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百代千年,绵延不绝!那种奉现代西方以“一族一国”为其基本信条的政治民族主义为圭臬,并因此而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存在的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不仅连带抹杀了现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多样性(如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且根本有昧於华夏民族在政治、文化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上早熟的事实。为了说明中国民族主义之不同於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清当前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脉络,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对此,笔者已经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试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和论文集《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可能是有益的。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在近、现代的流变

  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 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泛中华”的文化民族主义,“亡国”固然可悲,但“亡天下”之悲尤甚於“亡国”。因为即使国家亡了,中国固有的文物制度和伦理道德犹可倡明於天下,这才是古代以“平天下”为职志的士大夫们的真正“ 本份”和最高理想!如果说,“尊王攘夷”是前现代、即君主时代东西方民族主义所共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尊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那么,“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便一语道尽了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所独具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所富含的宽容和建设精神。它以弱水般的“阴柔”补充了体现於“攘夷”的“阳刚”,赋予华夏民族的民族生命以特别的坚韧性,使之即便在身处逆境甚至亡国的环境下,犹能在“平天下”的神圣使命和坚定信念的支持下,忍辱负重,在与其它民族的共处和交往中,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执着、传布和发扬光大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终于在上下几千年的艰苦历程中,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即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凝聚而成的汉族;华夏文明因而也才能够成为迄今整个古代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文明!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於近代的终结,直接地起因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洪秀全以“拜上帝”取代了“尊王”,从而使他那种彻底反传统和民族复仇的革命民族主义披上了“西化”的外衣;而曾国藩之卫道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对洪秀全这种粗糙不堪的“西化”的一种本能的疯狂反动,同时也是为他自己在当时已极不得人心的“尊王”而扯起的一块遮羞布。只有当孙中山先生以“民权”和“民族平等”改造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以“建立共和” 代替了“尊王”,进而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为古代的民族主义注入“民族平等”的观念,并将後者推广於国际间的民族关系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才真正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

  孙先生的这一贡献,集中地体现於他在从民国建立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一期间逐步形成的关於以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缔造或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中。然而由於外患深重,内乱不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革命(指暴力革命,下同)的或破坏的一面,即以对外反帝、对内反分裂和反割据为其主题。在此後长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民族主义虽然被东西方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和冲淡,但是经由台湾的反苏反共和“反攻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反帝反霸和“一定要解放台湾”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意向和情绪,无论是对外或是对内,依然是对抗性、破坏性的。

  (二)新霸权主义: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国际背景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令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由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关涉到两大强国--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关系到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加之台海危机在全球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和西藏问题在国际间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它引致人们特别的关切,也是非常自然的。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显然首先是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衰落相伴随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某种代偿功能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赘言。那麽,其国际背景如何?它是否可看作一种短暂的“泡沫”现象?其性质和趋向怎样?我们又应当采取甚麽样的对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与以前诸时代相比,国际政治的轴心问题在後冷战时代发生了甚麽样的变化。所谓冷战时代,其实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分割世界,相互争夺势力围的霸权主义时代。与之相比,後冷战时代似可称作新霸权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原来的美苏两极霸权正在被以美国为龙头的发达国家之“共和霸权结构”所代替;核武器虽然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摄力量,但其研制、生产、使用和输出(扩散)等等,已在保证西方国家享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高尖技术的常规武器日益上升为构成发达国家之军事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由於苏联的解体,俄国的自顾不暇和中国大陆的孤掌难鸣,使得发达国家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利用美英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政治优势,通过对国际组织的操纵,以合法的形式更加自如地运用和发挥其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扩大自身的利益,直至把它们自认为合适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强加给别国,达到操纵甚至包办国际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实际上由美、英、法一手操纵,世界经济事务则是美、德、日说了算。这些国家相互间保持密切接触,排斥较弱小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做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都披上反映世界社团利益决定的外衣。”(1)局部战争当然还是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方式,但政治游戏或政治交易及自由贸易,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赖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为重要的国际角逐方式。与上述种种变化相对应,各种国际组织和自然资源也越益成为国际争夺的“抢手货”。君不见,不仅日本和德国,甚至连南非都跃跃欲试,想要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吗?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几乎已无人不晓,“‘世界社团’这个词组已代替‘自由世界’,成为使反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获得合法性的冠冕堂皇的词藻”(2)。至于由近几年各国之间,如日本与韩国,西腊与土耳其,南海周边诸国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领土和海洋经济专属区等等而发生的频繁争执所显示出来的资源争夺在後冷战时期的特殊重要意义,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读者从各时代的下列对比中不难清楚地看出这些深刻的变化: 时代

   国际政治主体 基本角逐手段 基本角逐方式

  

  争夺对象殖民主义 西欧

  

   民族国家

  

  军事战争

  

  

  殖民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列强 军事战争

  

  资本输出

  

  

   市场霸权主义 美、苏

  

  核武与意识形态 核竞赛和冷战意识形态 市场新霸权主义美、日、西欧 政经军优势

   政治和自由贸易 国际组织和资源

  以上的分析和对比表明,与冷战时代相比,後冷战(後霸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仍然存在。这种霸权的特点是:“西方其实是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掌握世界,借此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并促进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3)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而崭时又处於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即便撇开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对立不计,它也不可能不首当其冲地成为西方霸权挤压和排斥的对象!这在美国断然拒绝全面销毁核武器,同时又软硬兼施,千方百计地诱迫中国政府签署足以保证美国维持其绝对核武优势的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在中国大陆究竟是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得清楚无遗。而且,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固然对台湾的防务暂时有好处;然而美国的对台战略原则,却明显是基于对中国这一潜在劲敌的遏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全体系的防御围和在一九九六年初与澳大利亚签署《国防合作条约》,已经大体完成了旨在对中国大陆实行遏制的战略部署。联想到“围堵中国”的呼声,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那既不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处於停滞状态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滑坡现象的一九九零和一九九一年,而不迟不早,恰好是在中国大陆因展开新一轮经济改革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获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从而显示出其综合国力正在急速攀升,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九九叁年--两相对照,实在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深长思之!诸如此类的现象,使许多中国人在关注乃至支持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而与大陆当局持续进行激烈争执的同时,也注意到前者与中国大陆之间实际存在、且更为深刻的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便提示他们,对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近几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就其国际背景来说,正可以看成是对这种新霸权主义的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另一方面,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历史却并没有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因为今日的世界究竟还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不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只要留心一下俄国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中亚、中东猖狂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所谓亚洲价值论等等,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以後,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存在,而且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近年来在大陆本土腾然而起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对於由冷战的结局所引致、且几乎遍及全球的那股特别强劲的西化浪潮的一种回应。

  

  (叁)从革命的民族主义转向建设的民族主义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绝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而仅凭当局的“呼风唤雨”就可召之即来的!否则,人们讨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或批或褒,岂不都是在庸人自扰?别忘了,那些对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人不是都在说,北京当局早已失尽了民心,丧失了对民众的号召力吗?怎麽突然一下子,它居然有如此这般的法术,竟能无风起浪,掀起这麽大一股思潮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足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仅仅归诸北京当局的煽动,实在只是一种太过简单化的作法。而且,我们对这股思潮,也不应采取“斗争哲学” 的立场,即认为既然北京当局支持之鼓励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坚决反对!不过应当明确,肯定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承认它具有某种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主张对这股思潮持完全肯定和顺应的态度。因为观察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可知,除其中的国学热而外,其余种种差不多均带有相当强烈的对抗性和破坏性,或者说,仍然都停滞或局限於“革命民族主义”的畴!那种“工具性民族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在民间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自不待说;就是一时尚未形成气候和带有“西化的反西方主义”色彩的 “後学热”,也不例外。然而事实是,至少在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於拥有核武的中国来说,外患的威胁并不存在;而且,包括台独和藏独势力在内,不仅没有任何一种分离势力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就是台独势力有一天幸在台湾得手,它也未必敢于贸然宣布独立。因此,这种对抗性、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对外显然没有必要;即使用来对付国内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 “部落主义”,至少在目前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说,鉴于国际上新霸权主义的兴起和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国内分离势力的抬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应对,这确有其某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亦应当扬弃这种对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建设的民族主义!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涵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叁个领域。就“对内”来说,建设的民族主义可集中为一点,就是主张以宪政民主国家的形式,把目前分裂分治的台海两岸(因香港已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也指日可待,本文不就统一问题对港澳进行讨论)统一起来,并在政治统一、经济整合与国内各民族、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存在、自由交流以至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步缔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首先以宪政民主排除了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从原则上说,这同时也排除了“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内含的与中央集权、乃至极权统治密切相联的那一方面。不言而喻,原西藏那种政教合一和领主统治的制度亦被排除了出去。我们同时也排除了以藏独为代表的族国主义和以台独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作出上述种种“排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消除那些导致对抗性、破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分歧,从而为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上解决两岸的对峙、大陆内部的民族纠纷及建设中华民族,留下必要的妥协空间或回旋余地。很明显,如果有关各方象现在这样在统独问题上一味固执己见,甚至变本加利,那么,依笔者之见,“和平统一”就必将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妙幻想,即使大陆将来有一天实现了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民主化,两岸和汉藏关系的走向也未必乐观,其间的对峙或冲突更未必能迎刃而解!须知,民主不是万能的;与民族独立密切相连的所谓外部自决,也绝不是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用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唯一原则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当局一再宣示,坚持以和平统一为其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也是大陆多数民众的愿望;台湾正在逐步全面落实民主制,台北当局亦反复声明,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放弃国家统一的目标;达赖喇嘛最近则多次公开表示,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并且愿意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基础上,与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和谈判。可见,无论是出于对民心向背、国际道义形象的顾计,或是出於对彼此之间力量对比这一严酷现实的考量,相关各方的“代表”,没有那一个敢于公开否弃和平统一的道路!因此,照理说,只要相关各方能够秉持相互谅解和妥协的精神,通过谈判协商,折冲调和,即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应的立国精神,以及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而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长期严重滞後的条件下,这些差异还呈现出某种日益拉大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不可能不被台独和藏独势力利用来影响台湾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第二,台北当局现行的大陆政策、特别是它所推行的“务实外”,交也常常难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所有大陆民众和海外大陆知识者对其公开声明的统独立场始终不够信任的根本原因。第叁,北京和台北,均未能充分客观地认知、务实地评估和全面地利用当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这不仅使两岸当局之间的互动难以摆脱冷战对峙的僵局,同时也拖住了两岸民间和准官方层面上相互交流发展的步伐,使之迟迟未能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以上诸项,笔者在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4)中业已述及,这里不再详述。第四,台独和藏独势力根本无视於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十二亿大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而只是依据他们自己对“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的片面理解(仅仅抓住了所谓外部自决),试图仰赖外国势力来肢解和分裂中国。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往往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 “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殊不知,他们这种对民族传统彻底革命的精神和气魄,若与当年为了削弱西方列强而力倡“民族自决”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连“小巫见大巫” 的水准都不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於一时,但对解决两岸之间和汉藏之间的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其间的矛盾!“经济整合”主要是指应当逐步建立包括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国内统一市场。我们提出这一主张,首先是鉴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经验,即所有西欧诸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当初都是从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起点的。第二,西欧共同体的经验和当前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也提示我们:当代全球的经济虽然已经显露出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减缓作为经济实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经济实体,其应变和竞争的能力也比较强;若其规模太小,则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是西欧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因。考虑到台湾、港澳和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及其政治统一的必然趋势,参照西欧和北美的经验以及上述几方面近十多年来经贸往来日益热络的事实和未来走向,可以说,逐步推动大陆和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关於“中华经济圈” 的构想,其实正与此不谋而合。当然,就其最终的目标来看,“经济整合”并不限于“中华经济圈”的水平,後者只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已!但是很明显,任何水平上的经济整合,都有助于两岸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以及各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乃至融合。毫无疑问,在未来宪政民主的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各族群固有的文化,应当获得一律平等的地位。然而,归根到底,所谓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这在文化政策上,主要就表现为既不允许任何一种文化享有独尊的地位,也不允许强制剥夺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权利。纵然如此,谁也无法保证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占有平等的势位,并长久地存活下去。因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绝不可能抹杀掉汉族在人口和文化影响(尤其是它的同化能力)上的绝对优势。第二,除非你自外于现代化的过程,否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得不接受现代化的挑战,并通过应战来验证自己是否具有继续存在的能力。而要想在当代中国自外於现代化的潮流,显然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看一看台湾“九族”青年一代之无可挽回的文化蜕化现象,再留心一下近几年国内远在雪域高原的藏族青年为经商而学习汉语和英语的报道,对此将会有很深的印象!

  诚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理应受到必要的保护。但是,这类保护却不应妨碍各族居民迁徙、通婚和信仰的自由,当然也不应对经济自由设置障碍。因此,可以预见,在统一的宪政民主的中国,由於民主化和市场化将急剧加速和加深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交往,由此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真正全民性的共同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加之有在人口、语言和文化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自然而然地作为凝聚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当年关於建设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理想,我想是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的!就“对外”而言,建设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不能脱离开由罗素和戈尔巴乔夫针对核时代所倡导的“新思维”(5);但它同时也汲取了戈氏因片面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而助长了新霸权主义的兴起,片面强调“人类未来前途”而难免陷于乌脱邦空想的严重历史教训。因此,建设的民族主义主张在首先立足於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强的基础上,兼顾全人类的利益;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以便在相互妥协中通过促进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来维护和保证本民族的安宁;主张兼顾本民族的现实利益和人类的未来前途,以便在保证各民族、首先是经济和文化落後的民族实现自身综合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解决诸如生态、人口、粮食、能源和环境等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要知道,若离开本民族的民主和富强,若离开本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来侈谈为世界的和平、安宁及人类的未来命运负责,即使无比动听,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妙的空话而已!此外,也不必讳言,建设的民族主义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新霸权主义,形成某种张力。然而,它的根本出发点,却不在与霸权国家对抗,而在通过对新霸权主义的制衡以建构一种崭新的,即真正平等、更为公正和更为合理,因而也更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为此,中国有必要在美国、西欧、日本与俄国之间,以及在美国、西欧、日本的多边关系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同时广泛联合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防止西方国家和日本假手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进一步加强自己操控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权势,防止因北约东进和俄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而导致冷战的再起;另一方面,则须力争在亚太地区达成并维持对美日和美澳安保体系的均势或平衡。在文化上,建设的民族主义既根本区别于数典忘祖的“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尼古不化的“国粹主义”。因为前者斩断了民族文化生命的血脉,实际使文化建设无以开始;而後者则固守于古董,其实已无所谓建设。要建设,自须从现有的文化基地上开始。但这现有的文化基地,早已不复纯然是古代传统文化的园地;在经历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之後,它现在也不复纯然是毛时代那种阶级斗争或革命文化的王国(6)。大体上说,从深层到表层,它依次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共产革命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叁个层次;而其中的每一个层面,均因有其它层面上的因素的混杂和影响而改变了其原始的性状。然而为了便於分析,我们不妨将这叁个层面上的文化因素都“纯粹化”。这样,它们便分别被还原为纯粹的传统文化、西方世纪末期以来的反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上首先就是要在老老实实地承认和严肃面对这叁种文化因素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庸精神,来调和乃至消解这些来自外域的文化因素之间的对立,以便在制度创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消化之、吸收之;并通过开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适於对西方文化补偏救弊的成份(如推崇伦理亲情,重视人际关系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原则等等),就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提供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应对方式。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不会拒绝西方主流文化中所内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本人权、自由、民主和科学。同时它也承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确也在相当程度上击中了西方社会及其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弊病,对後发展国家是绝对具有参考和警示的意义的。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分野,并不在於是否承认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而在於对西方、特别是近代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如何评价,以及如何才能使自由、民主和平等从形式的层面进到实质的层面(如是否要消灭私有制?是否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存在於各阶级之间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的现象趋于消失?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扬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两者之间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事实上,战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多方面趋同,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由於长期的激烈的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隔阂和偏见遮蔽了人们的眼界,使多数人看不清、甚至看不见这样的事实罢了。更何况,在中国大陆,因所谓斗争哲学的猖獗,调和之论在当年足可构成杀头之罪,又有谁敢对这类事实正视一眼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冒出来发生作用;而且,其作用的机制常常不是以理论的形式,而是通过人们的某种实践顽强地表现出来--所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能就在这种看似寻常、实则富含创新精神的实践过程中极为奇妙地实现!因为许许多多在观念上看来水火不容、绝对无法调和的东西,却可以通过无声的实践彼此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苏南模式,难道不就是在传统的血缘亲情和乡土伦理的基础上,将所谓社会主义的集体(社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才展示出一条崭新的不同于西方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吗?在笔者看来,如果推开去想,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很可能亦将在这类制度创新的摸索过程中实现。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所谓建设的民族主义,其真正的文化要旨,正聚集於中华民族对当代和未来世界文明的这种独特贡献上!

  【注释】(1)、(2)、(3)萨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译文可参见《中国之春春996年第4期。(4)拙作《两岸关系与世纪之争》,《北京之春》 1996年第10期。(5)拙作《中国大陆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北京之春》 1995年第11期。

  (6)拙作《论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光明日报》1989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