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采取“渐进”方式

2,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消除腐败入手

3,三大清腐原则: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尽量缩小打击面

4,主要措施之一:主动清理、上缴贪腐所得者,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5,主要措施之二:高薪养老,并且随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提高

6,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长过程

7,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长过程始于辛亥革命

8,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体制变革诸阶段:推翻帝制,破除世袭制(毛泽东),破除终身制(邓小平),破除“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最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内部经济发展受阻,贪污腐败盛行,各种矛盾激化;外部列强(美国和日本)甚至列弱(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对中国虎视耽耽、步步进逼。

中国人都很清楚,中国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相对先进的经济体制;都清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相比,如果因方向错误而导致失败,其后果是极其严重而不可逆转的。因此,有关方面持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成功,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也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

如果说中国人在政治体制应该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么在一个问题上早已达成了公识―― 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应该没有腐败或只有极轻微的、可控的腐败。

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祸害,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官民利益尖锐对立,民愤极大。因此,执政党和政府消灭腐败不仅拥有民意基础,而且可以争取目前极宝贵的民心。

因此,中国完全可以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时先从农村入手一样,从消灭腐败着手,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非常普遍,因此在治理时要掌握三大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

应该认识到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愿,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上级腐败,下级不得不跟着腐败;

2,平稳过渡的原则:

整治腐败现象的同时,仍然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同作心脏手术时仍然要保持全身血液正常循环;

3,尽量减少打击面的原则:

这是实现上述第二条原则所必须,也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惩治腐败现象,应该以“治”为主,以“惩”为辅。

具体措施:

一,清理贪腐所得

1,规定一个期限,例如 2002年7月1日(模仿二战诺曼底登陆,简记为 D 日)。在 D 日之前主动清理、上缴全部贪污腐败所得者,将永久保密,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注:很多贪腐者实际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态,不敢动用贪腐所得。此项措施可以使这些人摆脱包袱,从而实现前述原则之二、三)

2,如果隐瞒部分贪腐所得,在 D 日之后被发现,将按照全部贪腐金额治罪;

(注:很多贪腐者抱有侥幸心理。上述两项措将施迫使他们提前进行“博弈”,会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太顽固者主动交代,减少清腐工作量,孤立顽固分子)

3,D 日后的新贪腐行为,一律严惩。

二,鼓励廉洁奉公

1,实行高薪养老。正常退下的干部(包括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工资为原来的两倍,并随原管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增长;

2,国家根据原行政级别或者政绩(业绩)给予特别津贴;

3,适当调整原离退休干部经济待遇,以不致产生过大的断层;

4,本人去世后,其配偶仍可继续享受以上待遇,直至去世。

(注1,这些措施要花一大笔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给整个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这笔钱;

注2,上述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容易得到高层官员的支持和批准。因为越是权力大的官员,年纪也越大,越接近退下来。老年人希望晚年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但更希望能够安度晚年;

注3,退休后的经济待遇和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挂钩,可以促使老干部在离任时挑选较正派、能力较强的干部作接班人。)

三,减少作官的乐趣

1,自 D 日起,执政党、政府、国企和军队的大小官员,一律不得乘坐进口轿车,只能乘坐中国大陆境内生产的、国产化率在 50%以上的车辆。该国产化率指标根据实际情况逐渐提高,直至只能乘坐完全的国产车辆。

(注:印度很多年前就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乘坐进口轿车,以支持民族汽车工业。我想社会主义的中国总不至于不如资本主义的印度吧?)

2,根据所辖地区的情况,核准该地区行政开支费用额度,以后的提高幅度不得超过该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如该地区经济下降,该额度也应相应下降。

(注:这些措施也许效果有限,或者可以采取各种对策应付。但是这些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可核查性。至于具体执行,可以逐渐严格。这也体现了改革的“渐进”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它有十几亿的人口,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电视里宫廷戏大行其道,观众们津津乐道,儿童们很快就学会开口“朕”闭口“圣旨到!……”,均绝非偶然。

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惯性,两千万人口的台湾省和“一张白纸”般的移民国家――美国,都幸运地没有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必定是一个长过程,即使绵延百年亦很正常。

一百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不必沮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历史的话,可以发现,我们幸运地晚生了很多年,正处在这个长过程的后半段,也许是最后的阶段。

中国的封建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帝制,共产党革命(1949年)载大陆地区破除了世袭制(台湾晚得多),几十年后,邓小平又以身作则破除了官员终身制(历史将证明,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进步所作的最大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官员腐败的问题突现出来,促使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都意识到了腐败的危害。中国只要再向前走几小步(“小”指的是其艰难程度远远低于前面几步),逐渐改变“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甚至“官不如民”(作官处处受到制约,不如作民――作知识分子或者资本家――轻松自由。克林顿如果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厂的资本家,即使三妻四妾也没人管),那么离开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就不远了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完这个历史进程的最后几步,必将永载中华民族文明史册。

也许本文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过程过分乐观了一点,但是乐观可以树立信心,也可以防止急燥冒进;而且乐观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具体的困难,更不意味着否认历史进程出现倒退,甚至走上歧途、走上不归之路的可能性。

我不否认在写作此文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把目光完全集中在了官-民关系上。显然,这是和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有关。

实际上我很清楚,中国的进步,包括官民关系的本质性逆转,都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或者外部条件,例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等等,甚至还需要一定的偶发事件。

我绝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相反,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之所以是一个长过程,恰好说明这些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需要一个建立和积累的过程,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化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也很清楚,官民关系的逆转离开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对中国来说毕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是“渐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进”。

(20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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