明确宣布,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预、反社会主义等系统主张,是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要坚决反对,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对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财经部门的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欢迎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帮助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或再教育。

第三,对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高层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经典著作的选读,批判敌对思潮和反社会主义的杂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防止上理论骗子的当。

第四,对媒体舆论。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复杂化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简单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但一切事物总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一些非常错误的思潮横行,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思潮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象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导致灾难后果的“多元化”、“公开化”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来教育人民,筑牢社会团结进步的思想基柱。批判与反批判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不争论在现时条件下只有利于反社会主义思潮向我们争论,而不利于我们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反驳。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争,必将有利于错误思潮的清除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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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杨承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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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见《吴敬琏改革论集》2008年。

[3]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吕增奎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6月号。

[4] 马国川:《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5] 徐景安:《回避不了的争论》,见《中国走向》2006年9月。

[6] 记者《市场化改革》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日。

[7] 高尚全:《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24期。

[8] 李君如:《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高尚全:《三十年,四次思想解放》,《刊授党校》2008年第4期。

[9] 《高尚全文集》Ⅰ,P194,P227-249

[10] 见《经济月刊》2002-12,《商通网》2005.11.7来源新华网。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007年,p263

[12] 楼继伟:《中国改革总体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确》,《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4月8日。

[13] 乔舒亚•库珀、拉莫:《北京共识》研究报告,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发表。

[14] 《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9日。

[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181,P211。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9。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

[1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P229。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