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民族问题凸显,成为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新焦点。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民族主义的问题将深刻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进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民族主义勃兴、发展、演变的历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进入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开始,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就开始生根、萌芽。以后经历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无一不深深地打上民族主义的烙印。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史。不管在每一个具体阶段是否像孙中山的革命方式那样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基本上是一贯的。这种性质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也没有中断过。几十年里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带有这种性质,60年代同苏联阵营之间的分歧带有这种性质,整个90年代许多面向国际社会的行为也带有这样的性质。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民族主义的精神,紧握民族主义的利器,中国人民才能取得推翻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的胜利,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今天的地位,才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要有科学和正确的态度,要承认民族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结合,要肯定民族主义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意义。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所谓民族振兴,包含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我们的民族正处于上升阶段。其二是我们的民族在国际格局中、在国力方面还属于弱势一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整体实力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距离世界一流国家的距离还比较远。借鉴历史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转型期和历史转折关头,提倡民族精神,加强民族意识,对于推进整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毫无疑问又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台湾问题的存在也是我们宣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意识的重要原因。在两岸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从而严重影响两岸统一的今天,通过宣传民族主义的理念、精神进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我们的最后选择。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回潮正是对中国现阶段历史发展的回应。对于这种现象,有人欣喜激动,有人忧虑重重;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国外舆论则基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只有坚持客观、科学的态度,才能对时下这种现象有一个清醒、准确、正确的认识。一句话,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出现未必如某些人所想是一件坏事。当然,承认民族主义的作用并不等于说民族主义是我们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承认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也并不等于说我们要原封不动地接受历史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当前,一些人自以为捍卫民族尊严,却表露出了极端迂腐、狭隘的思想,比如号召抵制洋货、用极富刺激的话语去攻击对方、张口闭口宣扬民族优越,等等。似乎只有吃中国式快餐,看中国人拍的电影,把民族、传统等等的字眼充斥各种媒体,才是真正民族的,才是真正爱国的。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也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而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如何给民族主义改头换面,吐故纳新,树立新的民族主义观念。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了个醒。在提倡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的同时,必须对这种滥用民族主义的言行提高警惕。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现状是我们提倡新民族主义的事实依据。一个是边疆问题,另一个是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问题。

  边疆问题。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最大的表现之一是民族分离倾向加重。由于受苏联解体、南联盟解体的影响,再加上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渗透,还有境外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和某些国家的颠覆活动的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的分裂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宣扬民族分离的民族主义倾向在这些地区有所加强,给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煞费苦心,建立了一系列的理论、学说,但是在面对民族分离倾向时,这些理论和学说往往显得不够有力,而且漏洞百出,给我们自己也设置了许多障碍和陷阱。尤其在当前提高民族意识、弘扬民族传统、树立民族精神的特殊时期,我们无形中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想通过民族情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要提防有人利用这种话题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结果反而不能理直气壮地利用这种精神力量。那么,能不能把所有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整合成为一股统一的力量呢?能不能把所有的民族理论整合成为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呢?这就是新民族主义当下要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

  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问题。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两件事都包含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对此我们不必讳言,也不怕别人再用尖酸的语言嘲讽我们。但是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地位应给予怎样的准确的定位?“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理去对待“他们”?经过长期的交融、流动、变化,香港、澳门两地的人口组成和人口结构与殖民初期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两地现在既有华裔本地人,又有非华裔本地人,还有华裔外籍人,即使是一个地道的香港本地人或澳门本地人,他的血管里也可能流淌着不同的血液。何况近几十年来,非华裔人士因为历史的原因或通过结婚、收养、归化等方式加入中国籍的现象在中国国内也一直是有的。从法理上讲,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等相关法律文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中国人”。但是,当我们激情高唱“血浓于水”、“龙的传人”、“黄皮肤,黑眼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另外一些“中国人”的存在呢?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中国人”从内容到形式、从含义到实质都大大丰富了,当然因此带来的民族问题也会相应地复杂。如果我们仍然用传统的政策指导我们的民族政策,用传统的意识规范我们的民族精神,不仅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不到加强,而且会使这些新加入的人群对我们产生抵触情绪,从而使传统的民族格局也受到冲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述问题的重要性。

  无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还是边疆的民族分离问题,抑或是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给我们的启示只有一个,那就是传统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不能再作为指导我们今天的金科玉律。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民族的内容、含义、性质等一切属性是不断变化的,关于民族的一切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决定了有关民族问题的原则、指导、政策也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民族在当代最大的变化和特点是交融性和包容性,这种特点和势头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劲。这就要求一切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都要有博大和渊深的包容性。对于世界如此,对于中国也是如此。从历史看,中国7世纪到10世纪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和民族包容性最大的时期,这种交融和包容不仅使中国的版图继汉代以后继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影响远及世界各地,世界各国纷纷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拜、进贡、通商、交流,中国开始真正地成为众人皆知和向往的世界大帝国。从现实来看,美国是民族交融和民族包容的典型代表。由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成分非常丰富、复杂,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但也正是因为有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因为它包容了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所以美利坚民族才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在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的历史过程中,民族包容性(可能是出于被迫的)给予了它决定性的支持。因此,中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要认真地研究上述两种典型,从民族包容性中汲取真正的力量。表面看来,中国的民族成分非常丰富、复杂,给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增加了难度,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民族结构正是中国振兴的决定性力量。那些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占据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真正能够发挥一言九鼎作用的国家恰恰是那些民族成分丰富多彩的国家。很简单,民族越多越有世界代表性。中华民族必须要有民族包容性,必须把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主义落实到民族包容性上来,只要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才能够使中国充满活力,迎接未来的一切挑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包容性应该涵盖以下基本的内容:

  1民族包容心。民族包容性不应该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应该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让每一个中国人在面对历史,面对外来事物时都有宽广的胸襟和豁达的气度。要正确地对待历史,对待外部世界。丢掉一切多余的、沉重的精神包袱、思想包袱和历史包袱。历史和传统固然要承接下来,但历史和传统不能成为我们瞻前顾后的绊脚石,而应该真正地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能一味地生活在某种阴影下面,否则会模糊我们的视线,降低我们清晰地分辨事物的能力。

  2尽量避免强调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那么,只有当一部分人对‘民族’认同,才能对国家认同。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中国不是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任何形式的个体民族的自我认同心理和诉求都将给现代民族分离和民族分裂倾向提供精神上的依据。如果说有什么民族认同的话,那也只能是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整体的认同。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传统的行为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在填写个人简历时,总是有那么一栏,问你是什么民族。设计这一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呢?还是在提醒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民族身份,加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呢?但不管怎么样已经无形中给大家彼此心里增加了一层隔阂。此外,“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浓于水”等等的口号是不是也应该谨慎地使用呢?这一点,港澳学者的观点更直接:“说‘凡是中国人,都是黄皮肤’是与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中华民族不是50多个民族和无数个生活群体的简单相加,也不能用某一种或某几种特殊的精神产物来作简单的概括。

  3反对民族虚无,反对民族自大。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理念是要在各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整合一种能够被各民族、各居住群体都能认可的,并且能够真正代表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人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理念和民族意识,而不是要把每一个民族的特点抹去,否定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因此,民族虚无仍然是要反对的。但是在反对民族虚无的同时也要反对“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尤其要反对借口维护民族尊严而推销民族自大的陈腐思想。“唯我独尊”的民族自大心理最容易使别人反感,这一点我们自己有过历史的教训,应该继续引以为戒。在经过民族主义的栈桥通向民族强盛的彼岸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不是踏入民族虚无的泥潭,就是落入民族自大的陷阱。对于这两种情况都要加以警惕和防范。

  4要突出国家意识,而不是突出民族意识。 民族和国家相比,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真正拥有实体性质和法律效力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指称是最真实、最具体的,而民族的内容或对象却是极其模糊和抽象的,而且极容易出现混乱和误解。因此人们更愿意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更愿意用国家来指称居住于某一块土地上的人群。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国家建立起来之后不仅拥有了民族所没有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拥有了彼此间认可的合法性。因此,把多民族的群体整合到国家之下,是保护这个群体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应该在日后的交流、宣传等活动中大大地突出国家意识,相应地减弱国人的民族意识——无论是小民族的意识,还是大民族的意识。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民族过渡到了国家,是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但是时代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国家已经彻底走到了它的末路,即使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各国国内,民族的组成也已经不是“清一色”。在各种民族相互交融、各种人群不分彼此共同生活的今天,提供民族国家的理论就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们应该尽早彻底完成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历史性转移。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