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问题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科共同的重要命题之一。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产权问题是与人类文明相伴的古老的问题,从氏族部落出现的一刻起就有了不成文的氏族之间的产权界定。奴隶主和封建列强在征服与掠夺的过程中也经常以财产权为争夺的核心,甚至将人也作为财产来进行争夺。产权的概念,不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甚至也普遍存在于动物世界,不能从虎口夺食就是对于老虎的产权意识的一个精妙的注脚。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产权问题的研究,必然要超越单学科的视角,从产权的多维社会功能来看产权政策的合理性。

  科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产权问题研究[1]在七十年代被阿尔钦和德姆赛茨推到了巅峰[2],巴泽尔等后来又系统讨论了早期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文献,认为社会制度是产权的重要依托。[3]这些工作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他们都对产权提高经济效益的功能持乐观态度,认为产权的效益表现有三大重要标志:产权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所有稀缺的资源都被人拥有;产权的排他性(Exclusivity)——产权是独有的权利;产权的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在德姆赛茨的分析框架里,三大重要标志在长期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都一定会表现出来[4]。但李卜克、特别是诺斯对这种产权发展必然促进经济效益的乐观态度提出了质疑。[5]诺斯提出,经济学界至少有部分人士接受了一种事实,那就是产权发展在促进经济效益方面也常常不灵。阿尔钦自己也提到过,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这一个定义拓展了德姆赛茨的产权定义,它强调了产权是一种选择权,一种受限制的选择权,要受到法律、道德与伦理的约束。这些思想事实上都是质疑产权在经济激励方面的万能性。但产权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如何受到约束,还留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的空白。伯茨曼教授提出的所有的“组织都是公共的”,就是对产权决定论的一个有力的挑战。公共政策在产权制约方面的研究,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产权的功能最大化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权理论的争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时有出现。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产权理论(如AlchianandDemsetz),认为产权的可转让性是组织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产权决定决策者和其他人在利益分配和损失承担方面的最终结果。德姆赛茨沿着科斯对外部性的分析,认为产权是对所有者自己或他人有益或有害的权利。“产权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在同他人的交易中能理性地把握的那些预期,这些预期在法律、习俗和社会惯例中得到实现”[7]。德姆赛茨强调了产权与外部性的关系:在当事人之间的产权交易成本超过内部化的收益时,成本和收益的外部性就存在。产权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各种激励机制,使外部性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内部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和分权化的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决策权的下移、产权的竞争和转让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活力,也同时是许多社会不公现象的温床。安然公司和全球通等20多个世界级大公司的丑闻,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产权掠夺性竞争白热化的表现。产权的社会弊病,由此亦可见一斑。事实上,马列的理论也是出于对产权的负面效果深恶痛绝的产物;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对失控的产权的社会效应一种激烈的反弹,这些经验都值得研究产权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层面认真考虑。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有关产权的讨论也是激烈之至。传统的产权概念被分割成多个层次,使一个简化了的分界线又重新复杂起来。同时,在这许多的讨论中,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是产权的时间效益。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被问到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8]可见时间的效度,在学术界是得到认可的概念。但这个时效是如何在产权杠杆上发生作用的,却是少有学者寻根究底的问题。产权功能的时效递减现象的进一步延伸包括产权能力(大小产权)的相对萎缩和产权制度效益的萎缩现象。在理论方面,探讨这些问题的学者屈指可数;在实证方面,更是鲜有涉猎者。

  理论上对产权问题的思考,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产权问题不仅仅只有经济功能,它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都非常重要,甚至往往超越产权的经济功能。洛克的政府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等等,都包含了对产权的非经济功能的深刻认识,也注定了理论意义上的理想型产权概念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历史和心理需求层次的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不可实践性。

  2.产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杠杆不是常在的,而是有时效性、规模有效性和历史文化环境依赖性的。中国的“富不过三代”的传统经验和智慧,现代西方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割(转让小部分产权来换取对大部分产权的管理和调配),用公司/企业理论来弥补产权功能的不足的想象,层出不穷的中小企业在弱势条件下发展壮大,替代老的大企业成为社会经济中坚的案例,都是这一思考的前提。产权拥有的时间长了,有时效的递减性;产权的相对规模变化(小)了,产权拥有者的影响力也会受到制约;文化和制度条件嬗变了,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增大了,产权的经济功能也就变化(弱)了。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产权疲软的现象。中国的住宅用地最长使用年限界定在七十年,土地使用年限为五十年,新加坡政府房的住房拥有权为99年,这是否是合理的公共政策的界定呢?另外,传统意义的产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效力、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技术升级、和体制创新呢?

  3.产权功能的发挥依赖社会条件。比如说,在诚信的社会、文明的社会、法制的社会,产权的意义更大,因为它更有稳定性。只讲产权,不及其他,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片面视角。要将产权问题放到更大的社会条件下来研究,来探讨产权疲软问题——即产权在作为经济激励机制的过程中的时效性、规模有效性和对制度(包括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依赖性问题。这正是公共政策需要面对而且擅长的问题。

  4.合理的、适时的、政策引导的产权管理和转让,有可能更会在维护政治和社会偏好的前提下,更加有利于产权的政治经济功能的发挥。

  5.产权的重大管理意义在于简化了决策的复杂性,将责权相配,鼓励长期行为。同时,产权本身,又远远不够解决体制运行、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现代社会的复杂化,经济活动中产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体现的是现代社会中专业化技能和分工逐渐在分配和管理领域不断增大的比重,有产者不得不用产权来换取专业管理的智慧的现实。

  关于产权的思考,过去大多数是从经济学的概念出发的。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作一些经验性研究,对于制度设计中如何合理使用产权杠杆,即重视产权又不惟产权论,理性意识到产权疲软的时效,对设计政府改革,国企改革、政企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都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44.
  [2]Alchian, A. and H. Demsetz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62): 777-795.
  [3]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7]Demsetz, H.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57): 347-359.
  [5]Libecap, G. D. Contracting for Property Rights[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6]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1994166
  [8]张五常 思考的方法[A]卖桔者言[C]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杭州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