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是我尊重的学者,因为吴冠军先生的《用反战见证人性的可能性——就台湾学界"连署反战"访钱永祥教授》中,冠军不指名地提到了我的说法,钱先生也作出了评论,我似乎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回应。由于我正在撰写、修改一篇长文,对于基于自由原则的干预的正当性进行尝试性论证,因此,这里不拟展开详尽的讨论,而纯粹是一篇辩难性的文字。这一点,还请钱先生、吴先生和读者们谅解。

  根据我的理解,钱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这么一段话: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事务里,你逃不掉暴力的存在--有时候,使用暴力甚至于是必要的恶;但是大家也都会承认,尽量避免使用毁灭性的暴力,乃是政治生活里的一项基本原则。说到最后,"反战"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项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主张,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公权力应该追求甚么目标,"反战"并没有特定的主张。反战的立场只是强调,尽量避免暴力,非到不得已时,应该以和平手段达成政治目标。我相信,这是各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都会接受的。

  尽量避免使用战争的手段,对于这个原则,我--我猜想还是大部分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士--没有任何怀疑,毕竟支持战争的人,甚至那些战争的决策者,我也不相信是原则上的的好战分子。我希望这一点是争论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钱先生也提到了"非到不得已时"这个限定,或者说例外情况。看来,在拥战、反战问题上,其实可能并不存在原则的分歧,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这样一个魔鬼的脚爪:现在是否已经到了"非到不得已时"?而这只是一个关于经验事实的判断的问题,与反战或拥战预设性政治立场无关。因而,我们似乎可以通过知识上的论辩,得出一个没有不需要夹杂太多激情的结论。

  当然,钱先生提醒我们,在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不要"被任何政权的宣传机器所蛊惑"。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预设,我在道德上面临一个问题:我是否应当承认我被"鼓惑"了呢?不过,好在,从道德层面上说,我完全有资格跟任何反战人士一样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受到鼓惑,自己是通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因此,这样的判断与道德无关,而涉及到政体科学(伊拉克对于人民的压制是否已经到了"不得已时"?)和国际政治(伊拉克对于美国、英国、西班牙的威胁是否已经"不得已时"?)、国际法(伊拉克是否符合安理会1441号决议中所谓的"实质性违反"联合国决议、是否有效地销毁了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判断标准。可惜,尽管我一直关注伊拉克问题,最近每天就此向本人就职的报纸撰写一篇观察评论,但仍不能说了解国际政治科学。我相信,大多数反战人士--甚至可能包括钱先生--也没有这样的知识背景。

  但他们的反战姿态本身当然却预设了上述的经验结论。他们的立场背后的经验判断是:目前这场战争是不应当进行的,因为现在尚未到"不得已时"。那么,除非反战人士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绝对地反对一切战争--但钱先生也声明反战与和平主义不是一回事--那么,就需要给出一个标准,什么情况属于"不得已时",从而一国可以对另一国诉诸武力手段?钱先生要求,在欧洲、阿拉伯世界民众普遍反对战争的情况下,支持战争者给出必须进行这场战争的理由;我不会承认大多数的判断就是正确的判断的假设,但我也可以反过来说,在美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反战人士似乎更有必要给出这场战争可以不必进行的经验上的理由。也就是说,反战人士根据什么作出战争尚未到"不得已时"的结论呢?我们不得而知。起码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知识和理性,并不会超越于拥战人士。毕竟,反战人士中,从事国际政治现实与法律研究的比例,不会高过支持战争者中所占的比例。

  因此,我只好承认:反战人士的反战立场上的理据,与布什先生们发动战争之理据,与拥战人士之支持战争的理据,既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劣,也不具有知识上的长短;坦率地说,这种理据,要么是基于某种预设的价值,比如和平主义、人道主义,要么是基于某种情感,比如反美、反霸、同情伊拉克人民。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国际政治领域作出判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纯粹以知识和经验事实为依据,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主体的先见和情感的左右。事实上,"伊拉克"、"萨达姆"、"美国"、"布什"、"战争"等等概念本身,就是某种所谓的"主观事实",在不同的人那样具有完全不同的情感和意识形态色彩。

  然则,这种种情感和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分出高下?钱先生说,"在一片主战、好战的浪潮之中,反战的努力至少为人性的某种可能性做了见证。这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吗?我猜想很难。可是该不该设法去实现呢?我认为应该。"支持战争的人士,包括我,又立刻面临一个道德上的困惑;为了在同一个微妙的维度上解救自己的立场,我不得不设想:我能否用我支持战争的立场来见证人性的可能性?

  对于反战人士来说,战争当然不是合乎人性的某种可能性。但在我看来,他们也许应该说出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所有的人都具有成为天使的可能性,包括萨达姆。我可能是近代理性主义背后隐含的一个不很明显的假设。每个理性的人,也被假设为道德上完美的,起码是可以完美的。根据这样的假设,犯罪分子的问题不出在犯罪分子身上,而出在罪恶的社会身上。同样,恐怖分子的问题也不是出在恐怖分子身上,而是出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人及社会身上。这样的人当然会反对惩罚犯罪分子,也反对惩罚恐怖分子,相反,他们非常理性地要受害者及受害者所在的社会反省。犯罪分子的人性是完美的或本来是可以完美的,反而受害者的人性却是不完美的,受害者的反击更证明了人性之恶。奇妙的逻辑转换过程。

  如果反战、反对死刑、反对反恐怖见证了人性的可能性,那么,惩罚犯罪、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战争及拥护这样的战争,是否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可能性,或者竟然只能见证非人性、反人性或者说人性之恶?

  假如是后一种,那么,我要问,人性之恶难道仅仅是这些吗?起码在我看来,那些反战人士似乎就没有表明他们的一贯与坚定,因而他们所见证的人性很不完美。如果他们真诚地反战,在伊拉克与伊朗打仗的时候,欧洲的反战者为什么不发动亿万人上街游行呢?在萨达姆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反战?再远一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上街?在朝鲜入侵韩国的时候,他们又在哪儿?--我想起来了,50年代初好象正是国际和平运动最鼎盛的时期。同样,当未来海峡两岸爆发战争的时候,这些反战人士又当如何呢?

  这也许有点苛求于人。其实,我想说的只是:人性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作为和不作为见证出来,而且,见证出来的人性可能并不像反战人性所期许的那样完美。通过我对萨达姆的分析了解,我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甚至不乏邪恶;通过我对反战人士的了解,我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人的判断往往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听任感情和先见的控制。而通过对美国关于威胁之感受、及因此而发动的迫在眉睫的战争的了解,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因此,我不寄希望于由人性完美的人或组织、用完美的手段去达成一个完美的目标。如果由不完美的人或组织、用不完美的手段达到了一个不完美、但基本上可欲的目标,我就接受它。我不掩饰自己在作出经验判断时的先见,我坦率承认自己的价值,我根据这个价值作出判断,并且,我不指望靠天使来实现自己所向往的价值。因此,我不会反对一场被战争当事人认为不能不进行、并且有增进我自己所向往之价值的可能性的战争。就像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活动一样,这样的战争不是完美的,但却是可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