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于“振兴中华”的目标大都是赞同的。但是对于“兴国”的战略却存在不尽相同的看法。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本身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切中要领。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和教育方面的落伍,这也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力主把“赛先生”(科学)请到中国来,以后不断有人倡导“科学救国”、“科学万能”。成效如何,另当别论。问题在于单靠科教是否能够兴国?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家的振兴或曰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诸方面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发展科教只能有助于解决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工业化、信息化、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道德素质等等;但是它不能解决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制度、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五四”运动还提出要把“德先生”(民主)请到中国来。在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更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民主变得不再重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 · 森( Amartya Sen ) 指出:民主的诸多益处“不是地区性的” 。经研究证实对发展有益的政策,如开放竞争、充分运用国际市场等,没有一项是与更大的民主相违背的。“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带动成长的是较为友善的经济气氛,而非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他还指出,民主还有其它经济效益,“明显的事实”显示在世界饥荒史上,没有一次严重的饥馑是发生在享有较多新闻自由的独立而民主的国家。森教授是一位杰出的贫民问题研究者。他的上述言论是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从事以“民主是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时发表的。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发育最需要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规则、秩序和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障。在现代社会,靠什么来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私有财产权利呢?其它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宪政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治。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制度的变迁与制度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行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 诺思( D.C.North )1995年3月9日在北京作过一场题为“东欧的经济改革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借鉴影响”的演讲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有效的经济市场;其次需要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来界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的产权安排;第三需要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之间的协调。他实际上提出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宪政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配套的问题。不搞或缓行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只搞经济改革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因为经济市场只能解决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问题(实际也要靠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而政治市场则解决“制度”这个稀缺要素的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只有经济市场,而没有民主政治、没有宪政和法治的话,要想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无疑于痴人说梦。不仅如此,还有腐败和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不仅在自身的历史上是超越先人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据说世界上颇具权威性的“透明度国际协会”,每年都公布全球各国商务腐败情况年度排名。在1996年该协会公布的排名表上,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前5名依次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孟加拉国和中国。据官方正式披露: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涉及40162人;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官员1714人, 厅局级官员103人,部级官员3人。同期,仅中纪委查处的地(厅)级以上党政官员就达304人,县(处)级党政官员3970人。谁都知道,受到查处的贪官污吏只是实际人数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说只是冰山之一角。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实际的贪污腐败状况已达到十分严重和非常普遍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在检察机关对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的起诉书中屡屡看到这样的内容:“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山东省泰安市前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以后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他的原话是:“官做到我们这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问题很清楚:如果不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建设宪政民主,对权力给予必要的制约;那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现象的滋长,还会使人民和国家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甚至使改革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前不久(1999年1月4日)发生的重庆市綦江县“虹桥”垮塌案件致使40个无辜生命死亡、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难道还不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吗?这样的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近年发生的还少吗?(注:在本文写作期间又传来新的消息,1999年4 月17日早上7时30分,四川省通江县王家湾彭坎岩公路大桥再次垮塌,20多位民工坠入40多米的峡谷,6死11伤)还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令执政者幡然猛醒呢?所以,应该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制定和实行“民主兴国”战略,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革、振兴中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才能建立国家长治久安、和平进步的基础。否则,即使实行了市场经济,也只能是腐败的市场经济;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只能是畸型的现代化;这样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决不是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不要也罢!

   笔者近年来一再著文主张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应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其它国家不同,使得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会有自身的特点,会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基于先行民主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对我国自身实际的认识,我认为在中国建设宪政民主,有三项工作至为重要:1. 现代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2. 公民意识的启蒙培育;3. 民主实践的训练积累。上述“三民“――民间社会、公民意识、民主实践,加上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援,及其以正确的方法推进政治改革,就可以探索出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在本文中,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和阻力,并试图回答:民主对谁有好处?对谁不利?谁需要民主?厘清这几个问题,对于制定“民主兴国”战略和实际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会很有裨益。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时,经常提到一条叫做“帕累托改进”的定律。这条定律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它的意思是:在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利益(或社会福利)得到增进。相反的情况,即某些人利益增进而使另外一些人利益受损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由于符合了帕累托定律。其实在社会生活中,符合“帕累托改进”条件的时候并不多,倒是“非帕累托改变”的情形比较常见。就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农村进行“包产到户”等承包制的改革时,广大农民普遍受益;但不也损害了社队干部的既得利益,并受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吗?又如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确实使一些掌握实权的人获益非浅;但是“官倒”盛行,普通消费者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无疑是受到很大损害的。再如正在进行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当然会有一些人从中受益;但大批下岗职工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政治改革,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现行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建构,它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分配方式的改变,它更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关系的改变和创新。譬如建立民主制度,意味着许多过去由上级机关或首长任命的官职将改由选举方式决定;意味着各级官员将会受到诸多方面实实在在的监督和制约;意味着“跑部升官”、滥竽充数、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时光不再了;这对那些在旧体制下游刃有余的官僚政客肯定不是什么福音。健全法治,实行宪政,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各种组织和各级官员不得享有特权,不得滥用公共权力,更不得以权谋私;否则就会受到法治的制裁;这对旧体制下的特权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寻租者来说,也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改革中,有人利益受损,就会产生改革的阻力;实行民主,也会有人利益受损,自然会造成民主化的阻力。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基本动因。从古到今,人们参加革命或参与改革,绝大多数是因为革命或改革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另一些人反对革命或抵制改革,绝大多数也是因为革命或改革损害他们的利益。我们不否认有人会因为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决定自己的取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人是少数,尽管我们不能忽视少数人的作用。

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点,就有必要将现实中国的社会利益群体作一实际地分析。通常采用的方法,一种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一种是阶层分析的方法。笔者不赞成由阶级分析的方法导致的阶级斗争理论,故而在本文中采用阶层分析的方法。阶层是指人们基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职业特性和收入水平等形成的社会群体。同一阶层的人们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由于某些差异的存在,也会有某些不同的利益。本文拟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官员、学生等六个主要社会阶层进行描述与分析。

一.农民阶层: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7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2亿3626万,其中乡村总人口为8亿6637万,从事农业(含林牧渔业)的劳动力3亿2435万,还有1亿3千多万乡村劳动力从事其它行业的劳动(如在乡镇企业、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供销业、运输业做工等)。改革以来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概念包括所有不吃国家商品粮、持农村户口的“农业人口”,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改革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发生了深刻的职业分化,“农业人口”已仅仅成为一个户籍概念,在现实中已分化成具有不同职业身份的群体。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1994年对312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专题调查推算,在全国乡村劳动力中,农民的职业构成比例为:农业劳动者63.4%,农民工12.2%,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者6.5%,私营企业经营者0.8%,乡村企业管理者约占0.9%,受雇劳动者3.0%,乡村管理者0.6%,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和文化艺术工作者1.1%,家务劳动者8.1%,其他3.3%。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同样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是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地增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年平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1平方米扩大到22.46平方米,增长1.8倍。笔者近年到过一些省市的农村地区,看到大多数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衣食住行诸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二是自主性、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连种什么和不种什么的自主权都没有,更没有进城打工的自由。现在已基本不成为问题。土地大都承包给了农民,承包期大都比较长。现今农村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基层干部腐败,宰割村民,欺压百姓,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二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擅自征收的各种税收以外的规费数不胜数,“苛政猛于虎”。中央政府规定,农民负担应按“控制在上年以乡为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5%以内”计算,许多地方实际达到20-30%,有的地方竟达到50%以上;农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三、土地关系不稳定,据调查,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承包的稳定期限不超过5年,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怎样解决这三大问题呢?治本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进行基层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的农民是最讲实际的。显而易见,实行民主对广大农民有好处,是维护农民利益的最有效的保障。因此,绝大多数农民需要民主,拥护民主。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沿续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开始萌发,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民主决策的呼声与实践日益扩展,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基层民主的原动力。全国人大已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认了农村基层民主的法律地位。尽管在这当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党政关系方面(基层普遍存在以党代政的现象);但是我们相信,既然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迟早会被找到。(譬如现在已被认可的民主公正选举村长的“海选”方式就是农民们创造出来的)

二.工人阶层:过去被称为“工人阶级”,直到今天在现行宪法上仍被称为“领导”阶级。然而它的实际状况与宪法地位之间一直存在很大距离。1997年全国职工总数为14668.4万。其中国有经济单位的职工总数为10765.9万,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总数为2817万,联营经济单位职工总数为42.6万,股份制经济单位职工总数为460.1万,外商投资经济单位职工总数为290.4万,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职工总数为274.8万,其它经济单位职工总数为17.5万。这当中,企业管理者约占5%左右,白领工人约占30%,蓝领工人约占65%。这个阶层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农民,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已占到80%以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层由于其所享有的职业和待遇的稳定性(即通常所说的“铁饭碗” ),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农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其它原有阶层和新兴阶层都有较大变化;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虽然也有一定提高,但相对而言不尽人意;加之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笔者前些时候到过全国10多个城市进行社会调查,这些城市的工人下岗、失业率都在20%以上,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使得工人阶层产生了很强的不安定感、失落感和不满情绪,停工、怠工、罢工、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呈现日益增长之势,工人与企业管理者、劳方与资方的矛盾也日益增加。从形式上看,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似乎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国有企业虽然一般都设立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实际上只是企业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很难真正履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非国有企业中目前很少有工人组织,即使有也大多形同虚设。因此,工人的利益被侵害、被牺牲,乃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工人大多数时候表示出无奈和忍耐,少数情况下会采取有组织的抗议。中国工人阶层素来有争取民主的传统,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工人(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工人)都在里面承当了重要的角色。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由于现行体制的束缚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迟滞,工人阶层目前不得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求生存上。由于实行民主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工人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工人阶层会在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三.知识分子阶层:指具有中等专业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群体。目前我国大约有6000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布最为广泛,象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管理者和白领阶层、事业单位职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编辑、记者、律师、自由职业者等等,遍及各行各业。其中的党政机关干部具有较为鲜明的职业特征和利益特征,我们把它单列为一个阶层。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构成的复杂性,使得这一阶层最具多元化的色彩,他们中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利益差异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最大。我们常常说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实说的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部分人;要准确地描述它,是异常困难的。从总体上来看,这一阶层的人受到过中等(中专毕业或相当于中专毕业)以上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接触的信息量大,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较多地承担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事业。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愈来愈强调自我,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历次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改革的支持率都要大大高于社会其它阶层。知识分子对民主的推崇可能更多地是出于价值观念方面的偏好(这与他们受到的人文教育有关),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尤其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也包括学习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传播民主自由理念、进行民主启蒙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中产阶层:我们习惯上称为“中产阶级”。在中国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层。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出现还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迄今为止,还不能说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层;有的左派人士认为它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对它的出现感到愤慨和恐慌;还有人认为,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充其量是“拟似或半吊子的中产阶级”。存在不同看法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方面说明中产阶层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新鲜事物,它的一些特性还在演变之中。在各种统计资料中,均难以找到有关中产阶层的数据。根据我们的观察和获得的各种经验材料,可以初步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我们把它界定为介于富豪阶层和权势集团与平民阶层之间、拥有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社会群体。它的成员主要为各类中高级的白领职员、中小企业主、商人、部分中介机构职员和媒体工作者及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中的管理者、律师、医生、富裕的个体户和农村中的富裕农民等。目前在我国就业人口中约占10%左右。显然,这个阶层在全国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是偏低的(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大都占到人口比例的50%以上);它的成员中受教育的程度也参次不齐,从整体上讲文化素质偏低。笼统地说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阶层,说他们与旧体制相互勾结,说他们不赞成民主改革,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下层社会,并无权势背景;发家致富主要靠的是自身的聪明才智、勤劳节俭和艰苦奋斗;这方面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并无很大差别,由于制度上的差异,他们付出的可能更多。至于与旧体制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的情况的确十分普遍;但是把这完全归咎于弱势的中产阶层,也是很不公正的。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主要是由体制因素造成的。在现行体制下,你不花钱根本就办不成事。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人,譬如一些中小企业主、商人,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获取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更多的时候受到的是来自权力部门的侵害。因此,这些人存在双重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缝隙较多的旧体制多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于从中牟利;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政府机关奉行法治,克服腐败,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他们中已有很少量的一些人(主要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进入到各级人大、政协(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部分人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度要高一些,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反对民主和改革。近年来,在强烈呼吁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人士中就有不少来自这部分人。总的来说,中产阶层希望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希望社会稳定发展,拥护宪政和法治。实行民主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乐观其成,至少不会反对。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的中产阶层当会成为实行宪政民主的社会基础力量,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五.官员阶层:包括政党机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全部专职干部。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1997年这些人员的总和为1093.1万人。如果加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编制外聘用(做干部工作)的人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军队中的干部,那么人员总数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这个阶层内部的差异很大,上至执政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下至乡镇和城市街道的基层公务员,中间实际上有20多个等级,掌握的权力相差很大。机构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象党委组织部和公、检、法、工商、税务等机关实际权力就很大,被称为“实权部门”(即俗称的官职“含金量高” );而象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则被称为“清水衙门”。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使得官员阶层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已达到官员总数的70-80%(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混文凭”者);近年来,有大批博士、硕士进入中央和省市级党政机关。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经济不发达,所以官员阶层的名义收入水平是较低的。据最保守的估计,1997年全国官员的人均工资水平大约为7000元,奖金等其它收入大约为3000元,两者合计为10000元,比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不了多少(同期国有企业职工的年人均工资水平约为6500元)。但是由于各级机关都有自己的预算外收入和“小金库”,所以官员的实际收入一般都要大大高出名义收入;特别是“实权部门”的官员,“油水”自然更大。由于官员人数增长过快,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吃饭”都不够,甚至要拖欠官员和教师的工资。总之,工资不高,权力很大,制约偏软,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造成了普遍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官民关系紧张。推进政治改革和加强民主建设,可能会损害一部分官员的利益,并遭致他们的反对,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实施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适当提高官员工资和福利待遇,并辅之以各种制度约束,应该是可取的办法。当然,对那些素质较好和有能力的官员来说,实行民主总起来说更有利于使他们脱颖而出。

六.学生阶层:这里指的是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包括在校的研究生。他们在经济上还不能自立或不能完全自立,因此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是有一些勉强。但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民主化进程中一贯的先锋作用,把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来考察是应该的。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为608万,其中研究生18万,中等专业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为465.4万,这还不包括未列入招生计划的民办院校的在校生。大中专学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大中专学生与10年以前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对此前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而对于他们生活其中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却非常敏感;他们经受了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洗礼,观念上更加开放,更加富有竞争性,更加个性化;他们普遍受到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素养明显提高;他们变得趋向理性、务实和世俗化。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的落后,使得这一代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似乎有所减弱。但是,校园文化、校园民主的传统仍然在沿续,学生们追逐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先锋意识始终是浓厚的。学生时期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意识方面正处于逐渐成长、成熟的阶段,可塑性很强,同时也很不稳定。学生阶层没有与民主价值相冲突的既得利益,相反他们所崇尚的现代性使其天然地要求民主。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十分有限,对什么是民主和如何建设民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在行动上容易出现激进、急于求成和失控的情况。今后,学生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仍会以生力军的姿态发挥着自身的冲击力。

以上我们十分简略地描述和分析了当今中国的六大社会阶层的状态以及他们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读者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阶层,如军人阶层和底层社会(如流民),本文没有论及;原因是笔者对之缺乏实际地了解,接触到的资料又极其有限,只有将其留给这方面的专家去研究。之所以采用“状态”语词,意在表明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并非是凝固不变的;恰恰相反,它正处在历史上罕见的大分化和大变迁的过程之中。通过对社会阶层的大致状态的描述与分析,从总体上看,实行民主对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有好处的;与知识分子阶层的自由化要求和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对中产阶层利大于弊;对官员阶层的影响不一样,素质好、有能力的官员会从中受益,而素质较差、能力平庸、喜欢以权谋私的那部分官员的日子会变得不好过;学生阶层较少利益瓜葛,他们总是冲在要求民主的浪潮的前列,并且不惜作出牺牲。反对民主的社会势力主要是热衷于谋取私利的权势集团、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平庸低能的官员。这部分人人数很少,在人口比例中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但是他们中不少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且精通权术,固守着既得利益不放。社会各阶层对民主虽然拥护者众多,然而处于无权决定的地位,遂使中国的民主改革步履艰难,迄今成效甚微。

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动力究竟在何处呢?根据先行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自由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进步的政治文化。这几个因素对我们均有借鉴意义。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会要求建立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宪法秩序;势必会要求政府在收取税赋的同时向纳税人负责和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势必会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实行宪政,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民间社会的发育,而充分发育的民间社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实现宪政民主的主要社会基础。进步的政治文化的启蒙和传播,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攸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意义更是十分重大。如前所述,既然民主会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为什么很难见到大多数人起来争取民主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深受流行了几千年的“清官明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习惯于让所谓的“清官”为民作主。这种臣民意识与民主思想相距何止万里!因此,只有通过进步的政治文化的启蒙与传播,逐步将中国人的臣民意识(还有“搭便车”意识、“白吃午餐”意识等等)转变为公民意识(包括主人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参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等等),中国的民主事业才会有长足的进步。

结合中国的实际,当今中国民主化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国内的主要有:(1) 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唤和实践活动;(2) 新兴的中产阶层要求健全法制、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和其它基本人权的声音;(3) 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正在开始进行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4) 工人阶层对于社会公正和民主改革的诉求;(5) 城市市民开始萌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6) 社会各阶层反对腐败、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强大舆论;(7) 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开明力量与赞成进行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自国外的有国际民主力量和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声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汇合在一起产生作用、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最终确立宪政民主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与其想得容易一些,不如想得困难一些、长远一些。鲁迅先生倡导的“韧性”也就是坚持不懈的精神尤为必要。

1999年6月4日

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