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各个地方“有关部门”顶住专家学者、居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强行拆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和建筑,建设写字楼、大商场的报道,几乎已经成为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线。领导和有关部门为何如此决绝,相信其间不乏利益的驱动,而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形成的“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政治文化新传统,可以说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近百年来,中国人被进步观念紧紧地攫住了——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而中国据说为了摆脱殖民的危险,为了民族的强大,更要追求进步,一切都要新的,新的就是好的,因此就有了从梁任公到鲁迅先生对青年、少年的热情讴歌,一直到“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著名比喻,进步是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待到“新社会”建立,“破旧立新”更成了整个社会、从青少年到老年一切人所服膺的主流思想观念——似乎你不信服这种进步观念也不行,不追求进步那你就是落后,在那个年代甚至到了如今,落后可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有了消灭剥削阶级,培养一代“新”人——“新人类”、“新新人类”可不是现在才有的玩意——,有了破四旧,培养“新”风俗,有了批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用新思想占领人们的头脑,有了“新”戏剧,有了“新”年画,有了“新”大学,有了“新”电影,等等,而每一项“新”后面都是废墟,都有一番“破”的功夫:有新戏剧先得打倒才子佳人,要新电影先得批判《武训传》,搞新大学先得院校调整、批判教授治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政治文化气氛下,拆除旧城市建设新城市可以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毕竟这是唯一一种大家天天都能看得见、能感觉得到、能触摸得到的东西,城市要是不“新”,别的“新”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就有了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要让整个北京城烟囱林立”的豪言壮语,现在看来很可笑,可那正是新时代的“新”人类共同的心声——当然除了梁思成等人之外。而梁先生恰恰不明白,从他的老爸那儿一路下来的“进步崇拜”、“对新的崇拜”在新时代正在开花结果,因为“新人类”决心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看来,的确是最新的,但是否最美的,可就是见仁见智了。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一张白纸,人的脑子不是一张白纸,城市也从来就不是一张白纸,那很简单,把它弄成一张白纸不就行了,于是,中国的城市——不管是中国古典的,还是沿海某些城市的西方新古典——注定都逃不过这一场和平时期最大的劫数。

  那些毁灭者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破坏者有更充分的理由,他们毁灭起来也意气风发,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想象自己正在创造全新的历史,而为了未来人间天堂,毁灭一切旧的东西乃是天经地义,因此,当年拆毁北京城墙的时候,也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红旗猎猎、战鼓阵阵,一如盛大的节日,因为上上下下都在畅想,北京就要焕发出新的青春,北京正在脱胎换骨,北京正在以赶英超美的速度迈向现代化,这一切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如此被当作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因此任何试图反对这种破旧立新的人,都只有悲惨的下场,而根本无人同情,因为他们思想落后了,他们是遗老遗少,等等,这些评论足以让一个人愧对新社会,简直就觉得还不如死了好。

  今天,这种政治文化和新社会的价值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中国城市的劫数仍将继续。而且越是有人反对,有关部门越是坚定了拆的决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和一帮落后分子斗争,而他们为了建设现代化,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责任赢得与这些落后分子的圣战的胜利,否则,向这些落后分子屈服,我们的国家就又要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作为地方领导,就是挨上级的板子。因此我们看到,在每次保护与拆除的僵持中,有关部门总是毅然决然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而决不做半点让步,因为他们有非常正确的、非常神圣的理由不让步,当然最后他们也总能战胜落后分子,于是代表发展代表进步的力量就从心里欢呼:我们的社会又进步了,又朝现代化迈出了一步。

  当然,这种分析也许更适应于历史上某个时期,而在今天人心已不再单纯的时代,我倒宁愿重复一遍开头说的话,拆除市中心好地段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而建设新城市,最重要的还是利润、利益和灰色、黑色收入的驱动,但破旧立新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壮胆,使他们的“破”显得更岸然一些、从而拆起来更加理直气壮,从而可以坦然地、甚至是傲然地面对方方面面的批评,并且也可以更方便地营造舆论气氛来支持自己,如此而已。(20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