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此次访欧,反复声称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京都宣言”的合理性,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记者马上追问:如果按你的标准连“京都宣言”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行一个更缺乏科学依据的导弹防御计划?

  布殊对此避而不答。而丹麦的环境与能源部长却在美国的电视台上反唇相讥:你可以找到科学家为你证明吸烟与肺癌无关,或者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但98%的科学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都已证明:工业污染已导致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如不加控制将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布殊如此戏弄科学界的意见,使许多美国科学家认定他的政府对科学全无兴趣。科学家们一向因政见不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正如麻省理工大学致力于研究美国科学与联邦实验室的文化人类学家Hugh Gusterson所指出,目前不管主要的科学家们政见如何,他们都普遍反对布殊的政策。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殊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迄今为止,布殊还未任命他的国家科学顾问和他政府中几个与科学有关的最高职位。这似乎表明科学对他可有可无。在2002年的政府预算中,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开支都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连老布殊的科学顾问、耶鲁大学教授Allan Bromley也批评布殊对科学投资不足。他指出,布殊在有些项目上增加了对科学的投资。但即使在这些项目上,也有明增暗降之虞。如对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预算在未来五年增加了一倍。五年后的增长率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问题是,在研究中使用的高精密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一般会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高出数倍。以这样的预算根本无法维持现有的研究。目前美国的一些领先的传统领域,已开始被别的国家超过。例如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的气象研究,美国已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美国的气象学家竟因为计算机的功能不足,常常跑到欧洲和日本去借用人家的高强度计算机来检测自己的数据模型。华盛顿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EdwardSarachik指出,美国的GDP比英国几乎大十倍,但在这方面的投资却比人家少。而象加州未来的水源这类牵动美国经济命脉的课题,都要依赖这些气象研究的成果。

  联邦储备局总裁格林斯平在对国会作证时指出:近十年来,美国GDP增长的70%乃是技术革命所导致。而从气候变暖到艾滋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无不依赖科学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说,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但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却一落千丈。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失势,是科学家公众形象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就会一目了然。爱因斯坦不仅被公众视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所代表的道德良知,使他具有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政治权威,甚至以色列人异想天开地要请他当总统。尽管他衣冠不整,从不取媚于公众,但公众把他视为智慧的象征,人类的先知。以至他自己不得不出来说:真正的伟人是耶稣基督、圣雄.甘地,而我是微不足道的。再看比尔.盖茨,他的创造发明虽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在公众眼里,他更多是一个生意人,是世界上数的着的富翁。前克林顿政府还曾对他起诉,称他非法垄断市场,听起来颇象白领犯罪。虽然他衣着整齐,颇能操纵公共关系,但你若把他的名字与科学家的良知联系起来,人们一定会笑你是个疯子。从爱因斯坦到盖茨,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已从超凡脱俗、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圣徒,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其公信度的降低,自然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威。

  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世界由群雄并立,变成了美国的独霸。当年拿破仑因为未理睬一位科学家的铁甲船的设计,丧失了突破大英帝国海上壁垒的良机,统治世界之梦失之交臂。而二十世纪自由世界之所以能最终摆脱纳粹的梦魇,全仗一批犹太科学家逃出德国。1939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富总统,警告他德国的原子弹计划,促发了曼哈顿工程。如果这批人为德国效力,自由世界除了对希特勒投降外,怕是别无他途。后来苏美争霸,科学家又“为王前驱”。从艾森豪威尔的州际弹道导弹计划到尼克松的停止研制细菌武器的决定,科学家的角色都举足轻重。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更让人感到科学家领导着世界未来。如今美国在世界已无对手,科学家的功能似乎只剩下帮人们赚钱,过去那种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类的道德卫士的形象,只能在动画片的未来世界中那些惩恶扬善的“超人”身上才能看到。

  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份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关怀十分广大的思想巨人。今日的科学家,不仅人文训练不足,而且常常几百人结队致力于一个非常细小、具体的课题,造就科学巨人已不大可能。你到美国任何一个象样的大学,都可见到学校班车上载满了外国的博士后和试验员。他们对领导自己课题的教授,异口同声地叫“老板”。“老板”搞钱,这些廉价的外国高科技劳动力做研究,已成了美国科学界的定局。在这种“老板”文化中艰难谋生的外国劳工,不仅成了科学界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选举权,在政治上的影响,理论上还不如一个流浪街头、目不视丁的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知、社会使命、以及公共权威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里,象乔丹、Tiger Woods这样、其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球放到一个筐子或洞洞眼里的人,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