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某市的调查，现在腐败的程度已大大超过90年代初的水平。腐败的形式也有新的发展，目前盛行的腐败形式有几种：
——最大的腐败是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在乡镇官员干部和县各职能部门首长任命跑官买官现象严重。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象：“要想富，动干部，光研究，不宣布，谁钱多，准算数”。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跑不送降格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样一方面使大多数干部丧失了干工作、干事业的积极性，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跑官买官之人在“当官一方，造福一帮”的同时，也确实是“为害一方”。公检法、工商局、环保局、技术监督局、城建局、城管局等拥有执法或司法大权的部门，各乡镇的计划生育小分队、治安联防队员等职位、已经成为县城和各乡镇青年人向往的职业。在许多小青年看来，穿上执法或司法部门的服装，可以对别人耍成风。在他们的家长看来，孩子在这些部门工作，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欺负。一些私营企业主和个体老板不惜花费重金把自己子女送到这些部门工作。不少农村青年包括一些地痞流氓也挤进各乡镇的计划生育小分队或治安联防队中工作，当然也少不了花钱打通关节。
——权钱交易的新形式：“官员傍大款”。“官员傍大款”和“大款傍官员”是一个硬币的正反而面。它是双方互有需求的结果。大款傍官员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随意侵犯。“官员傍大款”则是为了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经济困窘。大款为各级官员享受用公款难以报销的高消费、奢靡生活提供资金。群众说得好：在高消费场所，“进去的是有权的人，后面跟的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找的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依靠的是有钱的人”。其结果是在双方互相接近各得实惠的同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一句空话，官员与尚未富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隔阂越来越深。
——公款消费推陈出新，行政性经费呈跳跃式增长势头。各乡镇、各职能部门正职官员的座车都换成了奥迪或准备换成奥迪，副职官员则竟相攀比要求配备专车，购车经费和汽油费、维护费己成为行政性经费中一大块项目。公费旅游则从国内到国外，新马泰、韩国、拉美国家都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因对欧美国家许多干部已去过多次，不愿再去了。公款吃喝的胃口也越来越高，一般的吃吃喝喝已难以满足某些干部胃口，烟、酒低于某一档次的不抽不喝，饭菜没有山珍海味不吃。有不少干部把吃喝、跳舞、桑拿浴等花费开假发票用公款报销。凡此种种均导致行政性经费连年大幅度增长。河南这个市1991年行政管理费支出1027．1万元，1994年达2314万元，1995年达2676万元。乡级行政经费支出增长更快。以一个乡为例，1989年行政管理费为14．6万元，1993年为24．79万元，1995年增至42．4万元。
——“宾馆干部”成为许多干部的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群众形容现在的干部为“宾馆干部”并不过分。许多县乡干部常年住在高级宾馆，开会在高级宾馆，吃喝娱乐也在高级宾馆，一年到头在家时间很少。这些“宾馆干部”不仅严重脱离群众，也脱离了妻儿老小的监督。他们的工作作风不扎实自不待言，生活作风上也是绯闻不断。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新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对这种干部的真实写照：“吃饭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 “三乱”之外又添“两乱”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严重地损害了企业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实施过程中自然会遇到他们的抵制。因此，市里各职能部门提出了“加大执法力度”的口号，普遍依靠本部门内设的派出所或执法大队来强制执行各种收费罚款，依靠法院强制执行自己所下达的收费罚款项目。此类行政执行案件因而不断上升，1994年为541件，执行标的为267万元，1995年则增至621件，执行标的达400万元。另外，1994年共执行计划生育案件256件，收回超生罚款24万元，1995年计划生育执行案件达396件，收回超生罚款80万元。因此群众形容现在在“三乱”之外又添了“两乱”，即“乱打人”、“乱抓企业法人”。
◆ 县乡关系中矛盾和摩擦增多
县乡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主要表现为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具体表现在几方面：
——县各种驻乡机构急剧膨胀，乡镇政权管理权能受到削弱。人事权不归乡管的各种驻乡机构近年来日益膨胀，其人员数量己远远超过乡镇政权工作人员数量。以一个乡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个乡截至1996年5月底共有工作人员104人，其中工业办公室21人，计生办30人，乡机关53人。各种驻乡机构总人数则高达318人，这些驻乡机构包括：邮电所、派出所、电视插转台、工商所、税务所、信用社、农行营业所、环保所、粮管所、电管所、运管所、技术监督所、供销社、烟站、卫生院等15个机构。由于这些驻乡机构直接和农民打交道，同时又是由县有关职能部门实行垂直官员，对于它们的损农坑农行为乡里奈何不得。电管所随意提高电价、供销社抬高化肥供应价格、派出所以抓赌为名乱罚款、运管所随意设卡收费、粮管所收购粮食压级压价乃至打白条等损农坑农行为，乡镇人大和政府想管却又管不了，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权争夺对下属机构的官员权。在条块之争中，人事权不归乡管的驻乡机构以实行条条的垂直官员为主。但即使在条条和块块实行双重官员以块块官员为主的机构中，县各职能部门也在加紧争夺控制权。他们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将原来设在各乡镇的下属机构撤并实行分区设所划片管理，摆脱各乡镇的控制。例如环保局在1994年成立后不久，认为各乡设环保所问题太多，开始撤并设在各乡镇的环保所，建立起分区联片管理的4个环保所。他们的办法之二是通过财政上收，实现对归口部门的管理。例如在该市计划生育罚款实行乡罚县管，教育附加费实行乡筹县管，育林基金征收和毁林罚没款乡收县管等。乡镇政权对上述作法反映强烈，在1996年该市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20件文教卫议案中16件均为乡镇代表团提出的计生罚款乡罚乡管，教育统筹乡筹乡管的议案。同时在该次人大会上，15个乡镇中有14个要求重新以乡为单位设立环保所。此外，一些乡镇还要求设立由乡里官员的公安分局，努力改变派出所以条条垂直官员为主的格局。
——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之间围绕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的利益争夺加剧。由于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来自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业户，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乡镇政权一般来说对于保护乡镇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持积极态度，对来自县各职能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加以抵制。乡村干部、乡镇企业厂长经理、个体户普遍反映，现在县各职能部门是“光收费不服务”，“只罚不管”，企业的“舅爷太多”而且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乡镇工业办公室有心抵制各职能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但往往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职能部门手中有各种部门大法律挡箭牌，根本不把乡镇政权放在眼里。而且这些职能部门常常绕过乡镇政权直接到企业和个体户处去收费或罚款。在这场利益争夺战中乡镇政权处于劣势地位，乡镇企业、各类个体工商户、专业户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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