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胜 刘静波 张志忠

  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当前理论界对利益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并且日益超越国家利益的范畴,将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民族利益、国际间共同利益等等也相继纳入到了研究视野。但不容否认,当今世界乃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因此国家利益的主导地位和重要性还未曾动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和维护手段已经发生发极大的变化,其范围在不断扩大。如何系统地认识和分析国家利益的结构,进而协调各种手段的运用以有效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一步的学理性话题还有很多,诸如国家利益的主体、国家利益与阶级、政党利益的关系,等。作为编辑想说的话是:(1)国家利益不仅在制定国际战略时应成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也应成为重要的出发点。比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释的利益比较中,如何最大程度地选择并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何种发展方式与发展战略才是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这些问题目前显得尤为迫切,亟需战略研究家的给出明确的答案;(2)国家利益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什么是当前及未来相当时期内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判断与实现”?学理性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国家的现实与未来利益服务,而这也正是本刊开辟“国家利益研究”栏目的动机所在。
  古往今来,利益是一切社会政治行为的动因,是结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基础,是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利益起源于需要,而需要是由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决定的,它诱导人们的求取趋向。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对利益的认识和内容上是人们对外部环境的求取趋向的反映,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存在,是人们对外部环境的能动反映。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主体自然有其特有的利益追求,从而形成了国家利益。国家的行为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转移的,每个国家都要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采取行动。概括说来国家利益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是由领土、居民、主权构成的,它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就必须保证自己作为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的存在。如果国家实体被吞并或消灭,主体也将不复存在。这样自我求存,为了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就自然成为一种内在的需求。国家的生存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生存以外,国家作为一个有形的主体还有为自身居民提供良好生存条件的任务,以维护居民的基本利益。这就必须努力发展,发展是为了保障国家生存,同时也是改善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态,提高其水平。所以,国家发展的需求是内在的、必需具备的。
  国家利益是客观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无视国家利益,即使你不去正视它,也不等于它不存在。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在于:
  第一,国家利益的自发性。国家利益并不是人们有意创造或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要。国家利益的存在并不依据主观的想象,它有自己的自然形成过程,它不需要人们去寻找而自发地表现出来。你不去正视它,它还是会自然形成和自我存在的,不会因人们的主观意愿的改变而改变。当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产生错误时,它还会以它自己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会迫使人们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错误做出修正,使其适应它的需要。
  第二,国家利益的普遍性。在当今的世界上,所有的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还是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追求放在首要位置。凡是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不管是否具有国家利益观念或具有怎样的国家利益观,客观上要求他们按着国家利益决定和实行国内外政策,不然将动摇其统治。
  第三,国家利益的稳定性。国家利益的稳定性是指各国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的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一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它会保持相对稳定。大多数政体比较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会因政府的更迭和人事的变动而摇摆不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国家利益物质基础的不可选择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国家利益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基础之上所产生的需求,是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的要求。社会物质生产本身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直接表现,其内容反映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物质条件状况,因而它是不可选择的。
  第五,国家利益外部环境的不可选择性。任何一个国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之上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特定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的状况如何是一个国家作出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外部的环境是不能选择的,一定时期特定的外部环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个国家是无力改变的。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是被迫卷入战争旋涡的国家,它当时的国家利益就是要赢得战争,没有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再如两极格局时期,军事对抗是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各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军事,这就逼迫各国把军事安全作为各国的首要选择利益。
  上述的因素就决定了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它要求每个主权国家要确立起自己的国家利益观,以求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国家利益的解释有许许多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念。有人把国家利益看作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有的人把它视作分析和估价国家对外政策的价值标准,有人把它当成政治家们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所作的辩护。在理论探讨中也出现了权力中心论,另外还有生存至上论,客观需要论,价值观念论等等;这是因为,国家利益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却是人们做出的主观判断,是人们对于外部状况的反映,是以人们的主观意识形式存在的,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特定国际环境下所产生的需求。
  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或概括是主观对客观作出的反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的主观性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这种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差别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自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对外部事务的认识是与其所在的阶级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的,是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所影响,往往受所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所左右。而且,国家作为一个阶级维护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是为了直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因此,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必然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控制的国家政府机构来解释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约翰·蔡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定义为:1、夺取潜在的侵略者的基地,因为侵略者从这里可以向美国进攻;2、支持国外的自治政府和民主制度;3、保护和促进商业;4、促进建立和维护有利的世界均势。[2]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一文中是这样阐述美国国家利益的: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1、维护美国全球头号大国地位,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对付日本的经济挑战;2、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国家;3、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实际利益,主要是在波斯湾和中美洲的实际利益。[3]其实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美国独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第二为民族属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每个民族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维护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需求也必然会反映到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当中,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必然会表现出共同的民族属性。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方面,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也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民族的属性是一国国家政权得以维护与生存在基本条件,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如果无法摆正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统治者以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在他们的眼里的国家利益就会受民族利益所左右。
  第三,人们的主观认识能力不同。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则是主观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是人们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务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主观认识能力很大影响的。当人们认识能力所不及的时候,那么它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会与客观实际有着巨大的差异。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另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有对外部世界的广泛了解和对自身状况的全面掌握,也包括对时代特点、格局结构、发展趋势、周边形势等问题的把握。只有当主观认识能力接近或条例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第四,国家战略目标具有的反作用。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预期任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化。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而国家的战略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有在对国家利益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国家利益判断出现错误,那么难免会制定错误的国家战略目标。而一旦一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确立,它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主要任务。在主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会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对未来的国家利益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有可能带来对国家利益认识上的重大变化。 任何一个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是多层次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这些需求至少包括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效益、国际主导地位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方面[4]而这些需求则要在国家生活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来实现。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对国家利益从多种角度作出的不同概括中,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三个要素的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5]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它们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国家经济利益是整个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安全利益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治利益,是政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三部分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上,可以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地对三部分同等对待。一个国家在制定战略时应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际环境,根据自己国家的特定条件尤其是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对国家利益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主次地位及相互关第有一清醒认识。
  国家利益的实现又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国家利益在其实现过程中,必然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利益。从国家利益实现的空间来看,国家利益又是国内利益和外部利益的统一。有一些理论不承认国家内部有重大利益,认为它只存在于相互关系即国际政治中。[6]这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国内利益在很多时候是外部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只是由于国家的高度权威,对国内利益的追求在一般情况下是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人们有时会忽略它的存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外部利益实现的环境更为复杂,更难把握。从国家利益运动的时间上看,国家利益是长远利益、暂时利益和潜在利益的统一。即使国家利益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受到不同的国内外相关因素的限制。如一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或者其经济国际化程度等自身经济因素的改变都会对其经济利益的内涵、获取及获取的手段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制约,从而必然会迫使这个国家调整其经济战略及其实施的具体策略。
  不仅如此,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的利益结构会有一定的差别,甚至可能差别很大。这样,在各国获取各自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会发现彼此有利益一致、比较一致不一致甚至激烈矛盾的地方。这也就是利益结构的交叉关系。一国的国家战略要获得成功,不考虑利益交叉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国家利益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因素、各个层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对国家利益结构的分析,切忌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而应对这个庞大的体系进行综合的把握,充分而客观地反应国家利益的各个因素和各个层次的要求,即时做出总体的判断。同时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结构具有可变性,国家战略必须根据利益结构的变化对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重点作出相应的调整,并运用实力手段协调各个领域的利益。
  国家利益是在国际环境中与世界其它部分的联系中实现的,联系的程度如何对国家利益的实现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而发展。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的不断加强。更使各国对各自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多地在国际间得到实现和维护。因此我们还应重点讨论一下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总体上对国家利益的实现所带来的影响,这也是当前国家利益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如果从广阔的视野来分析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会发现,从冷战结束开始的以美苏为中心的东西方关系的演变,涉及到世界经济、世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安全等诸多方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概括说来将会是: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化的加深,以各国经济政治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赖、相互摩擦、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以及区域合作、国际协调为背景,主权国家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国家利益平衡(包括政治较量和经济联系)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总体变化产生巨大的作用,国际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将更为紧密,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快。这些变化将极大地制约和改变各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影响国家利益的结构和国家利益实现的手段。
  第一,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中,生存和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显著加强。
  就其本质而论,生存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发展是一个经济问题。冷战中由于东西方的对峙给各国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威胁,生存和发展两者间的有限联系也被冲淡。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瓦解,生存与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逐步显现出来。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1)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才能不受干扰地、专心至致地发展经济。各国经济发展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为客观上要求它们共同努力维护和平,以求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2)两者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如果发展问题不解决,国际间因经济矛盾而发生的冲突会层出不穷(实际上当前相当一部分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进而威胁各国的生存。反之亦然,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各国必须将国家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增强国防能力,这样势必影响其经济发展。
  第二,各国间为维护和获得各自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新形势下竞争的特点可概括为领域广泛化、手段综合化、秩序有序化。
  二战后以军事对抗为基本特征的美苏世界霸权的争夺已经被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所代替。不可否认,当前国家安全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经相对下降(也仅仅是相对下降),而经济力量的地位显著地突出起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加重视发展自己的经济,在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中也将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并认识到综合国力应该以经济作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作为它的核心。可以说,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
  过去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正统的观念一般不重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但这种情况80年代以来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的保罗·肯尼迪就强调经济力量对大国兴衰影响,他指出:“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它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7]
  这种以经济科技为核心,波及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丰富了竞争的手段,也改变了国际竞争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当今的国际竞争比以往更为激烈,竞争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这种竞争也日渐成熟起来,变得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有序的竞争”(当然竞争的秩序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这种规律性充分反映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深化的趋势,相互间利益和矛盾的交叉性明显增强。
  第三,国际冲突烈度降低,可控性增强,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式综合化和多元化,国际政治冲突解决过程中经济手段趋于加强,而国际经济冲突解决过程中政治手段趋于活跃。
  过去,尽管也有以综合性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尝试,但从主流上看,国际政治冲突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而国际经济冲突则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近年来,国际冲突解决方式和手段也开始发生变化。以海湾战争为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经济制裁和政治、外交压力,未果后则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其后为了迫使伊拉克在政治上就范,继续维持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另外,美日关系也很典型。经济冲突历来是美日关系中的一个日益恶化的毒瘤,美国为了扭转美日经济关系中的不利态势曾采取过多种经济手段,但始终未获较大进展。克林顿上台后不仅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压力,而且辅之以政治压力。美国多次声称美日经济冲突不仅是个纯经济问题,它将会影响到美日政治和安全关系,当然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彼此需要借重,因此经济贸易争端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达成协议。
  第四,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国家间利益交叉关系中的矛盾及对抗程度减弱,协调倾向增强。 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是当代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发展深化的一个表现,这种相互依存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已开始逐步渗透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其表现之一是国际间共同安全意识的普遍增强;表现之二是国家安全不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国家间关系状态不再仅仅取决于某一领域的合作或冲突,而是取决于所有领域的关系状态。政治领域的良好合作关系会因经济领域的摩擦和冲突而遭到削弱,而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因政治领域的对抗而化为乌有。所以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双方一般不会就事论事,而是要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进行通盘考虑。这就是说,在就双边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时必须顾及其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就双边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必须将其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影响考虑进去。正是由于均不愿因某一领域的对抗和冲突而造成双边关系的全面恶化,因此双方在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在某一方面采取极端措施。基于共同愿望,双方会冷静地处理双边关系某一领域出现的冲突和危机,在都作出妥协和让步的条件下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排除国家间关系发生激烈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而是要说明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将会变得越来越少。
  任何国家的国家战略都应以自己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利益结构的变化作为主要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然,由于主观上对利益结构的判断可能发生误差,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战略都会获得成功,但有效而成功的战略调整都一定适合本国利益结构的变化。在分析国家利益结构的时候,日本的情况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这里着重以冷战后日本战略调整为例,并努力寻找出调整背后的根源——利益结构的演变。
  从二战结束直到冷战结束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日本所奉行的对外战略一直处于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政府不惜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与美国结盟,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一员,参与遏制共产主义,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保护,并通过振兴科技、引进美国的资本来重振日本经济。这是一种可称之为以经济为主导的战略。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恢复和增长,70年代以后日本的资本向北美和西欧大举渗透,在经济上表现出逐渐向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转变的趋势。但由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对美国亦步亦趋,直到冷战结束时日本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苏东剧变以来,日本对其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冷战前的新取向。首先,加大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目标的力度。为此积极参加联合国救援活动乃至维和行动,[8]积极开展“联合国中心”外交,争取尽快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积极参与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由日美欧构成“三极体制”来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再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纠正日本的高成本结构,恢复和巩固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实现富裕的“生活大国”的目标。[9]1996年初,日本新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施政演说中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对外战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方针是‘自立’。如今我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按照世界赋予的政治经济形势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信念,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10]并具体指出了发挥这种主导作用所应做的工作: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解决地区争端,致力于裁军和武器不扩散,在亚太地区推进合作关系,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建立框架,等等。
  从日本为实现上述设想和战略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战略实施手段和策略有了许多不同于冷战前的新的特点。第一,充分发挥经济、科技、金融优势,并将它们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是其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必然趋势。日本明确提出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是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任日本首相时期。现在,政治大国已经成为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经济为政治打开通路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1]第二,对外战略的实施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日本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对外战略中要贯彻本国的价值观,以大国的身份,站在“自主”的立场上,由日本自己决定所负的国际责任,开展“富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外交”。[12]第三,重返亚洲,但不脱离西方。有许多迹象表明,日本已经把其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但是日本并不像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那样要脱离西方,原因在于它在北美和欧洲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解释了日本为何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却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排它性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很积极。[13]第四,继续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加强与西欧的合作。[14]
  日本的对外战略的调整当然也是以它的利益结构及与其他国家利益结构的关系的变化为依据的。
  第一,在全球范围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份量相对减轻、利益结构重心偏向经济利益的趋势下,已经取得既得经济利益的日本产生了以经济实力谋取政治利益的强烈冲动。其实,日本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要防止和对付诸如战争、能源危机、资源危机、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必须将经济、政治、军事、外文、文化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发挥其综合作用。[15]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的实施只不过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并不再那么被动地追随美国的意图,变得更加主动了。
  第二,日本经济一方面实力强大,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明显的脆弱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其经济利益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更好地实现,从而推动其资本的国际扩张。日本从没有真正实行过“脱美入亚”的政策,实际上,日本在把亚太视为决定其经济政治发展前景的关键性地区的同时,从来不敢怠慢其同美国的关系,近来又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同欧洲的关系,日本的资本更没有也不会轻易地从北美和欧洲收缩。
  第三,为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日本力图摆脱历史惯性的制约。亚洲国家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记忆犹新,担心日本重新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即使西方国家对它也是余悸未消。何况在日本朝野上下都有人竭力宣扬所谓的新民族主义的右翼思潮,即新大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为军国主义做理论上的准备。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又在实质上快速发展其军事力量,从1987年开始,日本的军费开支突破占GNP1%的限制,作为控制日本军备发展的阀门已经打开,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日本受到的制约并不限于政治安全领域,经济领域的制约也许更耐人寻味。日本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内外部原因,但是,经过战争破坏的经济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正常的”发展状况,同时战争并没有根本破坏其掌握自己积累过程的能力,其结果是,日本经济在战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一旦发展超过了其“本应有的份额”,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约束就明显发挥了作用。
  第四,与其它大国利益的交叉关系复杂,短期内难以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冷战结束,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日本同盟国之间的向心力下降,一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日本的跨国资本表现出的较强的扩张能力,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矛盾冲突的一面将上升,冷战时被一定程度掩盖的文化方面的差异也会发生影响。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日本与欧洲进行合作在日本看来已经越来越重要,但贸易不平衡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俄罗斯虽然不同过去的苏联,但与日本之间遗留一个北方领土问题,随着俄民族主义影响的扩大,解决的难度也将增大。至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日本认为,这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极为重要[16]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在一些日本人中很有市场,认为“中国对日本说来至少是在未来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又认为如果美国准备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美安全体制的说服力就进一步增强”。[17]
  总之,由于日本“东西方不分”的模糊地位和历史遗留等因素,也由于其利益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矛盾性,因此,日本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关系中矛盾与协调的两重性比较突出,并将强化其对外战略中原来就存在的较强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主权国家,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是依靠国家战略的制订与实施获得保证的。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总体谋划称为国家战略[18]但这并不重要。一个国家总有这样一个关乎全局的和较长时期的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筹划与指导。只是由于主客观的限制,国家战略的有效性和实施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对战略结构的要素划分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如有人认为国家战略应由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政策和国家力量等基本部分组成,[19]有人认为“大战略”主要由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政策、国家义务构成,[20]等等,其中许多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归纳都将国家利益看作是构成国家战略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而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我们认为在国家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中有两项尤其需要予以足够重视,那就是国家战略指导和实力运用策略。
  (七)国家战略的战略指导在学术界尚没有明确统一的内涵界定,但它无疑具有哲学和方法论的意义。不论是在战略判断、战略目标选择以及战略的具体运作中都需要战略指导,使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更为有效。
  国家战略指导尤其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结构的把握。我们已经知道,国家利益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因素、各个层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为了国家战略的制定就应对这个庞大的体系进行综合的分析,充分而客观地反应国家利益的各个因素和各个层次的要求,同时做出总体的判断。由此可见,要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家利益实现的过程也像任何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同要素(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国内利益和外部利益的矛盾,长远利益、暂时利益和潜在利益的矛盾,等等。“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1]毛泽东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和维护国家利益有帮助。国家利益的各种因素、各个层次不是简单的相加、各因素、各层次之间的逻辑不是平行和并列的,而是有轻有重、有先有后、有主有从、并且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在构成国家利益内容的基本要素中,必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只有把握住核心利益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构成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基本上一直把安全利益作为国家核心利益,这是由当时的国内外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决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利益已成为我国的核心利益,国家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也就必然要围绕这个核心利益来进行。
  但要注意的是,在各种矛盾的关联程度十分密切的情况下,仅突出核心利益还不够。现阶段我国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科技实力及其国际地位相对落后同世界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矛盾,人口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及其遏制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演变我制度的战略企图之间的矛盾。
 ——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带来的国际责任的增加,同综合国力有限、发展水平仍不高的矛盾。
 ——和平发展的需要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的矛盾。 很显然,这些矛盾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并且每一矛盾还派生着其它的矛盾。这说明在追求国家核心利益实现的同时,还必须综合考虑其他各种矛盾。毛泽东在揭示矛盾运动的阶段性特点时曾经说过:“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22]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集中力量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改善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需要对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其中利用一些、淡化一些、搁置一些、回避一些,有时或许还要激活一些。
  关于利用矛盾。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利用的矛盾有很多,加之世界格局在演变,和平力量也在成长,这些都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对外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当今世界存在着许多可以为我所用的“三角关系”,尤其要重视美日欧、美欧俄、美日中、美中俄等“三角关系”中的矛盾,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上述矛盾的利用有可能极大地减少我们在内外部的矛盾冲突中采取敌对方式,而更多地采取妥协、折中、经过讨价还价双方做出让步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近来当中美关系出现曲折时,欧盟发表了要全面发展对华关系的长期战略报告,俄罗斯表示了加强俄中合作的意向。这表明,一个大国哪怕是超级大国,要想组织针对另一个大国的联盟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困难重重的。
  关于化淡矛盾、搁置矛盾和回避矛盾。对于国力在迅速上升而又受到现有国际秩序极大制约的中国来说,这些方法对于我们更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以周边安全环境为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总体发展态势是陆界相对平静,海疆争端突出,从地理方位上说就是西北比较安稳,东南形势紧张。在未来一个时期之内,东南方向将是我国维护周边安全的重点地区,其中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香港澳门问题能否比较妥善地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利益的得失。在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为我国相当时期内主要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较短时期内解决台湾和南海问题还不现实,这不权是由于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有限,更重要的是,这里牵涉到和经济建设、维护有利的国际环境祖国统一、领土领海完整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三者相互促进,反之,则会顾此失彼,相互干扰。为了不失去主动,就要有先有后,手段也应不尽相同,其中就包括要淡化一些争端、回避一些争端和搁置一些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尤其应是这样。当然,对必须面对的原则问题则要针锋相对,这里包括对从事台独的岛内外势力的打击和遏制,也包括对其它严重损害我国利益的一些行为的斗争。
  关于激活矛盾。这主要是指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力量和手段都已经具备,并且这个问题的解决会促进其它矛盾的解决,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至少不会损害国家的重大利益,调动足够的手段谋求问题迅速有效的解决。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总体战略的谋划中也应注意这一点,不能因某一分支战略地位和作用重要而忽视其它分支战略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各分支战略对国家战略总目标的实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某一看似不甚重要的分支战略可能是战略总目标实现的突破口。
  国家战略要获得成功并达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还应该协调地发展和运用各种国家实力手段。实力运用离不开两个条件:拥有相应的实力和能有效发挥实力的谋略。实力是实力运用的前提,没有实力就谈不上实力的运用,没有强大的实力就难以获得相应的利益;谋略是实力运用的灵魂,没有高明的谋略,现有的实力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从而制约利益的获得和维护。只有协调各种战略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否则,各种实力和手段的作用就可能相互抵消。我们这里不对发展实力本身展开讨论,仅就如何有效运用实力谈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为实现国家利益,不能仅靠单一的实力手段,而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诸手段的综合运用。当然,在各种手段的运用中,某些可以多借重,有些仅起辅助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就不重复了。
  第二,协调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家地位的维持,一方面取决于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和军事实力等具有物质形态的“硬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的文化、语言、历史因素以及人民、政府的价值观念和意识等无形的“软国力”。“软国力”在综合国力形成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时候甚至决定参与国际竞争的成败;但如果“软国力”过于脱离“硬国力”所能提供的基础而影响和作用于对外政策,它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以法国和东盟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法国曾经是一个称雄欧洲和影响遍及世界的强国,直到现在也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国的对外战略中,维护大国地位是始终未变的首要目标;冷战结束,法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也仍然围绕着这样的总体思路展开。问题在于“大国雄心”在很多时候超出了法国自身实力所能达到的限度。70年代末以来,法国的对外战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勉强维持的大国地位的阴影之下掩盖不住国家实力的相对颓势,这种状况在冷战后尤为突出。而实力的衰落本来需要对外政策的调整并以国内问题的很好解决作为基础,但恰恰在这里,法国对外战略调整中的历史惯性很大,在新格局的变动中,“大国雄心”的影响过于深远,又没有或不可能同解决国内种种矛盾和危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僵化,它成为困扰法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23]
  对比法国,东盟则在国际关系中充分利用了大国对峙为其提供的机会,极大的扩大了活动空间。东盟的战略分量主要表现在大国角逐中一个重要法码的基础之上。对东盟国家的地位可以作这样的概括:那就是在几个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相互争夺的大国阴影下的区域利益集团。即使是在冷战之后也不能设想,没有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相互牵制,东盟能有目前的回旋余地,不论是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还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均有如此多的发言机会。东盟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亚太地区特殊的国际关系环境,从而增强了自己在本地区的作用,这是成功运用软实力的一个例子。
  第三,实力的使用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并将实力的现实运用和潜在运用相结合。国家实力在运用过程中,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实力的对比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因此在运用实力时,国家应留有余地,避免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出现。即使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如果对运用实力谋划不周,也可能得不偿失。美国在战后一段时期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却接连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失去主动,其中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目前美国仍在在全球到处“参与和扩展”,出于对失去未来霸权地位的忧虑,美国不仅要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遏制,也要使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不出现逆转,同时更要参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事务,扩展它的势力范围。这样作的短期结果是在一定时期维持住美国的愈来愈虚假的超级大国地位,但长期结果则必然受到当今时代特证和力量格局变化趋势的深刻影响。美国在这里依然在犯“世界领导者”几乎避免不了的错误,即在本身的实力已经走向衰落时仍然保持着与其实力不相当的战略企图。(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