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几天和两个朋友小聚,正好听到了他们关于自由主义的一段对话,笔者感到很受教益。故此笔录下来,和大家共享。 

问:我记得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了自由主义,他说,党政机关中的有些人成天吊儿郎当、马虎了事、混日子、踢皮球、得过且过、麻木不仁,这些都是自由主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官僚主义,应当予以纠正。对这样的自由主义,我非常痛恨,为什么你还要津津乐道?

答:对毛主席所说的这种“自由主义”,我和你一样,也很痛恨。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里的所谓“自由主义”,它的正确称呼应当是官僚主义,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自由主义指的是一种学术思想,而不是指一些党政官员的那种官僚作风。 

问:那么自由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答:自由主义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享有一系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只要是一个人,他就具有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及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权、享受教育权、反抗压迫权,等等。除了犯罪分子而外,对于其他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和名义去剥夺他的这种权利;而且即使对于犯罪分子,他的某些权利,例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也是不可剥夺的。个人的这些基本权利,体现了一个人作为人所应具有的基本尊严。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权利,那么从社会意义上说,人就不成其为人,就和牛、马没有区别。个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即称之为个人自由,或者简称为自由,或者称之为人权。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和核心。

除了坚持自由的原则以外,自由主义还坚持和提倡与之相关联的如下几个原则:

平等。自由主义坚持在政治和经济权利方面人人平等。不管一个人的贫富、出身、地位、文化、性别、种族、政见、思想、党派等是否与别人相同,他都无权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他也无权以任何借口和名义去压制别人或者为自己及其亲属以及某些团体谋求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特殊利益。在那些能够为个人带来财富和成就的机会面前,同样也是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和名义把他人排除在这样的机会之外。

博爱。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当对所有人都怀有爱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仗义直言,扶危济困,抑强助弱,救死扶伤;我们应当同情和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实现他自己的自由。

宽容。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当具有博大的胸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要欢迎他人的不同意见;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那怕是不正确的批评。对于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言行,不应当去随便指手划脚。

理性。自由主义认为,我们遇事应当冷静地多加思考,而不能随着感情冲动行事,不管这种感情具有多么高尚的名义。无数事实证明,人如果被感情牵着鼻子走,就难以看清事情的真相,从而导致盲目行事,其结果当然是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最后甚至会连自己的生命和做人的基本尊严都给葬送了。因此,我们遇事应当三思而后行。当然,提倡理性原则,就还意味着讲究科学,摒弃迷信。  

问:有人说,自由主义的精神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这种说法确实是正确的。

问:那么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

答:从历史上看,侵害个人自由的主要危险来自政府。在君主专制时代,政府为了统治者的无止境的贪欲,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人民成了暴君们任意宰杀的羔羊。即使是民主政府,也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从而仍有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害;而个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这种错误就难以得到发现和纠正,甚至还会扩大和发展。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

但是,自由主义不主张废除政府;因为只要措施得当,政府也能起好的、其他东西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因为如果没有政府来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世界上就可能强盗横行了,个人的自由就成了一句空话。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显然,它手中要有足够的力量;但它的力量又不可过分强大,因为那样的话,它就可能挣脱人民的控制,反而去剥夺人民的自由来满足领导人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从历史上看,一般地说,任何政府都有自发的扩大自己权力的倾向。因此,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显得极为重要。

限制政府权力的根本原则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应当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破坏、维护公共秩序、防治犯罪、防止外部侵略、为穷人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基本的救济,防治自然灾害、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以及从事其他的、特别是民间资本不愿加入的那些社会公共事业。不允许政府对思想、学术、文化、伦理、宗教、出版等事业进行干预。

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措施,是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分立,使他们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人的手中而制造出人间灾难。另外,还要鼓励民间团体、在野党派和大众传媒对政府进行监督。

问: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有什么关系?

答: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是指,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自由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有权不服从外部的强制,个人也有义务不去强制别人。

民主政治的基本意义是指,国家领导人应当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当然选举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领导人的任期有一定的限制,必要时也可由人民提前予以罢免。

可见,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意义是不同的。

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主张“一切人生而平等”,每个人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因此严格地按这个原则组织的政府必然是民主政府。而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就要求保障每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选举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或选择的结果不受尊重,就谈不上是民主政治。

问:有人说“自由就是让人说话”,这话对吗?

答:这句话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个人自由确实包含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即所谓说话的权利。说它不对,是因为个人自由中还包含其他许多权利,如结社自由等等。

但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确实是个人自由中两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它们的重要性决不亚于生命权;因此,可以说这句话是对自由的最为简单形象的概括。

问:自由主义是否坚持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观念?

答:可以这么说。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不仅是高效的,而且市场经济体现的是经济自由的原则,它是个人自由在经济上的保障。

对于私有财产制度,它实际是经济自由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确实,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会在人们之间造成贫富差距;但由于这种制度的效率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要高得多,因此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较快地增加社会的总财富,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以后也都会从中受益。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则只能导致全面的贫困,这已为人类社会在本世纪的实践所证实。当然,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的东西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是说国家应当对穷人的生活状况漠不关心。自由主义认为,虽然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相比,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利大于弊,但国家也还要建立必要的救济制度,给穷人以足够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尽量避免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可能带来的弊端,以保证个人自由的完美实现。另外,国家还要防止在经济生活中出现垄断现象,保证经济自由的原则不被破坏;这样就可以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发财致富的机会,而且因为没有了垄断,垄断者将其商品随意提价的现象就不会出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就不会受到太多的不良影响,。

问:自由主义会谋求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占独尊地位吗?

答:绝对不会。因为独尊是与自由主义根本矛盾的。自由主义主张一切思想都有存在的权利,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它是科学的还是迷信的,也不管它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还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当然,自由主义提倡真理、提倡科学、提倡自由,反对错误、反对迷信、反对专制,但自由主义主张各种观点平等讨论而坚决反对压制。自由主义相信人类的理性,认为在自由、平等的辩论中,人们自然能够发现、赞同正确的东西,摒弃、破除错误的东西;而采用压制的方式则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而且,自由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真理,只有在各种思想的不断争论中,人类才能不断向真理迈进。因此,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压制不同意见。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正确的意见压制了其他的意见,这样它就失去了从外界吸取养分的条件,它必然会迅速僵化;而如果错误的意见以“正确”的名义压制了其他意见,则更为可恶;所以说压制是极为不合理的。其实,如果真是正确的意见,也就不会感到还有压制其他意见的必要。另外,压制本身就是对自由权利的侵犯。

因此,自由主义反对把某种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所谓“指导思想”。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无权干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主张多元的,各种思想、各种派别、各种利益集团共存的社会。我想,如果有人试图在某个国家的宪法中写上“自由主义是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之类的话,那么首先出来反对的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这种态度,可以用一位思想家的话来表述:“我反对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问:自由、民主、三权分立这些政治形式是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吗?

答:完全不是。自从300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自由、民主、分权这些政治形式就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出现了。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之后的早期,如在古希腊、古罗马,这些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并且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是很晚才出现的,在西方出现于一千多年前,在中国出现于约3、4千年前。4千年与300万年相比,是多么的短暂、渺小。因此可以说,自由、民主、分权,是人类社会传统的、自然的政治制度;专制、独裁、集权则是人类社会中转瞬即逝的不正常现象。关于这一点,摩尔根在他的巨著《古代社会》中用大量的事实早已作了充分的证明。顺便说一句,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结论是完全赞同的。

不过,虽然自由、民主形式的政治制度在人类已存在了几百万年,但把它们写成文字,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完善,却主要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功劳。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这种总结,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问: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吧?

答: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人类各民族进步、发展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各民族间不存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所谓“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

退一步说,就算存在“中国的传统与国情”,那么,中国的传统是什么?不过是专制时间长一些,但在专制社会以前仍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去继承更早、更长时期的好传统而非要去继承晚期而较为短暂的坏传统?再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而只有极权和专制,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创一个好传统而非要去效法一个坏传统?按照您说的这种观点,如果要真正符合所谓的中国的传统和国情,我们应当把慈禧太后的阴魂从坟墓里请出来,让她继续当主子;而且这还不够,还要再到外国的坟墓里请出几个洋主子来才行。

在国外,过去也曾有过一些人,他们带着种族主义思想,说西方式的文明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永远不可能出现,因为这些东方民族(当然日本是除外的)是劣等民族,不适合、也无法实现自由、民主主义的文明社会;可见,我们应当做他们的奴隶。东方也曾有统治者赞许地点着头说,自由、民主确实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东方人;因此,东方人民还是应当让他继续当主子或者儿皇帝。这些观点,作为一个东方人、中国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从感情上我完全不能接受。当然,感情远不如理智牢靠。如果他们确实能够找到科学依据,就象摩尔根曾经做过的那样,我也就心甘情愿地做奴隶了,因为人家说得有道理嘛。但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发现的材料都无一例外地支持相反的观点;因此,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必须做奴隶的站得住脚的理由。

还有人说,中国的国情是现在还太穷,老百姓还太愚蠢,还没到实行自由、民主的时候。这话也是不正确的。中国老百姓确实还很穷,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也还很低,但摩尔根已经证明,当几千年、几万年、几百万年以前人类还生活在大树上、山洞里,仅靠寻找野果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实行了自由、民主制度了,难道我们现在比那时的人类还穷吗?难道我们的人民比那时的人类还愚蠢吗?其实,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最根本的出路。

问: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吗?

答: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自由、民主不好;相反,他们是极为赞成自由、民主思想的。只是他们认为在当时的西方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发展得还不够。马克思认为,应当尽量把事情交给全民去公决。马克思还认为,政府官吏应当由人民直接选举,并可随时罢免;而且有事时应当随时向人民报告;政府领导人的收入不能高于普通工人,而且一切办公开支都应自己掏腰包。马克思、恩格斯在财产权方面确实与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分歧。

但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承认存在绝对正确的真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永远正确的。我想,只要具有自由讨论的空气,人们就可以在争论中不断地接近真理,也能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之上。因此,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形成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这比争论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反对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更为重要。

问:苏联、东欧私有化、市场化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家实力不断降低,你看在这些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答:在这里我要提醒您,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在冷战时期,苏联确实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它的强大是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支之上的,除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外,可以说苏联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物品的匮乏和人民头上那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它的经济基础,实际是非常薄弱、十分畸形的。这些国家近十年来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正是要纠正这些痼疾。当然,要从病入膏肓的国家机体上根除这些毒瘤,动起手术来需要极大的耐心,也带有极大的风险,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反复也是正常的,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如果讳疾忌医,则只有死路一条。可以肯定,当这些国家的经济调整过来之后,一定会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时期。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一定会办好他们自己的事情。

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对经济的治理还是有成效的,经济的发展也还算平稳。即使在俄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十年前相比,并没有下降,而是在明显提高。我的一位老师近二十年曾数次访问俄国,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确实,俄国的军事力量今天已经远不如十年前强大了,而这正是俄国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如果不把庞大的军费开支降下来,那么增强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全成了空话。经济发展不上去,最后军事上也不可能长久保持强大。话再说回来,国家强大的目的应当是能为人民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幸福,而且只有这样,这种强大也才能持久。如果人民贫穷而国家强大,那么这种制度必然是不合理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这种强大其实也只是一种假象,就象一个肥皂泡,吹得越大,破裂得也就越快。

总的来看,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自由、民主又重新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但遗憾的是,在目前的部分亚洲国家,自由主义者还难以找到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这确实是这些东方民族的悲哀。这也难怪某些种族主义者会觉得这些东方民族是劣等民族;但愿这些人的预言不要成为事实。当然,自由主义者不强迫他人相信自己的观点,不愿把自由、民主强加在别人的头上;只是希望自己的反对者能够平心静气地和自己进行讨论,这样他们就会逐渐认识到自由、民主的价值。让我们记住鲁迅先生曾经引用过的一位诗人的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