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制度创新

  一、农村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成就是:(1)农产品供应极大丰富,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过着贫困生活的农民开始过上温饱日子。(2)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改变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为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创造了基础。家庭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成为农村经济专业化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基础?人们曾经对此有所怀疑。我国农业“产业化”近几年的长足发展证明,这种怀疑没有充分根据。(3)农村经济的成长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农村经济的高速成长时期,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达75.4%(1993年),1993年后,由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农村经济的相对份额下降,但农村经济的成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仍达47.2%。(4)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要转变,并促进了农村社会关系的逐步变化和农民思想观念的逐步更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得以在1978年后迅速推广,首先归功于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农民勇敢地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1)人民公社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后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加剧,特别是这个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到农民的生存,农民对抗这个制度的风险显著降低。(2)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因而改革也易于从这里突破。(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比较一致,前者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但从变革的可操作性上看,农民内部没有分化,利益要求比较一致,特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农村改革的很大成功也离不开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与行动魄力。1978年之前,我国农村事实上已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包产到户”,但都遭到严厉批判。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给农村改革提供了政治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1)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使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2)家庭联产承包制直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一起,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制度的激励功能。改革前我国农村生产在管理中也有某些责任制形式,但一般没有实行“联产”制度,或者“联产”仅止于作业组,其激励功能极为有限。(3)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4)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为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

  1·家庭联产承包制在根本上仍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这一制度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并有日益加剧的倾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践中始终包含两种矛盾。第一,承包权与所有权的矛盾。矛盾的两方是:村干部代表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农民拥有的承包权体现了农民的直接利益,而农民的利益应该是约束集体所有权行使的根本因素。但是,由于集体所有权由村干部来代表,而村干部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农民的利益,取决于村干部的素质和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能力,而通常这两点由外在因素决定,并不能得到保证。第二,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在我国现阶段,承包权的设计在考虑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农村社会保障乃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承包权设计与承包制功能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承包制功能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当前继续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难理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能否在下一世纪继续保持繁荣,农村社会能否稳定,取决于我们能否调和好上述矛盾。调和上述矛盾的难度以及需要采取的对应措施,依赖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目前我国农村某些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在加深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在矛盾。

  2·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脆弱,难以支撑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供给过剩大约5年一个周期。这种情形给农村实现稳定的制度变迁造成困难。出现短周期的原因何在?一是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农民手里的存粮增长速度(13年增长8倍)大大超过商品粮的增长速度,而这部分粮食对价格变动极为敏感,在我国商品粮需求相对不足(约为总产量的30%,发达国家几乎是100%)的情况下,农民存粮形成的粮食供给很容易在价格诱导之下对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二是农民种植粮食面积以保住口粮为基础,为市场种植的粮食也对价格的反应极为敏感。两方面的因素使粮价大涨大跌很难避免。能否通过信息引导、合同约束等办法来稳定粮食供给?很难。因为土地非常细碎地分散到数量庞大、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户手里,农户为享有公共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而发生的边际私人成本可能接近甚至高于他的边际收益,农户很难采取一种让宏观经济调控者感到满意的行为。概言之,一个社会与分散、弱小的农户很难有稳定的合作,对农户的行为很难有稳定的预期。

  3·乡村权势阶层崛起,普通农民的社会力量减弱,农村制度创新主体缺位。乡村权势阶层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后者包括乡级主要官员,以及乡村信用机构、粮食收购机构、司法机构、土地管理机构、民政机构等能够对农民收费、罚款的机构的主要干部。乡村权势阶层特别是乡村干部已有相对独立于普通农民的利益要求。乡村权势阶层崛起以后,中央土地承包政策在基层落实难度大,一些政策在基层事实上受到抵触。调查表明,乡村干部对“两田制”、“三田制”和撮合“种粮大户”有强烈偏好。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村干部所支配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发包权在强化,而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在弱化。乡村权势阶层从农民中分化出去以后,普通农民的经济实力与社会组织程度已经不堪承担制度创新的任务。

  4·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缺陷日益明显。至今土地到底属于哪一级在实践中没有理清楚,这是承包关系不稳定、土地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也没有说明什么人可以承包土地,即什么人算是集体组织的成员。农民认为婚姻关系增加的人口应该分配土地,产生了不断调整土地的压力。此外,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使中央在出台政策时常常不得不讲“因地制宜”,但这个做法也给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政策造成借口,使中央的政策在具体贯彻时大打折扣,并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反复“讨价还价”的无效率的政策磨合。

  5·我国农村还存在社会稳定的压力。社会稳定程度与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组织程度以及农民社会的权威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来解决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

  三、农村新一轮制度创新必须解决的问题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变革的目标约束主要有两个:第一,效率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土地承包期尽可能延长,以及土地承包权得到法律的严格保障,并得以通过市场进行流转。强化效率目标的约束,实质上是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弱化乡村干部的土地发包权。第二,公平目标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稳定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设定土地的最大承包面积,以防止土地占有的过分集中和“大地产”的出现;其次要设定以农业为主业的家庭(简称农业劳动家庭)的最小土地承包面积,以保障这些家庭的基本生活。

  2·农村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逐步实行经济、行政管理分开,加强村级民主选举,实现乡村干部队伍消肿。

  3·改革乡村财政预算体制。主要是坚决实行中央关于承包费收入纳入农民负担计算范围的政策,并考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税目设置和征税对象认定要合理。农民负担和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

  4·为使新一轮制度创新得以落实,必须通过法律就当前农村基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规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力求避免那种为“因地制宜”而产生的政策的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在什么方面给地方什么样的自主权,必须规定明确;凡中央政府明确规定的政策,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对于经过努力仍不能落实的政策必须进行反省,及时作出调整,避免久拖不决而丧失中央权威。

上一篇:青年农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

下一篇:关于“农民领袖”问题的几点思考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一个时期内携手同行,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还在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从而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与命运,促成了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五十至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史研究概况纵观冷战时期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起源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抗衡,给这个课题的研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中国和苏……去看看

平等与现代性

1995 年 7 月,金耀基为《中国文化》杂志写了一段“学人寄语”,以下一些话看来反映了目前萦绕在这位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有年的学者心中的重要问题∶   “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 1  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 2 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去看看

中国企业家最欠缺的是“信用”?

塑造“船长”精神   欧洲人非常讲capital精神,船长这个职位现在在美国还令人尊敬,船长最重要的行为,是沉船的时候他不跑,中国现在公司垮的这么多,capital很少,没有看到这个船长精神。   企业家的警觉   商业的历史是经得起长期检验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个东西就跟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关,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虚的,有的坎有时就是过不去,一个好的企业家被检验生存下来了,一招两招不算,几十年代起的家,过多少年他还在,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好的企业家,他会有一些警觉性,也许讲不出很多道理,但他会知道,内心告诉他:我在碰一个危险的东西。……去看看

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科索沃战争粉碎了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信念即自然用一根不可断裂的锁链将自由主义与公正、人道与和平都系在一起。现在发现,在现实中这根锁链根本就不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幻想之中。自由主义的话语也是一根棍子,照样可以打死人,而且往往是无辜的人。 因此一些人只能更加坚持人权至上论的绝对正确以及以暴力推行人权的绝对必要,再也说不出别的任何道理。最后发现自己是站在人权至上论的孤岛上,周围是指责与怀疑的汪洋大海。 而在一切非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简直没有任何区别,美帝国主义……去看看

试论确认“早期国家”的困难

讨论国家的起源问题,对现在的研究者来说存在着重重困难。对于这一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政治学者若想有所作为,同样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我理解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早期国家”概念界定的难求一致;二,早期国家存在标志鉴定的困难;三,人类早期历史信息的遗失和被遮蔽与现代理性推理的限度;四,已有的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引导和误导。一 界定“早期国家”概念的困难且不考虑地球的诞生以及地球早期生物的漫长演化史,我们考虑人类社会,是从人来源于类人猿这一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的。人类社会的演化史,从与猿揖别后……去看看

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

本世纪三十年代,犹太血统的德国人本雅明宣告了一个可怕的机器复制时代的来临,在他心目中,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传统艺术的末日。其实,在本雅明的年代,最高级的复制手段也无非是唱片制作、电影拷贝而已。从那以后,复制技术日新月异,在各行各业全面开花,呈现出疯长的态势。复印机、激光照排、全息照相、数码录音、遗传密码破译、单细胞繁殖……所有这一切都围绕一个日趋完善普及的尖端技术:建立在二进制基础上的数码复制。   如果本雅明活到数码复制时代,一定会对复制这个命题的深刻性有进一步的认识。比数码复制来,机械复制要有……去看看

国企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

撰写此文颇费心思,反复修改而不成。此期间人文知识分子鄢烈山批评张维迎,和一般自由主义者秦辉反对权力瓜分的文章陆续面世;参与目前改革方案的张维迎,周其仁也发表长文反驳郎咸平而且态度激烈,锋芒毕露。我要不断增加篇幅以容纳新的观点。现在到周其仁为止。“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来的,作为《克林顿智囊——进步研究所》读书笔记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我在《中国改革报》和《战略与管理》发表揭露“权力资本化”长文。计算“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对权力资本化,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去看看

跨文化领导:对中国领导者的挑战学科建设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一种新型的领导活动也就随之出现,这就是跨文化领导。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对优秀的跨文化领导者的需求将是极为迫切的。当中国的企业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当中国的领导人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时,培养新一代的跨文化领导者就成为一项崭新的课题。什么是跨文化领导跨文化领导是在经济交流和市场扩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领导现象。在跨文化领导产生之前,我们关注的是某单一文化体系中的领导现象。例如西方社会中以工作为导向的领导文化是存在于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去看看

双向法治秩序与基本人权体系

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都有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其中,不同的分类方法和规定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基本权利体系理论和思想。基本权利体系论在国外已逐渐成为宪法学者和政治学者所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基本权利体系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反映出对法治秩序的性质、内容和结构的基本看法以及在宪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重大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我国,学界虽然已认识到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基本权利体系的存在,但对基本权利体系与法治关系的理论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本文旨在根据传统仁学的基本思路,并在转换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双向法治秩序的……去看看

宪政的法律之维

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的哈耶克热依然没有结束,随着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在国内相继出版,有关哈耶克思想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其间,邓正来对哈耶克晚期提出的法律理论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究,但与此相关的哈耶克宪政思想以及哈耶克法律理论与政治理论的勾连,却并未得到有系统的研究。直到2003年8月高全喜的专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出版,我们才看到对哈耶克法律及宪政思想作系统而全面研究的著作。高全喜认……去看看

中东和平按图索骥

4月30日,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由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共同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路线图”出台。对于巴以问题,新方案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解决步骤,其重点指向,是要在今年年底建立一个有临时边界和主权象征的巴勒斯坦国,并在2005年实现巴以双方对彼此最终地位的确认,最终从根本上结束冲突。  这样一个“路线图”,首先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时代”的终结。  “阿拉法特时代”终结  曾几何时,作为阿拉伯民族英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运动领袖和巴勒斯坦“国父”的阿拉法特,成为一个传奇,在巴勒斯坦与中东,几乎是不可替……去看看

他跳楼,你赔偿

一、案情  2000年9月2日晚,原告刘某在县电影院前游逛时,被告某公安局下属城关派出所巡逻队员对其进行盘问、检查,因刘某身上携带有他人工作证并夹有现金,遂将其带至派出所,经所长批准后,对其继续盘问,约30分钟后,发现其精神欠正常。次日早晨,在被告工作人员将刘某带入隔壁另一个房间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刘某趁人不备从二楼跳下,致使腰部扭伤,花费医疗费5000元。案发前,被告曾有精神不正常的行为。  二、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对被告是否应负行政赔偿责任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是被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主要理……去看看

文明局限的无奈

读《读书》1999年八期贺仲明先生《梦的权利阈限》,我也感到了一种深深地的无奈、对文明局限的无奈。该文是批评丁力先生对湘西“吊角楼”的赞美并为凤凰居民扬弃“吊角楼”作辩护的。文中指出:木质结构、依沟而建、被外人看来很美的“吊角楼”,“它的最初存在意义只是为了生存的方便,并且还很包含有些无奈的意味。所谓‘美’,不过是外居者处于旁观者和非功利者的位置上的一种观感而已。”因为“吊角楼”是很不舒适的。旁观者赞美它,其实是忽视了作为主人的湘西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而将自己的“美”与“梦”放到了首位。贺先生……去看看

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值此北京大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北大百年同行会邀请我今天来与大家谈谈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半的欢欣,一半的叹惜。欢欣的是大家对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这个话题有兴趣,欢欣的是我有这份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北大传统的看法;叹惜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惜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是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新话题。   早在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并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说过一句很沉痛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