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国社会学家沃纳•松巴特和美国学者西摩•李普塞特挑起的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争论已众所周知了。然而还有一场「美国例外论」的争论仍是鲜为人知。这就是美国共产党内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争论。

  美共的「美国例外论」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内容是甚么?它与现今所说的「美国例外论」有何异同?美国到底有没有「例外」,「例外」在莫斯科眼中的地位如何?美共的「美国例外论」的命运如何?为何会有此命运?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解答,本文先尝试著回答前两个问题。

  通过与莫斯科的几番交流,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共产党1的领导人愈来愈习惯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式管理,也愈来愈善于利用莫斯科的风吹草动来为自己的前途早作打算了。然而就是这种毫无怨言的顺从也使他们难逃被批判的厄运。美共的「美国例外论」是顺从共产国际的结果,也是后来共产国际批判它的原因。这样的悖论现象也只有在莫斯科那里才能完美地展现出来。正所谓「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下面就详细阐述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先要从苏共及共产国际那令人眼花瞭乱的路线斗争开始。

一 莫斯科的王旗变幻

  共产国际和俄共[1925年12月俄共(布)改为联共(布)]的组织形式本身就决定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权力中心的细微变动和领导人的偶然性情会给整个体系带来重大的影响。不幸的是,这种组织形式造就出来的官僚的巨大权力潜在地就刺激了各种权力斗争。

  当列宁逝世后,俄共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盯住了最高权柄。其中最为明显地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几个巨头的权力斗争同他们各自对俄共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谁的方针路线取得了胜利,谁就攫取了权力;反过来,谁获取了权力,谁的路线也就自然正确。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每一套方案都不可能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争权夺利的色彩。随著权力的不断易手, 路线的不断交换,渐渐成为俄共的私有财产的共产国际也跟著摇摆动荡起来。崇尚必然和惟一的共产国际一时间成了机会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例外论」就是这样一个大背景的产物。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造就了它,又很快淹没了它。因为在权力的飘忽不定的本质下,任何东西都不会长久留存。

  同「美国例外论」有直接关联的是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但由于此次斗争与前几次斗争紧密相关,所以本文不得不在这里对这一系列的斗争梳理一番,以了解莫斯科路线斗争的本质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一)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

  在几个革命元老中,托洛茨基的实力最为强大,他也是向著权力发起进攻的先锋。托氏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常自负。心性一起,他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列宁本人。

  在1923年10月,列宁还未去世时,托氏就急不可待地发言了。他选择的阵地是党内民主问题。列宁也注意到了党内愈来愈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但他已不能召集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了。托氏提出这个问题,一是由于列宁的嘱托,一是由于9月出现的工厂工人罢工事件。这表明了官僚主义问题的紧迫性。然而托洛茨基提出党内民主问题的方式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个动机,这就是对权力的要求。他以个人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批评信。这一姿态不仅表现了他对党纪的蔑视,更是他对所有其他党员的轻视和嘲讽。也许正是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使他本来很合理的观点也被大部分党员拒绝了。在信中,托氏说:「十二大以前基本上形成的和十二大后得到最后巩固和完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比军事共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还要远。」一周以后,和托氏有同感的四十六名俄共(布)干部也联名致信中央,认为「党内所形成的制度已经无法忍受。这个制度扼杀著党的自主性,党被精心安排好的官僚机构所代替,」这样下去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和革命的失败。2这46人可能是真想促进党的制度的改革,而托氏的主要目的是挑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的权力,尤其是前面的两人。此时加米涅夫是人民委员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虚荣心很强的季诺维也夫曾在加米涅夫的支持下提出要由他承担党的主要「领袖」、理论家和列宁主义的解释人的角色。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斯大林此时权力并不大,而且在「列宁的遗嘱」事件之后,斯大林变得谨慎、驯顺多了。他公开支持季、加工人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因为他们在上述事件中保护过他。所以迎接托氏的挑战的主要是季、加二人。

  对季氏和加氏来说,托氏如此关心民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大家都知道,托氏是一个行政命令至上的推崇者,他提倡民主是在借题发挥。季、加二人开始想以托洛茨基是在进行派别分裂活动为由将党内民主问题压下来,悄悄地制服托氏。然而官僚主义已确实令人们难以忍受,各级党组织要求民主的情绪被托氏的批评信引发了出来。不进行公开讨论是说不过去了。

  于是季、加二人改变了策略,采取了一种更为隐蔽也更加厉害的手段,即允许民主问题的讨论,但要将讨论的优先权抓在自己手中,将辩论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意志之下。所以季诺维也夫先发制人,于11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批判精神的文章,其中写道:「近来,在党内生活中真是风平浪静了,有些地方甚至简直就是停滞不前。」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上面决定了后再下来。这就使广大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受到限制,使基层党支部的自主性减少了。」怎么办呢?「为了较满意地解决上述各项任务,为了适应正在引起我们注意的国际事件,为了使党内生活更加积极起来,……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党内工人民主──加强党内关于一般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的自由辩论,特别是把普通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关生产方面的迫切问题上去。」3《真理报》还号召就季氏的文章在报刊和党组织内展开最广泛的辩论。这一招果然见效,季、加二人通过夺取对手旗帜的方式化解了对手的攻势,托氏的拥护者们立时被俘虏了过去。大家最后是一团和气,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将所能想到的最能表达民主、自由的辞汇全部搜罗了进去,例如,「只有经常的、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只有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集体地讨论重要的问题,才能保存我们的党象它在革命成功之前和革命当中刚形成的那样的党。……为了避免派系的产生,就要求党的领导和机关倾听党内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滥用『党的纪律』压人(著重号为笔者所加)。」4

  那么托氏、季氏、加氏等是真正关心党内民主吗?当然不是。党内民主问题只是他们进行权力斗争的一颗棋子而已。他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主要是为夺取主动权服务的。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喊的是甚么,主要的是自己喊得声音比对手要高、要更响亮。他们的追随者真得要民主吗?也令人怀疑。从资料上看,他们更关心的是要听到和看到领袖们四处许诺、发誓的样子,而他们自己则在这种言语的狂欢中发泄了不满的情绪。至于是否真正以制度的改革来保障他们的民主就超出了他们的意识范围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何充斥这场民主辩论的话语都是空洞无物、漏洞百出了。就是前面引用的决议中的话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目标是避免派系的产生,也就是清除不同意见,那么还有甚么民主讨论呢?

  从列宁开始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习惯了地下活动方式,它的秘密性、命令性和军事色彩使它谈不上甚么民主性。再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契卡制度的加固,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更成问题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不改变,真正的民主是无从说起的。当俄共(布)仍以旧的党章、旧的组织方式和思维方式来大说特说民主时,无论其辞汇多么丰富、许诺的民主权利多么广泛、优越,它们都是空中楼阁。问题不在于说出来的民主权利的丰富多彩和无限崇高,而在于是谁说的,他是依据甚么来说的,他的依据能否真正保障得了这些民主权利。因为希特勒许诺给他的人民的东西比任何人都更多、更美好,但结果又是甚么呢?同样,在这里,托氏、季氏、加氏等人把民主权利说成了一个万花筒,但他们却都想站在万花筒外面以绝对的权力来封住它或毁掉它。就像黑格尔一样,说尽了天地间的变化,最终却把它们全收进了他的细如钢丝般的抽象绝对理念里,使万物生于斯也死于斯。现在这一绝对理念就掌握在俄共(布)领导手中,他们能说出万般民主权利,也能收尽万般权利。收与发都是那么神鬼莫测,最终除了收发人的权力之外,甚么权利都难以留存。而且,就是这场空洞的辩论所达成的空洞的决议也未能收入联共(布)和苏共决议汇编里。人们在一阵狂欢之后就心满意足地散去了。然而一切都静寂如昨。

  唯有一个人心里不甘,这就是托洛茨基。民主问题的辩论是他挑起来的,他已大获全胜,然而他却觉得这胜利中有著说不尽的空虚。他想要的是权力,而不是空洞无物的胜利。在季、加二人的精心设计下,托氏好像朝著虚空打了一拳,政治局的权力毫发无损。不能就此甘休,1923年12月8日,托氏又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公开信,继续攻击党中央的官僚主义,他说这些「列宁的学生们」正在蜕变为官僚主义分子,只有青年是党的最准确的晴雨表。

  如果说上一次攻击的时机的恰当抵销了他的傲慢自负的负面影响的话,这一次他则毁在了自己的傲慢性格之下。在文章中托氏将列宁的门徒贬得一无是处,而他自己则高高在上,俨然一副真理化身的模样。他天真地认为,只要他说出了真理,「列宁的学生们」就会马上跑过来支持他,因为就连列宁也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这次托氏错了,他忘了人们的脆弱本性使他们往往并不认同真理,而只认同自己的利益。列宁也不例外,在列宁说那句话的时候,正是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同孟什维克(少数派)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时孟什维克联合其他党派变自己的少数为多数,而布尔什维克反而成了少数,列宁当然不能支持孟什维克而反对自己,所以才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为自己辩护。而且后来列宁也从赞同客观的真理渐渐承认阶级的真理,即真理是为利益服务的。而此刻托氏的真理冒犯了他以外的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他们的真理,他们自然会为了他们的真理(也即他们的利益)而推翻托氏的真理的。更何况托氏只是一个人,牺牲他的真理和利益也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就连托氏以前最坚定的拥护者及《四十六人来信》的参与者也走向托氏的反对者之行列。因为他们都是「列宁的学生」,跟随托氏给他们所带来的损失比反对他要大得多,而托氏要否定的党机关正是他们的利益得以维持的根基。所以,即使托氏所说的是客观真理,他们也不会让他来领导他们。

  季、加二人放手让各级党组织就托氏的《新方针》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明白优势已然在他们这边,他们对上一次辩论的巧妙控制使他们赢得了大多数党员的支持。这次辩论的结果是,支持托洛茨基的党员在各级组织中平均只达30%左右,甚至在军队中(托氏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他的支持率也只有28.5%。5季氏、加氏等终于有机会反攻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达成了某种「协定」,前二人答应斯大林,在列宁死后不公开列宁的遗嘱,也不将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撤下来,而斯大林则表示支援季诺维也夫在党中的领导地位。6做著领袖梦的季、加二人将斯大林拉上他们的战车来对付托洛茨基,不久他们就尝到了这一行动的后果。三人在1924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托氏发起了进攻。他们指责托氏企图搞个人领导,破坏集体的团结和统一,而大部分中央委员也同他们一起将托氏看作党的最大威胁。三驾马车成功地给托氏及其支持者扣上了一顶帽子──「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顶帽子为此后给托氏及托派定罪起了关键作用。三驾马车还使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把任何一个违犯党纪和从事派性活动的中央委员从正式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甚至有权开除他,这显然是针对托氏的。自此,党内民主问题不仅不了了之,党的集中和专断倾向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此后任何的不同意见都可被视为派性活动而被禁止。当季、加等人以后埋怨斯大林的专断和党内缺乏民主时,不知是否会想起他们也曾为党的专断权力出过不少力。

  花这么多笔墨来描述莫斯科的权力斗争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莫斯科路线斗争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并由此来帮助我们理解一系列的苏共和共产国际路线变换的复杂现象。

  正是十三大定下了对付不同意见的调子,为莫斯科之后对不同派别的清洗提供了依据。在此之前列宁还未达到对不同意见者的如此严厉的处罚的地步。因为对列宁来说,对付不同意见只需动用他巨大的声望、雄辩的言辞和灵活的工作技巧就足够了,不必求助于暴力行政手段。而他的接班人则明显力不从心,不得不借助于行政力量将不同意见压制下去。所以苏共的党政机关并非像列宁希望的那样愈来愈民主、开明,而是愈来愈专断、粗暴。但是从本质上看,列宁及其接班人都崇尚思想的统一和意见的一致。不同的意见必须要消灭掉,这是认同马克思的真理观的首要前提。在这一点上,全党上下是一致的。从列宁的理论征服到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行政压制没有质的差别。更进一步说,后者的行为正是真理唯一实在论的自然延伸。所以麦德维杰夫在其《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称赞列宁而贬低斯大林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从专断精神上看两者并无差别。当理论说服不足以清除异见时,列宁也会求助于行政手段的,如契卡这样一个超越法律的暴力机关也是经列宁的同意才建立的。斯大林则是更为频繁地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已。既然如此,为何要五十步笑百步呢?  

(二)宗派斗争的国际延伸

  自从季诺维也夫从十三大领得了尚方宝剑后,托氏此后的任何反抗都不仅不会动摇党中央的权力和威信,而是只能不断地刺激它打击异端的力量的增长。在崇尚真理唯一实在的政体中,反对派是不会存活下去的,除非它的力量超过了先前的主流派。而且反对派战胜了主流派后,它就成了新的主流派,照旧不会允许反对派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反对派的力量总是弱小的,所以异见总会被消灭。这就是为何托氏要求民主的口号导致的却是苏共权力的集中的原因──即托氏已成了异端。

  十三大之后,季氏也敢于将苏共内部的争论拿到共产国际上来了,他要将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散播到各国共产党之中。他将托氏的观点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共产国际中第一个违背列宁主义的体系。给其定罪的标准不在于其观点的正确与否,而主要是它是否同「列宁主义」相符。但「列宁主义」的阐释权都控制在中央主流派的手中,也就是在宗派斗争中的胜者手中。

  关于如何给托派定性的问题著实让莫斯科费了一番脑筋。托洛茨基的不同意见不仅表现在党内民主问题上,还表现在关于新经济政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路线问题上。按照传统的归罪方式,托氏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犯的是「右倾」错误,因为他的民主要求助长了党内宗派倾向,迎合了资产阶级对俄共的民主问题的攻击。这样托氏就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这是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托氏犯的是「左倾」错误,因为他攻击该政策助长了农村中的「富农倾向」,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让步,他要求对农民进行剥削,积累原始资本,为社会主义工业奠定基础;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上,他既向「左」倾也向「右」倾,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只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同到来,所以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被季、加等人批评为「失败论」,是右倾),当前的任务是加强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导致的却是共产国际的激进路线,是左倾)。苏共与共产国际最后以一个很具创造性的名字为托派定了性──「讲著左派激进言辞的右倾集团。」

  对季诺维也夫来说,共产党人犯「左倾」错误显得不伦不类,「因为没有比列宁主义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更左的东西了」7。所以,若是有些党员以「左」的名义来攻击列宁主义是右倾就成了笑话了。党内这些所谓「左」派或极「左」派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左派。就他们攻击坚持走列宁主义路线的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行为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所以要将托派打成右倾。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敢批评当权者的左倾或右倾错误了,说它「左」的话,它本就是左派政党;说它「右」的话,你就是站在虚假的「左」的立场上来否定它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也就是站在敌人一方来攻击它,因此,成为右倾的是你而不是它。当一切反对派都可以被打成右倾时,主流派不仅能够放手压制和清除这些反对派,而且它还能独占革命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此它的一切行为都将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得到辩护。也正是如此,真理的客观标准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切标准都由主流派来定。无论主流派的观点是否正确,它都能被辩护为真理,而反对派的观点则都是谎言,都要被扣上各种帽子来加以清除。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所以我们就不必奇怪工业化的思想在托氏手里是反革命思想,而到了斯大林手里就成为真理了。

  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都成了众矢之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成了共产国际打击的对象。1924年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联问题的决议是在国际范围内打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开始,该决议支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谴责反对派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威胁党的统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的决议,决议警告各国共产党说:「大会还观察到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受到了其他党内的集团的支持,如在波兰、德国和法国等党内。这表明了这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偏离迹象,就像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一样,这一迹象已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谴责。」8法共当场就为共产国际反托洛茨基主义提供了机会。在此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苏瓦林委员会的决议,将托氏在法共中的支持者苏瓦林开除出了法共,因为他散播托氏的《新方针》,并仿效托氏攻击法共的过度集中化和机械化。共产国际谴责苏氏的行为是「由小资产阶级精神所操纵的,这种精神将个人感情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所以,各国共产党要「严厉惩罚所有违纪行为以及所有的个人政策,无论是由党内的甚么成员做出的」9。这就给共产国际提供了利用各国共产党压制不同声音的先例。

  自此,共产国际的路线便随著俄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而做了一次调整,其具体的方向是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而定的:在组织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关闭了民主化的大门,转而走向布尔什维克化,即更加地集中化、纪律化和铁板一块。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如果关于各国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不是空话,那么,我们就需要铁的纪律,我们就应当根除社会民主主义、联邦主义、『自治制』等等的残余」10;在统一战线中,对农民的关注有所提高,这是对托氏蔑视农民的抵制;季氏曾说:「谁不善于在农民中间工作,谁就不是列宁主义者」11;在关于同改革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方面仍持温和立场,以对抗托氏的双重工会政策。可以看出,这种路线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客观的标准,它更多地是为同反对派斗争而制定。只要是反对派的观点,不论正确与否,共产国际统统以其对立面的政策来应对。如果说反对派是机会主义的话,那么处于同样逻辑中的共产国际又是甚么呢?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斗争正接踵而至。

(三)权力的重新组合

  1924年秋《十月的教训》一书的发表是托氏对俄共中央的最后一击。他独有的傲慢自大姿态不仅未有收敛,反而更见张扬了。在书中他将十月革命的功劳几乎全归在了他的名下,就连列宁他也不放在眼里。不过他主要攻击的对象还是现下当权的季、加二人。托氏嘲讽这两人在十月革命中的投降立场,并将他们现在扣给他的「右倾」帽子仍还给了他们。

  然而在季、加等人已经精心建立起来的清除异端的机制面前,托氏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季氏等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发起的布尔什维克化浪潮著重强调的就是党内以及共产国际内的铁的纪律。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是列宁主义者自认为优越于其他政党的根本特征之一。每一个列宁主义者,包括托氏在内都对此原则推崇倍至。这样一来,托氏的行为与其本身的信条便出现了矛盾。即他的行为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所以季氏等人根本无需对其攻击的内容多费唇舌,也用不著辩护,只需一句破坏党内团结就可以置托氏于死地。既然大家都遵循著同一套话语,同一种逻辑,谁的指责更有力命运就倾向于谁。而已被打成反对派的托氏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即使他把自己说成了上帝,他也是一个异端的上帝。

  果然,托氏受到俄共中央的一致谴责,季、加二人决定乘势利用十三大的决议将托氏开除党籍,永绝后患。但斯大林反对这么做。对野心极大的斯大林来说,托氏已构不成主要的威胁,他的主要对象现在变成了季、加二人,留住托氏对此二人是一个牵制,他可以在他们双方缠斗的力量消耗中坐收渔翁之利。已渐渐被斯大林控制的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斯大林的建议,所以在1925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并未开除托氏,只是免除了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之职,降其为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和全苏最高经济会议产品品质特别委员会主席。托氏的政治生命已开始黯淡下来了。

  在俄共中央地位不断上升的布哈林将托氏被免职的消息通报给了各国共产国,在192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托洛茨基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支援俄共的行动,表示「完全地和彻底地支持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决心在各党内展开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反对者的斗争。12

  正是布哈林在三驾马车对付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充当了主要辩手的角色,也正是这个布哈林对「美国例外论」的出现起著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发展及其在莫斯科的命运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

  布哈林被列宁誉为党内「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他在传播马克思基本原理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列宁。如果说其他人在对待真理问题上都多少有些暧昧的话,那么布哈林是唯一的一个认真对待真理也死于真理的人。在托氏与三驾马车的斗争中,布哈林被后者选中正是因为他是真正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辩护的,而不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本人而反对他。布哈林原本提倡一切经济活动的「国家化」、劳动军事化以及普遍的配给制。他同托氏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全国性的永久的劳动营:使用员警和军队的力量强迫全体人民按照国家所规定的地点和条件去工作。因为雇佣劳工消灭之后,就只有强迫劳动了。员警强制就成了分配「人力资源」的唯一手段。但是建立在群众性恐怖基础上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农民的反抗,导致了20年代初的粮食收购危机。这使布哈林和列宁都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转向新经济政策。给全国性劳动营注入了一丝活力。13

  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布哈林认为,国家对农民展开全面进攻,在经济上是没有效果的,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俄国的发展不应当依靠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而应该依靠保留市场并使之成为国家与农村经济之间的一种纽带。增加农业生产的唯一办法是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使用行政强制手段,否则只会导致农民厌恶耕种的情绪。这是不利于「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向富裕农民宣战以及在农村煽起阶级矛盾,不但会毁了农业,而且会毁了整个经济。帮助贫农和农业工人的办法不是靠毁掉富农,而是要靠国家利用富农的资金,因此必须首先允许富农进行积累。布哈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化理论:「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吸引农民来参加我们的社会主义组织呢?只有使用让农民关心经济利益的方法。合作社应当用使农民获得直接利益的方法来吸引他们。」14各式各样的合作社而不只是集体农庄也是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贫农、中农可以创立和参加合作社,富农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合作社,或加入别人的合作社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不必使用暴力手段就会使全体农民,包括富农,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为最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所以布哈林向全体农民们发出了号召──「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15这就是布哈林后来受到攻击的具有「富农倾向」的经济思想。

  布哈林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先是同托派辩论,随后又同托、季新反对派辩论。而斯大林则利用布哈林来逐一打击他的对手。在同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辩论中,布哈林批判他们提出的用行政强制手段来获取原始积累的理论,认为这无异于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是对小生产者的一种剥削和灾难。这同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是不相符的。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托氏的「国内殖民化」意味著不但要进攻富农,而且要进攻整个农村,这必然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最终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毁灭。托氏等则认为布哈林的政策将会稳步增加私有主(特别是富农)的经济力量,削弱社会主义工业和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专政以失败告终。布哈林则认为农村积累根本不是同工人的利益相违背的,而是与之吻合的。反对者则认为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间不可能有利益上的一致,富农既然在定义上是剥削者,那么帮助富农积累就是保护了阶级敌人。16

  双方的观点看似有很大的区别,然而细一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框架下就其不同部分而产生的争论。同一个框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双方都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与发展给予根本性的关注,都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深信不疑。不过布哈林更注意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平衡,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过激行为。他认为工业化不应以政治和经济的剧烈动荡为代价;而反对者则更关注最终结果,他们想通过行政手段来加速工业化的实现,早日见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他们眼中万能的行政力量会使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像棋子一样听从他们的安排,他们的意志就如上帝一样。

  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双方各有千秋,前一立场更注重现实,易为现实的人接收;后一立场更注重理想,易于激发人们的浪漫激情。本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冲突,然而在宗派斗争的状态下,他们都各执一端来相互指责。攻击的结果是双方都成了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在经济上是偏右的,(即向农民甚至是富农让步),在政治上却是偏左的(攻击托派们以民主口号分裂党,支持党的集中化);托派在政治上偏右(即要求党内民主),在经济上却是偏左的(向农民发起进攻)。这样的矛盾正便于为斯大林所利用来将他们各个击破,他可以用托洛茨基等经济上的「左倾」观点来攻击布哈林等在经济上的「右倾」观点,用布哈林在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来攻击托氏等在政治上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最终斯大林便可以达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左」的完善统一。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哈林在经济上的温和路线和托洛茨基的政治民主诉求都是走不通的,因为他们头顶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帽子过于沉重了。他们最终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抛弃自己的观点,要么抛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答案不说自明。因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布哈林在后来心甘情愿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批评和审判,而托洛茨基在流放途中还大声喊著要支持斯大林。

  当托洛茨基不足为惧后,斯大林就开始利用布哈林来对付季、加二人了。在布哈林、李可夫等与季、加等就新经济政策问题发生冲突之前,斯大林已多次找季、加二人的碴了,如「新经济政策的」一词的错拼问题,「党专政」问题等,17直到上述冲突爆发时他才找到最佳机会。

  季、加二人为自己频频遭到斯大林的攻击而警觉起来,面对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的斯大林,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主要敌人已成了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了。所以他们急忙调整立场,逐渐向托氏靠近而对斯大林、布哈林等批评起来。托、季、加等人想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驳倒斯大林、布哈林,夺取中央领导权。真正交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与季、加二人。后者认为应加强对富农的压力,部分地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为目前的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来说是退步的;前者则支持新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并提出了著名的「发财致富吧!」这一口号。斯大林则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立场,他支持布哈林等人的基本立场,但又要同他们保持距离,以便将来利用「发财致富吧!」这一口号来打击布哈林。在1925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承认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富农危险的估计不足,一是夸大富农危险。斯大林提议先「集中火力反对第二种倾向」,因为他先要击败季、加二人。在打击季、加二人的同时,斯大林还让布哈林承认了「发财致富吧!」这一口号是错误的,这为他以后对付布哈林埋下了伏笔。

  季、加二人很快就尝到了同托氏一样被打成异端的滋味,也领教了他们亲手加固起来的党纪的厉害。他们所调集起来的人马被斯大林的支持者们打得七零八落,当他们在十四大上抨击党的禁锢制度时,斯大林以他们不久前对付托氏的观点来反击他们:「反对派同志们难道不意识到: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形式民主只是一个空壳,而党的真正利益则是一切吗?」以后斯大林更明确地说:「党内民主是甚么呢?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18所以说,季、加二人攻击党内民主就是破坏党纪,是自取灭亡。而当他们气急而攻击起斯大林本人,认为他「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时,代表们喊叫起来:「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并为之长时间的鼓掌。这种歇斯底里的粗俗斗争方式在粗鲁的斯大林的领导下愈演愈烈,它刺激起的更多的是人们粗俗、低级的情绪,而不是谨慎的思考和推理。这种粗俗的言行在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已初露端倪,列宁的话语专断和论战时的无情责骂早已名扬四海,明明是他自己缺乏逻辑严密性,他反而常常责怪认真的布哈林的严密论证是「烦琐哲学的东西」。而正是因为缺少「烦琐哲学的东西」,革命者们才愈来愈变得武断与粗俗。

  所谓的托、季、加「新反对派」被打得一败涂地。但他们与其说是被斯大林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因为他们的要求超出了意识形态所允许的范围。在他们被意识形态压服时,不仅不能反抗,还要表示公开地忏悔,如果他们还想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话。1926年10月1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托、季、加三人的忏悔声明,其中这样写道19: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及大会闭幕后,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和大会的多数代表及中央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在正式文件中、在大会的讲话中、在中央全会及政治局会议上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至今还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我们绝对反对『宗派和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承认这和列宁主义原理及党的决议是背道而驰的。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我们在实践中有义务遵守。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公开向党承认,在维护自己观点的斗争中,我们和同我们持相同政见的人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曾几次采取了违反党纪的、越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走上了闹宗派的道路。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声明我们坚决抛弃为维护自己观点而采取的宗派手段,因为这些做法危害了党的统一,我们号召一切支援我们观点的同志也这样做。我们号召,立即解散所有为辩护反对派观点而成立起来的宗派组织……

  我们每个人保证,我们将在党章、中央和大会决议规定的形式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观点的正确部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会被党所接受……。

这是一篇充满矛盾和侥幸心理的文字,他们既发誓坚守列宁主义原则,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既承认自己违反了党纪,走上了宗派道路,又想要让人们相信自己的观点的正确。在这种矛盾话语下显示他们的一些侥幸心理,他们力图保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党员们有一天会接受他们的立场并来支持他们,到那时列宁主义、宗派原则所要惩罚的就将是他们的对手而不是他们了。因为在列宁主义原则里,真理同时意味著权力,观点的被承认也就意味著权威的被承认。托、季、加等人也想借助于列宁主义原则来打倒对手,然而他们的时运不济,失了先机,被扣上了「反对派」的帽子,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果然,这篇声明发表不久,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通过了决议,将从事宗派活动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清除出政治局,而季诺维也夫早在1926年7月就被开除了。他们越虔诚地拥护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却越远离他们。因为列宁主义现在被斯大林等独占了。

  反对派受到愈来愈粗暴地对待,当托、季、加等一出现在讲台上,台下立刻是喊叫声和污辱性的咒骂,如「胡说八道」、「卑鄙下贱」、「打倒坏蛋」、「打倒内奸」、「流氓」、「从讲台上滚下去」等等,托氏等人的讲话一句也听不清了。20反对派对斯大林的攻击不仅未给他带来任何损失,反而使大多数党员更加拥护斯大林,他们要求把党内制度更加严格起来,限制党内的辩论,K·雷金的观点反映了这种普遍的心态:「对这些党内的骗子一点也不能给予信任,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不要相信他们的保证。这些保证他们已重复三次了。愚弄党愚弄够了,党和无产阶级不能再忍耐下去。……我们要工作,妨碍我们工作的人要赶出党,党内没有他们的地位。」21全党上下都要求给反对派以严厉的打击,面对群众的呼声,斯大林还客气甚么。1927年11月,托、季二人被开除党籍,12月的十五大上又清除了其追随者75人。1928年1月17日,仍不肯投降的托氏被流放,而布哈林是此事的积极参与者。人们为甚么会如此暴躁呢?不是因为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好,而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维护他们和斯大林一起制订和执行的党的政策」,22也就是维护他们既得的权力和利益。

(四)布哈林与共产国际

  随著托、季等人一步步的败落,同斯大林并肩战斗的布哈林却步步高升。作为斯大林的主要理论辩手,自认为无辜的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内对托洛茨基穷追猛打,直到将他送出了苏联。也正是在他坐阵共产国际的时候,他为美国的洛夫斯顿搭建了「美国例外论」的舞台,而在他离去时,它们也成了他的陪葬品。

  1926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作出了反应,该决议写道:「既然季诺维也夫不能在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共产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不能让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继续工作了。」23主席团所有成员一致接受上述决议,并就此通过一项新决议,其中写道:「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不能再作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继续工作了。」24到了11月21日,季诺维也夫被迫写下辞职书,22日,季氏被正式撤职。从此布哈林开始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而布哈林为共产国际制订的路线以及他对美国的态度是「美国例外论」产生的重要因素。

  布哈林的路线部分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较为客观的考察,部分出于宗派斗争的需要。对农民的态度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上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使他对社会民主党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他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翼合作,继续贯彻统一战线策略。这一路线明显体现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在1926、1927年达到了最高峰,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托洛茨基则攻击布哈林是在走右倾路线,要求各国共产党退出同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他明确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断绝关系。斯大林、布哈林等再次在共产国际内掀起反托洛茨基「在左派言辞伪装下的右倾路线」的斗争。但实际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布哈林等是偏向「右」的,而托洛茨基是偏向「左」的。到底谁对谁错呢?双方各有对错。一刀切的「右」倾或「左」倾都会带来矫枉过正的消极后果。而宗派斗争促使共产国际愈来愈强调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统一,高度集中和一致的要求导致了政策的教条化和片面化。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布哈林的主张用于英、德等国,托洛茨基的主张用于法国、中国等地,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失可能会减少一些。但由于布哈林的主张被共产国际奉为唯一正确的,所以在不适合其主张的地区共产主义运动损失惨重。例如,在中国发生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事件后,布哈林仍在要求中共继续同国民党合作,并在共产国际开展了一系列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中共书记陈独秀由于提出要同国民党决裂的建议而被打成了托派分子,是「明左实右」的投降主义。而陈独秀当时的决策是比较现实的,只因这一要求同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就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而被否决了。25中共由此遭受了重大挫折。现今看来,即使强行给陈独秀定罪的话,他也应是「左倾」,而不是「右倾」,真正「右倾」的是共产国际。可见共产国际仅仅为了面子,为了同托派斗争而不顾具体现实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托洛茨基曾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荒谬现象,他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每个错误都被当成了对的,这是通过以愈来愈经常的开除手段来压制反对派而实现的。」26正是顽固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国际具有了颠倒对错的能力。

  但布哈林的路线无意中切合了美国的具体形势,并使他的美国追随者演绎出了一套「美国例外论」,这是出乎莫斯科的意料的。

  在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布哈林承认:「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生产、国际贸易的增长以及货币流通的稳定等)」,同时他还指出:「当前形势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力量中心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心的转移,它们转移到了非欧洲国家,首先转移到了美国。」27不久,布哈林又承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美共的弱小,「我们的美国党太小了,美国资本主义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本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我们目前在这个国家的工作仍是非常有节制的。」28在1927年7月的《共产国际关于美国问题的决议》中,布哈林明确承认了美国资本主义仍处在上升阶段:「美国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美国资本主义能够「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提供相对比较高的生活水准」,这就使美国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是「资产阶级化」的,因此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不大乐观,「在最近不要期望有甚么大的发展」。当然,布哈林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安慰美国同志们几句,「当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也会扩展到美国时,时机就成熟了。」29但美国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阶段」的判断已自此成了共产国际的官方教条。不曾想这会在美国导演出「美国例外论」的戏剧。   

二  「美国例外论」的产生

  随著与莫斯科打交道的经验的增多,美国共产党人愈来愈适应莫斯科的气候,愈来愈善于见风使舵。当莫斯科掀起反托洛茨基主义高潮的时候,美国工人党也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美国托洛茨基的追随者马克斯•伊斯曼和劳尔的运动;当共产国际决定撤销季诺维也夫执委会主席一职的时候,美国工人党代表全力支持这一决定,现在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美国正处在「上升阶段」的论断,美国工人党又要如何回应呢?工人党现在的书记杰伊•洛夫斯顿和《共产党人》月刊编辑伯特莱姆•沃尔夫在共产国际上述论断的基础上对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历史传统进行了重新评价,力图解释当前在美国出现的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不成想他们关于这一现象的一系列观点竟成了莫斯科所批判的「美国例外论」。他们的观点是甚么样的?他们的具体理论背景又有哪些呢?答案包含在他们对两个问题的态度上:

(一)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问题

  共产国际关于美国仍处于「上升阶段」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的解释除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外(如甚么资本主义的潜力仍未用尽等)并未告诉人们甚么。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做出具体分析和解释的是几个美国教授。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的问题。

  汤玛斯•卡尔沃和莱克福特•图格维尔等人提出了「新资本主义论」。他们认为劳工正在转变为资本家,工人阶级正在消失或者说一个新的工人阶级正在出现,因为工人们的储蓄增加了,在公司股份中的投资也增长了,劳工银行得到了发展。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资本主义」阶段。正是这种特征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当其他国家劳资矛盾重重,经济危机不断之时,美国却仍保持著健康旺盛的发展活力。所以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艾拉·温特会说,美国资本主义已经给予了工人们足够的东西,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者们「一直想要的东西,甚至(比这)更多」30。言下之意,美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社会主义在美国经济领域已经实现,为甚么还要盼望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呢?为何还唯恐天下不乱,把革命当饭吃呢?人们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好的生活吗?

  除了「新资本主义」,还出现了「工会资本主义」理论,即由工会集资建立劳工银行同资本家进行竞争,打破资本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资本主义按照劳工的意愿运转。到了1926年已经有26家劳工银行建立起来,而且劳联还建立了联合劳工生命保险公司。31「工会资本主义」大有冲破劳资界限,使全民资本化之势。这两种理论其实说得是一个意思,即工人阶级正日益变得「资产阶级化」,它同资产阶级的区别正日益消失,这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及其活力的体现。对于「新资本主义」和「工会资本主义」美国工人党又有何反应呢?

  党内的两大对抗集团,福斯特集团与洛夫斯顿集团虽然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下面这些方面是没有异议的,即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帝国主义的「超级利润」使资本家能够以高工资和其他利益来「收买」熟练工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将来会崩溃于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竞赛。但相对于福斯特集团来说,洛夫斯顿集团对当前的革命情势更觉悲观。对于「工会资本主义」,福斯特强调的是美国工人阶级在「物质上的资产阶级化」,尤其是掌握在工会官僚手中的巨大财产。而洛夫斯顿不仅强调「物质上的资产阶级化」,他更强调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资产阶级化」,他认为整个工人阶级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在意识形态上都已被「资产阶级化」了,而在物质意义上被资产阶级化的却只有一小部分,大约「几百万」左右。虽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洛夫斯顿对「新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番嘲讽,但他关于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非革命化的悲观论调成了以后他的对手们攻击的主要目标。

  福斯特集团中的查理斯·克鲁宾当场就嗅出了洛夫斯顿的观点中的悲观气息,他埋怨这一观点不利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洛夫斯顿回敬他说:「我们坚持认为在现今美国盛行的客观形势是不利于一个群众性共产党的发展的,在党员中发展这样一种幻想将是针对党的一种犯罪,……我们与我们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在关于美国阶级斗争发展问题上持悲观观点的人的不同在于:我们认为这些不利条件是暂时的,是即将过去的。」但洛氏仍然是在说,共产党目前的状况是很不乐观的。他的得力助手沃尔夫也说:「这种上升的趋势将会对美国工人阶级有甚么影响呢?这种腐蚀部分工人阶级的手段将会持续下去并将会使部分工人阶级走向右边。只要美国资本主义仍在上升阶级并继续它的收买,这种状况就会持续下去。」32

  虽然福斯特集团持有异议,但由于洛夫斯顿的势力占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仍处于「上升阶级」是莫斯科也承认的,所以福斯特也挑不出大的漏洞来。但当莫斯科的气候发生变化时,一点点的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命运。

(二)关于美国历史传统的评价问题

  在1926年前,美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历史上的革命及其领导者持否定态度,他们将国父们攻击为「美国每一个资本家,每一个剥削者及劳苦大众的敌人」的恩人,将1787年制宪会议攻击为「反革命」活动,宪法「不是美国革命的产物,而是反革命的产物」。他们还将林肯视为「美国北部工业阶级利益的代表」而非「伟大的解放者」33。

  只有到了1926年,具有知识份子背景的洛夫斯顿、沃尔夫才在美国资本主义仍在「上升阶段」这一论断的启发下开始注意利用美国历史传统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当然此前的观点也是对美国历史的一种利用,不过它是在反面意义上的,这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本土美国人来说吸引力是很小的。面对本土美国人这一巨大市场,美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正面利用美国历史传统的必要性。

  首先改变对美国历史传统的评价的是沃尔夫,他于1926年7月在《工人月刊》上发表长文〈谁之革命?〉,在文中他不再称美国革命领袖为「走私者」和「土地投机者」,而是将美国革命比之于伟大的法国、俄国革命。他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应该去发现美国及其本土革命传统的本质。与沃尔夫相呼应的是洛夫斯顿,他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将美国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他说美国革命也是由少数人接受「外国」的钱财,采用「专政」的方法,以暴力手段进行的,就象现在美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样。他还将杰弗逊挑出来作为现今美国共产党人的同路人来进行评价34。由此逻辑出发,人们便可以说国父们是过去美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而美国共产党则是现在美国无产阶级的代表,美国共产党人是美国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非反对者。这无疑会促进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美国化」。

  对美国历史的如此解读自然是牵强附会的,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与美国历史传统是水火不相容的。美国共产党人的原则是集体、国家至上,财产公有;而美国宪法确立的却是个人至上,私有财产神至不可侵犯。即使是美国最为激进的平民党运动、进步运动,它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个人权利,它们反对的是垄断组织或国家对个人财产和权利的侵犯,而不是要将财产私有制废掉,因为它们认为财产私有与个人自由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私有就谈不上个人自由权利。所以人们一次次地斗争只是为了加固私有权,防止私有权被垄断组织所剥夺。而美国共产党人设计的国家工厂在他们看来比之资本家的剥削还要残酷,因为在后者至少人们还有选择的可能,而在前者则是完全地强制。将这两种不同的观念、制度体系放在一起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要么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彻底改变美国的历史传统;要么完全「美国化」,抛弃马列主义专政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

  洛夫斯顿所做的是想要将「布尔什维克化」与「美国化」结合起来,这一矛盾也正是莫斯科的矛盾路线的反映:在苏联国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与农村市场经济之间矛盾,在共产国际是「布尔什维克化」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矛盾。总而言之,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意识形态上的「左」与现实状况的「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能长期存在,深受对立统一辩证法熏陶的美国共产党人必定要求彻底地克服它,而统一的归宿当然是那神圣的「布尔什维克化」苏维埃。洛夫斯顿当然不会反对自己的理想,他的失误在于他的辩证过程有些拖长了。当莫斯科已经踏著辩证法回归「左」的意识形态大本营时,洛夫斯顿还在半路上东张西望。

  总的说来,洛夫斯顿等人的观点并不是甚么真正的「美国例外论」,他们并未抓住美国历史传统的本质,也未能真正理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他们仅是在共产国际的启发下对美国的现实稍加注意了而已,然而就是这种力图真实地反映美国现实的愿望也为出尔反尔的莫斯科所不容,最终他们被打成了异端,逐出了共产主义世界。

注释
1

1925年9月,美国工人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将名称改为「美国工人(共产)党,」以响应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化」的号召。1929年3月美国工人(共产)党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经史达林的允许又改名为「美国共产党」。

2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史达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62页。
3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62、63页。
4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63、64页。
5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66页。
6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44页。
7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220页。
8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第2卷,第142页。
9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第2卷,第161页。  
10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273页。
11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五卷,第242页。
12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206页。
13 列•柯拉科夫斯基:〈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
14 亚•厄里奇:〈苏联工业化问题的争论〉,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57页
15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79页。
16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35、136页。
17 详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77页。
18 苏绍智等编:《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37页。
19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99页。
20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04页。
21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07、108页。
22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06页。  
23 转引自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310页。
24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310页。
25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391页。
26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366页。
27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档(1919-1943)》,第二卷,第320、321页。
28 Draper, Theodore. American C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n(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New York,1960,第272、273页。
29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60页 。
30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76页。
31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76页。
32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77、278页。
33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73页。
34 德雷珀:《美国共产主义与苏俄》,第274页。

贾庆军 1974年生,男,河北望都人,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中心博士,现从事美国政治文化史、西方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