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卷第2期

  摘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本文分析了治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寻租动机并进而影响企业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本文借鉴并改进了Ander son et al .(2006)模型,探讨了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并实证检验了影响非生产性支出的制度因素。研究表明,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交易成本有显著影响,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法律保护均有利于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本文研究发现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为我国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关键词: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交易成本

  *万华林,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陈信元,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会计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万华林,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2800号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学院/立信会计研究院,201620;E-mail:wanhualin @lixin.edu.cn.本文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51701)资助,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057210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06JJD630016)的后续研究成果。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范博宏教授对本研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实证研究研讨会参与者、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学院实证会计项目研究室参与者、转型经济下会计与财务专题研讨会、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与会者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

  Coase (1937)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张五常(1987)把组织或各种制度安排的存在和变化视为交易成本约束下选择的结果,张五常(1998)进一步认为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同时,“这一比率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成本对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组织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埃格特森,2004)。因此,研究企业交易成本如何随着治理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不相同。从市场微观结构出发,企业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分为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Sp ulber ,1999)、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交易成本(代理成本),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被管制者施加的额外成本(寻租成本)。其中,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无法避免,且由于竞争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自发演进,上述交易成本在既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可以达到最优,因而并非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而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主要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是代理问题,因此他们对企业寻租成本的研究匮乏,而对代理成本的研究则不胜枚举(如J ensen and Meckling,1976;Fama and Jensen ,1983)。中国的情况与此迥异,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仍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这时企业的交易成本可能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寻租成本。1由于我国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色彩并未褪尽,在企业的成本中,就蕴涵着如何与政府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资源,或以更为有利的价格获取资源这一重要交易成本。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系统地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陈晓和李静,2001;陈冬华,2002);同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公司的干预方式和力度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并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形成了可观测的影响(孙铮等,2005;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因而可以预期,治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公共治理变量,可能会系统地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

  寻租成本作为一种交易成本,很可能隐藏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之中。借鉴Aschauer(1998)对政府非生产性支出以及Bhagwati(1982)对非生产性活动的定义,本文把非生产性支出定义为那些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不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产生商品或服务的支出。因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可视为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所有非生产性成本。

  从现实看,作为一种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在我国极具重要性。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生产性支出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的估计,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占当年GDP 的2.27%,高达3700亿元。Cai et al .(2005)的研究亦表明,中国企业的娱乐餐饮费用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占销售收入的2%—3%.这些支出除用于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外,也被用于经理人的个人消费或作为公司支付政府官员“保护费”或“贿金”的手段。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2005)已经研究了在职消费问题,但对我国非生产性支出如何受到寻租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文献仍缺乏深入研究。Cai et al .(2005)的研究已经涉及了政府行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但他们对治理环境如何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仍缺乏细致的刻画,且其研究对象限于企业的娱乐差旅费,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可能蕴含于其他费用之中;同时,由于调查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导致该类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入。

  因此,要实证研究上述问题,就难以回避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计量经济方法从边际上区分交易成本的大小。由于非生产性支出最有可能包含于企业营业管理费用之中,本文从营业管理费用出发,在控制了与企业正常经营和组织活动有关的费用后,考察制度因素对“营业管理费用”的超额部分——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

  在解决了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后,本文研究了地区治理环境差异对企业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寻租行为系统地影响了企业交易成本:地区治理环境越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越少,表明制度差异和市场化进程确实影响了企业寻租成本。

  迄今为止,国内尚无文献系统地检验寻租行为如何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现有少数研究也未系统地考察法律保护、政府干预等重要制度变量如何影响企业交易成本。本文在对非生产性支出的度量进行有益探索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一重要问题给出理论回答,借此丰富有关研究文献,亦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租金通常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机会成本的超额回报。在关于寻租的文献中,Buchanan(1980)把寻租定义为经济主体借助于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但这一活动会浪费社会资源;Tollison (1982)进一步认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大致可分为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前者能够增进社会福利,而后者则大量消耗社会经济资源,反而有损于社会福利。由于寻租本身是寻求财富的转移而非财富的创造,因而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寻租不同于生产性获利活动。

  但是,寻租仅仅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是会进一步导致租金耗散,理论界对此持不同观点。Posner(1975)基于寻租完全竞争提出了租金完全耗散模型,Brennan et al .(1980)、Tullock (1980a ,1980b)则指出,寻租竞争可能并非完全竞争,可能存在两种均衡——租金的过度耗散与耗散不足。

  Magee et al .(1989)甚至认为,在寻租资本的投资回报相对生产资本的投资回报变得足够大时,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都会被用于寻租,在这种经济中,寻租几乎消灭了所有生产活动。上述学者均认为寻租会导致租金耗散,但亦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Dougan and Synder(1994)认为寻租成本几近于零,这或许可称为寻租的“效率观”。相对而言,租金耗散不足理论或许更接近现实,因为在考虑了风险回避、垄断性投入的比较优势以及寻租进入的先后顺序等以后,这一均衡变得更为符合实际(Hillman and Katz ,1984;Rogerson ,1982;Linster,1993)。

  尽管在理论上对寻租的经济后果见解不一,但学者对寻租社会成本的实证研究却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即寻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福利(Krueger,1974;Cowlingand Mueller ,1978;Mohammad and Whalley ,1984;Ross ,1984)。与上述基于宏观角度的研究不同,Cai et al .(2005)首次研究了政企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娱乐差旅费支出,从而将非生产性支出的研究引向了寻租观的研究,该研究已经涉及公共治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若政企关系重要且系统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则应该发现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节约企业与政府的交易成本,换言之,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寻租空间更少,这意味着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增加企业生产性活动并增进社会福利。但已有研究均未系统地回答地区治理环境会如何影响企业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本文将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对上述问题加以研究。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寻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因而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同地区存在治理环境差异,公共治理的差异亦会引致各地企业行为差异。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研究(樊纲和王小鲁,2003,2004,2006)表明,中国不同地区在政府干预、法律保护、政府服务等方面差异显著。治理环境在以下方面会影响企业寻租成本,从而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

  首先,政府干预可能显著增加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政府干预越严重,往往其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介入程度越高。公共资源本就难以厘清权利边界,因此存在诸多未经界定的“公共领域”即“租金”。若政府干预严重,企业难以通过市场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必须转而同政府交易,为在交易中竞争稀缺资源就必然进行寻租。根据Baumol(1990)的理性行为模型,如果政府以质量要求或市场准入的形式干预市场,则企业就有动机贿赂官员,并进行非法的市场交易,把资源配置于非生产性领域。这时非生产性支出主要体现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且与政府干预程度正相关。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控制其他因素后,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干预越严重,非生产性支出越高。

  其次,政府服务质量可能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若政府服务质量较差,企业获取服务的成本亦相应增加。世界银行(2006)表明,中国不同城市的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差异显著,东南地区平均一年只需5116天,西北地区则高达7813天,后者比前者所需时间多一半。若政府服务质量较差,利用国家权力进行部门寻租以及利用部门权力进行个人寻租的“权力寻租”现象亦将更普遍。处于不同地区企业的交易成本会有差异,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控制其他因素后,企业所处地区政府服务越差,非生产性支出越高。

  最后,法律保护水平亦可能影响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基于下列原因,法律保护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寻租的交易成本:一是若法律保护不力,企业产权更可能受其他经济主体侵犯(比如落后地区通常侵权问题更严重),企业须更仰赖与政府的关系维护自身权益;二是若法律保护不力,少数政府职能部门更可能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为减少政府掠夺带来的潜在损失,企业必须与政府建立牢固的关系;三是若地区法律保护不力,企业自主创新所获收益难以保障,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而寻租收益可能更为直接,故企业寻租动机更强而自主创新动机更弱。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控制其他因素后,企业所处地区法律保护越差,非生产性支出越高。

  …………

  六、结语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治理环境与企业的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显著负相关,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非保护性行业,并对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具有更大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Demsetz (1967)认为,产权的演进和制度安排的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中国正在进行的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一次尝试降低交易成本的伟大实践。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长期、大范围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我国寻求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由此可见,产权界定不仅涉及法人产权界定,更涉及公共权力与法人产权的界定。政企不分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或不恰当干预,同时又不能有效保障法人产权或提供政府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加强产权保护、改进政府服务。当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较为严重、不能有效保护法人产权时,大量经济资源处于公共领域,争夺“公共租金”或寻求保护法人产权的努力迫使企业支付寻租成本,而地方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也有更多机会将手中权力“资本化”。寻租成本增加的代价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减少,经济效率因此受损。当公共权力较为节制时,公共治理的改善使得生产性活动更为有利可图,这将导致企业行为方式的改变,企业更多地从事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支出因而降低,并进而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加。本文研究表明,为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治理环境的改善至关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具体来说,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加强政府对法人产权的保护均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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