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悲哀大都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想读哈维尔,却找不到。说是有版社要准备出了,李慎之、徐友渔先生也为之作了序,后来也读到了,可《哈维尔文集》最终还是夭折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不能接受哈维尔的诸多思想和观点的话,尽管可以解释成国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最终由人来体现,我们可以说出不能接受的理由,却不能拒绝哈维尔思想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捷克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大同小异,哈维尔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将社会上的种种痼疾切除,并唤醒人性的回归,真正使他的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哈维尔思想并不代表一种什么主义,他更是一个思想上的行动者。对他的人民来说,面包、房子、汽车、还有种种福利,有时确实比“主义”更现实,但哈维尔还是看到了一种比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人的真实性。

  人的真实与否,往往体现一个国家的自由度。我想,人之所以不能真实,恐怕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地位没有多大关系?我可能是一个颇有地位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但并不意味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相反,现存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却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维尔在思考中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建立起一种“国家的秩序”,若以“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为代价,人就不可能生活在“真实”之中。所以,任何一种形式上的“稳定”,对捷克人民来说,都是不真实的。他以1968年苏军坦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表面上看起来,社会有了一种“安定的局面”,可人们“噤若寒蝉”,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哈维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信,明确指出这种安定之下所掩盖的危机和全民族为此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其原因就是出于“人们的恐惧”。在一个国家,人因恐惧而不能真实,人存在意义就不再是真正的意义,若套用一部中国电影的片名来说,这只是“活着”而已。而活着,只要有房子和面包就可以了,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人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的原因。事实上,人在有了面包和房子之后,还可能去渴望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权利还是在不断地受到侵犯时,比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与之相比,人们感到这是比面包和房子还要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了这种东西,人们才可能向政府去要求面包和房子,不是听天由命地去等待施舍。“等待”,这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词,就个人与国家而言,在行为上,意味着已将你纳入现存体制的秩序中,不允许你有任何越轨行为;在生活中,意味着你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人,否则就将被剥夺某些权利。这是最致命的一点,大多数人不愿或害怕这样。

  人应当关心自己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而更是自己的事情。人与国家是一种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关系,人的自由往往受制于国家的利益。可实际上,国家的利益再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任何一个极权主义总是强调它代表了“人民”的一切,并以“人民”的名义来推行它的种种纲领。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曾说:“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许改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活力,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捷克在“布拉格之春”后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人民生活或许有点改善,但思想上的禁锢却越发严厉,这就是典型的以失去“人的真实”为代价的活例。在前苏联也是如此。作家罗曼。罗兰曾作为高尔基的朋友访问苏联,他最后在《莫斯科日记》中描述这样的情景,当他在前往高尔基郊外别墅的途中,看见一些农民和工人,他们的目光是“阴郁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甚至向他挥动着自己的拳头。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党的官员“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他们总是拥有给自己带来好处,并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的影响力……”罗曼。罗兰在震惊之余,预言式地发出了自己的警告:“可要小心震动,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发生的。”这话不幸而言中。为了生存,人们虽然不得不说些假话,不得不暂时违心地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表面上的顺从,骨子里的怨声载道,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啻于是“地火”在那里猛烈燃烧。捷克若干年后终于发生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日子,在这场革命中,半年前还在牢狱之中的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

  在哈维尔看来,个人的权力应高于国家的权力。他说:“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历史的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戳或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这个观点,简直就是大多数人无法想、也是不敢去想的事。许是当顺民太久了,从来就以为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高于一切,没有任何怀疑。可是当国家在向着现代化行进的过程中,许多矛盾层出不穷,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明显增多。早在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柏森斯在总结了十七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后指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民主政治,三是个人主义。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来审视国家现代化的过程,至少后两点通常是遭到拒绝或怀疑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这样的“现代化”是否有点不健全?钱满素先生在《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一书中指出:现代民主说到底就是个人权力的法律化。这个观点正好与哈维尔思想相暗合,他曾在加拿大国会演说中指出:“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为民服务这是国家多年来一直提倡的义务和责任,但它的前提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首先认同国家的理念,服从政党的需要,大凡与此相悖的人许是不在其服务之内的。这就等于说,“个人主义”在目前的社会中还无法生根,更不要说什么法律化了。因此,这又牵扯出另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而民主政治往往又是决定市场经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三者不可缺一,也不能对立,看来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很值得当下的中国人认真思索一番。

  一个人若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即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他要么步入世俗,随波逐流,应声附合,这是最保险的一种办法;要么自我压抑,沉默不语,任其调遣,这也是最保险的一种办法。前者是不需要思索的那种人,跟着生活去生活就好了;而后者,已经意识到了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他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对抗,只好放弃自己的自由理念。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取决于自己还是国家,的确在于自我选择。但问题是:一个根本就已经忘记了自由是什么回事的人,又怎能体验到自由的可贵呢?在一个历史时期,要求每一个人都能从更高的思想层面去思考自己的命运,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强大的意识形态教育,使更多的人还无法一下子摆脱极权国家理念的影响,而这种理念在历史上也曾经感召过许多人。仍以捷克为例:1948年和1989年两次决定国家命运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广场上进行的,前者民众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后者则是“要求结束极权主义”,但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还这样写道:“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40年代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的兴奋。这个世纪前50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可见人们对社会理想种种也是经过若干曲折、反复或选择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与每一个人的选择有关,这恐怕就是“人在路上”的一种局限性。所以,目前对哈维尔思想的接受还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觉醒之上,这就需要更艰巨的启蒙运作来逐渐完成,时间于是又成了我们一种新的期待。《哈维尔文集》之所以中途夭折,不仅仅是某个出版社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这样的话既便不说,人人心里也会明白是什么回事,中国人对政治的敏感已是训练有素。

  在当时的情况下,捷克大多数人的生活,其“真实性”就是在现存的国家秩序中“安分守己”地去生活,或者是通过其它途径去改变一下个人的生存状态,这可能是最具共性的一种。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若融入大街上的人群时,他无法分辨自己与更多的人有什么区别,假如他不是那种追逐新潮、喜欢奇装异服的人,在大街上,几乎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更多的人也会认为他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只要他不违反什么规章,警察就不会找来,他也不会有更多的麻烦,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正常啊,所有人似乎都是这样在生活——像开车,在黄色警戒线之内,你就会安然无事。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安分守己”就是生活最后的一个底线了,他们几乎不能超越这样的生活,他们害怕失去一切,包括工作、汽车、房子、妻子和孩子,也许还有情人。而这一切,恰恰是以必须放弃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为前提的,这种精神与物质在现实中的断然割裂,却构成了大多数人生存的“真实性”。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那种“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个国家的秩序往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哈耶克一语道破:一个生活在现代富裕城市中的人,对于物质方面的选择可能性或许比一个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更大,但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更加自由(陶东风《哈耶克的‘自由’概念及其启示》)。这种“人的命运”,就像哈维尔分析中的那个“蔬菜店经理”一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己编造的谎言之中,他的“良知”的支点是建立在“我沉默,我才生活”这样的逻辑上,他宁可放弃生活的真实,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这恰恰就是国家秩序所能认同的,也是稳定的一种实质,对国家来说,这同样也不真实。

  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一眼看穿了人的这种不真实的生活状态。与其说这是人的一种懦弱,还不如说是秩序的无比强大。所以,作为有思想的戏剧家,哈维尔一再强调个人与国家价值的这样的问题,尽管他的思想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可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对我们来说,依然有着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关于人的命运,在更多的时候,实际上要比什么“主义”都来得重要,人的命运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太具体,而主义中的每一个观点又太抽象。所以,秦晖先生也认为“自由优先于‘主义’”,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配称之为‘公民’”(《方法》1999年第一期)。陈奎德先生和杨建利博士有一个关于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思想争论的对话,提及争论种种,尽管争论不受任何人的操纵,且对我国今后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方向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可毕竟没有让更多的人介入到这场争论中来,其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思想论争,往往离实际生活太远,更多的人还不能意识到这将给自己的现实生活带来最直接的影响。理论上的先声总是“形而上”的,而“形而下”的生活,大而有广度,小而有深度,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若能真正去关注一下实际生活中人的命运,就像“无国界医生”那样,做一个思想上的行动者,那么对社会的推动以及人类的拯救,恐怕更具有直接的意义。这恐怕就是之所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无国界医生”的重要原因。应当讲,人的命运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人就不可能有真实的生活。法国大革命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而“自由”却是列在第一位的,“因为人类生存的天性是自由的”(任剑涛语),这体现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一种漠视人的自由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漠视人类本身。哈维尔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不能接受。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这样尖锐的问题,不能不让人惊叹这位戏剧家的思想远见,他说“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如此”,读到这里,我曾经失望的心又激动起来,似乎在支撑着自己曾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即在这个有生命的行星上,人类生存中的最大矛盾是在自然界,而非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相互对抗和不信任。假设一下,当人们为了现实中的某些利益在联合国争得面红耳赤时,这时有人进来通知说,小行星即将毁灭这个地球——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又该会怎样呢?还会为那些各自的利益而无休无止地争吵下去?这时是国家的价值重大,还是人的性命重要?我不能想象有这样的一天,但至少我们必须对许多问题进行反思。哈维尔的思想与人的现实处境环环相扣,因而使他的人民获益多多。尽管他的论著目前还只能在第四媒体上读到的,但他的思想终有一天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被视为人类思想的结晶。因为,人类最终是热爱自由的,更热爱那些为了自由不惜性命而抗争的人,这大概就是希望所在。

  2000年8月22日于金陵城西“无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