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旅居美国的陈有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研究员。在当学者之前,他是一位外交官,是中美交往史的直接参与者和目击者。……最近,陈有为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与美国外交内幕》。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退休外交官第一次以独立的视角对那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追述和反思。对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陈有为所说的“内幕”,就是1988至1992年中美交往中的某些事件,其中包括不少鲜为人知的情况。……书中关于中美两国在“六四事件”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高层交往的叙述,也许会让不知内情者视野大开。从邓小平的内政外交决策,到布什总统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到钱其琛外长躲开记者追踪踏访白宫;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无心恋栈黯然回国,到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惶惶不可终日等等……

──新加坡《联合早报》杜平《历史也有说不清楚的时候──评陈有为新书》 )

  1989年5月24日,李鹏宣布北京实行戒严后第六天,在华盛顿著名的麦迪逊旅馆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中美关系讨论会。作为中国使馆的政治官员,我和几位同事也到会听讲。

  会议是由基辛格以美中协会会长的名义发起和主持的。这个在80年代中美关系鼎盛时期成立的组织,由卡特、福特、尼克松三任前美国总统担任名誉会长,罗格斯、布热津斯基、黑格、穆斯基与腊斯克等前国务卿为副会长,成员包括美国几任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驻华大使,以及美国的知名学者和大企业家。

  按照原定计划,这个集会是为了欢迎中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访问美国而举行的。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紧张,万里在美国只待了一天就匆匆提前回国了。本来他要在这个会上发表的演讲,只好由韩叙大使代为致词。

  不过,那天到会的人仍很踊跃,从尼克松到布什历届美国政府与中国有关的,特别是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探过路,作出过贡献的大部分在任或在野的高级官员都来了。与会的还有许多大企业家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真可以说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但会议气氛是沉闷的,与会的人似乎都怀着对中国与中美关系前景莫测的感觉,担心天安门的事态会更形恶化,一发不可收拾。

  会议的议程,除了基辛格致欢迎词与万里讲话外,还有两个主旨发言,由已获任命但仍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的助理国务卿索罗门,与应邀从北京前来的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汇川两人担当。

  索罗门说,现在有人把北京发生的事件比作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如果今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反应,人们不会感到意外。他认为,中国局势的演变,正是邓小平10年前发动的那场改革的结果。现在邓好比骑在老虎背上,说不定会从虎背上摔下来。如果北京采取镇压行动,使用武力来把学生清除出广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暗淡的时期,他表示担心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倒退的时期”。

  在索罗门讲话之后,基辛格介绍下一个发言者李汇川。他说,李担任过外交部长助理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现在是高级研究员。昨天晚上他和李交换过意见,觉得“获益匪浅”。

  美国人对李的背景可能不大了解,其实他是中国外交部少有的才子之一。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学理工,起先在东北中长铁路部门工作过,后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干部转入外交部,曾经担任过中国驻苏使馆参赞与苏联东欧司司长。这回北京之所以从大批退下来的人中间挑选李汇川来参加这个重量级的会议,是因为目前中国国内局势与中美关系都处于复杂变动的状态,需要像他这样有经验的老将出马,应付局面。

  在与会者瞩目下,李汇川开始念他的讲稿,他泛泛地谈到国际形势,从头到尾对中国局势和中美关系,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通篇讲话都跟当前人们最关切的形势问题沾不着边。

  如果说索罗门的讲话是有骨头有肉,完全用自己的思想与语言来表达美国政府的观点,李汇川的讲话则像是在反来覆去地嚼一块橡皮,令人乏味透顶。看得出来,这位资深外交官是有意要兜圈子、磨时间,回避当前的敏感问题。

  在李汇川结束发言之后,基辛格说:“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时间可以讨论。让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国客人李先生,他对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的国际影响有何看法。如果说这次访问使国际环境有所变化的话,变化是什么?”

  对于基辛格这位国际战略大师来说,任何时候都必须从战略角度来看待中美中苏关系问题。因此,在韩叙大使念完万里的讲稿之后,他首先关心的是中苏关系问题,既风趣又巧妙地说;“我觉得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会浪费的。我注意到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公报中,居然也套用了中美上海公报中反对霸权主义的句子。”不过他说,"我们并不抱怨中国对美苏一视同仁,如果每个人反对的都是德国(霸权主义)的话,我们也不必介意。”

  现在,他又把这个问题提给了李汇川,希望这位北京来客好好地谈一谈。他知道李的英文很好,但是半开玩笑地问李:“我们还需要翻译吗?”

  “My English is rusty."(我的英文已经长锈了)。李汇川想推辞,因为通过翻译,他可以有一个缓冲时间来考虑如何回答问题。

  “So is mine, that has never stop me."因为基辛格的口音重,常人不易听懂,所以他说“我的英文也同样如此,但这从未妨碍过我讲话”。由于难以推却,李汇川只好用英文回答基辛格提出的关于戈尔巴乔夫访华影响的问题。他说:“当然,戈的访问是很重要的,他会产生重大影响。”

  什么影响呢?大家都竖起耳朵在等着他讲下去。可是很失望,李对基辛格的回答,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他把话题一转,忽然表示要感谢基辛格。大家有点莫名其妙,感谢什么?原来他曾读过基辛格一本著作,里边提到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West)这本书。

  “你瞧,中国人对我可真有研究。”基辛格打趣地说。

  “不过我忘了在什么地方提到这本书了。”李不大好意思地说,连书名都记不起来,可见他事先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提这本书。因为临时应急,出于无奈,才搜索枯肠,勉强想出来的。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基辛格解释道。

  于是,李汇川就借了这个话题,回避讨论当前局势,转而谈论七十多年前斯宾格勒那本早已被人遗忘了的著作。他说,我们应当研究20世纪,特别是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这正是他在拜读基辛格这篇论文时所产生的想法。

  实际上,究竟李汇川要感谢基辛格什么,基辛格为什么值得他感谢,他并没有说出个道理来。

  这位中国外交部才子的表现,实在使所有的人感到愕然和泄气。在座的都是当今美国最知名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高级官员和大企业家。基辛格几经挑选,才从北京请了这样一位资深人士前来发表主旨演说,希望双方有所交流。可是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把一篇看来好像几个月甚至一年前起草的内容空泛的讲稿,拿来搪塞给人家了事。

  会议中间休息,我注意到人们都在交换眼色,有的耸耸肩膀,明显地表示遗憾和不满。在洗手间碰到鲍大可教授,我问他有什么印象。

  他说:“Mr. Li didn't say anything, may be you can say something."(李先生什么也没说,也许你能说点什么)。

  “I hope so, bu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say anything on this occasion."(但愿如此,但在这种场合,我不便说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我对这种场面实在感到难堪,甚至有点羞愧。不是为我自己羞愧,而是为中国,为中国的外交部感到羞愧。中美两国外交官碰在一起,人家侃侃而谈,谈的都是真实的思想;我们总是言不及义,绕了十万八千里的大圈子说空话。美国人拿出来的是鲜货,中国人拿出来的是干货。在这样的场合,双方虽然不是在决胜负,客观上却是在比高低。无论水平、气度与随机应变的外交技巧来说,美国外交官都远远胜过中国外交官一筹。

  其实,在场的美国朋友对中国都是善意的,对中美关系都是十分珍惜的。如果中国演讲人真的有胆量,不妨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政府的鲜明立场,不必显得那么被动、畏缩,从头到尾都在打退堂鼓,显出一副胆怯得不敢应战,什么都不想谈和什么也谈不出来的可怜相。

  我本来不想说什么,也不宜于在这种场合说什么。但是内心又觉得,就像鲍大可教授要求我那样,应该起来说点什么。究竟说或不说,该说些什么,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好一会儿。如果要讲的话,我不能仅仅空洞地表态,必须讲点什么道理出来,而且要考虑到对各方面都能过得去。就在从洗手间回到会议室,基辛格马上就要宣布散会之前的二、三分钟时间内,我急中生智,在内心捉摸出几点看法,最后鼓起勇气,出人意外地站起来要求发言。首先,我也从斯宾格勒的那本书谈起。因为在我70年代所写、80年代出版的《基辛格评传》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与分析他的早期著作,其中有五页多的篇幅谈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基辛格对他的评介。

  斯宾格勒原是德国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他在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发表这部厚达两千页的历史巨著。其内容十分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以至科学技术。这部书不仅广泛地谈到欧洲,而且论述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与春秋战国时代善于思辩的谋臣策士,如阴阳家鬼谷子的门徒苏秦、张仪。作为一个新起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观点来源于尼采与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即“英雄创造世界”的史学观点。例如他说,伟大人物的偶然兴起,“一夜之间就会使一个民族(如马其顿)登上事变的绝顶,而他们的突然死亡(如凯撒的死亡),则会立即使世界从个人所巩固的秩序陷入混乱。”

  二次大战后,斯宾格勒的史学观点曾在美国风行一时,基辛格1950年在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时,以《历史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长达377页的毕业论文,论述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观。他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推崇斯宾格勒的观点。后来,这篇论文出版成书,就是李汇川所读过的那本书。

  我在会上的即席发言,所举的论点是这样排列和展开的:

  一、斯宾格勒关于西方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整个20世纪内,西方经济有很大发展,变得更加繁荣和强大了。现在西方人谈论的不是西方的衰落,而是东方社会主义的衰落,甚至预言共产主义将在本世纪末以前结束。

  二、但是我认为,现在人们从中国学生运动中看到的不是衰落,而是一种复兴,一种巨大的希望。中国的第一波经济改革之后,接着而来的必然是第二波政治改革。中国正在改写自己的历史,不管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曲折,明天的中国将会和今天的中国不一样。

  三、中国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表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是不可分的。人们有了彩电、冰箱,生活得比过去好了,但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他们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要求,主张整治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争取享有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

  四、政治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区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差别。有些人认为,议会民主与言论自由都是西方的产物,而无法接受。但如果没有它们,你又能如何制约政府权力和政治腐败?

  五、从长远来看,加强议会监督政府权力和使人民享有更多民主自由,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不能照抄西方模式,应当按照中国的国情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会变的,不过要让中国自己变,不能从外部来迫使它变。

  六、目前中国的局势很复杂,美国最好对中国的事情少说话,避免给人以干预中国内政的印象。看到中国学生举着自由女神像,有些美国人很得意,以为中国人都要以美国为榜样。其实,你越是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越是对学生不利,为他们制造困难。对中国不利的事情,对美国也会不利,美国必须注意这一点。

  我的即席发言大概不到十分钟。本来想把话说完就走人完事,但出乎意料的是,话刚结束,全场就爆发出热烈掌声,使得原来死气沉沉的会场立即活跃起来。基辛格还特意从主席台上走过来跟我握手,赞赏我的发言,并且同意我讲的美国应当对中国局势少说话的意见。一时间,很多熟识和素不相识的知名人士,包括罗德、恒安石、鲍大可,都过来跟我打招呼,给予好评。

  过了几天,我约请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进行工作午餐,交换对中美关系看法。席间谈起那天麦迪逊旅馆的会议,他认为我即席讲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给人以一种真切之感。基辛格的随身秘书达尔贝小姐,因为担心我的发言可能在使馆内部引起对我不利的反应,只答应以后给我寄会议的材料,但不收录我的即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