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是二十世纪最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建立的血腥政权一九七九年被越南军队和起义的柬埔寨人民推翻。从那以後,其主要领导人逃到丛林里,或死於火并,或不得已向政府投诚以换取赦免。最後一个在逃的领导人一九九九年三月落网,即将面临世纪末的审判。

  此人名莫克( MOK ),曾位居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西南大区书记和军事首长但他的官衔今天只有很少人记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塔莫克,意为莫克大爷,外国人往往以为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莫克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包括姻亲,都一股脑儿安排进了“革命队伍”,把主管的地区变成了莫家天下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莫克的家乡在塔寇省( TAKEO )的犬卡 (TRAMKAK) ,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随着他地位的上升,这里成了红色高棉的一个样板区,在红色高棉上台前两年这里就开始建立公共食堂,废除家庭了,这个政策後来推广到柬埔寨全国,成了柬埔寨革命的特色。

  塔莫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婿是犬卡区的书记,後来此人提升为高一级的 109 区党的书记,其职位由他的妻子,也就是莫克的大女儿接任。这个女儿一年後病死,其职位就交给了塔莫的妻兄。此时那位女婿又已官据省委书记和红色高棉海军司令了。塔莫的另外三个女婿也很了不得,一个是犬卡区的工厂书记,一个是第 120 团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纵队指挥官。最後一个小女儿本人是犬卡区医院的院长,他的丈夫被父亲通过和柬共中央的关系安排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当了司令。莫克的四个儿子也是官运亨通。其中两个在犬卡区任要职,三个外放到五十五区( PREY KRABAS )当书记,第四个也外放到坎波特省 (KAMPOT) 当领导。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塔莫的另一个妻兄,担任了柬东 109 区(相当於省一级)的书记。

  塔莫的家庭权力网不过是红色高棉家庭政治的一个缩影。在柬东中央,权力核心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政治联盟,他们是在红色高棉政府中身居要职,起码是各级妇联主任。再如後来倒戈的红色高棉将领韩桑林,他本人是师长,他的弟弟和妻兄也是相等级别的干部。

  如果以为这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就错了。这种家庭政治的更深一层原因是红色高棉的统治过於残暴,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有难以计数的血债,到处是敌人,以至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只有血缘才是唯一可靠的关系。就拿塔莫为例,不说别的,单单死在他手下的红色高棉自己人就不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他奉波尔布特之命从西南区来到东部地区,主持这里的大清洗。他说这里的柬东都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在六个月内杀了十万人。在平时,他常常亲自枪毙手下那些他稍有看不惯的人。因此,他另外还得到一个“屠夫”的绰号。杀人这么多,甚至手下人都动辄成为牺牲品,当然只有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才信得过了。

  “大爷”和“屠夫”这两个绰号典型地反映了红色高棉的一个特征:家庭权力和残暴统治的结合和相互依存。当然,有些人也许不这么看,他们会说:你看,塔莫把自己全家都奉献给了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现在红色高棉已经覆灭,他们更会说这是满门忠烈了。只要看看大陆一些传媒在报导塔莫落网的消息时,只字不提“屠夫”的绰号,而是说他是红色高棉最“英勇善战”,受到战士“敬畏”的领导人,并强调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报导就可以知道了。或许他们还会以为“大爷”是柬埔寨人民对这个屠夫表示“热爱”的称呼呢?

  刽子手的忏悔

  好象冥冥之中柬埔寨的无数冤魂在索命,不让红色高棉的杀人犯太平地告别二十世纪。在屠夫莫克大爷落网之後没几天,今天四月度,又一个红色高棉罪孽深重的在逃犯露面了。

  此人名叫杜克( DEUCH ),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他原来是个教师,参加红色高棉後主管一个叫圣特波( SANTEBAL )的特工部门。民主柬埔寨建立後,对特波大大地扩充,成了红色高棉的盖世太保和契卡,代号是S21,地点设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人称托士楞( TUOLSLENG )。

  这里先後处决过近两万人,在所有送进来的囚徒中只有七人生还。除了那些在党内斗争中被清洗的老革命,例如内政部长胡容,新闻和宣传部长胡宁,副总理温威,国家主席团副主席索平等等之外,还有很多普通柬埔寨人。他们的罪名从越南代理人、苏联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到前朗诺政府的内奸等等无奇不有。

  杜克主管的S21不但是一架审讯和处决机器,还是一个拿人体作试验的实验室。例如档案中记载了两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分别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後被放入水中,记下不同的尸体浮上水面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种原始而残忍的实验究竟有什么用途,它们倒更有可能是红色高棉以杀人取乐。

  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军进入金边。杜克在匆忙逃离之前来既没有来得及销毁全部材料,也没有来得及把刑讯室的铁床上捆绑着的死去的囚犯解下,於是给後人留下了红色高棉这个人类历史上嗜血怪物的罪恶的铁证。今天托士勒的原址成了柬埔寨大屠杀的纪念馆,东南亚的奥斯威辛。但杜克本人此後一直不知去向。

  一九九五年,一个现在已加入美国藉的柬埔寨牧师,名叫克里斯托佛,在柬埔寨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前红色高棉干部作了洗礼。这个牧师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死於红色高棉之手。他说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後决定入教,为自己罪恶的灵魂找一个归宿。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今年四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尼克,一个热心追踪前红色高棉人员的记者,在柬埔寨采访了一个自称是杜克的人。他的长相和谈吐,使人们毫不怀疑,他真的就是那个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鲜血的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柬埔寨政府立即命令他前往有关部门自首。而克利斯多佛看了登出的照片後才恍然大悟,这正是自己四年前洗礼的那个神秘的信徒。

  然而,使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当乔森潘、英萨利和农谢这些更应该为上百万同胞的惨死负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由於交出武装,走出森林和政府合作而心安理得地换取赦免,高唱“民族和解”、“让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时,杜克这个人们已以早已失踪的罪犯却要自投罗网呢?杜克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近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在柬埔寨工作,但现在他要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接收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後果的时候了。”

  人性确实是复杂的。上帝或许也确实具有让人洗心革面的作用。无论如此,杜克可以说是红色高棉那些“大无畏”的革命家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他的自首已经引起了乔森潘之流的惊慌,因为杜克无疑会在法庭上和盘托出许多他们难以逃脱干系的罪恶,到那时国内国际舆论会不会继续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便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纪末,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罪恶会不会被清算,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