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文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节中，迪尔――维斯福特指出：“托洛茨基的学生”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虽然出色地驳斥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并准确地预测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结束，但又认为作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的全面自动化，会使剩余价值因生产过程中消除活劳动而消失，这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内在界限”，并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末日。这样，曼德尔与其批评对象贝尔就都成了技术决定论者。
其实，迪尔――维斯福特完全误解了曼德尔。曼德尔决不是决定论者。在读到“绝对界限”这一处后，如果迪尔――维斯福特不是把书扔在一边，而是继续读下去，那么他就会发现曼德尔决没有断言全面的自动化将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建立。
曼德尔认为单纯的技术或经济原因，只能决定资本主义将趋于危机状态。但资本主义“没有绝对无望的处境”（列宁语）。危机不会自动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它既可能以革命告终也可能以反革命结束。危机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主观因素，取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曼德尔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及托洛茨基对其预测的实例来证明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
早在1921年，托洛茨基便指出，从1914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长期危机时期，危机不会自动地再次恢复为长期繁荣，也不会注定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如果工人阶级及其领导具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就能够利用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反之，资产阶级将击败工人阶级的抵抗，从而强行恢复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假如欧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容忍资本主义为恢复国内的正常秩序而进行种种实验，那么不出20年或30年，欧洲就要牺牲工人2000万到3000万，……只有牺牲一代工人，以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平衡才能恢复。到那时，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过去西班牙与英国的关系。欧洲文明也将受到这个刚刚复兴的资本主义的束缚而只能苟且偷生。”（《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历史完全验证了托洛茨基的预言。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无能和软弱，法西斯才摧毁了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进而又通一次世界大屠杀，世界资本主义才确立了以美国霸权为首的新秩序，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
曼德尔认为，随着全面自动化的扩展，资本主义将再次陷入长期危机局面。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使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来代替资本主义。而今天的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将使其在为摆脱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中释放出来极大的破坏力量，从而有可能使整个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在今天，‘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个十分贴切的问题。”（《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迪尔――维斯福特又称曼德尔与托洛茨基同样“坚持对苏联高度暖昧的立场”。真是可笑，当年托洛茨基单枪匹马批判苏联社会时，人们指责他太过分了；时至今日，人们竟又指责他“高度暖昧”了。如果真是高度暖昧的话，他还会被人用冰斧打烂脑袋吗？
迪尔――维斯福特认为曼德尔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论与苏联官方的“科技革命”同为技术决定论，这“要求人的主观愿望服从技术科学发展的必然性。……势必使生产资料脱离集体控制，而……交给官僚阶级”。
就像在资本主义的前途方面曼德尔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一样，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方面对曼德尔的指责也是毫无道理的。
曼德尔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制度：“由生产者自己占有其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有计划地使用，这种使用不是谋取利润，而是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计划的优先顺序决定于多数裁定原则，决定于包含信息、选择、辩论、争执诸方面的自由和政治多元论在内的民主程序；联合的生产者本身管理经济以及由自我管理的民主实体组织的公民管理社会；加速机构臃肿、开支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消亡；迅速减少收入不平等和货币与市场方面的不平等；彻底缩短工作日，舍此自我管理和自我实施就是空想和欺人之谈。”（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2页）这里无论如何看不出曼德尔主张生产资料脱离劳动者而交由官僚们控制。
如此看来，曼德尔倒是与迪尔――维斯福特持有很相似的观点（如果不是更深刻、更全面的话）。但不幸的是，迪尔――维斯福特竟把他当成了批判对象。
人类思想活动的创造，或者说精神财富的积累，就像物质财富的积累一样，是需要后人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如果不彻底清楚地了解前人的成果，只会延缓这一积累的过程。但愿这样的误会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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