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问题是一个重要但是仍需进一步讨论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的阶级阶层地位解释的基础上,依据W.J.Wilson的社会孤立论,本文提出了另外一个社会资本来源的解释:社区结构变迁的解释,并通过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与社区调查数据加以验证。研究证实,仅就贫困居民而言,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由其社会阶级结构因素所决定,但是个体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因此,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文章还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进行了简短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①。由于社会资本理论②关注社会互动及其后果,具有鲜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受到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已经成为国际贫困研究和福利改革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概念和分析起点③。世界银行贫困系列研究④均发现,穷人的社会资本对家庭的福利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且其效用远远超过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效用。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也开始引入国内城市贫困研究领域中⑤,相关研究⑥均证实,在贫困居民生活保障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这些城市弱势群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发挥着信息供给、生活保障与信誉保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然而,如果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关注个体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多,而对个体社会资本来源或创造来源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在国内外的主流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即使涉及也主要关注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资本的意义⑦,而很少注意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世界银行贫困系列研究中,D.Narayan等人注意到,家庭的社会资本效应受制于独特的社区环境,然而他们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则未进一步解释。事实上,即使在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学术界开展的贫困与社会资本研究中,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创建、来源问题,个体的社会资本与社区的关系问题仍然被忽视。国内已经出现一些社区与贫困居民关系的研究⑧,但仍未涉及个体的社会资本与其生活所在的社区之间关系,从而社区在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机遇建构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基于此,本文将在测量广州市和兰州市贫困居民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关心的问题是:第一,如何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第二,如何解释个体社会资本存在的差异?尤其是,个体生活所在的社区结构变迁与个体的社会资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

  四、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社区经济结构变迁因素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研究表明,在纳入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之前、以及控制上述因素影响后,个体所在社区经济状况变化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获得均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力,社区越贫困,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少。这说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会对贫困户主的社会资本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二,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的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个体所在的社区经济变化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个体就业或者曾经就业的单位性质、家庭经济状况等个体既有结构因素解释更多的个体社会资本差异。而在控制个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区贫困这一社区经济变迁因素虽然对个体的社会资本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意义,但是其对个体社会资本得分差异的解释则明显小于上述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

  换言之,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

  第三,社会交往的交换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是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从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受到个体的既有地位结构因素的影响,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构成了个体社会交往的机会、限制条件,这是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解释因素。但是,社会孤立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研究表明,社区经济变迁对个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只不过其解释效力低于个体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因素。换言之,社会交往的交换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

  (二)制度变迁、城市社区再建构与居民的社会资本:进一步解释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不仅受制于个体既有的地位结构因素,而且受制于个体所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因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我们认为,应当从城市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

  按照利菲弗尔(H.Lefedrve )的看法,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在社会互动中产生,而且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中再产生輧輳訛。我们认为,在中国城市改革过程中,由于住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导致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模式截然不同,从而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产生不同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乃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实际上是依据计划经济的逻辑,由单位福利住房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所形塑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不仅承担生产职能,同时也承担职工的住房分配等福利职能,单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获得住房资金,并按照便利生产和生活的原则,见缝插针建设“家属院”式的单位住宅小区,并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职工并不具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单位内部不同职级的职工共同居住在一起。因此,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和收入平均分配制度的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结构,在空间结构上呈现以单位居住区为基本单位的“摊大饼”式蔓延格局,在社会结构上则呈现出以行业与职业分化(如干部小区、企业员工社区、知识分子区)为鲜明特色但不带社会地位差异的阶层混合居住格局。从一个居住区看或更大的行政区域看,不同的单位居住区混杂分布在城市空间中,不同职级的人员混居在一起。这种居住空间结构下,中国城市居住区位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

  社区中不同类型居民既可以通过日常互动、职业互动以及社区互动(基本为单位互动,除老城区外),建构具有地域和职业特色、层次丰富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然而,这种混居的空间与社会结构格局被城市住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打破。

  随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福利住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逐步完成,居民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域的权利,不同收入的城市居民在市场信号(住宅价格)引导下,开始有规律地集聚在城市某些特定区位,形成了色彩鲜明的阶层社区,城市居住空间和社会格局急剧分化。对应的,城市贫困人口也逐渐集聚在特定区域,市场化造就的贫困人口区位化或者说贫民窟化现象开始产生,并呈现“大分散和小集中”的特点。换言之,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城市居住的空间和社会结构被住房商品和收入分配制度重新建构了。

  对我们研究的贫困居民而言,这种居住分异格局对其社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的建构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是地域性网络、职业网络关系难以形成。在贫困或衰落社区,大量的贫困居民集聚,社区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贫困居民所赖以生存的服务业由于缺乏中产阶级的存在而难以发展,年龄较大、素质较低的贫困居民难以实现就业,通过职业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难以形成。而地域性网络也由于居住格式(楼房)和交往场所的丧失而日渐式微。二是日常互动网络关系单一化。由于贫困居民的集聚,社区人口同质化,造成社区居民社会交往日益狭窄,贫困居民日常互动中更多的是与处境相当的居民、亲友互动,关系类型和数量有限,贫困居民难以获得在混合社区中拥有的重要支持,包括舆论支持、经济支持等。三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组织。由于社区内缺乏中产阶级的参与,难以形成争取社区利益的组织,难以获得更广泛层面的社会支持,导致社区日益衰败。而且,这种贫困聚集也会造成贫富社区居民的社会隔离,难以获得社区外他人和组织的关注,难以获得丰富的社区外资源,而我们的研究证实,社区外形成的关系是贫困居民社会资本的最重要来源。这种居住分异格局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量少且质低,贫困的再生产难以避免。

  对社区结构变迁与居民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政策目标与措施的分析框架对传统的贫困治理政策进行反思。目前,在国际贫困治理政策中,明显划分为以人为导向的治理政策与社区发展导向的政策两种,两者最大区别在于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及其手段:以人为导向的政策(如对家庭、个人发放补贴等转移支付收入)是将个人和家庭作为政策实施目标,而以特定贫困地区、社区作为政策目标的政策则着眼于改善地方、社区的公共交通,通过社区发展而让居民从中受益。根据美国的经验,这两种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的融合趋势,而且通过社区、地区开发促使贫困社区、地区居民贫困缓解的政策导向越来越明显。

  反观中国,通过社区发展促进弱势群体生活机遇改善的政策仍几乎空白。在不采取措施降低因市场因素形成的贫困社区的同时,政府还在使用政策手段制造新的贫民区。例如,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近年来,各地政府为解决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采取了大规模连片建设廉租屋区、限价房、安置社区等方式,安排无力在市场租赁、购买住房的弱势群体入住。这种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人为制造了新的居住分异。这在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以各种政策(如荷兰的“重点城市政策”(Major Cities Policy )等)以期降低居住社会分异、突出社会融合目标的背景下,尤显突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由政府集中兴建、目标单一、基础设施与就业机会不足、弱势群体大量聚集的居住区继续发展,那么不远的将来,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头痛的贫民窟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贫困治理政策中,既要重视既有贫困社区的基础建设,通过促进社区建设、扩大贫困居民参与等方式促进贫困缓解。

  同时,在大力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同时,认真反思集中兴建廉租屋村的不足,借鉴国外的经验,及时采取措施,切实降低居住的社会分异程度,防止新的贫民区的再生产。

  (三)研究不足

  本文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是本文仅以贫困居民为例,未涉及到普通居民。普通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其生活所在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否与贫困居民一样,均受到社区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二是鉴于篇幅的关系,未对社区结构的其他变量进行展开,而仅仅使用社区经济变迁这个变量。三是社区的样本过少,也影响了结论的推广。未来研究中,应当加大社区的样本量,增加社区其他变量。

  *本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城市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的理论、政策与实践》(02BSH039)和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社区发展与城市贫困治理:以广州和兰州为例》(08Y48)的资助,并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指导,丘海雄教授、张应祥副教授和匿名评委对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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