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唯一可能的兄弟情谊就是流氓的兄弟情谊。——泰戈尔:《民族主义》p14

  1、 为"民族权力"而战

  智慧女神密纳发的那只猫头鹰,是在夜晚才张开它的翅膀的。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就是一只越到夜晚就越显示出其睿智、具有着穿透一切神奇眼力的巨"鹰"。烦闷多翻书,夜深人静时再次捧读韦伯,这位曾经长时间因思想而发疯的人,百余年前所说过的一段话,在当下这个阴沉冷酷的时刻重新读来,便如同四寂无人时突然响起的钟声,一下子就能击中人智中的晦涩未明。他是这样说的:

  "在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人们并不需要被每天提醒他们的经济成功如何依赖于他们民族政治权力的国际地位,因此这种民族的广大群众在为自己的日常油盐酱酷操心时一般并不具有时时关心其民族政治利益的本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期待他们具有这种本能。但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这些大众同样立即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韦伯,p99)

  泰戈尔说得对,一首好诗、一句诤言往往就是一盏明灯,在孤独无助的时候它能帮你解疑答惑、启迪心扉。在一场新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展开、整个世界都为此争论未休时,所有的人都应该好好体味一下韦伯说过的这段话,特别是身在中国知识场域的人们,更有必要以此检索自己言论立场的是非。

  我们该如何理解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呢?在全球一片强烈的反战抗议声中,身处一隅的美利坚国家民众一边倒地支持战争,引来了人们普遍的不解和疑惑。据最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自开战以来,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日渐式微,相反,战前一度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现在有不少也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布什政府的战争计划,现在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已高达70%。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战争之前一度承受着反战的民意压力的布莱尔政府,当战幕正式拉开、经十余天而战况良好时,三分之二的英国民众开始认同布莱尔对战争的处理方式,并认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可以容忍较高的伤亡。美利坚民族对战争的居高不下支持率,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公民在战争发生后对布莱尔政府战争政策态度上的变化,其缘由和动力在哪里呢?韦伯所给出的答案乃是两个字:权力。

  在战事展开二十余天后,我们在包括法德等国在内的所谓"发达国家",还能听到多少反战的声音吗?韦伯在一个世纪前的精彩论断仍在展览着它的无尚魔力。"发达国家"不仅要关照自身的"民族权力",而且对自己要不要和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民族权力",更有着其它类型国家所难能具备的集体无意识。韦伯当然不会赞成那些天真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世界主义",但印度诗哲泰戈尔的这句话:"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泰戈尔,P2),他却从另一个角度予以了解读。应不应该有"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是一个价值判断,但"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是否乃是这个世界之常,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既然这个世界是由民族国家所组成,而民族国家的基本向往和本能冲动又在于权力,那么,我们怎能不正视这一真实,而放弃对"民族权力"的追求呢?韦伯因此把"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权力"紧紧勾联在了一起,并指出德国要摆脱其在欧洲的落后地位、成为欧洲列强中的平等成员,就必须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而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韦伯,P98)

  韦伯这段多年前所说的话和对民族国家与权力的理解判断,不"人文",很有些赤裸裸,它在目前的中国知识场域中,恐怕难以受到欢迎。美利坚民族所发动的战争,到底想在伊拉克做些什么、和达成自己的什么目标呢?中国的那些信仰基督教、读过一些哈耶克、晓得几句自由主义术语的知识人,言之凿凿说美利坚民族的确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道德高尚,是用轰炸机和激光制导炸弹在"和平"地榨炼"自由民主人权"。这种声音目前在中国市场很大。然而这显然会让地下的韦伯感到莫名其妙,权力就是权力,国家与国家之间哪有什么"自由民主人权"!

  2、大国政治的实质

  关于战争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说法,如果传到另一位愿意把脚放到地上来说话的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那里,这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阐述者,就更会从心底里发出笑声,在国际政治中谈论"自由民主人权",简直扯淡!

  米尔斯海默无疑是韦伯的隔世知音。在去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他继承汉斯.摩根索的"人类本性现实主义"中对于霸权的理解,和肯尼思.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对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认知,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新理路。这套现在被称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逻辑,再次申明了韦伯的命题,强调了权力在国家追求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国家为什么自然而然倾向于获取权力呢?米尔斯海默的回答是基于以下五个基本假设:1)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公平而又强有力的仲裁者;2)大国的军事力量都具有进攻性,都有能力对其它大国造成威胁,因此任何国家都对其它国家有着潜在危险;3)国家都会对外隐藏自己的政治意图,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了解其它国家的真实想法;4)无论小国还是大国,其基本目标都是要维持自身的生存,把会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5)大国在国际体系中为了自助,都会理性行事,会根据外部环境来对自身生存进行战略考虑。在米尔斯海默笔下,人类的这个生活世界,并不是合作性的,而是竞争性的,大国之间彼此都互存畏惧,很少能够相互信任,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大国合作",比如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控制军备等,那也不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是想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力量,防止自己成为战争和冲突的牺牲品,相形之下,任何国际秩序都只是大国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的副产品,因此也都极不可靠。

  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国家才会感到安全呢?米尔斯海默把他的权力逻辑继续往前推演,得出了一个更为悲观、不"人文"的结论: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就不会有止境,为了生存,国家所希望达到的,是永远保持自己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力量优势,优势越大越好。而对大国来说,很自然的考虑则是霸权,大国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安全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斯海默那里,大国对权力和霸权的追求,并不构成一个道德问题,也就是说,那种从道德动机的角度来看待大国行为的方式,是不相宜于大国政治的实质的。权力政治服从于权力政治的逻辑,他非常"残忍"地告诉他的读者,二战期间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对美国发动战争,看起来好象难以理喻、不合战争"道德",其实,它乃是被迫的,是当时日本国的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米尔斯海默的国际政治研究带有结构眼光,它志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他的学术气质很有些象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韦伯对发达国家民众"民族权力"意识的写照,同样冷酷而让那些习惯于人文话语的人们难于认同。不过,这种基于结构的研究却更富有着说服力,就以目前这场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而论,美国不远万里跑到中东兵戎交加,真象它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吗?实际上,且不说"自由民主人权"只不过作为战争借口之一(另外两个借口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主义),而且关于伊拉克战争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说法,是在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人相信之后才提出来,这本身就富有着意味。而美国总统布什其实也早就说清楚了,他在国内对美国民众的一次次演讲中,就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倒萨是为了保障美利坚民族的"民主自由人权"。比如,在战争不久之前在右翼保守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午餐会上,布什告诉在场的人们,"2001年9月份的一个上午,我国遭受了一场大规模屠杀。为此,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考虑我们的安全,因为我国已成为21世纪第一场战争的战场。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必须积极有力地抗击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危险,不能让危险再次侵入我们的天空,降临我们的城市......我们正在抗击反恐怖战争中最大的危险: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为非作歹的政权......美国人民的安全取决于能否制止这个日益严重的直接威胁。"

  世间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总是期望着救世主的出现,所以把正视现实,当作了一种痛苦而避开为快的事情。但米尔斯海默不愿意也用"人文"来给人类的生活"纹身",他提醒美国人,对美国来说,21世纪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潜在霸权国家。这话会让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中国人不受用。然而他对美国对外政策喜爱披着道德的外衣而行权力利益之实的披露,却同样会使他的同胞不高兴,"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抬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勿庸置疑,不管美国人把自己的对外行为怎样进行美化,不管美国人怎样一千个一万个不想承认美国现在是在走着"帝国主义"的道路,事实就是事实,当下的美国所不能舍却的东西,就是那两个字:霸权。美国这个新罗马帝国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优势,不会把任何国际法则、国际机构放在心上,如果这些法则和机构不能按照美国意志行事、或者对美国的行为形成了妨碍的话。米尔斯海默写道:"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当然要通过联合国来推行其政策,但是当在联合国那里通不过的时候,美国就会置联合国于不顾,用别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这无疑正是对这次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极好注脚。

  3、民主,但不"和平"

  那位九十多岁时还曾跑到英国政府办公大楼门口参加集会抗议的"世纪智者"罗素,曾经很精辟地说,美利坚民族比其它所有民族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伪善无与伦比。罗素把西方人对自由的说教,说成只是一种伪善,到了米尔斯海默那里,这套自由民主话语则成为了追求权力和霸权的一块遮羞布。米尔斯海默因此对所谓"民主和平论"嗤之以鼻,嘲讽那些宣扬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国内制度的人,是没有历史意识,是在歪曲人类政治的真相,无论所谓"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在权力追求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任何国家为了权力,都可能会走向极端。他的这段描述更会让那些"民主和平论"的信奉者不舒服:"美国在十九世纪有着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地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是米尔斯海默的另一个隔世知音。韦伯和米尔斯海默对"发达国家"民众以"自由民主人权"名义追求"民族权力"的深切剖解,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那里,早就曾经得到了呼应。在1916年欧洲正在大打世界大战的前后,泰戈尔曾飘洋过海前往访问尚未参与战争、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大国美国和日本,在这两个国家作了许多演讲,他的演讲后来汇到一块,定名为《民族主义》(又译《国家主义》)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泰戈尔发现了一个精神上分裂的西方,我们不妨不厌其烦,就先引用几段泰戈尔的原话吧:

  "我对作为人类种族的不列颠种族深为敬爱。它产生了胸怀开阔的人,具有伟大思想和思想家和伟大业绩的实行家。它产生了伟大的文学。我知道这些人爱好正义和自由,憎恨欺骗。他们思想纯洁,态度坦率,笃于友谊;他们的行为诚实可靠。我同这个种族的文人的个人接触,使我不仅钦佩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钦佩他们豪爽的个性。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民的伟大,就象我们感觉到太阳一样;至于这个民族,对我们来说却象一种遮蔽太阳的沉闷的浓雾。由民族支配的这个政府,即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它是一种应用科学,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用它,它的原则都有是大同小异的。"(p9)

  "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p11)

  "当西方精神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锁链。"(p13)

  "我们看到,尽管它(指西方文明--本文作者注)大肆宣扬对人类的爱,它自身已经证明它是人类的最大威胁,而且远远超过了人类早期历史上曾经遭受的那种突然爆发的游牧人的野蛮行为。我们看到,尽管它吹嘘自己爱好自由,它已经产生了比早期社会流行的奴役制度更坏的奴役制度----它的锁链牢不可破,不是因为这种锁链是无形的,就是因为它们僭用自由的名义和自由的外表。"(p30)

  "从欧洲的土壤里产生、正流行于全世界的政治文明,像某种繁殖力很强的野草一样,其基础是排他的.........它有着食肉野兽和吃人生番的嗜好,它依靠别国人民的资源养活自己,并且力图吞噬他们的整个未来。它常常惧怕其他种族获得卓越地位,把这种情况叫做危险,竭力阻挠一切伟大事物在它自己疆界以外出现,将软弱的人们的种族压下去,使他们永远软弱......这种政治文明是科学的发明,而不是人类的文明.........它背信弃义,无耻地编织谎言的罗网,它在自己的庙堂里供奉着巨大的贪婪偶像,以它的奢侈的礼拜仪式为骄傲,并把这称为爱国主义。"(p32)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的伟大之处,因为它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在欧洲的心中,洋溢着纯洁的人类之爱、正义之爱和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多少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渗进了它的生命的内核。在欧洲,我们看到高贵的人,他们维护人权而不分肤色和信仰;他们在为人类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勇敢地面对来自本民族的诽谤和侮辱,并且大声疾呼,反对疯狂的穷兵黩武,反对无情报复的狂热或者有时将整个民族攫为已有的掠夺.........这些证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欧洲并没有流尽,此后,它会不断地获得新生.........欧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面向全人类;但是欧洲在邪恶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只面对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力量,以反对人类中无限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p37)

  "爱好自由的人们通过这种机器装置(指民族主义--本文作者注)使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的奴隶般劳动永久存在,他们有一种尽到责任的惬意的骄傲感;原本正义的人们,能够在行动和思想上变得无情无义,同时却以为他们正帮助世界获得美德;诚实的人们为了自我扩张可以胡乱地剥夺别人的主权,反而辱骂被剥夺者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p54)

  泰戈尔曾长期生活在英国,在西方"文明世界"学习、交友,对"发达国家"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的这些话,是八十余年前说的,将它与当下的战争场景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心有灵犀,不过,与近九十年前相比,泰戈尔在书中所评论的对象,已应该由欧洲改变为美国。一个民主、自由、人道的西方,为什么也是一个动辄侵略、"邪恶"的西方?在泰戈尔那里,西方的精神还是两分的,所有的问题和罪恶都源于西方的那个现代发明--民族主义,这个工具性的东西压倒了人类的善良意志。然而,韦伯和米尔斯海默对民主不妨碍战争的论证,却使我们能够在泰戈尔那里再走进一步:有没有可能,民主还会有助于暴力的运用呢?

  这个问题其实与另一个问题切切相关,那就是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现代的国家对外暴力,正如泰戈尔所看到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外向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式的暴力,这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民主精神与民族主义不相排斥,那么,民主就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依托,为民族主义暴力推波助澜。那么,民主与民族主义究竟有何种关联呢?很不幸,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不愿意接受的真实:民族主义思想在晚近以来人类历史中的生发,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相承相依、不可分割,可以这么说吧,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就不会有民族主义走进人类生活。这种逻辑关联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道理一点也不复杂,现代民族主义两百年前在西欧的原初产生,本身就与公民或说国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密切结合在一起,公民或国民民主参与权利的普及,原先属于国王和贵族专利的政治活动现在推广到了一般民众,才诱发了大众对于一种新型集体生活--即所谓"民族"的认同感。

  民主不反对民族主义,实际上为民主不反对暴力、和增强实施暴力的能力提供了精神的物质的前提。想一想拿破仑的武功吧,今天的人们谁也不会认为法国大革命后的对外征伐,是为了推广"高贵"的欧洲启蒙文化,但拿破仑是这样来看,当时的德国诗人歌德以及被法国侵略的国家的不少人也这样来看,而法国的老百姓也都狂热地支持拿破仑的"世界主义"理想,结果便是战争,是民主支持下的战争。从拿破仑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民主国家实际上更容易生长外向进攻性民族主义,和更容易形成强大暴力机制。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会倾向于获取更多的权力,而用民主政治武装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韦伯所说的"政治成熟"的民族,它对所谓"民族权力"更会有清醒意识,所以,它也更有利于在战争时期被动员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军事强力。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的德国为什么转而形成法西斯主义政治并瞬间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其中的道理也在于此。

  韦伯、米尔斯海默和泰戈尔对权力与民主的剖解,其实也为我们理解美利坚民族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提供了很好的解答。毫无疑问,当下美国对伊拉克的军国主义,是进攻的、外向式民族主义狂热使然,它与当年拿破仑在"传播先进的欧洲文化"旗下所进行的军事扩张绝无二致。值得指出的是,泰戈尔在一战期间所说的欧洲国家对"民族权力"的痴迷,其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已经使欧洲人幡然醒悟而大有改观,特别是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深入实践,业已使欧洲发展出了与美国不一样的国际政治原则。记得去年4月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治顾问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而举世哗然的时候,上海的倪乐雄先生曾给我来信,告诉我虽然库珀的"殖民主义"主张,很难令处于第三世界的、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国家民族所接受,但与此同时他对"合作帝国"的强调,是对欧洲政治经验的总结和代表了欧盟的声音,体现了欧盟的原则,则也不太可能为美国所认同,美国的追求乃是世界领导地位、霸权主义,其具体表现是现行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确保单方摧毁"的核政策等。乐雄先生当时预计,如果欧盟国家自始至终贯彻这一原则,而美国又长期坚持霸权主义外交政策,那么,欧盟同美国的严重冲突迟早会发生。一年之后再来看现实事态之发展,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美欧意见两分,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战争发生且迹近尾声之后,大西洋两岸的传统盟友,是否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又重新步入历史俗套、再次言归于好了呢?法德俄首脑的频繁会议与电话,及与美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重建问题言辞立场的继续交锋互不妥协,正在给人们展示世界政治的一幅新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旧有政治格局中的合作与友谊业已式微,而世界主要政治版块已开始新一轮分化组合。以法德所代表的欧洲与美国在同一件事上产生这样大的分歧,其中的原因也正在于欧洲政治已经超越传统的民族主义原则,而近于中国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所说的"联治主义",欧盟也几已成为一个超民族国家,它与美国之间的争争吵吵,也正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难以相容。著名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先生因此在一次聚会上,认为更值得中国学习的,并不是美国文化,而是欧洲文化,欧洲文化实际上比美国文化深厚得多。这大概确是一种卓识之谈!

  从"民族权力"、民主与战争的是耶非耶中来剖析刚刚发生的这场战争,中国的那些从"人道"、"民主"和"自由"的视角来拥护战争的立场言论,多多少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在这种对暴力的浪漫主义设想中,恒常而残酷地浸润着权力拼斗的国际政治,在"民主国家发起的战争"这一非常事态中,实际上已经被当成了美学,或者说成了一首精雅细致的八十年代中国朦胧诗。对战争的自由主义美化不免又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二百余年前"雅各宾派"起来"替天行道"砍掉专制国王的头强迫法国民众过上"人人平等的新生活",革命中的屠杀恐怖同样是在"自由民主"的名下所进行。历史中激进主义与建构理性疯狂扩张的那一段经历,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被中国知识场域所深切检查反省,反对"意图伦理"、反对建构性的政治理想主义,已业为一种思想共识。然而,非常令人难以捉摸的是,也正是那些深刻反思过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杀人、主张渐进理性的学者们,当下却有不少在赞成着重新拾起革命的暴力,这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表示什么呢?只能证明我们的所谓"反省",实际上还远未彻底,理想主义的大火时不时还在中国的知识土地上熊熊燃烧,这也就又一次成就了杰出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个著名判断:"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最后还是以韦伯说过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这段同样"冷酷"而不"人文"的话,想来也不会让那些张口"自由"闭口"人道"的人们悦耳。近百年前的韦伯忧心重重地说道:"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韦伯,P92)同时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本文中所说的"民族主义",如果被替代为"国家主义",实也无甚不妥,由于翻译的缘故,这两个用语在英语中,事实上是由同一词语来表达的。

  2003/04/15-21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斯.韦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月;《大国政治的悲剧》,米尔斯海默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民族主义》,泰戈尔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