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安徽某村委会副主任在自己贪污劣迹行将败露之时,竟纠集家族势力将揭露自己劣迹的四个农民活活打死!又一宗乡村恶势力的血债!笔者愤怒之余,不由深深思考。

  农民,我说的是普通农民,没有权势的农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我们却无力保护他们。我们有保护农民权利的政策,但政策在一些乡村干部那里不灵,他们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在关注农民,朱钅容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喝道:干部不要凶!两种声音在较量,在艰难地较量。这是一种世纪性较量,我们只能在大的历史跨度下认识这种较量。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有关。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分散的人群与组织之间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因而在动员物质资源乃至暴力资源方面便严重不对等,于是,分散的人群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力量奴役的对象。中国普通农民尽管人数多,但他们太穷,太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合法地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具体说是中央政府这个最高委托者的意志)放到一边,并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暴利资源来为自己的独立利益服务,那是多么地可怕!

  理论所解说的已经是严峻的现实。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村的精英分子(以乡村干部为主体)没有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来。但伴随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向多元化、分散化方向发展,这种分化便出现了。而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在这种分化的同时,不能产生出制约乡村精英的有效力量,于是,乡村精英便转化成了乡村权势阶层。这个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只能打普通农民的主意,而普通农民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便只能任其宰割。尽管真正的乡村恶势力只是乡村权势阶层中的少数人,但已经足以对普通农民构成巨大威胁。

  乡村权势阶层中的恶势力,上可以拉关系、找靠山,下可以培养打手、网络黑爪牙,把自己控制的那一方地盘变成一个黑社会。像×××副主任那样借助家族势力称王称霸,只不过是落后地区农村的特殊现象。一切农村的恶势力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自己组织起来,来对付分散、弱小的普通农民。

  我们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而以笔者所见,中央政府为保护农民权利真可谓殚精竭虑!落实农村减负政策、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中央政府每一招都向普通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制约乡村权势阶层需要治标治里双管齐下。以民主选举而论,一些乡村干部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端着票箱找农民投票,能选出农民想选的人吗?更有乡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选举权,通过任命村干部强奸民意。×××副主任不就是乡政府任命的吗?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国家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加大,寄希望于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