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摘要:根据在北京市城八区进行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样本农民工存在健康恶化现象,即与流动前的健康状况相比,流动后健康状况可能发生恶化。样本数据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出现了恶化趋势。基于个人收入和健康变化的系统性,本文建立了联立方程组,并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形成了循环作用机制:初始健康状况越好,收入越高。健康对收入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高单位时间收益率上;个人收入的获得却在损耗健康;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又导致单位收益率下降,但对月收入则无显著影响。健康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农民工健康越可能恶化,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恶化的因素还包括农民工在京生活情况、心理健康程度、社会保障状况等。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健康;健康恶化;个人收入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05&ZD041)成果之一,并得到“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科研课题”资助。

  一、引言

  健康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人类“可行能力”(Capability),以及一种非常基本的自由(Sen ,2002)。人力资本学派将健康与教育一样看作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健康有助于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其他几项人力资本的载体。而且,联合国发展署发行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人类的福祉才是发展的真正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长寿且健康的生活是人类发展的首要目的之一。对中国农民工而言,健康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制度和政策因素,农民工所能进入的是那种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健康的体魄应是农民工需要依存的重要资本,是他们生存和获得收入的关键因素;同时,由于缺少医疗保障,伤病将是农民工不可承受之重。

  针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应”(Healthy ImmigrantEffect,HIE ),即新移民的健康状况好于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但是这种健康优势会随着时间而流逝(Gee et al.,2004;Antecol and Kelly ,2006;Gushulak,2007)。目前,已有很多研究检验国际移民的健康效应。对移民健康效应的检验方法有3种:(1)比较移民与当地具有相似人口特征的居民的健康状况;(2)比较移民不同时期的健康状况;(3)将移民与其来源地的非移民进行比较(Gushulak,2007)。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健康的衡量指标,现有文献所采取的方法包括自评健康、慢性疾病的发生率和日常生活局限性(activity limitations/restrictions)(Gee et al.,2004;Antecol and Kelly ,2006)。结果发现无论采用哪个指标,一些移民输入国中确实存在移民健康效应,如美国(Stephen et al.,1994;Antecol and Kelly ,2006),加拿大(Chen et al.,1996;Perez ,2002;Deri,2003;McDonald,2003),澳大利亚等(Donovan et al.,1992)。

  现有文献对移民初始健康状况较好的解释包括:移民输入国的筛选机制、移民的自选择(Marmot,Adelstein and Bulusu,1984;Jasso et al.,2004;McDonald,2004),健康状况不好的移民更可能发生回流(Palloni and Arias ,2003),以及移民者之前较健康的行为方式(Beiser et al.,1997)。对移民健康随时间恶化的解释包括,“同化理论”,与当地人趋同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如肥胖)使得移民的健康状况也与当地人趋同(Beiser et.al.,1997;Salant andLauderdale,2003;Gushulak B.,2007),以及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McDonaldand Kennedy ,2004);也有研究指出从流动到健康的联系主要是与流动相关的压力导致的(Findley ,1988;Arifin et al.,2005)。个人的健康状况、生产力、收入和健康支出形成了一个循环系统(Christopherand Stern ,1978)。

  在研究健康与收入的关系时,二者的双向影响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有文献较多的关注了移民中是否存在移民健康效应,但对移民健康动态变化经济含义的研究则乏善可陈。尽管如此,目前研究健康对收入影响的文献已经颇多。对健康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最初大多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得到的结论大多有力地支持了健康对就业或收入的影响(Lee ,1982;Stern ,1996)。从微观角度考虑,健康影响收入的可能机制是:健康的人能够工作更长的时间,在体力、脑力或者认知能力上都更加充沛强壮,从而能直接提高劳动生产力(刘国恩,2004);工人在患病期间劳动习惯的改变可能使收入函数改变到一个次优状态,从而对收入造成损失(Schultz and Tansel,1997)。

  目前国内在健康对收入影响方面的研究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家庭农业和种植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家庭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另一种则着重于个人工资(收入)函数的研究,主要对工资性就业及其收入进行研究(魏众,2004)。张车伟(2003)和高梦滔等(2005)沿袭了前一种思路。张车伟(2003)采用多种健康指标,利用家庭生产函数对贫困地区的种植业进行分析,发现健康对种植业生产具有显著影响。高梦滔等(2005)则讨论了健康风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大病冲击对随后的12年周期里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魏众(2004)、候风云(2004a 、2004b )则沿袭了后一种思路。前者以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参与和工资决定作为研究对象,得出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对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后者分别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外出劳动力各项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发现健康状况对外出收入的影响相对于全部农村劳动力而言重要得多。以上研究,着眼点基本在农村,对于进城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则缺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提高了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减缓了贫困,抑制了城乡差距(世界银行,1997;蔡昉、王德文,1999;王小鲁、夏小林,2000;周天勇,2000;王桂新,2005;都阳、朴之水,2003;李实,1999)。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可能意味着对社会已获和将获利益的损害,甚至使流动者个人及其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流动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们能否继续留在城市;如果带病返回家乡,在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却要由农村来“买单”,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关系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也是我国城市化中应该考虑的一项成本。

  目前对农民工健康的研究一般只涉及一些边缘群体的问题,如工伤、职业病、生殖健康、传染病等;专门针对农民工总体健康状况的实证研究很少。而同时将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纳入研究框架的则更少。据此,本文提出下列问题:(1)进城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是否发生恶化?(2)动态的健康状况将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收入?(3)同时,健康恶化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章的分析框架和所用数据的说明;第三部分利用数据分析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是否发生恶化;第四部分基于个人收入和健康变化的系统性建立联立方程组,并对方程组中变量的选择和衡量进行说明;第五部分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民工的健康和个人收入进行实证考察,并分析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发现农民工确实存在国际移民中普遍存在的移民后健康恶化现象,而且健康与收入之间形成了循环作用机制:健康状况越好,收入越高。健康对收入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高单位时间收益率上;个人收入的获得却在损耗健康;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又导致单位收益率下降,虽然对月收入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健康恶化的农民工若想保持月收入不减少,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或者其他投入,这可能意味着对健康的进一步侵蚀。

  就个人收入和健康恶化的影响因素来看:第一,健康恶化更可能发生在教育程度低、家庭背景差的农民工身上,而健康的恶化又可能使其生产经营进入更差的循环。这意味着进城农民工的阶层分化和收入不平等会加剧,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但是社会保障状况,尤其是医疗保障状况能显著降低健康恶化的可能性。第二,健康恶化跟农民工的流动性关系并不大,更多的是由其生活环境和心理状况决定的。第三,农民工的就业方式对收入有高度的显著影响,即资本投入是获得收入的有效途径。这些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首先,应该继续推进和加强针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尤其要关注进城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其次,应该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条件。培养和强化农民工投资健康的意识,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应该鼓励进城农民工积蓄和利用资本,鼓励农民工改进过度依赖和损耗体力的生产经营方式。当然,这更多的取决于政府和用人单位的努力。

  据目前仍居住在北京的农民工群体来看,健康恶化的程度不很严重,但不能排除部分健康严重恶化的人已经回流。根据研究结果和中国的现实,关注和改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农民工个人的事情,也应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健康优势受到威胁的农民工能否维持其现有的“半城市化”状态值得关注。并且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王洪春,2006),考虑到农村人口其他各项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现实,这个人口红利实质上是建筑在健康基础上的红利。农民工健康的恶化很可能会威胁到人口红利。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尚存在一些缺陷。首先,调查时由于设备和时间的限制没有对农民工健康状况进行详细测量,健康自评指标虽然能反映健康程度,但无法表明健康问题出在哪里;调查中也缺少关于农民工生活习惯方面的数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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