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确我们的外交原则:争取更有力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快的发展自己的国力。这个原则仍然是符合我们的实际要求的。“韬光养晦”是依据以前国际形势制定的正确方针。

  一、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

  苏联解体后,世界失去了平衡。整个西方世界在长期冷战中形成的强大对抗惯力失去了着力点。这种惯力已全面反映在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尤其是思维方式的。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不是以与“人”(其它文明)为善的方式宣扬,而是以强烈的对抗方式推行。在这种对抗思维的激动下,“妖魔化异类”是有效的文化策略,“人权大于主权”是必须公开的思想基础,“消除潜在的危险”是大胆的国际政治方针,“先发制人”成为军事力量冒险介入世界事务的最好理由。严重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给世界另外一个选择:仔细分析,不同的文明其时代的政治体制特征已弱化。各类文明的对抗在失去了对抗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体制的绝对对抗)后,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否可以和睦相融。现在看来,人类还要再次经过一段铁血的历史才能有所醒悟。文明的冲突是其基本特征,但不是根本原因。西方文明的反省能力最终会战胜目前一叶障目的政治势力。

  这里有两个观点:第一,美国并不是以哪一个特定的国家为新的着力点。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世界都有可能;第二,911事件使美国压抑了许久的对抗力找到了发泄的起点。在此之前,俄罗斯、中国都差点成为美国的对抗起点。俄罗斯灵活实在的策略与中国“韬光养晦”、积极开放的策略,将美国对抗发泄的欲望几近逼疯。所以说911并没有改变世界,只是象征了世界变化的趋势。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扩张的历史性需求。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各自的国内完成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利润扩张。当时的生产能力、科学技术已不能满足资本迅速的膨胀欲望,帝国主义为此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代表。进入冷战后,科学技术再一次的、全方位的、突破性的进展,使经济在生产、消费等内在上再一次的有了广阔的天地,人类生活品质根本性的转变给资本的和平扩张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几十年世界的基本和平也是必然的。现在科学技术又一次的要发生根本变化,但其信息化、知识化的的特点只适合新型资本类型的发展,传统的物质性很强的资本(比如军工业、制造业、工程也)需要寻找新的扩张天地,重新拾起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策略是最简洁的办法。同时,新的时代已经开始对资本的劣根性进行反思(比如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引入生活满意度这个因素),这是传统的资本以传统的方式赚取传统的利润所不能忍受的。

  二、“韬光养晦”存在的条件已失去

  美国已找到进一步追求霸权的着力点,且对前进的路径也有了较清醒地认识。反对“恐怖主义”是着力点和起点,消除世界上“非理性”的国家政权是途径。“恐怖主义”一夜之间被美国强行定义给世界作“最危险的敌人”,不管这里有多少国际政治智慧自我嘲讽,不管有多少世人掩耳盗铃般的随声附和,美国凭其强大的势力把大家拉入了这个轨道。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世界上不仅有几个敢于与其直接对抗的“非理性”国家,还有许多潜在的“非理性”对手。美国并不怕“理性”国家的对抗,因为那是可以“掌握”的,冲突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双方是可以在“理性”基础上纳协的。“非理性”国家对美国的危险就在于不能被其掌握、预测。而这些国家的迅速强大和某些方面的胜利又使“文明单边主义”极度愤怒。所以,不管我们多么“隐讳”,既不能影响美国的发展战略,而美国又将会积极的干预我们内部“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在一个明确的势力面前无所作为,也将失去许多先机,只能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加速恶化。不利于争取更长时间发展我们自己的外交原则。

  布什“不是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敌人一边”的说辞,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个人作风,这是貌似委屈的美国重拾帝国主义策略的遮羞布。这将迫使我们在种种国际场合作出明确的选择。被动的选择当然不同于有积极战略作依靠的选择。制定积极的外交战略,不仅使我们个别的选择有了长远的战略意图,而且可以积极倡导新的指导国际行为的思维意识。这需要我们创造性的贡献,中华文明大有用武之地。

  现实的威胁。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未来对东亚的军事干预,其危险性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急迫的。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进口的作用不言而喻。随着美伊战争的打响、朝鲜与美国的“超强对抗”,再加上台湾局势的可能变化,在我们的近邻,乃至我们的疆域遭受单项的、短促的军事打击得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维护冷战时代的国际法则威力大减,为我所用的价值大打折扣。联合国被美国公开的指定为“协助作用”,已签订的国际公约美国可以根据需要断然退出,甚至我们过于看重的“世贸协定”美国也可以在衡量了遵守与不遵守的得失后违反。对此我们不能有幻想。 在国际交涉中,一方面大国们竞相直接表述各自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小国们大都直接趋炎附势。国际正义已不时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一方面采取不介入的姿态,另一方面还在呼吁“国与国之间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三、制定积极的大国外交策略

  我们的综合国力已进入准大国行列,而且发展的速度依然很快。这不以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即就是没有美国咄咄逼人的“文明单边主义”,也会有许多国际事务主动来寻求我们的力量。符合我们身份的恰当参与更有利于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是外交原则不能变:仍然是争取尽可能长的、有利于我们的和平环境。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和“韬光养晦”时期的根基完全不同。不能指望在大国们的纷争中寻求根本的利益,但可以在某些具体事务中当作一种方略。不能指望在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恒定平衡中担当一个虽然不是根本的、但却是重要的角色,只能促成变化多端的非恒定平衡,并作为一个关键力量存在。不平衡对我们不利,恒定对我们也不利。所以,“促成变化多端的非恒定平衡”是很重要的。

  其次,在大国交往中,在重要的国际事务中,要敢于直率的追求我们的利益。在虎狼之中,没有羞涩,也没有神圣。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利益时,更为积极的、适当的代表发展中国家说话,侧重于他们的实际利益,国际正义的幌子不能悲壮的独撑。为此,可以牺牲幌子获取实际利益,但不可一味的为了实际利益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比如世贸谈判中我们在农业方面的的让步)。从这个角度讲,既就是联合国地位大幅度坠落,也没有什么。也要像美国那样,敢于对种种国际公约、世界协定动粗,因为以前天经地义的东西都已被大家用实用的态度来解释了(包括非霸权的国家)。

  再次,在思维意识上要重视宣扬文明冲突的现实特征、文明相容的现实要求、维护文明存在的人类原则。不仅要强调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的摩擦,更要重视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区别。欧洲文明历史悠久,也是博大精深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商业文明只是适合了今天欧洲文明的表现形式。今后对资本文明的批判可能就来源于欧洲文明本质彰显。美国没有历史,从其建国历程就可看出,资本文明不仅是表现形式,而且是根本。欧洲文明的一些原则在美国只是一种合适的外衣。弱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争,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批判貌似进步的体制、挖掘看似失败的体制中符合人类根本的要素。

  第四,重视民族主义的建设。这绝对不是落后的观念。美国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绝对的是要依赖美国民众逐渐膨胀的的民族主义,这同样有可能让美国民众失去理智。第三帝国就是先例。不能叶公好龙。

  第五,着重于新的国际机制的建设与追求,不必纠缠于原国际秩序地维护上。已有的国际准则已不能有效的约束美国,而美国却可以随时挑拣拿来约束他国,这时,实力弱的肯定吃亏。既然既有国际机制不能公平的执行,那么彻底的打破是有利于我们的。至少这样机会均等。要认真研讨弱化联合国对我们的利与害,不能先入为主。追求新机制有两个战场,一是实践,二是理念。实践中,主要掌握上述的行为准则。理念上,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能够提出一种类似当年“不结盟运动”、“五项基本原则”这样创见性的概念,才是我们的追求。中华文明应该有其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