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几个当代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绝对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走了三个村庄,串了十三户人家,在每家坐上两三个钟头,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问题全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虚构。

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我对小刘讲的这个细节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小时候,我妈下乡搞了一年四清,把我放在姥姥家。她回来的时候径直推开门,我看着她面生,就仰着脸问她:“阿姨,您找谁?”我妈听了,眼泪也刷地就下来了。我吓了一跳,这才想起来这人是我妈。这件事,我妈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天下母亲的心大概是很接近的,无论这位母亲生活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代。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帐目决定的。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每个班大约干六七个小时,定额背五六吨煤。在完成定额的条件下,每天的工资在二三十元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村的三个人死于小煤窑冒顶。我曾经去一位死者的家里访问,现在死者的妻子已经和死者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和哥哥一起挖煤,哥哥死了,弟弟侥幸活了下来。有了熟人死亡的教训,危险就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小邱害怕了,就回到家种地。但是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这些人生的大事很难完成。于是他再次外出挖煤。每天挣20元,又干了四年,1997年彻底不干了。他说挣钱虽然不少,就是太苦。背煤比种田要苦,趴在地上爬,而且非常危险。结婚后,他的妻子也认为太危险,不让他干了。小邱说,他以后也不想再挖煤了,挖煤已经挣下了盖房的钱。他带回来的钱大约有二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盖房。

小邱反复几次谈到了挣钱盖房。他说,不出去挣钱是盖不起房的(注)。他家的住房是1996年盖的,砖水泥结构,共三间,面积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盖这栋房子花了他一万五千元。

另外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也用同样的口气讲到了外出和盖房的关系。现在这位小伙子还在家乡和上海之间来回跑,他是做装修的水暖管子工,有活干就进城,没活干就回家种地。他家的房子也盖起来了,但是比较小,他计划挣够了钱再接出一间来。

讲完了三户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我应该老实交代其中隐藏着的那点意思了。这就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收支预算,一种以整个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是挖煤还是搞装修,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房钱和孩子的教育费等。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收支账是做不平的。这是一种以家乡种田养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外出只是一个填补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别小看这项简单的账目计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 在我访问的三个村庄里,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最少也占到劳动力总数的25%,最多的竟占到88%。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个基本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主要变型:有一部分农民从家乡出发,走到半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人生计划。他们不回去了,不再种田养鸡了。原来的人生插曲演变成了主旋律。这样的人我听说过几个,也亲眼见过一个。 我访问的这位“变型”农民姓丁,是长江上一条百吨级的运输船的船主。他的儿子刚到入学年龄,为了孩子上学,他卖掉了船,回到家乡。他打算歇业两年,把上学的儿子安顿好,再找个同伴重操旧业。歇业是没有办法的事。船主的生活本来是很稳定的,一家三口住在船上,好像一个水上运输个体户。生活和收入都很好,本来就这样过下去就行了。丁家在村里没有房子,原来的房子毁了,他也不打算盖。他的承包田已经转给了哥哥。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打算回来了。但是儿子没法上学,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于是妻子被迫下船,回到家乡带孩子读书。只剩下一个人,船上的活就没法干了,于是他被迫歇业。但是丁船主仍然不打算盖房,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一旦有条件就会继续当他的船主。对他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 像丁船主这样的人,在他的村庄里有将近二十个。有的人买了上千吨的大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再回来种地养鸡了。在外边发财买房子的人,找到永久性职业的人,在我去的各个村子里都有几个,有的连户口都转进城镇了。他们的外出已经成为迁移。对他们来说,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决定变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城市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户口政策,教育政策,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但也更容易有所作为。

我访问了好几户外出回来的农民家庭,一个经常听到的回乡原因,就是孩子读书。城市的教育体系排斥和歧视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请注意,仅仅由于一张政府发明的纸片,许多人就丧失了最基本最正当的权利,就要演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生故事。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肯干,不能干。譬如最开始谈到的小刘和小叶,他们为什么不能举家迁入天津?小房已经有了,并不需要多少额外的代价。小刘也说,九八年大灾之后他去了天津,还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杂的工作。他对天津的印象极好,认为工作的机会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种地高好几倍。他给我举的例子有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孩子在城里无法上学。让孩子上学的要求简直太正当了,如此正当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满足,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类的地方发生过的事情。至少从道义的角度,我看不出这种城乡分割政策与种族隔离政策和种姓歧视政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我怀疑中国能产生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样的人物。

制约着这种变型故事规模的,还有许多政府方面的因素。为了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许多路边的摊点,结果有大量农民被无偿赶走了。这样的农民我遇到了两个。他们本人倒没有多少怨言,似乎理当如此。这又让我想起了《汤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个老实的黑人。但无论他们如何老实,不敢以城市为家的念头总是抹不掉的。那里显然是一个很不安全很不稳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变型故事恐怕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其实,这种城乡隔离政策也在伤害城里人。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中国号称有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一大半是不能当整数算的。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当个整数,而是人家不让。

总之,这许多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变化,将决定变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转强,演变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的故事。

1999年7月10日

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计算一下小邱家在1998年的收支账目。

据小邱自己说,他家去年上缴各项税费500多元,平均一亩地负担160多元。从村里的税费清册上查出:邱家承包土地3.31亩,全年税费合计541元。其中:1、农业税121.5元。2、特产税81.6元。3、村提留180元,包括公积金49.5元,公益金24.75元,管理费106.4元。4、乡统筹120元,其中包括乡村两级办学72元,计划生育12元,优抚9.93元,民兵训练6.62元,民办公助事业19.86元。5、外资还贷57.69元。6、预排电费19.86元。7、集体站水费46.3元。8、两工(义务工和积累工)13个。

邱家的3.3亩土地如果种两季稻,正常收获价值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的开支约550元,再减去税费541元,纯收入只有909元。这笔钱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三口之家。小邱的办法是捉黄鳝。每年的收入在五百元左右。再加上养鸡养鹅,温饱问题可以解决,盖房则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