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

  原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中国省级水平1989年至2004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地区政府规模、民营化、经济开放程度、教育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我们发现,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率,而核心政府部门规模的影响更为明显,党政部门规模上升1%至少会带动腐败犯罪案件提高0.68%-1%.FDI 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地区的官员腐败水平,而进出口比例的提高却有助于降低地区的腐败水平。民营化程度的影响则不确定。我们还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也对一个地区的官员腐败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腐败;市场化;政府规模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zhoula @gsm.pku.edu.cn ;陶婧,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项目批准号70573008)和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关于政治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通常意义上的腐败主要指政治腐败,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Shleifer and Vishny ,1993)。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是反映一国法律、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指标。在解释为什么腐败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时,文献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制度的重要作用(LaPorta et al ,1999;Djankov et al ,2003)。其中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腐败的后果和影响,主要有两类相反的观点。一些观点认为腐败对效率并无负面影响。这一论点的理由是:首先,腐败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本来就处于存在扭曲的次优状态,对政府官员的行贿可能会减少扭曲增加效率;其次,官员受贿和行贿人行贿的过程是一个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最终会达到一个有效率的最优状态;再次,官员受贿的规模和行贿者的行贿时间的机会成本相联系,行贿和受贿的策略形成了一个最小化行贿人等待收益时间问题的纳什均衡,因此在最优状况下不会影响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但是,即使不考虑道德上腐败的负面作用,仅从效率角度出发,进一步的文献也给出了腐败对效率带来损失的理由:首先,社会经济的扭曲并不先于腐败外生给定,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腐败本身也是一种扭曲,用来改善另一种扭曲实现效率是不可行的;其次,受贿者和行贿人的谈判签订的合约因为腐败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违法性是不能被法院执行的不完全合约,且受贿人和行贿人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不一定能实现最优;最后,腐败不会促进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政府官员反而有可能为了收受更多的贿赂而故意放慢工作效率,带来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实证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增长确实有弱的负影响(Mauro ,1995;Glaeser and Saks ,2006)。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更多研究开始关注腐败的起因和决定因素。在这些研究中,Ades和Di Tella(1999)、Laffont 和Guessan (1999)考察了市场竞争对腐败的影响,认为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市场竞争会减少腐败。而英美法系传统、民主程度的提高(Treisman,2000),财政分权(Fisman and Gatti ,2002),媒体自由度的增加(Bruenett and Weder,2003),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提升(Glaeser and Saks,2006)等会带来更低的腐败水平。

  在中国,政治腐败和反腐败一直是社会的焦点话题之一。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展开的市场化进程及日益开放的对外环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力的迅速增强,同时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显示,2007年中国的腐败主观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 Index,CPI )位居179个国家中的第79位。广义的腐败形式不仅仅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刑事犯罪,还包括了利用公款消费、奢侈浪费等行业或部门的不正之风。在中国的各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各级地方官员中都查处过不同程度的腐败官员,甚至诸如陈希同、成克杰这样的高官也因受贿而受到法律制裁。

  国外现有的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文献基本以描述性质为主(如Wedeman ,2004)或集中在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从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待中国自古存在的"升官发财"、"无官不贪"、"官官相护"的政治传统(Kwong ,1997)以及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成之立后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演化和表现(Lu,2000)。在国内的文献中,一些研究认为腐败是市场不完善时政府特权所致,政府可能在腐败的初期对腐败采取适度的容忍,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大力反腐,腐败总量可能先上升后下降(孙刚等,2005)。还有研究考虑了除政府腐败之外的金融腐败的宏观经济成本,认为金融机构的寻租扭曲了资源价格,造成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而融资腐败的程度取决于资金的稀缺性和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程度(谢平、陆磊,2003)。在分析中国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中,杨灿明、赵福军(2004)运用回归分析发现行政腐败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且导致公共支出占GDP 的比重上升;刘文革等(2003)发现转轨过程中腐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加重。

  但是,现有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中国政府腐败形成和发展的机制给予更进一步的说明。如果认为腐败会放慢国家的发展脚步,为什么在中国,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能够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共存?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各大国际机构的清廉认知指数排名中排名落后,但是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仍居世界前列?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地方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各个地区的腐败水平?本文试图用从1989年到2004年来自中国省级层面上面板数据解释这些问题,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腐败的起因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文章中,度量腐败的主要方法是采用一些标准化指数测量人们对政府腐败程度和广度的认识。这些指标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指数包括了世界银行的国际商业指数(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dex,BI)",透明国际"组织的CPI 指数等等。利用这些国际指数,一些研究者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影响(如Mauro ,1995)。上述这些研究利用主观认知数据的好处是可以在更广泛和综合的意义上反映一国的腐败程度,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弱点。首先,各国民众和投资者在主观的腐败认知程度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内涵,使得标准化的分数在反映不同制度文化背景的被调查者的主观感受时缺乏统一比较的尺度。其次,被调查者主观判断的腐败水平和该国的实际腐败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距。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利用一国国内的实际发生的腐败犯罪率研究腐败问题(如Glaeserand Saks,2006)。相比于主观数据,实际数据分析的好处在于它能够更加真实地刻画一国的腐败程度,而且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法律结构是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不大,不可观察的因素相对较少,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计量分析的偏差。但是,实际数据分析的一大困难是现实中腐败往往是隐秘的,数据显示的只能是已被发现或查处的政府腐败,这和该国的真实腐败水平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1989年至2004年间各省市自治区检查机关立案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腐败案件数和包含了相关社会经济发展信息的省级面板数据。同已有的研究相比,使用面板数据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同时考虑各地区之间所考察变量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对腐败带来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社会和经济环境对腐败发生率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政府部门公务员规模的扩大会增加腐败犯罪发生率,而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开支对腐败的影响则分别取决于市场化中政府的作用和政府开支的类型。居民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减轻腐败,但作用并不显著;政府公务员名义工资的提高会降低腐败水平,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的发生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剩下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简要回顾理论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地区政府腐败的决定因素,给出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第四部分讨论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方法;第五部分汇报回归结果和稳定性检验结果;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六、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层次上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地区腐败的决定因素,考察了政府规模、市场化、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等对地区政府腐败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政府机关雇员人数和党政机关政府雇员人数分别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腐败发生率分别增加0.36%和0.68%,而工具变量分析的影响分别为0.96%和1%.我们也发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开支中行政费用比例的增加和FDI 占GDP 比重的增加会提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民营化对腐败的影响依各个回归模型而有所不同,没有完全一致的结果。而对外贸易占GDP 比重、人均收入水平和地区教育水平的增加、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效率工资的提升都会减少腐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对腐败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对于研究中国的政府官员腐败和反腐败措施具有启示意义。西方主流文献从发达国家的腐败历史中分析认为反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放松政府的管制和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Glaeser and Goldin,2006)。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具体制度环境下,反腐败不能仅靠放松政府管制,仅通过加速市场化进程和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来抑制腐败是不够的。首先,政府规模大小和政府开支的类型对腐败有显著的影响,要想减少腐败应该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并对增大地区财政开支的透明度和使用效率。其次,在发展经济、放松管制和减少行政干预的过程中,法律监督的作用和司法的完善显得十分重要。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查处机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地区官员腐败,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然,腐败的发生有一定的制度的根源,而制度又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腐败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可能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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