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

  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

  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象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 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邓小平讲了农业上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100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上摘过苹果,挖了一条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9月12日,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

  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

  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

  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很少过问家事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玲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玲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嘛,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棵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不平等哩!”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下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hele或玉米面疙瘩。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玲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财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财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个人吃完一碗的时候。宋玉玲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玲出名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宋玉玲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玲就跟他离了婚。有人给当时还挺漂亮的宋玉玲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玲一口答应下来。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玲结了婚。“这脖子能扭啦!”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9月 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国锋。叶剑英向华国锋暗示: “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国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保护毛泽东遗体的问题上。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国锋三次,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华国锋终于松了口,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怎么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 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账!”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伍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 “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与胡耀邦的冲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陈永贵显然觉得他这一骂骂得妙,从此就常常这样骂。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 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三中全会后,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昔阳,夕阳

  陈永贵在1979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64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朝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处,绿色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陈永贵蹲下,点上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奏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儿,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和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多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已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转开了。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让大寨党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持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人北京的打算。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玲的。陈永贵让宋玉玲把他的那块毡送给贾进财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可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完全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坐公共汽车,衣兜里有时还被搜出地铁票来。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渡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魂归大寨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了一个疙瘩,陈承贵也明显消瘦了。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碌癌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象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五天后,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