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一

  世界政治中有时会出现"世界级"的军事或战争危机,那毫无疑问是一类影响特别重大、也特别深远的事态。鉴于冷战结束以来只存在单单一个世界性超级强国,加上同一时期里各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处于总的来说不是广泛协作就是基本和缓(或至少非持久、非全面对抗)状态,因而就国际政治的当前时代或时期而言,所谓"世界级"军事或战争危机可以界定为这么一种局势:在其中,美国同某一个并非"大国"的地区性军事强国之间存在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严重直接危险。

  自从冷战结束到最近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两场如此界定的"世界级"军事或战争危机同时存在、并且同时恶性发展的局面。然而,这样的局面现在已经出现在世人眼前:一是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前景,它被近乎普遍地认为非常可能在今年2月成为战争现实,二是去年10月开始的朝鲜核危机,它伴随朝鲜于今年1月10日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而进一步严重升级。诚然,这两项危机相比,后者爆发为实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至少眼前小得多,或者说迄今为止防止危机恶化到最极端状况的希望总的来说大得多,因为美国和朝鲜双方实际上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大多尚为有力的制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朝鲜危机是一场现在少有掩饰的实实在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研发危机,强烈地带有此类危机几乎必定引发的深刻和广泛的特殊"心理动力学"(psychological dynamics)危险,同时它又爆发在一个差不多历来紧张、容易产生就短期和中长期而言都异常严重的各种连锁反应的地区,况且朝鲜内在的特殊性质使其危机行为方式具有外界公认的极难预测性、非规范性以及(说得坦率一点)远不止一次地表现了的高度冒险性,因而它在失控可能和国际安全/政治后果两方面,一定意义上比伊拉克危机更为严重,更需警觉。特别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仅仅因为毗邻朝鲜半岛,连同毗邻与朝鲜局势密切相关的日本和美国西太平洋存在,事情就尤其如此,何况中国同朝鲜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从而更进一步显著增加了中国利益和政策关切的必然卷入程度。一位西方著名学者最近说:"北朝鲜(核)危机是中国今年最危险、最关键的外交和安全考验。如果弄得不好,它可能基本改变区域安全环境。" 这绝非危言耸听。

  二

  毫无疑问,朝鲜政府是朝鲜核危机及其东亚安全潜在破坏性影响的主要制造者和责任者,即使有如下述,美国布什政府尤其自"9o11"以来有关的战略信条、态势和对朝政策行为构成了朝鲜核危机的部分基本成因。1994年美朝《日内瓦核框架协议》无论就当时化解危机来说,还是就争取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长时间和平稳定而言,都非常必要,而且大致合理和基本公正。同时,它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和朝鲜之外所有头等重要的朝鲜半岛局势关切者--韩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共同意愿与不同程度的协同努力,此外还有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协定实施过程中的正式参与。但是,朝鲜居然在照常接受协定规定的重油供应和轻水反应堆建造的同时,秘密推进旨在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开发计划。在如此单方面毁坏国际协定、并且违背它自身为之承担义务的《核不扩散条约》的行为难以包藏之后,朝鲜政府宣布"有权开发核武器和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并且一度在国内广播中宣称它已经有了原子弹。其后,它又撤除国际原子能机构设置的核设施封条和检测摄像机,驱逐该机构监察人员。虽然美国政府鉴于一系列难以违拗的战略和外交因素(特别是对于韩国遭遇大规模攻击的恐惧,韩、中、俄、日四国关于尽力争取以对话方式解决危机的坚决主张,还有对伊战争的准备及其今后的发动和进行),至今一直采取同它的对伊政策大为不同的所谓"量体裁衣式遏制"("tailored containment"),2反复表示希望在朝鲜切实放弃核武研发计划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危机,然而迄今为止完全未能阻断朝鲜的危机升级进程。1月7日,美国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同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翌日,国务卿鲍威尔相当明显地示意美国正考虑给予朝鲜某种较正式的军事安全保证,以换取朝鲜的非核化。3 然而,正是在这看来(用中国新华网一项评论的话说)"朝美核争端形成的冰凉气氛有所转暖、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因素在逐渐增加"4的时刻,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就此,人们很难不同意美联社的一则推断:这项严重举动"可能表明,朝鲜打算继续制造核武器,或者打算通过这一外交冒险政策迫使美国做出让步。"5 紧接着于1月11日,朝鲜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公开表示,朝鲜可能终止其大约四年前做出的停止中远程导弹试射的承诺;6 正是1998年飞越日本上空的朝鲜中远程导弹试射,对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出笼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致与上述最近的事态同时,朝鲜频频发出一旦必要便决心大打的言论,其中最极端、最不负责、并且对整个东亚安全含义最为不祥的(即使这可能是纯粹的"浮言虚辞"[rhetoric]),大概是官方最高级报纸《劳动新闻》的这么一席话:如果发生新的朝鲜战争,它将蔓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开战,周边大国不管情愿与否,都将卷入其中。7

  同样毫无疑问,美国布什政府尤其自"9o11"以来有关的战略信条、态势和对朝政策行为构成了朝鲜核危机的部分基本成因。正如《远东经济评论》2001年9月20日的一篇重头文章所概括,"甚至在(九·一一)袭击之前,华盛顿在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下已改取鹰派方向,……对北朝鲜更为强硬。"8 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心理和对外政策思想上强烈地倾向于鄙薄和否定其前任对朝鲜的对话和谈判方针,将《框架协议》仅仅当作一项不得不勉强予以履行的继承性责任,无意按照其中笼统地确认的美朝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方向迈任何步伐。特别严重的是,"9o11"事件后布什将朝鲜宣布为"邪恶轴心"成员。这一严重行为既宣泄了美国当今主流政治势力对朝鲜的仇视和担心,也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于朝鲜向美国眼中的某些危险国家输出导弹和导弹技术的具体愤懑,还透露了布什等人在阿富汗战争临近胜利之际关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的一种笼统粗糙的心理取向。它实际上毁坏了美朝关系在克林顿之后进一步缓和的可能性,决定性地加剧了朝鲜的安全担忧。不仅如此,紧接着"邪恶轴心"论之后,出了"先发制人打击"信条,它被布什政府当作国家安全战略新的核心原则之一频频予以强调;稍后,又出了被报界披露出来的那个政府内"最坏情况方案"(worst-case scenario)设计--《核态势重新评估》,它以朝鲜为美国核力量第一次打击的一个可能目标。事后想来,朝鲜秘密恢复其核武开发(连同它在美国特使凯利去年10月当面摆出某些证据后的行为方式)可谓这些事态激发的一种"自然"反应,而若考虑到朝鲜政府惯有的、内外交困之中的严重恐惧心理和过头"安全执迷",事情就更是如此。

  然而,在严正指出并高度重视朝鲜核危机的那部分美国起因的同时,仍然需要坚持上面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朝鲜政府是朝鲜核危机及其东亚安全潜在破坏性影响的主要制造者和责任者。朝鲜核武研发并非始于去年,换句话说它的核武企图本身并非出自布什政府的刺激。朝美之间近年来往往敌对的状态部分地出自朝鲜的某些国际行为方式,特别是置美国某些多少可以理解的安全担忧和更大范围的国际稳定于不顾,频繁地输出导弹及其技术,并且进行导致了严重国际后果的中远程导弹发射。而且现在很清楚,朝鲜没有真正大力试图通过原本大有希望的和平、发展和改革途径来争取近乎根本性地改善自己的安全处境,那原本由韩国总统金大中衷心发起和竭力坚持的"阳光政策"提供了相当良好的条件,况且"阳光政策"政策得到了美国以外各大国的积极赞同和协助。不仅如此,在当前的核危机中,美国出于上面已经指出的种种原因,采取了确实比较和缓的态势,国际社会(特别是朝鲜的近邻韩、中、日、俄四国)也分明地表达了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朝鲜非核化的愿望,并且作了非常密集的积极努力。不仅如此,还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那就是至少在可以比较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朝鲜只要不搞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就不存在遭到军事攻击的任何可能。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朝鲜仍旧以相当极端的言词和行动,将核危机步步升级。最为严重、也最能决定事件性质的是两项基本事态:(1)朝鲜秘密撕毁国际协定,恢复核武开发;(2)它退出核不扩散国际体制,坚持核武开发。由此,朝鲜目前的国际行为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极端,即采取"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立场,二是不守基本规范,欠缺起码的诚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危机的解决,乃至朝鲜半岛可持续的非核化和安全稳定难上加难。

  三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朝鲜恢复核武研发的动机。此次核危机初期,国际上不少朝鲜问题专家将其估计为朝鲜再次使用制造危机、以求谈判的老策略,而谈判的目标起初较多地被猜测为获取更多经济援助,同时打破布什政府不同朝鲜对话和讨价还价的政策。美国政府内部起初的主流看法似乎也与此类似,那用《华盛顿邮报》一则报道中的话说,是判断"那可能是北朝鲜的一次叫牌,以便创建一个美国窗口。"9 此类"叫牌"目的肯定存在,而且至关紧要。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在于不仅逼布什政府弃置不对话、不妥协政策(这一点它事实上已经做到),还在于迫使美国进行根本性谈判,以至做出永不对朝动武的条约承诺。为此,朝鲜显然着意利用两项契机,即美国优先关注对伊战争和韩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然而,即使纯粹假设美国到头来愿意如此,朝鲜是否肯用可核查的、永不研发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相应承诺为交换条件?至少相当可疑。出于朝鲜与美国及美韩军事同盟之间异常经久和激烈的"安全两难",连同由此而来异常深切和强烈的互不信任与互相恐惧感,也出于朝鲜内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抱负,可以认为它一些年来有着一种情不自禁的、强烈的核武装意愿--拥有"绝对安全"手段的意愿;这方面自"9o11"事件以来发生的,只是此种意愿由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战略态势(乃至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思想氛围和民族心理)大为加剧。因此,朝鲜核研发的动机可以说是两重性的:既当作国际政治策略,也当作国家基本战略。如果考虑到外界远不那么明白的国内政治因素,它或许还同时被当作国民动员和国内控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核危机不能以朝鲜无核化告终,朝鲜肯定(1)迅将拥有(如果不是已经拥有)极少数核武装置;(2)在不多几年内拥有一个规模可观的核武库,连同其短程、中程甚至远程运载工具。10

  既然如此,从中国的战略安全视野出发,接下来的一个紧要问题便是: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有何危害?最宏观地说,考虑中国的外部基本安全环境时,应当提出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就这一可称为"最高层次"的军事安全问题而言,中国周边最值得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警惕或忧虑的,不仅有美国目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实在和潜在的核武库,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大概更危险。这方面目前首先是朝鲜在研发的核武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其次是可能有极个别国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即通过恐怖主义势力使用)的生化武器。对我们中国来说,这是近年业已开始相当迅速地浮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忧患。就本文讨论的核武化问题具体看,中国不能不警觉的未来可能危险在于:(1)从最坏处着想,中国并非全无可能有朝一日在什么问题上遭到核讹诈,而这或许能使中国一时陷于进退两难的战略或政策境地;(2)如果朝鲜拥有规模可观的核武库,日本就难免被刺激走上核武化道路,或者说必定使日本右翼得到一个关键论据,据此能够说服日本多数公众同意核武化;这大致如《纽约时报》去年12月底的一篇报道所说,"在日本,逐渐增长的核威胁已驱使某些专家审慎地谈论日本需要原子弹的问题,那自从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来一直是个不能谈的话题。虽然官员们(一般)规避此类谈论,但日本政府就北朝鲜核威胁正越来越直言不讳";11(3)只要朝鲜有核攻击能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就始终有因此被显著加剧了的、美国及其盟国与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包括发生核冲突、核战争的可能;而如果爆发新的朝鲜战争,中国即使不被卷入其中,也必定遭遇某种战略决策困境,并且遭受种种相当严重甚至危险的间接损害;(4)朝鲜一旦拥有核武库,美国就几乎必然显著增强在东北亚和西太平洋的武装力量部署,它们除了会造成加强对华总体战略防范的"自然派生效果"外,还可以在未来有朝一日台海局势高度紧张的可想象情况下,增进美国"协防台湾"的能力与态势,同时使台独势力得到进一步鼓励。不言而喻,对中国的安全而言,这四种危险绝对非同小可。此外,中国还很可能由于朝鲜拥有核武器而面临种种可以设想、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困难。

  四

  谈论到这个地步,最重要的事情就相当清楚了:不管朝鲜核危机乃至总的朝鲜问题有多复杂,也不管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多么慎重和详密的思考与政策,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的至高战略利益或首要战略目标,在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这些问题高度复杂,特别是包含种种多少带有"熊掌和鱼难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选择、政策选择、甚或伦理选择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战略利益,及早坚决确定首要的战略目标。做到了这一点,其他战略目标和战略工具的选择范围和轻重缓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确定的首要保障,并且也会变得远不那么困难。总之,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利益(同时也是对中国和东亚来说的最高道义)在于尽最大可能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合作,尽最大余地对朝鲜施加影响,以坚决达到使朝鲜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缘之目的。

  在1月10日晚上因约同布什总统通电话时,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认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话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中国将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这些表示实际上已经非常正确地确定了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上的首要战略目标、首要道义立场和首选战略工具,同时也保留了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工具选择余地。

  对话和外交途径是第一工具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这至少是因为它能防止一种对所有各方都有异常严重损害的局面:因危机而爆发军事冲突乃至新的朝鲜战争。为此,除朝鲜必须大幅度修改自己的行为方式外,美国至少必须认真考虑正式向朝鲜做出持久性的安全承诺的问题,并且开始切实履行逐渐争取朝美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的义务。美国政府还应当认真反思和修改它自"9o11"事件往后时时异常显著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说穿了,这些东西不予大反思和大修改,天下将永无基本太平,美国将永无基本安宁。

  然而现在看来,对话和外交解决有相当大困难。首先,朝鲜至今为止的行为方式大致是在制造危机之后,以极端的言词和多少接近极端的行动使危机升级。其次,美国不肯做根本性让步,特别是缔结朝鲜所要求的美朝互不侵犯条约,因为这在美国看来,不仅意味着总统、政府和舆论在心理和面子两方面都不能容忍的"重新支付讹诈费",而且将最终使美国在韩国保持大量驻军失去理由,由此而来的连锁反应很有可能逐步倾覆美国在东亚的很大部分基本战略阵地。第三,外交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反对朝鲜核武化的主要各方进行充分的外交协作,然而在此有个巨大和深刻的障碍,那就是韩美之间近来非常突出的严重分歧和韩国从上到下相当强烈的反美情绪,它们按照《远东经济评论》的就地观察和分析,"可能破坏迫使平壤放弃其核弹计划的努力,并且使韩国安全的关键--历时50年的韩美同盟陷于瘫痪。"13 此外,朝鲜关于不要"第三国"插手的宣称,观察家们多有谈论的、它对中国外交劝导的抵制,14 使人隐约感到的它玩弄"俄国牌"的企图,都阻碍着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危机并实现半岛非核化。

  因此,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这项至高利益或首要目标出发,应当考虑经济手段的替代或必要补充作用。事实上,鉴于美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很可能在短期内间朝鲜核危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同意使用经济手段的问题行将迫在眉睫。尽最大努力使用外交手段,如若不成功就代之以经济手段,或它们和外交手段的结合:这是从根本战略目标和利弊权衡原则出发顺理成章的选择。为此大概需要中国外交思维有一种局部创新,即局部"突破"关于使用经济压力手段的"道德自我束缚",它有时会使得中国无法实现自己代表最高道义的合理的最高战略目的。"大道理管小道理",政治上如此,道德上也如此。同时,要有促使美国节制和慎重的影响能力,就要有原则、有分寸地参与美国主导的某些行动。

  自从此次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越是观察朝鲜问题,就越会涉及它的一些根本性的深层因素。就中国--在其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忧患以及机遇的中国来说,需要全面、透彻和深远地重新思考整个朝鲜问题的所有基本方面,连同其所有可能的基本事态发展趋势及其所有可能的基本后果。与此同时,中国又需要避免在所有这些复杂问题中间左右为难和无所适从。为此,必须将中国主要的安全和发展利益非常自觉地置于首位,而就当前的朝鲜核危机来说,这意味着将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当作坚定不移的头号目的。

  (2003年1月12日成稿)

  1. A Senior Associate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author, January 9, 2003.

  2 John Larkin, "New Leader, New Crisi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9, 2003.

  3 Glenn Kessler, "U.S. Weighs Assurances for N. Korea,"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9, 2003.

  4 张锦芳、姖兴龙:"国际观察:扫描朝鲜核危机 愿十年国际争端和平解决",新华网,2003年1月9日。

  5 美联社汉城2003年1月10日电。

  6 "朝鲜称如美国解除协议 将中止停止导弹试射承诺",中国日报网站,2003年1月11日。

  7 姖兴龙:"朝鲜称不惧怕战争 警告战争将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新华网,2003年1月9日。

  8 Bruce Gilley and REVIEW correspondents, "Terror’s Afterma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 2001.

  9 Peter Slevin and Karen DeYoung, "North Korea Admits Having Secret Nuclear Arm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2002.

  10 参见Paul Ekert, "IAEA Says Vary Worried about N. Korea’s Nuclear Move,"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2002; David E. Sanger and James Dao, "North Korea Says It Regain Access to Its Plutonium,"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3, 2002; Michael Hirsh, "Kim Is the Key Danger," Newsweek, January 13, 2003.

  11 James Brooke, "Atomic Agency Chief Criticize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02. 又见Larkin, "New Leader, New Crisis".

  13 Ibid.

  14 参见Jasper Becker, "China’s Influence Is Limit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0, 2003; Matthew Forney, "Family Feud: China vs. North Korea," Time, December 23,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